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中介法》是由《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法》變身而來，名稱上雖有「服務」二字，其實就是為了箝制言論。輿論對此反對了三年多，NCC換個名稱仍要強推。由於PTT、LINE、Dcard、臉書等平台用戶群起嗆聲，政府唯恐影響選情，蘇貞昌才會急忙喊停。

林智堅被陣前換將，也是同樣的道理。小英力挺的愛將，連著兩篇碩論抄襲，主席還不是照樣下令全黨力挺，哪在乎輿論？最後，是擔心選舉「一屍五命」波及眾多縣市，才忍痛放生林智堅。即使搞得這麼難看，民進黨也是連一句道歉都沒有。他們在乎的是勝負，才不在乎公理正義。

所幸有選舉，才讓平時肆無忌憚的政府，對民意稍稍有些顧忌。從這個角度看，選舉還真是民主政治的某種「護身符」，可以教濫權的主政者略顯謙卑。然而，光靠執政者對選舉的忌憚，是遠遠不夠的。畢竟，四年才一次的選舉，對濫權成性的政府約束效果有限；尤其，許多社會監督力量都已被收編瓦解。

選舉要有效，得選出有制衡及反省能力的人來。

兩名員警駕車追捕偷竊機車嫌犯，其中一人配戴手槍，兩人卻雙雙亡於持刀的凶殘歹徒之手，令人唏噓。其間過程究竟如何，是員警對竊賊心防較低，因而反應不及；或者配槍未發生作用，乃至於其他原因，都有待警方還原現場、發現真相、找出漏洞，作為未來員警勤務教育的鑑戒。無論如何，警方切勿掉入「今天公祭，明天忘記」的陷阱；否則，□明誠與曹瑞傑兩人就真的死得輕於鴻毛。

每次發生殺警案，警察的配槍、用槍問題就會被拿出來檢討一次，但結果又如何？三年前的火車殺警案，殉職的員警李承翰之母向前往祭悼的蔡總統說，「希望承翰是最後一個」；蔡總統則承諾改善員警裝備和資源，「要錢給錢，要人給人」。但三年過去，全國警察仍有一兩千人的缺額，再度發生員警因配備不足喪命的案件，總統的保證全部跳票。

尤其諷刺的是，兩年前政府採購了四千多組拋射式電擊槍，希望作為真槍與電擊棒之間的制伏工具。未料，政府採購的電擊槍訓練用卡匣遠遠不足，無法對員警進行廣泛訓練，以致迄今僅不到一成員警有這種拋射式電擊槍的使用經驗。事實上，四千多組拋射式電擊器已嫌太少，更可笑的是，政府有錢買裝備卻不願花錢買相關訓練工具。這種專營「表面功夫」的心態，如何提升警力？又如何確保員警的生命安全？

蔡政府雖長於大內宣，但治安工作從警力的培養到犯罪的防制，乃至經濟環境及社會風氣的改善，需要的是一點一滴的積累與落實，沒有取巧的空間。蔡政府不斷自詡「治安愈來愈好」，但全台槍枝氾濫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卻是事實。近年台灣動輒發生「行刑式」槍擊殺人事件，儘管多數案件都能偵破，政府從未將打擊伸向更源頭的槍枝販售或走私管道，流於治標不治本。包括詐騙集團橫行台灣，政府的策略卻只能派人在銀行「勸阻」受害人勿上當；最近台灣青年遭人蛇集團詐騙及販賣至柬埔寨，政府的因應仍如出一轍。可見，消極的治安政策養肥了黑道及詐騙集團，讓他們愈發囂張大膽。

打擊警察士氣的另一大因素，還有政府高層的空諾與警政人事鬥爭。蔡政府倡言「廢死」，不少殺人犯因而有恃無恐，連法官也都極力避免判死。迄今，有三名犯人因殺警遭判處死刑，卻刻意不執行。在這種情況下，游錫□高呼「這次殺警犯一定要判死」，到底是說給誰聽？何況，他連現場情況都不清楚，即急著針對個案喊話，這是在干預司法，或只是在做個人的表態？每次出現令人髮指的案件，民間要求「判死」的呼聲就會高漲。但以蔡政府的首鼠兩端，又想占據人權的道德高地，又不想拂逆基層的憤怒民意。如此搖來擺去，只不過是在玩弄民眾的感情罷了！

