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好笑了！政府辦不通的事，民間不能自己設法解決嗎？再說，農民不過是賣個釋迦，能賣掉台灣主權嗎？區區一項農產品，陳吉仲擋來擋去，到底在擋什麼？一年多來，對岸接連禁了台灣蓮霧、鳳梨和釋迦，農委會始終愛理不理，不去爭取。現在，農民和地方政府要透過「ＮＧＯ」設法交涉，陳吉仲就說這是中了對方圈套。那麼，政府有什麼本事，請拿出來吧！

陳吉仲自稱，他輔導內外銷及加工，已協助農民賣出九成六的釋迦。農民對此毫不領情，因為平均價格只剩一半，每公頃少收近卅萬元。事實上，已有不少農民砍掉釋迦樹，改種酪梨或其他果樹，他們已無耐心苦等政府的解決方案。而陳吉仲的囊中妙計翻來覆去，不外補償或補貼外銷，花的是公帑，還被農民嫌發放不公。

陳吉仲出身農陣組織，一當上高官，就忘了民間和非政府組織的功能；一心為政治服務，就忘了農人的辛苦。陳吉仲放手吧！為官而卡農民生計，是很可恥的！

連六日確診數在六萬多的區間徘徊，有幾個可能因素。第一，我國實際有效檢測能量依然不足，不論多少人染疫，檢驗機構僅能驗出這麼多件數；這是最壞的情況，確診數無法反映實情。第二，民眾的警覺和自制，暫時抑低了病毒的擴散速度，這從雙北地區最近人車、聚餐明顯降低的情況看，似有跡可循。第三，有人刻意「蓋牌」，這包括政府及民眾兩種不同情況：指揮中心蓋牌，是為了不讓五二○蔡總統就職六周年顯得太過難看；民眾方面，則是深知行政作業繁複而選擇「自我蓋牌」不申報，以免自取其擾。

去年五月那波疫情，指揮中心不斷使用「校正回歸」的技巧，在事後追加前面日期的確診數字，人們記憶猶新。為了讓確診數字「好看」，以美化政府防疫失利的窘境，指揮中心發明的「校正回歸」，已成為「粉飾太平」的代名詞。這次若仍故技重施，只怕效果不大。原因是，短期內暗槓的數字，只會讓日後校正回歸的人數變得更多、更難看，最後全本帳總得寫到損益平衡才行。

事實上，就在連續六日六萬多確診的高原期中，我們也注意到南北疫情的趨勢正在悄悄變化。原本疫情延燒如火的雙北，連幾日確診數都呈下降趨勢；反而是原本相對太平的中南部地區，則呈現逐步上升走勢。以疫情最嚴重的新北市為例，十二日達到二﹒三七萬人，其後每天減少一二千人，到十七日已降為一﹒八四萬人。台北市在十五日曾達一﹒一七萬人，其後數日降到萬人以下。遺憾的是，昨天兩市的確診又重回新高。對比之下，中南部的升溫即相當明確，例如，台中市十二日僅三千八百多人，昨天已增為六千七；同一期間，高雄由三千二增為六千八，已經翻倍；台南則由二千三增為四千一。

中南部確診數的增長，已持續將近一周，指揮中心切不可只顧著與雙北市長鬥嘴，而忽略了其他地區的部署。雙北是全國資源最豐富的都會，卻因中央的應變滯後，弄到民眾無所適從，悲劇不斷。一旦南北疫情交叉，廣大的中南部地區將有更棘手的醫療落差問題需要面對，衛福部若不及早備妥策略和物資，這些縣市的民眾要靠什麼來因應疫情，恐難以想像。

陳時中曾預測台灣一天會有廿萬人確診，面對疫情多日盤桓在六到八萬之間，不知他是心中竊喜或暗自焦慮？確診低於預期，若是因政府檢測能量及快篩試劑不足，那麼他確有憂慮的理由。原因是，偏低的數字無法反映現實，只是讓真相延緩浮出水面，將使疫情曲線拖得更長，再用「校正回歸」也救不了大局。但從雙北市日前下降的曲線，民眾自發的力量——包括減少外出群聚、避免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等，確有助於減緩病毒的擴散，也平緩了醫療院所的負荷尖峰。

