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年來，民進黨兩度在中央執政，卻拿不回首都執政權，不是沒有原因的。一九九四年北市首次實施市長直選，陳水扁一戰而勝，顯示首都市民對改革充滿期待。但阿扁的霸道，使他只做一任便落選。陳水扁後來當上總統，卻以貪瀆惡搞作收，使台灣民主變成噩夢一場。民進黨「說一套、做一套」的習性，台北市民始終無法釋懷，這是綠營難以重返首都的主因。

廿四年過去，這回台北市選舉又碰上「三腳督」，民進黨原本是有機會奪回市長寶座。問題在，蔡英文提錯了人。陳時中在指揮官任內，表現的是「冷漠、霸道、偏袒」；誰知，蔡英文卻錯看成「溫暖、有能力、沉穩」。蔡英缺乏「知人之明」，硬要陳時中落跑參選，就是失算。此外，她自己執政的專斷偏頗，也直追陳水扁，這也是市民對陳時中興趣缺缺的主因。

蔡英文把陳時中看成「廿四年來的最佳機會」，但這只是民進黨觀點；若陳時中當選，台北市將橫遭整肅，沒有寧日。台北市民不是韭菜，不會任由政治人物收割，綠營用霸道是征服不了首都的。

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前爆發藝人周子瑜「國旗事件」，引發國人憤慨，蔡英文在當選之夜留下經典名句：「只要我當總統一天，我會努力，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時至今日，蔡總統所謂的認同，顯然是建立在「綠色認同」的前提上；於是國家認同向社會滲裂，除了綠色，不論藍色、白色或無色，隨時會被打成紅色。

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始終徘徊在民主轉型陣痛期，難以跨進民主成熟期；部分原因，可從最近蔡英文開的「玩笑」聽出端倪。九月廿八日適逢民進黨卅六年黨慶，蔡英文主持中常會時突然問：「為何黨慶是在教師節的時候？是因為教師節來成立民進黨嗎？」黨秘書長林錫耀趕緊解釋，跟老師沒有關係，是因為之前教師節放假，是利用假日組黨。黨內人員尷尬解釋，主席只是開個玩笑。但這個玩笑，很少人笑得出來。黨主席對黨史無知，對創黨精神和黨的價值知多少？民進黨執政，台灣民主倒退嚕，豈是偶然！

民進黨沉淪，台灣民主歷劫。中常會討論全民防衛，蔡英文又大哉問：「教官為何退出校園？」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急為蔡補課，指黨政軍退出媒體、教官退出校園、返回不當黨產，是當時立法脈絡與過程，不可能逆回來，這是台灣民主重要發展課題，轉型正義不能走回頭路。但國民黨退出媒體，民進黨搶進操控；教官被綠營徹底作踐，蔡英文才說教官留在校園也不錯；返回不當黨產把人民財產沒收充公，轉型正義更是追殺在野黨的奪命符！面對民主重要發展課題，蔡英文可以開民進黨玩笑，民進黨為什麼要開台灣玩笑？

尤其在新聞言論自由上，蔡政府以打假之名推出「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實則是要規範網路世界，遂行民主威權拼圖；而為了掌控大內宣，蔡政府一手關閉中天、驅逐ＴＶＢＳ，另一手則偏袒華視、鏡電視，政治力公然介入，將言論市場框架成只有挺綠的聲音。打開有線電視，綠媒廊道連天際，築成捍衛蔡政府、阻擋民主進程的政治高牆。

民進黨靠選舉起家，過去一面旗子、一句口號就能呼風喚雨；如今則豢養出名嘴、網軍、綠媒等一四五○側翼一條龍產業鏈，在網路社群帶風向打擊政敵、黨同伐異。過去狗搖尾巴慣了，未料尾大不掉的側翼竟變成尾巴搖狗，造成支持者也認同錯亂、昨是今非。從論文門、疫苗案等爭議，綠營不惜戰台大、打慈濟，到後來演變成名嘴毀人名節、掘人祖墳。民進黨不敢譴責，只要挺綠就萬般包容，蔡總統也默不吭聲，任憑惡質手法變成選舉主流，結果周玉蔻愈挺陳時中，陳時中仇恨值愈高；中間和年輕選民從無感、冷感到反感。