徐國勇在未確定凶嫌身分，即呼籲警察緝凶「大膽用槍」，也是失格的政客言行。近幾年，他和警政署前署長陳家欽公開惡鬥，導致員警士氣渙散、治安惡化，他檢討自己了嗎？

桑默斯在1999年至2001年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美國財政部長，在此之前，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經濟學家，堪稱學而優則仕，因此他對美中經濟比較的觀點自非泛泛之論。

他指出，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和90年代，蘇聯跟日本的經濟均有出色表現，蘇聯與日本的GDP與美國GDP之比一度接近60%甚至70%，但最後均功虧一簣，不但未能超過美國，反而又拉大了跟美國的差距。桑默斯因此認為，儘管近年來中國經濟崛起快速，中國GDP與美國GDP之比在2021年也升高到了77%，但最終也可能落到跟前蘇聯和日本相同的結局。桑默斯並以中國今年以來表現不佳的一些指標，例如，包括高盛在內的機構下調對中國經濟的預測，認為今年GDP只會成長3%，遠低於北京設定的5.5%目標。此外，他也以中國未來將面臨的挑戰來佐證他的觀點，包括巨大的金融風險、推動成長的引擎不明確、共產黨愈來愈多地參與企業，及老年人比重上升的人口結構等。

對此，我們提出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首先，無論是前蘇聯vs.美國、日本vs.美國，及中國vs.美國的比較，都是一個長期的概念，長期GDP的表現更多是取決於一國的潛在成長能力，而與短期的經濟表現或指標的變化並無太大關係。

其次，以上個世紀前蘇聯與日本均曾一度接近美國但最終卻未能趕上美國為例，據此判斷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下一個蘇聯或日本，恐怕也失之於過於草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興衰分析與比較，或許能找到一些相似的邏輯，但肯定也會有一些並不相同的獨特因素。此處不妨就前蘇聯、日本、美國與中國的情況做一些簡略的分析。

前蘇聯1917年10月革命成功之後，有大約半個世紀經濟表現強勁，與社會主義理想的激勵和計畫經濟在資源運用上的階段性表現有關，但難以持續；所以，雖然1950年代的「史普尼克危機」給了美國巨大震撼，最終蘇聯還是在1991年以解體告終。

日本在20世紀的表現，首先是19世紀明治維新打下的現代化基礎，及1895年甲午戰爭打敗中國後，獲得來自中國的巨額賠償，加上戰爭掠奪，總額達3.5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當時全國財政收入的6.4倍，也是清政府財政年度收入的4.4倍。二戰之後，又發了韓戰及越戰兩筆戰爭財。所以總的來看，日本後來之所以在1980年代直追美國，多與此等戰爭紅利有關，但紅利總有耗盡之日，這也是1990年代大泡沫破裂迄今，日本已持續失落了30年的主要解釋。

再看美國。20世紀的美國霸權是建立在全球第一的軟實力（體制加科技）、硬實力（軍事）及虛實力（全球獨占的印鈔權）之上，但進入新世紀之後，這幾種實力都在變化或弱化之中，特別是對內而言體制的腐化，及對外而言「去美元化」的方興未艾，凡此都是對美國霸權能否持續的最大挑戰與威脅。

最後談中國。近代中國的崛起與近500年九個西方（包括日本）大國崛起基本全靠殖民、侵略與掠奪完全不同，中國憑的是本身的潛能與努力，這也是1840年之前讓中國在兩、三千年歷史中能經常位居世界前沿的條件，換言之，當代中國是正在從近代處於下行或低潮的「非常態」向歷史長河的「常態」回歸的過程或開始。

怎麼看中國與美國的競爭？桑默斯作為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看來也需要多涉獵一些歷史。

死刑是屬於刑事政策的範疇，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一套符合該國國情的刑事政策，甚至著名的德國刑事政策大師李斯特也曾說：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顯見刑事政策與該國社會運作息息相關。

就目前台灣最近有關廢死民意調查來說，以國家發展委員會在二○一六年四月廿一日發布一項有關國人對於廢死的意見調查顯示，其中高達八十八％的台灣民眾反對廢除死刑，且僅有五％的受訪國人贊成廢除死刑。面對此一民意，政府當然從善如流不廢死，但卻以不執行死刑或重點執行死刑的方式來應對，這顯現政府對死刑這個刑事政策仍有高度懷疑。