病毒不會分藍綠，它們覬覦的是人們的輕忽。如果陳時中為連續六萬的平盤確診而竊喜，他極可能忽略中南部疫情在升溫，而錯過重要的部署。

日前公布的4月份美國CPI上漲率仍高達8.3％，凸顯通膨問題嚴重與難解，且因這波以美國為首的高通膨現象具有全球性與全面化兩大特徵，讓主要機構頻頻上修通膨及下修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各界亦大肆批評聯準會等主要央行太晚出手抑制通膨，才造成今日局面。

事實上，過去30多年，由於已開發國家嬰兒潮世代與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中國等新興市場上億低價勞工加入全球化經濟體系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以及科技進步與國際分工帶動的全球化浪潮，壓抑商品價格上漲，並削弱已開發國家工會對工資的議價能力，聯手造就低通膨時代。同時，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年間，全球通膨持續處於極低水準，期間固然有個別商品價格飆漲，讓通膨一時上升，但未演變至更大範圍的價漲趨勢，使通膨總能回歸緩和，這顯示在低通膨時期，通膨有自我修正的特質，可回到原來的低水準。

於是，許多人不相信物價會快速且強有力地飆升，當代央行征服通膨之說更是時有所聞（其政策可專注經濟成長，無需顧慮通膨）。然而，通膨自我修正還是有其極限，一旦經濟體系發生巨大、突然且具持久性的體制轉換（regime shift），或經濟體系變化超過臨界點，此一特質就會消失，本波通膨即是如此。

首先，受疫情重創的全球供應鏈至今未能完全復原，且企業長年採行的即時下單生產供應模式，又加重供應鏈瓶頸亂象，以至於無法回應各地經濟解封後，快速回升的需求。而若供給瓶頸發生在生產鏈的開端，尚會造成相關中下游產業的中斷，如半導體產品短缺即會牽連汽車、手機、家電、醫療設備等諸多產業供給，各種物料供不應求自然推升商品類價格。即使服務類物價受疫情所累，卻因其價格具僵固性而無法發揮平抑作用，終使整體物價漲勢難止。

其次，俄烏戰爭爆發後，美歐等國對俄羅斯原油與天然氣制裁直接造成供給缺口，且傳統石油業者原就有長期投資不足問題，不能及時提升產能，加上歐洲能源危機、美國原油增長有限、氣候變遷議題、多處地緣政治事件擾動，使當前能源供需基本面失衡更甚，能源價格續處高檔。

第三，全球化開始褪色。疫情與地緣政治衝擊，使企業不得不調整原本延伸全球各地、較符合高效率與低成本目標的價值鏈，改為增加在地生產與投資，致生產成本與工人議價能力均走升。若去全球化腳步加速，企業與勞工將重獲議價能力，商品價格和勞動成本必然提高。

再者，全球人口老化與少子化趨勢下，已開發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二戰以來首次萎縮，身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未來30年勞動年齡人口更預計減少近20%，勞動供給減少勢將促使工資上揚。尤其是隨著高通膨的全面化，消費者感受到萬物齊漲的壓力，使通膨已成為人們進行工資協商的要件，2021年工資成長對通膨敏感度亦顯著增加，很可能演變為工資─物價上升螺旋，讓高通膨現象加速惡化。

由此可知，當前通膨環境已產生根本性改變，讓未曾見識過物價飆升的新世代開始體驗通膨，曾飽受高通膨之苦的民眾則因舊時經驗而預期通膨將會更高、更持久，可能進一步帶來通膨的典範轉移，並使1990年代以來對通膨的詮釋方法不再完全適用。在此情況下，若主要央行只依靠過往以總需求檢視通膨的經濟模型，便作出以升息手段抑制物價高漲的決定，恐難成功打擊通膨，且必然付出經濟衰退的代價。

