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隨即放話，一旦鄭寶清登記參選，將立刻開除其黨籍。這一招，應該早在鄭寶清預料之中，他顯然毫不在乎。這次的提名，蔡英文主席壟斷黨內所有決策權，才會鬧出林智堅以「天之驕子」之姿空降桃園的戲碼；發生抄襲事件後，小英還不顧是非要全黨「挺堅」。

民進黨墮落到這種地步，稍有價值理念的人都會感到羞與為伍。鄭寶清說，他參選最大的理由，就是「要讓民主的火種留下來」。以鄭寶清的力量，擔不擔得起「民主火種」這麼大的擔子，還很難說；但他參選，足以戳破蔡英文的霸道失德，凸顯綠營為了權力唯唯諾諾的可悲可鄙。

鄭寶清宣布參選當天，鄭運鵬向選民喊話：讓自己當選市長，也「讓鄭文燦進行政院、總統府」。對民進黨而言，這次桃園市長選舉非贏不可，目的不是為了服務及建設桃園，而是為了保送鄭文燦到中央當閣揆，甚至兼可「卡賴」。民進黨的選戰策略，滿滿的黨和個人權力算計，卻很少想到百姓。

同志轟鄭寶清「背骨」。但就政治的初心而論，悖離民主價值的民進黨，才更背骨！

說白話，就是台電面臨重大虧損，全民必須掏錢補台電的財務黑洞；否則，台電破產，誰來供電？事實上，蔡政府錯誤的能源政策後果與風險，早就已經由全民承擔。

還記得蔡英文總統上任前的「電價十年不會大漲」支票嗎？這當然已經是經典政治笑話了。雖然蔡政府賣力地挪移乾坤、挖東補西，卻難以彌補能源轉型錯誤的惡果。蔡政府先是連年凍漲電價，強迫台電吸收成本；台電撐不住了，只好漲用電大戶，但工業成本仍會轉嫁為民生通膨；最後台電不堪虧損，財務黑洞仍由全民承擔。那本中央政府總預算書可以證明，蔡英文的確沒有「大漲電價」，因為她直接從人民口袋偷偷掏錢了。

不可思議的是，就在行政院於總預算書寫下台電大規模增資紀錄的同一天，經濟部長王美花和次長曾文生回應能源議題，竟都不知所云，以跳針回應誤導民眾。對於日本增加未來核電占比，重啟核電廠，王美花只強調台灣核電廠如期除役，並且蒙起眼睛說，日本現在是針對三一一大地震後關閉的未屆期核電廠「做不同打算」，卻不敢回應日本核電廠延役與建設新世代核電廠等問題。

針對能源自主與能源安全，曾文生口氣更大，「沒有任何軍事行動能封鎖再生能源」、「任何武器裝備都沒辦法阻止太陽升起跟風吹進來」。這根本是在抗中「練肖話」。中共對台軍演已經預演了台灣能源封鎖紀事：七到十天的天然氣儲備量，加上被掐的能源生命線，反映了台灣能源的脆弱性；而非核家園燃氣占比五成的能源結構，更非不穩定的再生能源所能補上。任何軍事行動都不能封鎖再生能源，但台灣還得天天祈禱陽光普照又風調雨順，才有光電和風電。

再生能源當然是未來能源發展重點，但為掩飾能源錯誤轉型而急行軍的再生能源政策，已經不計外部成本，環境代價更無法估算。野蠻生長的埤塘種電和良田種電，改變了自然生態和人文風□；來不及做好功課的離岸風電，正在破壞海洋生態；強制屋頂種電，也即將大規模毀滅市容。缺乏合理規畫與周詳配套的再生能源發展模式，除了大撒幣並大幅墊高電價成本外，破壞的環境與消失的生態很難回復，變成永續發展的負面示範。

蔡政府習慣用一些奇怪的邏輯和話術，為錯誤政策和執政無能卸責。停電怪罪鳥、蛇、松鼠和猴子；跳電指責胖手指操作錯誤；缺電歸咎三接延宕和四接不順；漲電價是因為俄烏戰爭導致國際能源飆漲；天然氣斷氣當然要痛罵中共封鎖。完全沒有錯誤的就是民進黨供桌上的非核神主牌，完全沒有責任的就是蔡政府紙糊的執政能力；所有的錯誤和責任，都透過總預算由全民承擔。