當談到廢除死刑時，許多擁護者也都會提到聯合國「兩公約」，但若仔細審閱其中論述死刑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內涵時可知，該公約沒有要求締約國廢除死刑，最多只是暗示締約國往廢除死刑的方向走。我國既不受到國際公約節制，國內又有高漲民意反對廢死，究竟政府為何還在以蜻蜓點水方式看待死刑，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全球任何一個國家幾乎都會創建一套刑事司法體系以對抗犯罪問題，其中包括：立法制定刑罰條文以明確化犯罪內涵與懲罰、執法宣示國家權力以落實化社會安全與穩定。此二者同時也是犯罪學威嚇理論的核心內涵，期待一個國家對犯罪者的懲罰應同時具備嚴厲性、迅速性與確實性，使犯罪者因受到法律追訴與刑罰制裁後，不敢再犯罪；同時也讓一般人看到犯罪者受到法律追訴與刑罰制裁後，不敢犯罪的效果。

台南雙警執勤中遇害事件發生後的當下，諸多政治人物與社會輿論高呼「判死刑」，符合了刑事懲罰對罪大惡極之人所具備的「嚴厲性」與「迅速性」。但就算本案對犯罪者判死之後，政府卻依然以不執行死刑或重點執行死刑的方式來應對時，刑事懲罰當中最重要的關鍵元素「確實性」不見了，那麼就算把「判死刑」喊得震天價響又如何，所以「判死刑」是假議題。

法院對於罪大惡極的殺人犯，前此往往以送精神醫學鑑定得出「有教化可能」作為免死判決理由。實則「教化可能性」根本不是刑法所定的量刑準則，如此判決顯然難昭折服。

觀諸刑法第五十七條列舉之量刑標準應審酌事項，原則上皆屬犯罪行為當時或之前的因素，例如：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手段、所受刺激，以及其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損害。至於「犯罪後之態度」，亦屬行為完成至裁判時的因素。然「教化可能性」則是判決確定、入監服刑之後的情況，現行刑法並未列為法院量刑審酌的事項。況且，刑法此條文開宗明義已宣示「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從而犯罪行為人未來的服刑教化結果如何，法律上根本不在量刑審酌之列。

聯合國兩個世界人權公約，並未排斥「最嚴重之犯行」的死刑判決。我國最高法院前此也曾有類似的死刑案例，其判決理由則未提及兩公約。而今，吾人建請司法院秉諸社會公義，嚴正宣示「對於最嚴重之犯行，該判死刑就判死刑」；如此刑事法制政策，當可獲得廣大民意之認同、支持。

目前我國各監獄人滿為患，學理上所稱「人口監禁率」，較諸鄰邦日本、韓國高出數倍之多，豈非國家之恥？如斯情況，究其原因，司法實務上「以無期徒刑取代死刑」，實亦為重要因素之一。況且又有諸多死刑判決確定竟遲不執行的案例。廣大人民所繳納稅錢，被用來養「最嚴重的罪犯」一輩子，而監獄內更難以管理；吃虧的是全體善良百姓！

首先，警用配槍被搶不是第一次，也肯定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解放軍從二○一九年就開始推動槍械管制晶片系統，運用科技來即時監控解放軍武器動向，並能在武器定位偏離指定區域時，自動發出警報。該款晶片定位準確度為三公尺，安裝於槍械內部，除非破壞裝備否則無法取出晶片。目前只針對大型武器裝備實施測試，但依台灣的晶片技術，只要有廠商願意開發，絕對不是問題。

另外，內政部長在案發後也公開表示，要執法人員遇有反抗就大膽使用槍械，絕不客氣。面對危險時刻，警方到底該不該開槍，我們不討論警械使用條例是否恰當，但就科技面而言，據媒體報導，美國加州某家科技公司，開發的一種晶片可以安裝在常規槍枝的手柄內，並通過手機網絡傳輸包括槍枝位置、是否被拔出槍套、是否開槍射擊等數據。這套系統，白話來說，就好像是手槍的「行車記錄器」。更先進的是，這款晶片能在緊急情況下自動向總部示警，當某一警察開槍時，周圍的警察也會同步得到通知，適時給予必要的支援。

近年來國軍推動數位化戰士不遺餘力。維護治安的第一線警察人員，每天面臨的情況更是瞬息萬變，期待我們警用裝備也能跟上數位化的時代趨勢和潮流。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警察出勤如同作戰，作戰難免有傷亡，良好的教育訓練可使傷亡減至最低。以前在職時一再提醒同仁，對歹徒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緝獲歹徒務必搜身加銬，這是絕對不能輕忽的SOP。另外，執勤的危機意識不只是提高警覺，要為每一次勤務做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吸取失敗案例的教訓策進執勤作為，幹部不要汲汲營營於升遷，也要多方設想確保同仁執勤安全。

