蔡總統日前為快篩劑之亂氣噗噗，金小胖因人民沒藥抗疫震怒，很有既視感。金小胖開會後巡視藥房，被華視稱為「蔡ＥＥ」的蔡總統則轉身開箱元宇宙，這就是人民有無自主應變的差異。

北韓拒絕注射疫苗，自不能和台灣相提並論。奇特的是，兩年來高呼超前部署，蔡ＥＥ竟和金小胖一樣不開心。小胖究責內閣，蔡政府則甩鍋地方。防疫大將王必勝說，篩檢亂象是因地方政府沒和醫院搞好關係。原來「搞關係」才是防疫成功之道，難怪黨要與病毒共存，百姓只能等綠友友分肥後才能排隊購買；縣市長得先與中央博感情，才有資源救人民。

金小胖譴責中央檢察院懶惰，未糾正藥品流通弊端，台灣網民大讚治理有方。反觀台灣，阿中被質詢八千四百億防疫預算去向，嗆稱只拿到一千八百億，「指控太浮誇」。浮誇的其實是蔡ＥＥ承諾的一億劑快篩，還不知在哪個宇宙裡，她會呼叫菊姐查案嗎？

外媒稱讚蔡政府民主開放與病毒共存，卻不知，從北韓可看到台灣身影。被特權玷汙的民主，變成極權的近親。

兩年前，中研院和國衛院研發新冠病毒試劑成功的消息，政府大大做了宣傳；其後技術移轉給廠商時，又做了一次大內宣。其後，多家廠商開始生產試劑，台灣又被宣傳成試劑外銷大國。人們納悶的是：既然我國是「外銷大國」，為何台灣人民購買試劑那麼困難，不僅要實名制限量管制，價格還高過國外許多？更惡劣的是，當親友從國外寄贈試劑來台救急，還會遭海關攔截，要求必須向衛福部申請使用許可，並繳交規費。

最近，立委高金素梅檢討政府防疫預算的用度，追問一筆二三一四萬元「研發快篩試劑」費用的下文時，要求政府公布簽約團隊的名稱和品牌，迅即揭穿了其中弔詭。指揮中心的答覆是：這筆預算是用來補助國衛院和國防醫學院的試劑研發，前年四月已技轉五組企業團隊。這五家廠商中，有兩家在去年取得製造許可（並附核准文號），其中一家目前正在申請家用快篩緊急授權許可。

這些說明看起來四平八穩，指揮中心還呼籲民眾，「不要輕信謠言」，一派義正辭嚴之狀。但高金素梅隨即踢爆，獲得製造許可的兩家公司之一的鼎群科技，去年未經合作廠商同意即假冒對方品牌，向不知情的醫療機構販售假試劑，牟取不當利益。為此，本月初鼎群負責人才遭高雄地檢署以詐欺、偽造文書等罪名起訴。對於行徑如此惡劣的廠商，陳時中的回答卻是：「這種事無法事先預防」。

「無法事先預防」的藉口，不僅反映衛福部的態度輕率，也與它對藥物器材偌大的准駁權威毫不相稱。在最近的快篩試劑招標案中，類似狀況層出不窮，包括小吃店、電玩遊戲公司都能變身生技公司進場得標，不僅資本額過低，且前科累累。這些，只要簡單上網搜尋，都不難發現蹊蹺，衛福部卻該做未做。相對於政府對藥品審核控制如此之緊，但一出事就只能推說無法防範，權責完全不相對應。此外，食藥署長吳秀梅還證實，正在申請家用快篩ＥＵＡ的廠商就是鼎群。看到這裡，人們能不納悶：為何越是行為偏差的廠商，越能獲得政府青睞？

再回到開始那個問題，兩年前各單位就將快篩技術移轉給廠商，有些也開始量產，為何最近台灣民眾開始有大量的快篩需求，我們市面上卻找不到試劑？癥結就在，兩年多來陳時中只相信ＰＣＲ，不相信快篩，更以快篩試劑準確度不足極力反對普篩，認為有「偽陰」的問題。也因此，台灣廠商生產的試劑只能外銷，或者販售給醫療院所，不能提供給個人或家庭使用。在這種情況下，號稱試劑外銷大國的台灣，島內百姓卻苦苦買不到試劑，這是多荒唐的現象！其禍首，正是負責防疫指揮的大臣，因其褊狹的管控思維使然。