反之，若政府能正視當前通膨的特質、全球政經結構轉變的現實，據以擬出與緊縮貨幣政策互補不足的振興經濟與產業升級策略，才能有對症下藥之效。

看完相關訊息，我既難過又只能喟然而嘆！政治光譜兩端的組織與成員，彼此仇視，甚至暴力相向，政治人物或團體領導者應予導正，而非推波助瀾。

疑兇的背景，是我高中不認識的學弟，也曾是我同學任教大專時的同僚。我記得念高中時，曾有學生持斧頭攻擊老師，高中生血氣方剛，一時憤恨、衝動可以理解，但為何受過高等教育的退休老人，會犯下殺人重罪？

宗教與政治議題向來是群組禁忌。不少朋友、同學因彼此理念不同而惡言相向，甚至退群不相往來，所以在群組內要小心翼翼，避免撩撥，但網路上就是有人製造、鼓吹仇恨；政治人物或為鞏固票源，或認為撿到槍可打擊政敵，很少聽到愛與包容。

台灣人民對宗教有較佳包容，你信你的基督、阿拉，我拜我的佛陀、媽祖，即使改信別的宗教，也多能理解。但對政治的包容力就差多了，黨同伐異，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欲去之而後快。但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實是尊重與包容，掌握政權只是多數民眾在該時間點投票給你，並不是黨的理念就是真理，甚至讓你崇拜、追隨的領導者或地區領頭羊，也只是顧選票私利的凡人，仇視對方不必要，暴力相向更絕對不可取。

希望國人，尤其是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以此案為鑑，除譴責暴力外，不要火上加油，鼓吹仇恨，也不要在凶嫌背景上胡亂牽拖，仇恨引來冤冤相報，絕非國家社會之福。

因高齡化衍生更多被照護者是無法避免的，即使今天推動健康老化，仍無法避免照護需求增加，政府無法做好政策規畫第一步：問題認定，僅是將問題簡化、表面化，解決問題的資源散落化，無法建立解決問題完整體系，長照服務提供者根據政府零散式服務執行，自然無法紓解照護壓力。

以照護困難度最高的認知症照護而言，政府從未提供跨領域整合服務，制度面醫療到社政等仍是多頭馬車，資源雖大量投入，仍無法紓解民眾困境，原因就在醫療端鑑別診斷，無法清楚告訴家屬，長者的認知症類型、病程階段、腦部認知功能退化部位、這些部位代表那些原有生活能力開始弱化、不同病程所需照護重點等。

醫療端無法透過醫療診斷工具完整提供資訊，當長照服務系統銜接上，只知道是認知症，卻無法清楚了解上述詳細資訊，如何協助家屬將長者生命史、社經背景等個人重要訊息整合到醫療資訊上，又如何進一步協助家屬規畫照護計畫？

僅根據服務經驗，提供長照2.0的四個錢包，無法清楚告訴照護者隨著病程發展，功能退化所形成未來病程，現階段如何建立理想照護方式，以減輕未來照護負荷。病程早期有好的照護品質，有助於晚期照護負擔與品質。

四個錢包僅是將政府既有長照資源服務規畫輸送，並非為家屬提供被照護者量身裁製的照護計畫，換言之，是服務者導向的思維，看不到需求者導向的思維與服務，若不知政府長照資源的家庭，更是陷入照護的深淵中瞎子摸象，怎麼會不出現照護壓力？政府長照服務無論運用與否，當個人或家庭不懂資源整合、紓壓，可預期的是接連出現的挫折、憂鬱、崩潰、玉石俱焚等情況。

法規面雖有「長期照顧服務法」，制度面有長照2.0服務，但無法建構出跨領域的認知症照護系統。表面上，服務都有，實際執行上是各做各的，從未以個案為導向進行系統化長期服務，永遠以眼前出現症狀為主提供服務，照護者就在如此情境下，忙於解決眼前照護困境，或被長照2.0帶得暈頭轉向，一旦長者退化又出現新症狀，就惡性循環直到長者離世或照護者崩潰。