本文所稱根本沒寫論文情形，就是利用委託民調公司所做「民調資料分析」而改頭換面的「作文」，或是責交所屬秘書、助理所撰寫的「抄文」。試想所屬秘書、助理在未得到任何潤筆費；也未能享有自己取得學位的誘因下，豈肯花時間去研究分析？不找些二手資料，「抄抄了事」才怪，以致內容多與其他境內，甚或境外（尤其大陸、香港、澳門）期刊論文、學位論文頗相雷同。

最近被批評最多的，就是接受委託研究可否成為論文？一般委託研究計畫皆有委託研究報告不得他用的契約約定。除非事先說明可允許研究者本人充作學位論文的部分內容，自另當別論。至於說，學位論文竟與其機關的委託研究或部屬個人研究相同，則是相當不負學術倫理責任的違失行為，理當受到嚴厲譴責。

中華大學還將追究指導教授的責任。據了解公立大學係可將指導論文算做教學時數，甚至還可領取鐘點費，但私立大學指導一篇碩士論文給付指導費六千元、博士八千元。「區區指導費」竟要指導教授負起學術倫理責任，實在有點強求；然而指導教授的責任，就是對於學術水準把關。設若研究論文達不到碩士或博士的起碼水準，就應要求重新整理和補充論述；如研究生執意畢業，就只好把他（她）當了。

當然指導教授務當搜尋有無抄襲或是其他不具道德的非倫理作為；尤其指導教授承包機關委託研究，如再責交研究生完成研究分析，彼此既皆領有研究費，專任研究生甚至還支領全薪，指導教授自當對外負法律責任；如其研究助理具有不法行為，其本人就存在共同正犯或教唆犯之犯罪嫌疑。

今後究應如何提高學位論文的品質？當下有些意見似乎認為一般生論文品質優於在職專班研究生論文。其實這只是一種毫無科學依據的推論。事實上，當今一般生的論文品質，已每下愈況，一年不如一年。這可能與一般生常在外打工有關；反之，在職專班研究生，如能就工作經驗選擇主題以進行專題研究，其品質不但不會差，而且可能還更好。

希望這一次的學術倫理風波，能喚起國人對「學位倫理」的重視，大家都能遵守學術倫理。試想研究生既然想要拿到文憑，就要有「得來不易」的體驗；就要好好做學問，也要好好下點功夫去分析和撰寫學位論文。

藉此籲請教育部在強化提升學位論文品質，並加重指導教授指導責任之際，宜做些改革。諸如：指導費的一致性，絕不宜公私有別，而且各自為政；如能劃一標準，更可責成指導教授之堅持學術倫理價值。

外離島駐軍因距離大陸近，易遭敵方騷擾，先前國防部釋出守軍射擊信號彈驅離照片當作反制，問題是這種方式不僅無效且還淪為政論節目的好題材。

對付這類無人機，各國早有應對之道，干擾槍是一種解決方式。空軍等單位已有配發，不知何以陸軍外離島不配發？這類軟性驅離方式相當有效，陸軍得趕緊採購與撥發，以防中國無人機如入無人之境。

首先，農曆七月中元節是傳統華人的重要日子，有儒家、佛家、道家的悲天憫人之涵意，其中佛家稱「孝道月」或是「吉祥月」以達生死兩利的目標，普度因而更顯重要。

新聞中提到的「王船」，據學者研究，應是「法船」之誤稱。王船是為了恭迎千歲爺來人間代天巡狩，具有賞善罰惡職責，與法船承載的好兄弟、好姊妹以及靈界待救度的眾生不同，兩者間有極大差異，需仔細分辨。

台灣俗諺：「要神，也要人」，即是提醒行動者要三分神，七分人，天助自助者。信仰雖然能夠激起人們生存的動力，但最終的能動者仍是人本身，而非全然倚靠神意指示。新聞中的儀式進行時間為子時，晚上十一點多，適逢大潮，再加上大家手牽手，一個拉一個，才會造成如此意外，此種結果相信非神明所願。倘若相關儀式在舉行前有詳盡規畫，例如動線安排與人員編組，乃至危險發生時的流程，目前台灣不少宮廟在辦理大型活動時，會向主管機關提交活動計畫書，尤其是疫情當前，宗教儀式帶來人潮群聚，安全配套措施更是不可少。