歐盟將核能列為環境永續綠能，美、英、德、日、韓等國紛紛回頭進一步擁抱核電；台灣卻豪擲鉅資砸向台電黑洞，持續推高總預算歲出和短差，並且綁著全民走向能源災難。民進黨也許還記得當年那句口號，「我是人，我反核」；現在蔡政府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美國爸爸」和「日本大哥哥」，都不是人？（系列二）

傑克森洞年會一向是Fed彰顯聲望與影響力的盛會，也是歷任主席意氣風發的舞台。但回顧過去兩年的年會，不但是鮑爾的傷心地，也是Fed信譽的蒙難日。2020年此時此地，鮑爾宣布Fed的新決策架構，表示將以「一段期間的平均通膨率為目標，以彌補之前通膨未能達標的缺口」。這套架構被學者批評為「看後照鏡開車」，只顧後不瞻前，豈能不撞個車損人傷？事實上這套新決策架構已將Fed輕忽通膨的決策心態表露無遺，也埋下了之後對通膨升高反應遲鈍的種子。

2021年年會鮑爾更錯得離譜。當時通膨衝高已經是板上釘釘，但他在演說中仍然堅持這只是「過渡性」現象，很快就會消退。結果的確「很快」，但快的並不是通膨消退，而是他堅持的「過渡論」身退；不僅證明Fed的決策遠遠落在大勢之後，也再度應驗了「貨幣政策不是太遲，就是太猛」的名言。矯枉必須過正，為了壓制通膨必須使經濟付出成長減緩，甚至衰退，以及失業必須增加的代價，而Fed維持物價穩定的信譽也隨之一落千丈。

今年鮑爾的演說終於擲地有聲；連一向痛批鮑爾毫不留情的經濟學家桑默斯，也讚許鮑爾「終於說對了話」。鮑爾通篇強力表達的重要訊息有二。第一，展現Fed對抗通膨的決心，強調通膨恢復到2%目標是「壓倒一切（overarching）」的政策焦點，落實物價穩定的責任是「沒有附帶條件（unconditional）」的承諾；寧可緊錯，不能鬆過。第二，打消市場對Fed可能會更快降息的期望，並全力確保通膨預期不致脫軌。對於9月升息幅度，只表示3碼可能適當，完全未提2碼的可能性；強調減緩升息的時機未到，過早放鬆政策並不適宜。

鮑爾對抗通膨的決心已表露無遺，中期間的貨幣政策路徑也明確呈現。然而接下來無論Fed，還是各大央行，都將面對通膨長期性、結構性的難題；亦即一年多來通膨衝高，可能並非暫時現象，而是為30年來的低通膨環境劃上句點。

通膨環境劇變，源自三股逆流。第一是「去全球化」。最先是川普的保護主義，壓縮貿易活動；之後是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干擾全球供應鏈，使許多企業為增強供應鏈的可靠度，不惜提高成本，將生產基地移到更接近國內的場所。另外西方國家與俄、中之間的緊張升高，使全球化進一步退潮，都將推升生產成本。

第二是勞工短缺，肇因是人口普遍老化，且出生率降低，而新冠肺炎疫情也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勞動力成長減緩。尤其美國在川普主政期間，以及疫情爆發之後，移民流入的人數大幅減少。全球勞工從過剩轉為短缺，工資上升，從而推升通膨，且易升難降。

第三是因應氣候變遷，推動能源轉型，導致傳統能源投資不足，供給劇降，但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遠不如預期，能源短缺及價格偏高無法在短期內解決，同樣使通膨易升難降，且益發動盪。

綜觀三股逆流，皆屬於供給震撼，而央行貨幣政策只能調節需求；勉力為之，事倍功半。在新通膨環境之下，2%左右的通膨目標將不符實際，央行可能必須將「中性利率」提到更高，金融情勢寬鬆的時代將走向終點；結果可能導致經濟成長減弱，失業增加，且衰退更頻繁發生。投資環境已然丕變，鮑爾26日演說導致美股重挫，可能只是起點。