認知症的精神行為症狀是導源於認知功能的退化，不斷出現或是衍生出更多的精神行為症狀，絕大部分是照護者不懂認知功能退化是什麼，認知功能退化與生活自主能力與精神行為症狀間關係，這是照護壓力的主要來源，更是照護者需要培力的整合課程，但看不到誰來提供這方面知識與技能。

照護是專業，認知功能等知識更是專業，無論是家庭照護者或是服務提供者都需要學習，若政府無法釐清癥結所在，無法提供完整跨領域整合照護知識與技能，到底是「照護殺人」？還是「制度殺人」？

疫情進入第三年，疫情指揮中心從超前部署，整編口罩國家隊，到揚名海外的Taiwan can help，形塑出掌握醫療資源，看似有條不紊的路徑。

當防疫旅館、三加十一…破口蔓延到社區，疫情漸趨嚴重，急需疫苗的瞬間，才讓人驚覺，指揮中心似乎還沉迷在輕舟已過萬重山，不僅掉以輕心，竟然還迫使購置疫苗的醫療專業走向權政角力，陷人民於生命攸關的煎熬之中，超前部署也毀於一夕之間。幸好，曾經接受台灣援送口罩國家，及時運送疫苗，回饋台灣。鴻海、台積電、慈濟捐贈的疫苗也分批運抵台灣，解除疫苗匱乏的恐慌！

我們歷經三級警戒及循序接種疫苗的同時，Omicron也正在肆虐全球，各國染疫及死亡人數不斷攀升。台灣民眾謹守自救，謹慎自我防疫，盡其所能守住一片淨土。當各國染疫及死亡人數趨緩，與病毒共存成常態時，我國疫情卻出現爆點。

兩個月來，民眾飽受疫情加劇的威脅，及苦等快篩的無奈與驚慌，孩童染疫喪失基本醫療人權，孕婦及胎兒相繼離去，部分確診民眾身處煉獄中。醫療量能因人潮湧入ＰＣＲ、保險需求確診證明書…導致醫護人員再度疲於奔命，量能癱瘓，平台呆滯，形形色色的問題一一浮現。

唯一不變的是指揮中心，全權握住醫療資源，對於縣市首長、醫事專家建議充耳不聞，形成集權壟斷的特殊景象；用緊急採購購置快篩，問題百出，疑雲重重，引起民眾連連驚呼！指揮中心依然視而不見，不動如山。

對於正在迎風面的疫情，行政院急忙推出「新台灣模式」的起手式，沒有明確說明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方式，無章無法，更遑論全盤布局！

當醫療專業捲入政治風向與權力角逐的當下，威權統治在法定疾病大帽子底下流竄…

其一，照顧策略滾動修正：「愛」與「照顧」要分開，家庭照顧者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因為愛家人，所以一定要親自照顧，但是廿四小時不眠不休的照顧，不僅照顧品質不佳，連自己也垮下來了。要找到適當的長照支援，使自己有休息時間，讓「愛」與「照顧」兼顧。

其二，照顧不離職：許多子女及家屬因為沒有替代人力，只好辭職照顧長輩，沒有收入的照顧終究會造成經濟困難，最後只能將壓力轉為憤怒，進而發洩在被照顧者身上。照顧者要運用長照支援，如居家照顧、交通接送、住家改造、輔具訂做等，增加被照顧者自立支援的能力，提升自我照顧技巧，讓家庭照顧者不用離職也能歡喜照顧。

其三，鬆綁孝道母職束縛：看到無數家庭從自己扛起照顧責任開始，到身心俱疲的將長輩送到長照機構，自認不孝才送長輩到機構，從身體負荷轉為心理內疚。當熟悉及信任機構照顧後，家庭照顧者回歸正常家庭生活、穩定職場工作、維持社交圈，長輩亦能得到專業及有品質的生活照顧。入住長照機構，理性評估資源就是最好的安排。