宗教的發生，經常與人的受苦經驗有關，宗教人透過信仰治療，獲得來自超自然力量療癒，趨吉避凶，用儀式將煞氣送走，讓生活可以回歸正常，解除失序狀況。華人社會是多神信仰的環境，有各式各樣的神祇，人們能夠依照需求選擇向神明祈禱，不僅求好運，更要學習慈悲的精神。中元節的存在是讓人培養孝道與為善的行為，而不只是拜拜普度，除了祈求神明庇佑，如何在宗教儀式體悟信仰真諦，注意安全至上，才是宗教勸人為善的目的。

宣布後，蘇貞昌院長、陳時中部長等賣力充當美國萊豬代言人。蘇院長誇口，「每天要吃瘦肉精美豬的卅三塊豬排，十年才會超標」；陳時中也瀟灑表示，願意連三月吃萊豬。彼等竟敢犧牲國人的健康討好美國，史無前例。台灣的犧牲，並未帶來實質利益。原以為可進行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IFA）談判，二年來一場空，只換得去年六月台美TIFA視訊會議，台美雙邊貿易協定（BTA）遙遙無期。

現傳出的台美廿一世紀貿易倡議，不能取代BTA，尤其政府去年六月就宣布台灣是非口蹄疫疫區，但政府並未向美國要求開放進口台灣豬肉，形成台灣豬肉不能輸美，美國萊豬卻可輸台局面。陳時中誇口開放萊豬可提升我國際地位，辱國害民猶不自知。

繼疫苗之亂，違背科學、醫學倫理、國際疫苗生產和認證要件，也無視諸多專家的忠言，在蔡總統領導下，放棄專業和良知，硬推高端疫苗。衛福部一意孤行，硬與高端簽約高價採購五百萬劑，其動機和目的令人存疑。

按美國食藥署明訂，通過緊急授權使用之疫苗，必須完成第三期臨床試驗期中檢討，也曾表示，緊急授權採用免疫橋接方式佐證，仍在討論，科學上難以此種方式替代第三期臨床試驗。而獲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疫苗進行的第三期臨床試驗人數都有三、四萬人，普遍認為最好的諾瓦瓦克斯疫苗也有二九九六○人，高端疫苗第二期臨床試驗人數，僅約國際大廠第三期臨床試驗人數的十分之一。衛福部泯滅良知和專業，核准未成熟的高端疫苗供國人施打，其草菅人命，莫此為甚。

當權高官恣意蠻幹，荒腔走板，而蔡英文要建立護國神山生技產業，也因高端疫苗沒有國際認證而破滅，真是可悲。

各位想一個簡單的問題，電力公司送來的是一一○伏特的電壓，但是電腦裡的電晶體多數不能直接用一一○伏特的電壓。電力公司送來的是交流電，電腦多數需要的卻是直流電，而且要絕對地穩定。虧得我國有專門設計電源晶片的公司，使得電腦可以使用這種晶片。

絕大多數的電腦都要連接上網路，現在人人幾乎都用手機，我們可以說手機裡就有一個電腦，因為沒有一個手機裡面沒有CPU的。不僅如此，現在買到的電視裡面也有CPU，也會連接上網路。因此，電腦工程師也必須要懂得通訊。

通訊的學問是很深奧的，最起碼要懂得三角函數。很多高中生不了解為什麼要學三角函數，但是任何一本通訊的書，一開始都牽涉到餘弦函數。通訊也離不開傅葉爾轉換，傅葉爾轉換又是根據三角函數的，所以要學好通訊，工程師必須學好數學。

大家喜歡用一個名詞「數位化」，數位化討論的是1和0，可是1和0是數學的觀念，在工程上，1和0與脈衝有關。也就是說，要送一個1的訊號出去，必須要送一個脈衝，而這個脈衝的產生是靠類比電路的。很多學生只知道數位電路，希望大家了解，打開任何一個數位電路來看，裡面全是電晶體、電阻、電容或電感。也就是說，每一個數位電路都是一個類比電路。現在的通訊往往都是無線通訊，很少人知道無線通訊的訊號一定是一個與三角函數有關的類比訊號。

學電機不能不懂得數學的虛數，很多高中生只知虛數是數學上的一個名詞，與現實生活毫無關係，因為我們購買任何東西都不會扯上虛數。可是在讀電子學時，逃不了虛數。

政府有了數位發展部，當然一定希望我國能有效地使用電腦，我們一定需要懂得軟體的人，可是千萬不能忽略硬體工程師的重要性。政府應該知道數位僅僅是一個數學上的觀念，要發展數位科技，必須重視電機工程師。我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裡沒有單獨的資訊系，只有電機與資訊合併的系。我也要在此告訴莘莘學子，電機不是一個很容易學的學問，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將物理和數學打好基礎。

（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