數位產業中，數位醫療產業或智慧醫療產業絕對是重中之重。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也正是數位發展部籌備期間，在我們自我宣稱為國際防疫模範，並自詡擁有全球最優質的醫療服務、最龐大的全民健康數據庫，及最健全的智慧醫療產業資源之際，《新聞週刊》連續兩年（二○二一及二二），針對全球各國醫院因應新冠肺炎的數位健康及智慧醫療服務進行評比的「世界最佳智慧醫院」二五○強排行，台灣竟沒有一家醫院入榜的殘酷事實，不啻是為我們醫療專業及數位產業的自信澆了一大桶冷水，也令人為台灣的智慧醫療產業發展□了一大把冷汗。

二○一七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ＦＤＡ）成立數位醫療中心，隔年美國醫學會提出人工智慧醫療程式監管政策，二○二○年美國ＦＤＡ通過第一個人工智慧醫療器材，同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二○二○至二五全球數位健康策略；人類健康史上「醫療數位化」藍圖及架構終告底定。藉由新冠疫情對無接觸醫療、遠距健康、視訊診療、居家照護的緊急及龐大需求，順勢擴張了數位醫療產業化規模。

在全球數位醫療推動進程中，台灣的□動不算慢，也藉由病歷無紙化、電子健康記錄、全民健康數據庫打好了上半埸的競逐；然而，在新冠疫情後快速開展的下半場數位醫療產業競賽，就如同疫情相關的檢測生技產業和疫苗生技產業國際化的失敗，我們的數位醫療產業也在國際鎩羽而歸。

綜觀近幾年來的台灣數位醫療產業，不乏從黑克松、創業基地提出的精彩創新、創業項目，到各電子業龍頭掌門與各醫學中心首腦簽訂的無數大型合作備忘錄ＭＯＵ，然而大咖拍照留念後，卻鮮少有成功的數位醫療產品化或順利進入國際性產業的案例。

這些失敗案例大致可歸納出一些原因：首先是掌握數位醫療產品製造關鍵的電機與醫學專業人才之間，從概念發想到成品創造，至服務落實，在觀念上難以溝通。其次，許多數位醫療產品的研發，並非以滿足現實的臨床或患者需求為出發點。再者，大多數的數位醫療器材並未能完成嚴謹的驗證與確效過程，更遑論透過臨床研究取得國際醫學同儕在循證醫學位階上的認可。最後，許多數位醫療成品，並未具備現實臨床場域的不可取代性及產業發展利基。

和傳統的專業醫療器材研發須歷經創意、構想、概念、設計、實務等嚴謹驗證過程一樣；數位醫療產品的完成及推廣更增添需同時發動資通、醫療專業雙引擎，需挹注更多ＡＩ、ＩｏＴ、５Ｇ跨科技元素的複雜性。期許以ＭＯＤＡ「馬達」自稱的數位發展部，立即發動馬達，結合產官學團隊，成立數位醫療產業推動平台；從出題到解題，掌握國際各臨床場域痛點和機會，盤點台灣產業進度及困境，爭取數位醫療產業遍地開花結果，再造另一座台灣生技護國神山。

關於１４５０，英國學者Preston在二○一五年就曾以「跨媒體恐怖主義」（transmedia terrorism）來描述這個現象。跨媒體的意義主要是跨傳統與社群媒體，由於傳統媒體通常比較謹慎保守，社群媒體比較會是未經查證或即興式的新聞或消息，因而擴大或誇大（恐怖）效應。重點在於，在社群媒體催化或熱烈討論下，傳統媒體有時被迫必須跟進，因而形成加乘式的媒體發酵作用，導致千夫所指的跨媒體恐怖主義（現象）發生。

雖然數位部長說，不會有「資通電軍」進駐的問題，但是仍難化解社會疑慮。這是由於以下三個「模糊」原因：

第一，數位發展部的核心任務模糊：數位部長定調數位部的角色在「教練」。這樣的說法有三個問題：一、這表示數位部「沒有特定目標」，這更令人擔憂，因為數位部隨時可以「轉向」而失控。二、如果定調是「教練」，那麼這和幕僚單位意思相同，所以數位部不應該是獨立機關；在行政院下設「數位辦公室」就已足夠，沒有必要成立獨立部會。三、數位部（科技）是工具不是目的，若然，該工具在沒有適當規範下，就容易受操控成為跨媒體恐怖主義。而這又和下一個因素有關。