家庭照顧者多會歷經否認、接受、學習、關愛、責任等過程，這群隱形照顧者也是我們的照顧對象，讓他們不再是「悲情角色」，而是能充分運用資源的「照顧達人」。

奧本海及勞特派特所著《國際法》指出：「透過國際戰爭造成的領土移轉，須經過領土授受國家和平條約簽訂，勝利者才能取得合法有效統治。」開羅宣言及以之為根據的波茨坦宣言第八條指出，日本戰敗，要歸還台灣、澎湖給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盟國統帥總司令部指令第一號規定「台灣之前之日本國指揮官，以及該地駐屯之所有陸、海、空和後備部隊，向蔣中正委員長投降。」受降儀式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在今台北中山堂前舉行，但台灣主權移轉仍有待和平條約確立。

在「北約」簽約前，美國國務院致藍欽公使電文指出：依照多邊和約第四條，日本政府應與國民政府以後者為台灣及澎湖列島之「現在行政當局」地位商討辦法。日本外務省次官石原幹次郎於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日在日本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中也提及：「進行中的雙邊和約是根據舊金山和約第廿六條之原則而簽訂。」

中華民國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之權，所以如國際協定用條約、公約或專約的名稱，必須送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才能由行政院咨請總統批准。行政院長陳誠主持的行政院會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卅日通過「北約」五項文件，並議定依照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送請立法院審議。張道藩立法院長主持的立法院兩次臨時會議由七月十九日至七月卅一日經過多次討論，而於七月卅一日由全體委員無異議通過「北約」。蔣中正總統於八月二日批准，八月五日由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與日本駐台灣海外事務所長木村四郎七換文生效。八月九日由蔣中正總統公布，八月十二日刊登《總統府公報》。

依大法官解釋第三二九號引用憲法第一四一條「尊重條約」之規定，條約之效力應優於內國一般法律而居於特別規定之地位。依聯合國憲章第一○二條規定，條約換文生效後，須到聯合國登記，聯合國才會承認。「北約」於一九五二年九月廿五日登記為該年聯合國條約系列的一八五八號。「金約」第十一條規定：「除本約及其附件另有規定外，凡在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因戰爭狀態存在之結果而引起之任何問題，均應依照金山和約之有關規定予以解決。」「金約」第廿六條指出：「若日本與任一國家簽訂和平協議或戰爭請求協議，並賦予該國優於本條約所定之條款，此優惠待遇應自動擴及本條約所有簽署國。」因此，「北約」還不只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兩國間的條約，還是聯合國會員國或是「金約」簽署國都應承認的國際條約。

台灣的政治處境已落入了政治鬥爭的圈套，不管是在思想或是經濟層面，很明顯地，民進黨在二○一六年奪得政權之後，隨即對在野黨和其他異己展開絕地大反攻。過去很多海外台獨人士是馬克思主義者，許多現任民進黨立委也都曾在學生時期專研馬克思主義，認為草根優於菁英，群眾優於領袖，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民進黨隻字不提階級鬥爭，改以撕裂族群的方式破壞我國團結。當然，這種方法對台灣的特殊的族群結構非常有效，使得民進黨人在台灣的政治板塊運動中連連告捷。民進黨骨子裡早已成為了那個他們討厭的魔鬼。

黨產會成立之初即衍生許多爭議，其組織是否符合憲政，亦有待討論；而會裡面的委員之出身和背景，不須在此贅述，和監察院一樣，早已淪為民進黨的政治打手。國家機器沆瀣一氣，救國團主任葛永光呼籲「和解才能共生」，但「和解必須基於誠意、善意與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我們拒絕任何意識形態的抹黑、醜化、汙衊」。救國團不僅為社會公益做出巨大貢獻，更在中華民國發展史上，協助青年發展和社會和諧做出極大奉獻。更別提行政院、教育部、內政部等政府部門均已以公文書證明救國團是為協助國家履行公行政任務，而接受政府補助，均係合法正當，與黨產無關之相關論述。

在社會教育風氣尚不興盛年代，想用最便宜學費，學些特別技術與能力，救國團提供了最豐富的機會。各種營隊讓數代青年學子在救國團營隊活動裡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相伴一生的伴侶。

