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七月邀獨派學者許慶雄演講，討論「中華民國是什麼」，八月貼出影音。在共軍演習尾聲舊文新貼，引起朝野抨擊。館長陳儀深辯稱只是學術討論，不代表國史館，自己也表達不同看法。

許慶雄主張「北京繼承中華民國」，制憲建國才有國際承認，並質疑蔡總統「互不隸屬」拐彎抹角「嘸效」。陳儀深急於為總統辯護，才稱「互不隸屬」即兩國論。名為學術，但見急獨劍挑保皇黨，發此貼文有如內部矛盾趁亂起事。

許、陳辯論史觀，「北京繼承」與「台灣地位未定」，孰能改造國家認同。國史館研討「以史改國」路徑，對比中共武統，凸顯蔡政府造史重構國民意志對抗砲火，荒謬又殘忍。

半百老艦上，年輕官兵直面強敵，有如中華民國縮影；百年滄桑，國運未卜。黑手操弄，火線國軍不知政客見機顛覆，民眾被政府蒙蔽軍演真相。縱令老艦猶有憂國人，奈何為誰而戰？

林智堅退選與否，是他和黨的選擇；但外界更關切的是，民進黨面對內部道德醜聞，是否願意自省認錯。但蔡英文竟下令全黨聯手遮掩瘡疤，假裝林智堅仍是個完美產品？林智堅不僅是備受寵愛的「小英男孩」，更被塑造成民進黨的「金童」；但其抄襲及狡辯，則完全是投機政客行徑。爆發論文抄襲後，民進黨選擇力挺林智堅；在台大判定抄襲後，更有人發動網軍圍剿台大。如此全黨挺一人，還像有是非的政黨嗎？

當所有焦點都落在蔡英文身上，她也有義務清除此一地雷，她卻再度選擇了錯誤之路。原因是，林智堅的抄襲並非單一事件，這與其指導教授陳明通的縱容放水有關；陳明通除護航林智堅，更蓄意栽贓另一學生余正煌抄襲。陳明通在台大國發所長任內，將該所變成綠營政客的碩士生產農場，包括其研究「一魚多吃」的浮濫程度，都踐踏學術倫理，也損害台大校譽。蔡英文卻拔擢陳明通當國安局長，外傳甚至有意讓他出任國防部長，在在顯示總統的識人之明盲點嚴重。

簡單地說，蔡英文在抄襲事件中頻頻誤判，使自己深陷泥淖。一方面，她誤信了林智堅的光鮮形象，認為論文抄襲案是反對黨無的放矢；另一方面，她誤信了陳明通的狡詞，以為林智堅的論文站得住腳。連續的誤判，使她在應保持客觀並聽取第三方意見時，卻貿然跳出來力挺林智堅，這是嚴重是非不分。此外，她又在新竹棒球場未完成驗收時催促提前啟用，以便其公開誇讚林智堅政績。誰料，該棒球場粗製濫造的施工，讓球員頻頻受傷掛彩，她為林智堅的造勢變成反宣傳，連帶使其「政績」一夕破功。如今，蔡英文還要挺堅到底，是要遮掩自己的連連誤判嗎？

林智堅的論文抄襲，加上陳明通的學術放水，已成為繼陳水扁家族貪瀆以來的民進黨最大醜聞。當年扁家貪瀆洗錢案爆發，黨內一片噤聲，全黨都在「鞏固領導中心」，最後僅餘「十一寇」的微弱呼聲。今天的通堅師徒事件，雖非蔡英文本人失德，卻因為她偏頗護航，民進黨內部一片啞然，沒有人敢公開置一詞，彷彿全黨皆以沉默認可林智堅的抄襲是不必正視的瑕疵。試問，兩年前綠營檢驗李眉蓁論文時的凌厲目光，都哪裡去了？

選舉當前，民進黨要臨陣換將，當然是很困難的抉擇。然而，比換將更重要的，是承認錯誤的勇氣，林智堅和陳明通必須為做了違背學術倫理的事道歉。如此，民進黨其他同志才不必扛著他們的醜聞，在道德的路上繼續扭曲硬拗。