兩年多來，台灣民眾生活在「順時中」魔咒中，自以為是全球防疫模範生。直到這波疫情大爆發，人們才意識到，防疫成功的幻覺是大內宣塑造出來的；真正抗疫成功的關鍵，在民眾的節制自持。這場快篩之亂，陳時中的支支吾吾，暴露了國王新衣的真相！

疫情持續升溫，每日確診數自5月12日起突破6.5萬，雖然連五天都在此數附近徘徊，看似緩和一些，其實是快篩之亂，讓許多民眾不篩、不報，隱藏了龐大的黑數所致。而北部的PCR量能已到瓶頸，也讓確診數滯延失真，無症狀者不會去做快篩，可能擴大傳染而呈現在未來的確診數上面。此外，指揮中心推估疫情可能在5月底才到高峰，單日確診人數低推估10萬、高推估甚至可達20萬，顯示防疫之路仍然艱辛，現在還不能掉以輕心。

更值得警惕的是，落後指標的中重症及死亡數，通常在發病、確診後一、二周才呈現，近日開始驟增，尤其5月13日本土中重症個案達217例，更有41例死亡，超越去年最高峰，是本土爆發疫情來的新高。隨著醫院急診被PCR擠爆，排擠重大傷病患者的緊急救治，導致超額死亡，愈來愈多的黑數可能使輕症轉為中重症，來不及投藥治療的案例也增加，可能導致中重症及死亡數繼續失控。

針對驟增的死亡數，指揮中心粗略地解釋為，「多數是多重慢性病、年長、未打疫苗或未打滿三劑，特別年輕或病程特別快的個案仍屬少數」。但仔細分析即可發現，重症或死亡者中，打過三劑的比例超過三成，還有數起「死後確診」的老人，一發病就變成重症而來不及搶救；更有打過三劑、無慢性病史的年輕人，也發生重症、死亡的一些案例，令人關切。

由此可見，因應Omicron，預打疫苗固然重要，但仍躲不掉相當高的染疫機率，還有不低的中重症或死亡風險。因此「精準快篩」，透過急診PCR，快速找出高病毒量的隱性感染者或可能變成重症的高風險者，並及時給予住院及抗病毒藥物治療，更是影響死亡數的關鍵因素。例如，台大公衛教授陳秀熙推估發現，4月1日到5月9日就有38人沒被適當分流，錯失黃金用藥治療期，以致於直接從輕症轉成重症。指揮中心官員也承認，至5月9日口服藥僅使用3,200多份，還不及當時的累計確診數40餘萬的1％，當然也造成重症、死亡數升高。

新北市長侯友宜與台北市長柯文哲早就呼籲指揮中心，應當放寬「快篩陽即確診」，以免急診PCR負荷超載，且老弱患者還要排隊等候，實在有欠人道；加上PCR陽性通報常耗時超過四天，錯過用藥黃金時期，造成冤枉死亡的悲劇，因此應當「快篩陽就給藥」。許多醫界也支持這些見解，認為居隔快篩陽性視為確診，至少60%確診者即可免做PCR，每天可空出3萬件的PCR量能，及時用於投藥治療。

遺憾的是，「快篩陽即確診」部分，指揮官陳時中仍限定於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和自主防疫三類對象，等同於為免縱放15％偽陽性者，硬是把85％陽性者拖下水，還拖垮PCR量能，擴大快篩之亂，續搞砸輕重症分流。

針對「快篩陽就給藥」，陳時中竟說可能讓15%偽陽性健康者吃錯藥，還反問誰要負責醫療責任？被柯市長回嗆「就算陳時中不懂，他後方的專家都是同批老師教的，怎會有問題？」陳時中改說「領藥時間盡量從五天縮到三天」，仍是緩不濟急；又說如果真的還拖很久，就會考慮直接給藥，好像給錯藥也不是問題了，顯示陳時中的專制獨斷，老是拿不定主意，以致於決策與專業、實務嚴重脫節，才會讓疫情失控，重症死亡數居高不下，也難怪蔡總統必須召開防疫諮詢會議，給指揮官一些指示。