因為認同色盲，民進黨長期習慣膝反射逢中必反、逢綠就挺。但「綠色執政品質保證」，已因林智堅的新竹棒球場和鄭文燦的八德羽球館破功；抗中保台的政治紅利，則在美中台演義裡稀釋。民進黨以為強化綠色同溫層，其實自絕於基層民意，今年選戰不但是蔡政府的期中選舉，也是對蔡總統的信任投票；當「討厭周玉蔻、討厭陳時中、討厭民進黨」等「三種討厭」貫穿今年選戰氛圍，蔡英文距離人民也愈行愈遠。

持續近三年的新冠肺炎，仍未完全消除，但大多數國家陸續解除管制。我國步調雖較為保守，但無論何時大幅鬆綁，台灣未來必須面對世界經貿新情勢，對政府及企業挑戰不小。

在新冠肺炎之前，美中已經展開貿易戰，但疫情使得美中對抗更加白熱化；俄烏戰爭之後各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使得中俄同盟更為緊密。未來將形成美國聯合西方盟邦與中俄長期對抗，全球將進入冷戰2.0的時代。

與上世紀冷戰相比，除了俄中角色已經易位，中國成為共產主義龍頭外；最大差別是先前冷戰是自由民主與共產霸權的對抗，爭的是意識形態；雙方不但經濟實力差距很大，經貿也幾乎毫無互動。目前冷戰則是以經濟為主軸的對抗，爭的是技術主導。特別是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並在先進領域帶來美國沉重的壓力。美國雖急欲擺脫中國追趕，但由於雙方在經貿上有高度依賴性，難以完全脫鉤，情況較以往冷戰更為錯綜複雜。

新冷戰爭的是技術主導權，取得全球產業標準的制定是勝出的先決條件。美國已在半導體關鍵技術、5G和行動通信設備，排除中國參與標準制定。而中國則在美國圍堵下，也在建構自身標準，形成「一個世界，兩套標準」的趨勢。

企業為兼顧美中兩大市場，就必須做到從上游研發設計，甚至到下游的物流銷售及服務，都要有兩套營運模式。美國為了將中國排除，目前倡議「友善外包」，即是結合可信賴的國家及企業夥伴，建構安全及具有韌性的供應鏈。

中國也以自主創新來提升技術，並利用市場規模優勢建構本身供應鏈以相抗衡。未來可預見愈是先進領域以及高端技術的產品，美國對於排中要求會更高，切割分流就會更徹底。在經濟安全考量遠高於成本及效率下，不但推升企業營運成本，也使全球供應鏈發生質變。

美國排中要求不僅侷限在供應鏈部分，甚至延伸到企業股權結構，以及員工身分；只要其中牽涉到任何中國因素，在美國國家安至上的思維，以及無限上綱認定下，就有可能被納入制裁範圍，更應該要小心因應。

美國棍子與胡蘿蔔並行，除了擴大懲罰的規定外，也提供防中色彩十足的誘因。例如補貼國內企業汰換中國電信設備；另外在美國晶片法中補貼在美國投資的企業，但卻附加十年內不可赴大陸投資的特殊規定。

美國去中化也將顛覆傳統原產地認定方式。以往只需符合產品價值成分比例，或是滿足重要關鍵製程，就可取得原產地條件，但目前美國措施卻破壞原產地規定的完整性。例如2018年川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理由，對全球進口鋼鐵產品課徵額外關稅，台灣一直爭取豁免；但美國卻以台灣輸美鋼鐵產品使用中國鋼鐵原材料，主觀認定「含中成分」過高，而不豁免對台灣的額外關稅。

除了美中之間涇渭分明外，未來也必須因應多邊經貿體系，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重要性降低。美國雖然指責中國大陸加入WTO，只享權利而未盡義務，許多措施違反WTO規範；但美國制裁中國大陸的多項措施也是抵觸WTO。WTO無法約束，也無力制定共通的國際規範，功能更加式微。