遺憾的是，蔡英文執政後，已將民進黨變成了一個沒有道德標準的選舉機器。為了保住執政權力，綠營可以不擇手段地打壓選舉對手，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地扭曲事實，甚至可以不計代價地破壞國家體制，破壞台灣社會原本共信的價值。四年前的卡管事件，重創台大形象，但未能消滅台大的自由靈魂；因此，今天台大還能還抄襲事件一個真相。但只為追求勝選和執政的蔡英文，正把民進黨帶向道德虛無之路！

弔詭的是，外國人對此都高度緊張，認為戰爭一觸即發，但台灣本地人卻老神在在，餐廳和景區門庭若市，民調也顯示六成受訪者「不擔心」兩岸會進一步發生軍事衝突，讓外媒大感意外。社群網站的一些貼文，反映了許多國人的心理；例如：「因為中國根本不會打」、「被恐嚇慣了」、「每年都要被嚇兩三次，中國真的喊太久了」；顯然，北京天天喊打喊殺，已讓許多國人麻木。但這真的對台灣沒有影響嗎？

其實，真正的行動已在潛行；最近廣播電臺的移民廣告大幅增加，國內九大工商團體憂心，在裴洛西抵台前就發表聲明，籲請兩岸當局避免衝突，以免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商總前理事長賴正鎰表示，工商界都很焦慮，外界會將台灣定位為不安全、不穩定的地方，投資評等將受到波及；他建議政府邀集各黨各派召開「國是會議」，找出對策來止血。

這種擔心並非杞人之憂─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原來正在和BNT接洽來台設廠生產疫苗，已經被BNT以「台灣不安全」為由拒絕。新加坡前外長表示，裴洛西抵台當晚，美中雖極力自制，但是都已做好「交戰準備」。顯然，狀況緊張遠遠超過國人體會，幸好並未發生擦槍走火，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然而，兩岸局勢走向，似乎正在步入「死胡同」。北京要台北回到「九二共識」，蔡政府卻要不設前提的「對話」，依現況不可能有解。但北京除可隨時對台施加軍事壓力外，還有滿手「經濟牌」可打，包括廢止ECFA、禁止台灣農產品輸陸、禁止「對等項目」的農工產品輸陸（我方禁止2,000多項陸貨進口），每一種都可讓台灣經濟遭到衝擊。甚至，只要在我方港口演習，擾亂漁船作業或讓航運受阻，都會有難以估計的影響。這些可能發展的憂慮，很快就會反映在下半年「固定投資」的大幅下降，讓台灣兩年來優異的經濟成長瞬間反轉、消失。

這些憂慮，讓偏綠的作家苦苓也憂心忡忡，發文「十問蔡英文」，要總統別再到處「跑行程、裝沒事」。律師陳長文更發表「命在旦夕，蔡總統是時候放棄台獨了」專文，懇請其以國家和人民為重；特別是當實彈演習成為常態後，經濟會衰退、企業會出走，人民不會有幸福，力勸蔡總統回頭。要執政黨立刻回頭不走台獨，也許有些困難，但基於民調接近七成的國人都希望兩岸維持和平、交流開放，我們建議蔡政府考慮下列方案，也許可以成為兩岸關係回頭、往和平方向發展的契機。

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總被中國大陸杯葛，目前只申請對岸仍未成為成員的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對於大陸有顯著影響力的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台灣並未申請加入，但事實上卻有需要。若蔡政府提出申請加入RCEP，可以傳達一種訊息，即台灣願意和對岸經濟保持密切關係，不會一頭鑽進美國構築的「印太經濟架構」。這對北京而言，是極為明顯的橄欖枝，而對兩岸經濟也將有明顯助益，是一個「雙贏」方案。在此關鍵時刻，中國大陸不一定會習慣性地排斥，否則將落實處處打壓台灣的說法；這其實並未違逆西方的反中路徑，因為的確是台灣需要的，況且日、韓、紐、澳都已經是成員國。