因此，我們建議指揮中心接受地方首長及醫界的務實建議，政策應定調為「快篩陽即確診，就給藥」，將醫療資源及時用於治療高風險染疫者，才能力挽狂瀾，有效管控中重症及死亡數。

從地緣政治上看，芬蘭與俄國一千三百公里的邊界長度，超過所有北約會員國與俄國邊界長度總和，這一次俄烏戰爭雖發生在烏克蘭境內，但軍事行動頻頻出現在波羅的海海域周遭，讓芬、瑞兩國感受到巨大壓力，可說兩國申請加入北約主因就是俄烏戰爭，今年廿月廿四日俄烏開戰後，芬、瑞支持加入北約的民意猛翻，最高來到七十六％與六十％。

芬、瑞申請加入北約的特色是兩國政策高度一致，繼五月十五日芬蘭總統與總理聯袂公開表示將申請加入北約後，僅隔一天瑞典總理也向該國國會發表演說，表示瑞典也需要加入北約以獲得安全保障。芬蘭雖與前蘇聯在二戰期間打了兩次戰爭，不過芬蘭中立政策也持續至今；瑞典中立政策更是超過二百年，中立政策安然挺過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兩國中立政策竟熬不過這次俄烏戰爭，原因為何？

二○一四年俄國併吞克里米亞半島與烏東地區給了芬、瑞兩國很大衝擊，芬蘭原先即是徵兵制國家，今年二月更宣布購買總價九十四億美元六十四架Ｆ卅五戰鬥機，芬蘭一年的國防預算大約四十億美元，由此可知這項決定有多關鍵。瑞典國防採精兵策略，冷戰結束後國防軍費大幅削減至ＧＤＰ的一％左右，但二○一七年起宣布恢復徵兵制，近期更宣布要將國防經費提高到ＧＤＰ的二％，可想見俄烏長年以來的衝突對這兩國有多大衝擊。

俄國目前對芬、瑞兩國申請加入北約的反應，主要以譴責兩國行為、於飛地加里寧格勒宣布舉行軍演、威嚇於波羅的海進行核部署等，不過俄國還是很難抵擋這兩國加入北約。芬、瑞加入北約可說是俄國外交策略失算，俄國未能把俄烏整場戰爭侷限在烏克蘭境內，因為俄烏戰爭帶來的戰爭風險不只外溢到波海三國與波蘭等國，同時也外溢到芬、瑞兩中立國，讓兩國反俄力量很快找到加入北約的動力。

芬、瑞兩國申請加入北約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完成相關手續，今年六月北約馬德里高峰會應可明朗，歐洲另兩個中立國瑞士與奧地利也有程度不一的制裁俄國政策，這些現象說明歐洲安全體系正在快速轉變，傳統上區隔東西歐對立的中間地帶，也就是所謂的緩衝區國家，他們的策略正在轉變。

歐洲從北到南的緩衝區地帶，也就是芬蘭、瑞典、波海三國、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等國都調整了他們原先的位置，改朝向更激烈抵抗或更親善俄國的策略選擇。沒了緩衝區，軍事部署又將回到上個世紀的冷戰對峙，這些變化有可能是未來歐洲新冷戰的前奏曲。

回到台海，俄烏戰爭提供給侵略者一個很好的啟示，那就是侵略者發動戰爭未必能獲得預期的勝利果實，而且還有可能讓周遭國家下定決心抵禦侵略者，這就會讓侵略者更得不償失。但台灣也應該牢記俄烏戰爭帶來的人員死傷與經濟的破敗，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避免讓台灣陷入一場無止盡的戰爭苦難之中。

日前捷克參議院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決議案，支持台灣參與ＷＨＯ，而由駐台的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等五個代表處組成的「多瑙河連線」呼籲ＷＨＡ給台灣一席之地。

約在同時，「七大工業國集團」（Ｇ７）召開外長會議後，在聯合公報中表示支持台灣有意義參加ＷＨＡ和ＷＨＯ的技術會議。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國會所提出「要求國務卿擬定策略協助台灣重獲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地位法案」，邀請台灣參加美國主辦的第二屆COVID-19全球峰會，此迫使中國大陸缺席。

國際支持台灣參加ＷＨＡ和ＷＨＯ的力道持續增強，台灣外交部也正卯足全力訓令外館遊說爭取駐在國政府支持，並不斷投書國際媒體，增大挺台聲浪。

今年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挺台的舉動，與其在ＷＨＡ的發言和遊說，是否強到足以影響世衛一九四個會員就「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ＷＨＡ」議案表示支持？