第二，聘雇方式模糊：目前規畫數位部有五成人員以約聘雇方式任用。因此有很大的彈性，可以在「任務或目標」模糊的情形下任用。也由於不是正式公務員，所以不受公務人員服務法的規範。問題在於，政府有許多角色與職能，也可能因為這種模糊化的聘雇方法，讓這些約聘雇人員的工作內容偏離正軌；甚至成為政治執行「跨媒體恐怖主義」的凶手，卻又不受政府規範。而這又和下個因素有關。

第三，網軍的定義模糊：雖然檢調過去曾針對網軍進行調查，例如我駐日本大阪蘇啟誠前處長自戕案，後來查出某位知名人士主導。但因罪刑不重，而且僅有一人出面承擔，最後也是因為追查不下去，就不了了之。「網軍」的工作非常彈性，包括工作地點、工作方式，都有很大的詮釋空間。在此情形下，未來數位部要和「網軍」合作，就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包括委外或第三方支付等，都是可能的管道。

在前述三大模糊原因下，數位部會否主導跨媒體恐怖主義，答案其實很清楚。即便數位部不會主導，背後很可能有看不見的「黑手」，會主導政府（政治）與跨媒體恐怖主義結合。例如，目前美國國會調查中的國會暴動，川普遭國會懷疑係透過社群媒體鼓動「驕傲男孩」暴動的重要領導之一，但目前仍難以完全定調或蒐集到關鍵證據。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數位部未來有可能成為難以駕馭的脫韁野馬—跨媒體恐怖主義者，政府與國人必須三思。

按該部組組織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旨在促進通訊，資安，數位產業發展等。因此屬政策性規畫、制定及推動，並不涉及執行面，編制員額需要達六百人？尤其半數以約聘進用，確實令人不解。

新設置的機關，如不趁機獅子大開口，將來要錢、要人就難。倘有此心態，人事、財政、主計單位不深入了解，不免有虧職責。

令人不解的是，約聘僱人員如為業務需要，且非屬短期性質工作，如屬必要且經常性，每年考試院舉辦的高、普考與多次特考，難道不合進用以應機關需求嗎？如屬特殊或稀少職務，也可合併類別舉辦特考，包括用筆試、口試、實地操作方式，以公平公開公正選拔優秀人才，更能健全文官制度。

政黨輪替多次，均未見執政者再提倡行政革新。七、八十年代雷厲風行的推動精簡機關員額，簡化工作，淘汰冗員等，執政者恐早已志不在此。

舉今年大考中心施行的「分科測驗」為例，涉及全國高中生學術評量與人才培育基礎的考試，竟然不考國文、英文、數學乙。此種與各國核心教育政策大相逕庭的本末倒置政策，確實不可思議。分科測驗不考英文的結果，也普遍誤導考生與社會大眾對英語系功能的疑慮。

隨著時代與世界的變遷、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以及人文領域的進化，英文系加開專業與多元實用課程的呼籲，倒是有其必要。問題是政府與教育主管當局，有否領悟到因應此種全球變遷所宜規畫的適當教育政策為何。

美國布朗大學的史考爾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的著作《英語的興起與衰落：重建英語為專業科目》中，就主張英語系宜隨著時代重新定位。他慎重建議除了原有的經典課程外，應加開時代需要的專業科目，如此方能維繫英語系的經營，與英語文的實用性和競爭性。

針對史考爾教授在廿四年前的建議，台灣的英語系課程也宜進行課程的改革及測驗評量的規畫。同時配合當代網路科技的創新，多媒體的運用，以及教師的專業成長等多面向，進行大幅度革新。同時為因應英語系學生出路的需求，除了聽、說、讀、寫、譯五種基本能力必須落實外，輔修外系相關課程應列為必要常規。如此方能配合學生日後在國內外就業，或從事高深學術研究之需求。為配合台積電及部分高科技產業廣招文科學生加入行列，英語系的此種課程規畫與輔導思維，宜應徹底落實。

英語文與國語文的重要性，可從Statista統計資料庫的數據看出。根據最新數據，英語和國（華）語仍然是當前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國際通用語言。如何強化國語文能力之際，同時有效深化國內英語系的課程規畫、師資輔導、教學實施、多元設計、學以致用與國際鏈結等，是提升英語系品質，並維繫其於不墜的關鍵。