台灣目前正走在隨時會發生戰爭的鋼索上，難道真的不能給和平一個機會？

傳播學有一個理論，稱為「認知失調」或「認知不和諧」，這個理論說，當所熟悉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認知相衝突，或被迫在兩個同等喜歡的事物做選擇時，內心會產生矛盾、天人交戰而引起認知的不和諧。如父母離婚的小孩，被迫在爸爸或媽媽間作選擇；即將買屋的人，面對Ａ的地段、Ｂ的學區、Ｃ的造型，猶豫難決，當為小孩上學而選擇Ｂ時，勢必要捨棄Ａ的地段優勢與Ｃ的建物造型，選擇一個，就得放棄另兩個的長處與優點。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剛買了新車，當看到電視播出這部車子廣告時，就會特別興奮，吆喝家人趕快來看；當電視播出另一品牌汽車廣告時，會扭頭不看，甚至轉台。這種選擇性曝露與選擇性理解，主要是為了消除內心的「認知不和諧」。

對民進黨支持者而言，這下可真的會天人交戰，他們支持蔡英文，但也肯定台大，自己念台大或想念台大，也鼓勵孩子考台大，台大與蔡英文這兩個元素都是他們喜歡的，但蔡英文否定台大的判定，等於要民進黨的支持者在離婚的爸媽間做選擇。

如何解決這種內心衝突？不管如何選擇，最後必須說服自己，自己的選擇是對的，當選擇Ａ放棄Ｂ時，必須誇大所選擇Ａ的優點，壓抑或刻意忽略Ａ的缺點，同時誇大或凸顯Ｂ的缺點，忽視Ｂ的優點，以消除內心的不和諧。

所以啦，民進黨支持者若選擇相信蔡英文，他就必須貶抑台大，否則內心無法平衡，但可能嗎？相信蔡英文、相信民進黨固然是意識形態的選擇，堅強得很；但台大的招牌可是百年信譽，也是很多人一輩子嚮往的目標；所以在相信台大或蔡英文的拉鋸中，民進黨未必穩贏的。

更何況蔡英文的談話，對藍色選民而言，只更加強化「討厭民進黨」的信念；對中間選民，沒有政黨的羈絆，立場一定倒向台大；所以這個談話，博全黨救一人，民進黨恐會流失選票，而不會有任何好處。

選戰常常是看似無傷的單一事件，最後造成燎原，遠的不說，二○一四年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對柯文哲往死裡打，選民看不下去，選區不在台北，或在台北上學工作的人，回鄉就把票投給國民黨的對立面，造成柯文哲效應外溢，讓當年包含林智堅在內的民進黨候選人大勝，氣勢延續至將蔡英文送進總統府。

殷鑑是不遠，可惜民進黨贏太久了，忘了野火可以燎原。

從此案中林不配合調查與事後質疑，可讓我們思考，到底各大學的學術倫理調查與審查程序，能做到多少，又有哪些局限。

一，就迴避部分，需遵守行政程序法和「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之基本要求。林主張召集人有所謂「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屬於過度解讀。除非委員與當事人曾經有具體的衝突摩擦或利益往來，不能僅因為某老師有某偏好或曾有某發言，就認為須利益迴避。

二，就到場陳述意見部分。「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並沒有要求一定要讓被檢舉人到場陳述或書面說明。但因涉及當事人的學位剝奪，行政程序法要求「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各校法規也規定「通知被檢舉人提出說明或到場陳述意見」。

此不但是當事人的一項程序權，也是當事人配合調查的協力義務。學倫個案的調查與審定委員會，並不像檢察官，無權傳喚證人，無權搜索當事人的研究處所、電腦、電子信箱，更無權扣押電腦、資料。倘若當事人涉及多人，委員會也沒法避免當事人串供。因此在學倫案件上，當事人應有配合調查的協力義務。