日前，ＷＨＯ首席法律顧問索羅門表示，有十三個成員國提出「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ＷＨＡ」的議案，此提議已被收下。本月廿二日下午，ＷＨＡ將選出全會主席並成立總務委員會。之後，該會對「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ＷＨＡ」此臨時議案會有初步討論，接著在隔日早上向大會提出建議，決定是否排入議程。

總務委員會廿二日有關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ＷＨＡ是否列入議程補充項目的討論是不公開的。鑒於國際情勢變化與挺台參加ＷＨＯ聲浪的升高，總務委員會是否有可能向大會提出列入議程的建議？此將依據廿三日會員國在全會有關台灣議題臨時議程的發言與辯論情形。

ＷＨＡ有關台灣加入問題之討論應是依據以往慣例，由支持或不支持立場的會員各兩國發言。之後大會主席依辯論情形決定是否接受總務委員會的建議，甚至付諸表決。

二○一七至二○二一年，ＷＨＡ總務委員會都建議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出席ＷＨＡ此議程補充項目不納入大會議程。此決定未經投票程序。一旦ＷＨＡ進入投票程序，基於一國一票之平等原則，台灣要獲得會員國的多數同意雖非絕不可能，但確實十分困難。

去年國際情勢和世衛組織的政治生態格局及決策模式，與今年大體相同。Ｇ７外長表明支持台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呼籲恢復台灣在ＷＨＡ適當地位，國際社會也有不少支持台灣與會的聲音。

儘管大陸外交部一再重申「一中原則」，強烈反對台灣參加ＷＨＯ和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但美國還是邀請台灣的副總統出席COVID-19全球峰會，也積極推動協助台灣與會的外交攻勢。

雖然國際挺台聲浪和力度持續增強，但當前國際情勢發展與支持力道是否已強到足夠跨越北京所劃紅線？答案很快就可揭曉。

甄選應變機制規定，各系試務人員感染風險比例達標，或面試考生人數達到五％以上，可於甄試前三日公告，取消面試筆試，統一採學測與書審，並以內含名額錄取。另師培公費系組及醫、牙、中醫等三系．得續辦面試與筆試，亦可選擇應變機制。然而疫情難預料，若具感染風險考生或試務相關人員，甄試當日才達標，如何及時啟動機制？而取消面試與筆試，全採學測與書審，豈非悖離甄選初衷？部訂疫情應變機制顯然存有不少盲點。

教育部日昨又拍板，醫、牙、中醫三系輕症或無症狀確診考生，可前往應試，但須強化隔離試場，或另擇甄試日期，不與一般考生接觸；而中重症確診考生不得參加面試筆試，由招聯會提供補救，以學測與書審成績安排入學其他科系。然據現行防疫機制，就算是輕症確診者也要滿七日始解除隔離，如放任確診者應試，豈不違反防疫機制，招致考試特權爭議？而無症狀與輕症者可以調整甄試日期，中重症者卻只能參加分科測驗，焉能符合公平正義？

再就考招精神來說，申請入學強調適才適所，著重考生多元表現。申請入學以多元為理念，透過甄試項目選才，各系可訂內容配分，而且藉由面試觀察學生口語表達、邏輯思維能力及其特質與價值觀，並檢核書審正確性，非其他方式能取代。應變機制全面取消面試筆試，甄試項目僅採書審，大幅提高學測比重，多元理念蕩然無存，與其他管道何異？

儘管疫情蔓延可能影響實體面試，但如改為視訊面試，既能確保考生權益，也可兼顧防疫需求，應是簡便可行方案。教育部曾表示，甄試如以視訊進行，考生面試環境有別，有的訊息易受干擾，可能造成評分不公。但疫情爆發以來，線上教學不斷精進，視訊設備漸趨完備，學生使用視訊軟體已達純熟，考生可在家面試，也可選擇在校視訊，其實不必過於擔憂。