ＥＣＦＡ是兩岸極其重要的經濟合作協議，台灣甚多行業受益於這項協議，不只經濟成長率增加，就業人口也增加；但若不是因為「九二共識」，台海兩岸即無可能簽署這項協議。如今兩岸關係跌入谷底，中小企業與農漁民十分擔心對岸終止ＥＣＦＡ，幸好陸方表示不影響ＥＣＦＡ與早收清單，不啻是一大佳音。

ＥＣＦＡ生效後，我方年年對外貿易金額出超部分，主要都是台灣輸出對岸的巨額出口。以去年為例，台灣出口至大陸的金額為二○八三．八億美元，自大陸進口金額為八二四．七億美元，順差為一一五九億美元，如果少了輸往對岸的出口額，台灣的對外貿易即會出現逆差。不過，ＥＣＦＡ是建立於九二共識的基石之上，如果沒有九二共識，大陸不可能同意讓利台灣。

九二共識係源自海基會與海協會於一九九二年的香港「九二會談」，儘管當時的會談，兩會並未達成協議，但其後兩會的文件或函電，卻都是白紙黑字，亦即絕對有九二共識的存在。在九二會談之後，海峽兩岸達成「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這不是我方如此堅持，中共方面亦有同樣說法。

例如：二○○一年四月廿七日，中共國務院台辦新聞局長張銘清發表紀念辜汪會談八周年談話，即提到「九二共識」為：「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最關鍵的是二○○八年三月廿六日，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布希進行電話會談。事後，依新華社發布的英文新聞稿稱，胡錦濤表示：中國一貫主張中國大陸和台灣應該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磋商和談判，雙方認為只有一個中國，但「同意在一個中國定義上有所不同」。可見連胡錦濤都承認確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存在。

其實，二○○八年三月廿二日總統大選，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大勝，依前副總統吳敦義傳記《堅毅之路 吳敦義》所述，當晚近十一點，胡錦濤以中共總書記身分拍發電報致賀，並「懇邀貴黨組團到我黨訪問」。時任黨副主席兼祕書長的吳敦義當即指示回電：「我黨當等五月廿日馬英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擇期到貴黨去訪問。」五月廿七日，國民黨便由黨主席吳伯雄率團赴陸訪問。吳敦義在書中描述這段過程，並明指這即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從上述數例來看，對岸確實是承認九二共識含有「一中各表」的意涵。

不過，蔡英文執政後全盤否認九二共識，令中共難堪不已，不得不採取反制手段，「九二共識」遂由「一中各表」限縮至中共片面定義的「一國兩制」，台海情勢也陷入緊繃狀態。

ＥＣＦＡ的關鍵之鑰乃在九二共識，如果蔡英文依然堅決否定九二共識，ＥＣＦＡ即使暫時不會終止，但未來呢？國人倒要看蔡政府與民進黨是要繼續冥頑、偏執，抑或為人民生計與兩岸和平而改變態度？

我根據其他資料得知，目前在外役監服刑的有一九二○人，這些人若一年可以回家探親平均六次，每次到派出所報到兩天，那派出所一年要受理的報到量是二萬三○四○次，不知道派出所員警是否承擔得了？要知道，從今年六月起增加的新業務，亦即跟蹤騷擾防治法，初步估計一年也要有六千件以上，且第一關都是派出所。除此之外，派出所還要負擔偵破刑案、逮捕通緝犯、取締交通違規、受理各式各樣刑事告訴的案件，派出所員警真的承擔得了嗎？承擔不了為何不叫？

法務部另外要求脫逃後要馬上發布通緝，好像是一發布，脫逃人就會乖乖回來一樣。但派出所警察臨檢的目的之一，不就是查緝通緝犯嗎？但每年法院與檢察署究竟發布了多少通緝令，似乎沒有任何公告，每年究竟抓了多少通緝犯，警政署也不公布，大家都蒙著頭拚命發布、拚命抓捕，最後的責任與辛勞則都丟給第一線的派出所警察。