個人擔任各校學倫案件委員的經驗是，抄襲爭議可以客觀上進行論文比對，當事人說法僅供參考，未必要請當事人當場陳述，可僅請其提出書面說明。尤其委員希望保密身分，免受騷擾報復，故多讓當事人提出書面說明。

相對地，較難判定的案件，多涉及論文研究寫作過程的爭議，最典型的就是「論文掛名」爭議。此時從當事人的書面說明中，很難還原事件真相。如此就有必要請當事人到場陳述，現場詢問，釐清真相。但委員又希望保密身分，故台大採取音訊現場詢答，是一折衷方法。

林生論文案，涉及「實際研究寫作過程」的各說各話。委員會三度邀請林、陳到場陳述，但林放棄機會。一可能是認為以書面回答即已足夠，二可能是不願意面對委員詢問，只願意以書面說明他想回答的部分。既然林之前選擇以書面說明取代到場陳述，不應事後再指控委員會剝奪其到場陳述權。

三，就證據認定部分，台大學倫案件委員會並沒有採信林、陳的書面說詞，而以客觀證據認定誰抄襲誰。

學倫案件委員會的調查權力本就有限，相對於當事人，委員會處於資訊不對稱之地位，當事人有配合調查的協力義務。倘若當事人不願配合調查，委員會在有限資訊下，則可根據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為適當的事實認定。

由於林、陳僅願意提出書面說明，相對地，余生到場並詳細回答研究寫作過程。當雙方說詞矛盾時，委員們必須依照其在學術研究寫作上之經驗法則，認定何人說法為真，而非隨意輕信任一當事人之書面說詞。

此次台大學倫案件委員會的調查認定程序，樹立了調查方式與證據採信的範例，可作為其他大學學倫案件調查審議之參考。

過去一個月，林智堅始終不願光明正大地出席學倫會捍衛自己的權益，卻一直在學倫會召集人具有特定政治色彩、審查未公開等無關實質調查的程序問題上糾結，這種抗辯方式只是讓更多有實際從事過論文寫作的人感到不齒。不可否認，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政治喜好，但喜好是否會影響客觀的專業表現，則不應該無限上綱。

二○一八年陳其邁首次競選高雄市長時，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即以學者專家身分公開為其站台，但外界從不曾質疑鄭校長的政治光譜會影響中山大學對李眉蓁論文抄襲案的處置，也因為中山大學明快處分，使這起抄襲事件並未過度傷害中山大學校譽；反觀，總統蔡英文以國家元首之尊，非但沒有檢討林智堅本人行為，竟還公然呼籲黨公職對抗台大的處分，這樣作法無疑是打了堅持學術獨立的台灣學術圈一記耳光。

依法而論，學位能否撤銷最後仍取決於主管機關教育部，然而當總統都已公開呼籲要力挺林智堅了，試問教育部有可能批准台大撤銷學位嗎？若按照之前林智堅所謂「未審先判」邏輯，蔡英文總統這樣的宣示是否已經預先干預了教育部行政決定了？我們要如何期待教育部真的能夠秉公處理呢？

台大的學術聲望，絕非僅靠特定人、能在短時間內達成，這樣的成就是眾多教授、校友及學生多年共同努力的結果，而支持這所學校持續進步的力量，是獨立治學的校風、追求學術真理的堅持，這些珍貴的無形資產絕非少數人能夠操控，民進黨僅用粗淺的政治光譜，就要否定整個台大學倫會結論，根本是對台大的汙衊。

蔡總統的宣示已楬櫫教育部接下來的處分結果了，一旦教育部退回台大處分，也代表著台大學術獨立性將受到挑戰，這樣的爭論無論對政府或台大而言都是兩敗俱傷。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要發展一所頂尖大學更是困難，作為校友，我們實在很想問蔡總統，是否值得為了一場選舉而毀滅台灣大學？