為讓甄試順利進行，亦避免群聚感染風險，視訊遠距面試，不惟應變機制可採，甚至可以全面推動。

華人傳統家庭倫理下，照顧責任一直被視為「家庭化」、「私領域化」，甚至「女性化」的工作。即使長照法公布，政府政策仍是協助者角色，主事者仍為家庭。但在少子高齡化時代，家庭形態多屬小家庭，代間只有樹幹但缺少樹葉，竹竿式的家庭，使家中長輩照顧工作落在少數人身上，長期照顧壓力令人身心俱疲，致有逆倫弒親不幸事件發生。

長照計畫大都著墨於失能長者，輕忽失智者照顧，且只有重度失能及失智者才有短暫居家照護或日間照護，大部分照顧工作仍落在家庭照顧者身上。照顧者一年喘息時間一般僅有十四天，少數經濟富裕家庭只有送民間長照機構就養。因此要防止憾事發生，唯延長喘息時間及比照幼托公共化的照顧公共化，才能根本解決長照悲歌。

長期照顧公共化如何辦理，筆者建議如下：一、增強社區巷弄長照站的功能：落實衛福部多元照顧中心服務計畫，推展小規模多機能居家照護模式，由個案管理師就社區中需要在家長期照護的高齡者，擬定個別長照計畫，提供整合性的服務，以滿足長輩的需求，照護費用除原有長照補助經費外，不足部分由家庭分攤。

二、鼓勵民間辦理走動式照顧，服務送到家的長照社團：以案主為中心，提供短時間多次數的客製化服務，透過巡迴走動方式，讓長輩可以在熟悉的居家環境中接受最適切的服務。例如弘道老人基金會辦理在家照護走動式服務，社福界咸認為是未來值得推廣的照顧模式，讓社會企業變成產業，提供國人就業機會。

三、政府與民間合作建立公共化的照顧體系：國家為照顧工作負起主要責任，並促進照顧福利服務產業的發展。

高齡者照護目的是預防失能，活躍老化，誠如北歐國家老人政策是「只有臨終前兩星期才躺到床上過日子」。讓老人活得好，活得有尊嚴；實施長照公共化，將長照服務送到社區，讓長輩們在地健康老化，才是真正成功的老化。

「新冠輕症化」並不代表病死案例數量的減少。因此，通過疫苗進行預防以控制感染數量，準備好感染後的治療手段等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海外資料顯示，Omicron不僅帶來了死亡病例數上升，同時也有很大風險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指揮中心應記取先前疫情嚴重國家之慘痛經驗。

當前防疫措施應強化「預防、檢測、治療」三位一體，及時有效的檢測能降低傳染風險，但國內快篩劑目前仍仰賴進口，價格高昂，因此國人呼籲政府免費提供國人使用。政府應盡速採購充足快篩劑來因應此波新疫情，同時也應鼓勵國內藥廠大量生產，避免受制國外藥商。

疫苗施打仍是重中之重，除建立有效的免疫屏障，將能在降低感染數量的同時，降低重症或死亡的風險。因此政府仍須備足疫苗來強化第三劑施打外，也應考量未來新冠流感化的疫苗需求。近期有幼兒染疫身故，因此採購兒童疫苗也應開展，施打與否交由家長來決定。

新冠藥物政府已有採購，但到貨量仍不足因應類似香港或韓國大爆發疫情，政府有責任買足，透過藥物及時治療可減少中重症及死亡人數。

歐美部分國家陸續宣布停止防疫限制，當一定數量的國家決定放棄「病毒清零」時，已經決定了新冠病毒無法像天花一樣被完全消滅，新冠病毒很可能長期存在。政府應買足疫苗來預防，提供便宜快篩劑做好及時檢測、採購足量藥物來有效治療染疫國人，不要因三缺讓新疫情失序。

對食安問題，在公共政策探討，屬管制型政策；著重在為達成目的，管制手段的嚴格及最大效益。食品安全的管制越具體、越嚴格，越安全，也越有效。

目前，食安政策人民健康權的把關，不是法律，而是行政命令；是基於食安法第十五條第四項的授權。其規定為「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關產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關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所訂定安全容許標準者外，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萊豬之萊克多巴胺（培林）係乙型受體素的一種。民國一○九年十二月廿四日立法院放寬標準，表決通過開放可進口含萊劑的美豬和卅月齡以上的美牛，自一一○年元旦實施；但國內豬農仍禁用萊劑。