「大一寒假，我參加救國團的健行活動，八天七夜裡，看到領隊這麼能言善道，對團康活動產生興趣，回學校還買書研究怎麼帶活動」，總統府前秘書長蘇嘉全如是說。蔡英文總統更是一展其在經貿上的學術成就，曾擔任救國團國際經貿研習營講師，為救國團和台灣青年學子做出貢獻。以上例子，足證救國團是不分黨派進行人才之培育和甄補。

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曾說：「我喜歡夢想未來而非始終糾結於過去」。何況，救國團財產早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被查過一遍。台灣現正面臨歷史的關鍵時點，前方的道路依舊十分顛簸。葛永光說轉型正義是要釐清真相，追究責任，目標是促進政治社會的和解與共生，但真相不是有權力的人說了算，不可因少數人的意識形態，就用「有權力者的真相」扭曲客觀事實，抹滅救國團多年來為國家的付出和貢獻。

台灣內部不需要也沒有能力樹立更多敵人。期待早日揮別過去，大家一起攜手向前。

此種人們無法察覺到自身無知，而錯誤放大自己的認知偏差，導致錯誤行為但仍不自知，學理上被稱為鄧寧—克魯格效應（DK effect）。此一效應係由二位社會心理學家—大衛．鄧寧和賈斯汀．克魯格，於一九九九年在《無能與無知：對自身無能的認知困難如何導致無端自負》論文發表，指「在某項任務上能力低下的人，往往會高估自己。」

其實鄧寧—克魯格效應無所不在。例如，筆者研究的計程車產業數位轉型，也有類似觀察。筆者調查衛星派遣科技如何影響計程車司機的開車與賺錢行為，透過直接訪談或間接研究超過四千多位司機後，歸納出一個結論：能力愈欠缺的司機，愈無法察覺到自身的偏執，高估了自己能力，拒絕使用派遣科技。

鄧寧和克魯格對此種因為認知偏差，個人產生虛幻的自我優越感，而錯誤放大自己的現象，提出四點發現：一、能力差的人通常會高估自己的技能水準；二、能力差的人不能正確認識到其他真正有此技能的人之水準；三、能力差的人無法認知且正視自身的不足，及其不足之極端程度；四、如果能力差的人，能夠經過恰當訓練大幅度提高能力水準，最終會認知到且能承認之前的無能程度。

鄧寧和克魯格的發現也曾出現在大文豪莎士比亞的《皆大歡喜》作品中：「傻瓜認為自己是明智的，而聰明的人認為自己是個傻瓜」。其實鄧寧—克魯格效應不只解釋了為何自負的計程車司機拒絕採用科技，也可以說明為何酒後駕車者都覺得自己的開車能力不會受酒精影響，同時也可以用來（部分）分析現今的社會亂象與國際政治事件。例如：台灣為何從全球防疫模範生陷入今日的防疫亂象、大陸為何要堅持封城清零、俄羅斯為何甘冒爆發第三次大戰風險仍要出兵烏克蘭、為何企業領導人無法聽進基層員工心聲…。此種「無能者的錯誤評價源自於對自我的錯誤認知，有才能者的錯誤評價則源自於對他人的錯誤認知」，導致今日世界許多的紛亂與衝突。

要如何不掉入陷阱呢？謙卑和開放是二大關鍵。愈是上位者與有能者，愈要以謙卑和開放態度，時時重新歸零，進行三階段的持續更新：學習、去執與再學習；領導者唯有真心傾聽和自己相左的不同觀點，時時檢視自己的盲點與偏見，決策時才能避免認知偏差。如同哲學家蘇格拉底二千多年前所說：「我知道我很聰明，因為我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了，最後要跟讀者說，鄧寧和克魯格二位教授後來因為此一研究發現，獲得了二千年幽默諾貝爾獎的心理學獎殊榮，表彰他們揭露出此一真實又諷刺的社會現象，引領世人深思。

（作者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