平台經濟雖然帶來商業機會和生活便利性，但也產生了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這類非典型勞動者在現行勞動法規和社會保障體系缺乏完整的勞動權保護，勞動者與平台間的關係究竟是聘雇制或承攬制，便是長久以來的爭議問題。此種「長工時、低薪資、無保障」的零工經濟工作者，筆者稱為「數位勞動蟻民」，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共享經濟發展下的犧牲者。

目前平台運作大多由全球大型公司主導，不但運作欠缺透明，亦往往向資本家傾斜。資本家用平台科技進行供給與需求二端的統一接單與媒合，將傳統產業的大量工作微型化，創造全新的規模經濟優勢來掌握平台二端的價與量發牌權。此種以數位化方式將傳統完整工作拆解微型化，再用平台媒合發包給勞動者承接，以隱晦方式來剝削全球的零工勞動力，好從雙邊或多邊媒合中來壓低勞工成本，創造市場利潤。此種現象並非新鮮事，類似「以量制價」來剝削無議價力的勞工情況在過往數十年、甚至百年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也經常出現。

隨著人工智慧科技的成熟，搭配疫後社會的新經濟模式，平台經濟將更廣、更深、更快地進入各式產業中，採用網際網路和國際化分工二大手段，更多地將大型工作拆解成極小的工作串，以平台方式快速分包給全球的數位勞動蟻民，再集中回平台進行服務整合與商業推廣。諷刺的是，因為有這群數位勞動蟻民，才讓我們每個人得以享受數位生活與平台的便利服務。它們包含看得見的直接服務，例如Uber叫車、Foodpanda訂餐、Lalamove快遞…；和看不見但卻大量使用全球勞動力協助完成的Google地圖、Amazon購物、Siri語音助理…。此種平台科技結合演算法將勞工物件化的不可逆趨勢，若不搭配完善的勞動權益保護，將產生大量數位貧民。

當科技化和國際化將世界變更平、更熱的時候，同時也預表產業分工愈來愈細、自動化（無人化）愈來愈高、權力愈來愈傾斜、財富收入愈來愈不均。大量零工勞動者逐漸變成少數平台資本家的「數位佃農」，而平台就是零工勞動者寄生的「數位農場」。中國人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平台經濟與勞工人權交互影響與演化路徑上，未來究竟是勞動工作者被科技宰割，還是科技造福勞動工作者，這將是人類如何運用集體智慧的關鍵決定，也是人性是否禁得起利益考驗的時刻。

勞動部這次的修法，分外重要，不可不慎！（作者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碩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二○○八年七月，筆者在國史館館長崗位上受總統府之命，承辦於二○○九年四月的「台北賓館百年回眸展」。合全館上下之力，蒐集相關檔案與資料，展出目前仍在的台北賓館有過的重要活動簡介與圖示。由於這些活動以台北和約的簽定最為重要，特別展出其簽訂過程之記錄片，相關重要史料，及簽約者銅像。

重要史料中之總統府公報，表明這項條約是依憲法六十三條制訂的國內法。總統府公報中的蔣中正總統令包含條約生效後到聯合國登記。因協助辨識簽約相片中的人物以供製作銅像，且提供外交官禮服樣式的甯紀坤大使曾任職於聯合國，所以請其協助查找登記情形。結果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廿五日依聯合國憲章一○二條登記為該年聯合國條約系列的一八五八號。目前在聯合國網站仍可看到此約主文及附件中日英法四個語文版本。依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此約已執行部分不因斷交、退聯而失效。

指出此約以上國內法與國際法效力，為此約以往研究所無。此約照會第一號以中華民國現在或將來有效控制的領土為實施範圍，使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或將來」則可與憲法中的「大陸地區」相協調。此約第十條對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之後國家在台澎所訂規章也進行國際法的再確認。依照凱爾森的國際法原理，此約確保國家在效控制領土建置與證照的效力。這與人民主權論與有效自決論者謂一九九一年以後依憲法增修條文使民主更為發展後國家地位方由未定轉為已定，將使未定期間國家在此的建置與證照無效有別。香港雖有經濟與民主發展，但不能有效自決，而須遵守近代條約，乃因國際法尊重歷史性所有權。而就台澎而言，台北和約界定了其歷史性所有權。