台北市等地方議會因對萊劑訂定比中央更嚴格標準遭中央否決，而聲請大法官解釋。大法官不從食安政策做為維護國人健康權的「管制型政策」以達成保障人民健康的最大效益來立論；也不從食安法授權中央訂定食安行政命令是否違憲來解釋，卻從逾越地方自治權限立論。歷史自會有定論，大法官要為自己的法學素養負責。

一、食安是憲法「專屬」中央立法事項嗎？我國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屬均權制，係因地制宜架構，受憲法及中央法律保障。憲法第一百十一條「中央與地方權限分配」規定、食安法第二條「主管機關」有中央，也有地方，可為明證。各級政府可以運用府際關係、公私夥伴關係，跨域治理，達成保障人民健康權的食品最大安全。

二、中央所訂肉品安全容許標準，有食安法明文「專屬」授權規定嗎？地方不能因地制宜訂定較高標準嗎？釋字第四九八號申明「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地方也有維護地方公共衛生的權責（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九項、第十九條第九項）。釋字第七三八號亦闡明地方基於公益原則，可有更嚴格規制。

三、肉品流通是全國性，可否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會阻絕各轄區內含萊劑肉品的銷售和運送嗎？會違反憲法保障國內貨物自由流通嗎？憲法法庭舉例：火車上如販售含牛、豬食品，經過不同縣市時會出現能否合法販售疑慮，導致民眾無所適從，認為食安標準應具全國一致性，肉品殘留萊劑標準屬中央立法事項。這是管制型政策的執行方法與技巧問題，可以各得其所，不相妨礙。簡單的很，火車到了禁萊豬的縣市（例如嘉義市），將萊豬食品收起來，並標明：「這裡是嘉義市禁萊豬食品」，到了高雄市，則開放買賣。

食安政策要有最大效益的管制思維，與時俱進，不可自我限縮在舊思維，妨礙保障人民的健康食品最大安全。

首先，○三年八月致命的熱浪席捲歐洲，導致法國約一點五萬人死亡，促使法國政府衛生部門迅速建立了高溫預警、電話諮商和應急處理機制等措施。

但在一九年六至七月，再度發生熱浪侵襲，法國南部地區埃羅省韋拉爾格六月廿八日的最高氣溫飆升到四十六攝氏度，創下全法高溫紀錄；而首都巴黎也在七月廿五日創下四十二點六度的歷史性高溫。

法國是高度工業化國家，儘管法國已有完善的預警及處理措施，但是全球暖化創造更高的氣溫紀錄，一九年連續兩波熱浪仍然造成法國一四三五人喪生。這就是調適極限。

其次，今年三月以來，酷熱提早席捲印度、巴基斯坦和亞洲其他地區，印度北方邦班達的氣溫在四月廿九日達到了四十七點二攝氏度，創下該市一二二年最高紀錄，印度十四億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能夠使用空調。五月一日巴基斯坦納瓦布沙赫的氣溫達到四十九點五度，高溫使該國北部地區冰川提早融化，引發山洪。在整個南亞，今年三至四月酷熱天氣導致人員死亡、小麥歉收、電力中斷和火災事件頻頻發生，尤其貧困社區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由於印度缺乏積極之熱浪調適規劃，ＩＰＣＣ專家表示這種熱浪正在考驗該地區人類生存能力的極限。

最後，○九年八月莫拉克颱風侵台，帶來約二千毫米雨量，導致南橫公路（台二十線）沿線，發生多起大規模坍方或路基流失，約廿座橋梁損毀。南橫公路從西到東全長二百公里。該路段部分屬高海拔山區公路。由於施工難度大，工作環境危險，但是在工程人員的努力下，費時十三年，終於在今年五月一日，可以全線有條件通車。

工程專家表示即使南橫公路通車，但是沿線地形崎嶇、險峻，在未來氣候暖化加持下，更強的颱風豪雨將不斷威脅沿線道路安全，公路單位未來要不斷地監測、預警、搶修，這也顯示台灣山區交通在應對氣候變遷的脆弱度太高，其調適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我國氣候政策以往多偏重減緩，但這次環保署提出「氣候變遷因應法」，增訂調適專章，明定中央政府提出行動計畫，地方政府負責執行方案，強化因地制宜之調適策略，這是我國氣候政策的一大進步。（作者為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