就像這次命案被鎖定的第一位嫌疑人，不是通緝了三次嗎？怎麼會通緝三次還在跑路？應該第一次通緝抓捕後，就不要讓他出來，或者盡速結案，怎會通緝了三次？更有聽了令人心酸的，警察從東部把通緝犯送到西部後，審檢訊完就放人，通緝犯竟然比員警更早回到家鄉。

又由於法官不喜裁定羈押，故審檢訊問完畢後就放人，但附帶要求要到派出所報到。我聽說這個報到名堂可多了，有的今天周一報到，幾天後要求改時間；有的在某所報到，幾天後要求改他所；有的台中法官要求被告到戶籍地高雄的派出所報到，有的則高雄法官要求被告到台中戶籍地派出所報到。而由於庶務繁雜，有的書記官都是用電話直接通知派出所依令執行，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發生慶富案的少東逃亡事件，當然所有相關人員一直到分局長都脫不了行政處分。

為何造成這種現象？我認為跟無限上綱的「無罪推定」有關。因為無罪推定，故不許隨意羈押、不得以間接證據推論犯罪、不可二審定讞，但為防止不應傳喚、不肯到庭，以及可能逃亡的被告，故把所有責任交給已經忙得不可開交的派出所警察。然而，根據司法統計，近兩年的起訴後無罪率卻只有三％，假若如此，那司法實務究竟應該是「無罪推定或者有罪推定」尚未可知。

我認為，派出所警察至少應該要求，不能再適用解嚴前訂定的《外役監受刑人返家探視辦法》，以及解嚴後新發明的釋放被告但應去派出所報到的作法，反而應該要求法務部應盡速完成電子腳鐐系統平台，將原本應該由審檢負責的追蹤未押人犯行跡的工作，交給機器來作。

記得一九九一年剛到日本留學不久，讀到一篇日文。一位搭乘新幹線乘客，聽到列車長親自播報窗外氣候，平時聽慣錄音帶，突然聽到真人的播報，聲音裡蘊含著他對當時天氣的真實感受，充滿溫暖。

人類文明發展歷程裡有許多是偶然事件造成深遠影響，陳勝、吳廣領兵輪戍，因為一場豪雨，山路崩塌，阻絕道路，秦法嚴峻依法一律處死，於是這些遲到的官兵揭竿而起，秦朝統治鬆動，接著土崩瓦解。日本平家與源家戰役當中，源義經幾次透過偶然襲擊，奇妙地打敗強大的平家軍隊。蒙古諺語有一句話說，雷不會兩次打在同一棵樹上，蒙古征伐日本，兩次都遇上颶風，慘遭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出自於奧匈帝國皇太子約瑟夫﹒裴迪大公在塞爾維亞王國被刺，引爆人類史上最初的毀滅性浩劫。

偶然的結果，往往是新的開始，秦覆亡，漢代開始；平家亡，平安時代結束，開啟鎌倉幕府。天底下有許多偶然事件，卻開啟正反兩種不同結果。讓東西羅馬帝國震懾不安的匈人阿提拉（Hattila），橫掃兩大帝國，所到之處血流成河，驚恐之餘人們稱其為上帝之鞭。他在西元四五三年迎娶日耳曼少女希迪柯，卻在新婚夜猝死，喜宴變成悲劇，東西羅馬帝國威脅立即解除，匈族從此一蹶不振。

民國詩人徐志摩有一首詩〈偶然〉，是他詩歌中形式最完美的一首。「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訝異，更無須歡喜，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據說這是詩人徐志摩與林徽因初次邂逅時的動人詩歌，一位熱情，一位冷靜以對。最終林徽因與梁思成結婚，新婚夜梁思成問她，為什麼選擇我？林徽因說：「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

在我們現實生活當中，日子總像一條綿延不盡的道路，看似發生許多事，其實不少都是日常的「工作」，說是日常，其實就是平常，另一層次的說法是正常。科學尋常恆定性，人文往往出自於偶然的創意，偶然是平常或者正常裡的一種變數，卻常常給生活增添溫度。

「偶然」會給自己一個驚奇，如同一天裡的驚嘆號，不需要特別規畫，只要有一種生活品味，不妨偶然地放空自己，那怕遇到一場滂沱大雨，就順道買把傘，何妨學著蘇東坡「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尋著滴答落地的水花回到家中吧！

（作者為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