彭明敏、黃昭堂因未注意及舊金山和約的第四、十一、廿六條及馬關條約與台北和約一樣在國籍界定時都用「視為」兩字，而使台灣深受法律地位未定之困擾，但其指出開羅宣言之後仍待和約的立論與陳治世、丘宏達等國際法學者相同。彭黃另指出，英美對蔣委員長的迫切需要而有開羅宣言。無此宣言，英美與中國個別難以致勝，韓國難以獨立，台北和約也無簽訂基礎。

忽略此一重大歷史意義，將使國人坐失中華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貢獻，也將使一九九三年及昨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白皮書所說，開羅宣言規定日本戰敗台灣要歸還「中國」而不是「中華民國」更振振有詞。台北和約第一條中日戰爭狀態至此約生效日結束也說明在台灣對在大陸中華民國政府的完全繼承。此約第十條與照會第一號則說明前者對後者人民與領土的部分繼承。

二○一六年第三次政黨輪替之後，台北和約簽約者銅像被移至非簽約地的中興新村，總統副總統文物展也被拆除。現任館長一直希望改以中正紀念堂為主要展場。國史館如能遷回台北和約簽約者銅像，並在蔣中正總統相關活動中，除了正反表述並存之外，彰顯其所參與的開羅宣言對台灣、中國與世界歷史之重要影響，將可化解社會對國史館的質疑。 □

所謂無風不起浪，對一個足以傲視世界精品的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中華千年古文物，早已成為台灣之光，如果僅因共軍軍演，或假借怕縱火、盜竊文物等，就冒然想將這些文物轉移美日保護，豈不是羊入虎口，拱手讓人，以後這些文物如何要得回來？

回想一九三一年日軍發動滿州事變，戰火擴散華北、東北一帶。為免日軍覬覦這些千年文化瑰寶，北平故宮博物院開始整理打包，至七七事變，中日戰火更擴及全中國，當時政府在空襲逃難中，故宮人員打包一萬九千六百五十箱文物，分三次運往大後方貴陽安順、四川樂山、峨眉等地。運送過程中，不僅許多文物受損，工作人員英勇犧牲者，不知凡幾。

中日戰後，這些中華文物本想運回北平故宮，但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前夕，國民政府想保存這批珍貴的文物，運抵台灣保存的故宮文物一共是二千九百七十二箱，僅占當年故宮運抵大後方收藏的四分之一，但都是中華文物精品中的精品。運抵台灣後，起初收藏於台中市郊外吉峰村北溝，並挖隧道收藏，但因洞內濕氣甚重，不利文物收藏。於是在一九五九年決議在外雙溪另建新館，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式開館，是一棟四層樓的建築，中央聳立著高大雄偉的樓閣，天井有「斗八藻井」龍飾花紋，很明顯的是仿照北平天子紫禁城的樣式。

台北故宮博物院，不僅外觀建築雄偉閎麗，其最大特點是本館後山，挖掘隧道作為儲藏庫，即使遭受空襲，也不會受損。目前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之文物，總數雖達六十二萬餘件，但扣除四庫全書、經文、各王朝宮廷官方文書，也僅八萬八千餘件精品等，包括銅器、陶瓷器、玉器、書畫等，歷經千百餘年，已極脆弱，隨意搬動，都容易受損，更遑論飄洋過海，遠渡重洋，其風險更為大增。

台北故宮文物到國外參展機會甚少，且需經過數年籌劃，鉅額保險，方能成行。以故宮博物院與德國聯邦藝術展覽館合作借展「天子之寶」為例，即耗經十年折衝研議，方得在二○○三年七月至十月在柏林老博物館及十一月至○四年二月在波昂德國聯邦藝術博物館展出。共軍軍演之際，提出將故宮文物轉移到美日尋求保護之主張，不僅不懂故宮文物之精髓，更可能是破壞故宮文物之蟊，成為千古之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