另外在美中兩大系統之外，各國也會建構本身的規則，全球將走入「規範零碎化」。以目前節能減碳政策為例，雖然全球普遍接受2050年完成淨零排放的目標，但是對於達成路徑仍欠缺共識，各國又紛紛制定各式規定，不同遊戲規則之下增加適應的困難度。

在世界環境劇變，以及全球治理系統崩解下，無論是政府或是企業，必須掌握即時動態，並有效進行調整，才能取得先機。

一、招募秩序紊亂，部隊招募人員只顧爭功：國軍人才招募工作表面上雖由國防部人才招募中心負責，但國防部仍賦予各級部隊招募「業績」人數，因此，許多部隊招募人員都偏向招募志願役士兵，並且運用話術極盡貶低ＲＯＴＣ制度。這種為了爭業績而忽略國軍招募人才及培育長遠目的，是戕害國軍人才招募的第一兇手。

二、大學儲備軍官團教育中心開設毫無章法：目前大學儲備軍官教育中心，並非每所大學都有，但國防部卻怠惰不去檢討有些教育中心招募狀況低下，應依規定予以裁撤，卻駁回認真有心培育國軍人才的大學，易造成大學端不願再投入經費協助國軍人才招募工作。教育中心應回歸各大學自行設立，而國防部依照各大學儲備軍官各年級學生人數，訂出應給予之教育經費，以利完成國防部所規定相關靜態軍事教育課程。另外，回歸各大學教育中心，還可以讓這些學生免舟車勞頓，趕赴外地大學的教育中心上課，亦避免交通事故發生。

三、大學儲備軍官學生輔導不足，導致容易意志不堅：由於並非各大學都有教育中心，因此大學儲備軍官學生在學期間，心裡對爾後部隊生活有相關疑慮時，找不到可以諮詢的教官，長此以往自然會造成學生心生退意。而國防部退訓申請表，更沒有學生原屬學校教官簽證，故原學校往往都是收到國防部學生退訓核定公文，才會知道學生已經完成退訓程序，無法在學生萌生退意時輔導慰留，人才怎會不流失呢？

四、部分體檢項目過於嚴苛，以致有志同學無法從軍：有些學生年幼時，可能因注意力不集中、口齒不清語音校正、曾國小六年成績平均在後三分之一，或家長曾帶學生至相關精神門診就診等。而上述症狀在年幼治癒後，於體檢後卻因病歷勾稽發現，軍醫局負責審核單位，不審酌這些學生已痊癒數年，而是要求學生必須再次完成軍醫院相關精神鑑定，而這些鑑定作業往往曠日廢時，因此造成學生寧願放棄或被迫放棄從軍。

五、招募以功利主義掛帥，欠缺軍人榮譽及後續發展導向：目前招募作業都是以優渥薪餉，忽略宣導軍人榮譽及後續發展導向。要知道軍人榮譽是軍人第二生命，就像是為何美國國防部在湯姆克魯斯拍攝捍衛戰士時，會給予鼎力協助，而在劇情中就會看到身為軍人的榮譽及優越感，而這個就是目前我們國軍人才招募最欠缺的主要因素。

希望大學軍官團制度能走向正確方向，更希望國防部能改進上述問題，尤其是大學教育中心設立徹底檢討。另建議國防部可考慮成立ＲＳＴＣ制度，針對專科學生進行士官幹部招募，讓這些有志從軍的學生有不同選擇，以廣拓幹部來源。

西方也如預測般一致譴責俄國以假公投併吞烏克蘭土地，並揚言進行更嚴厲制裁；美國與阿爾巴尼亞在安理會的決議案則遭俄羅斯否決，中國也循往例棄權。除了衝突規模更大、牽涉地理範圍更廣外，這一切過程與二○一四年克里米亞事件場景幾乎一模一樣。

烏克蘭則以加快申請加入北約反擊，雖然波海三國歡迎，但卻遭美國、德國與北約冷淡以對，表示目前不是討論加入北約的時候，甚至連烏克蘭重提安全保障承諾，也沒有國家願意承擔，目前僅承諾會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與經濟支援。

俄羅斯與西方長期對北約東擴的矛盾，並沒有因這八年來在烏克蘭衝突獲得解決，反而更劇烈。西方對烏克蘭軍援，從開始的小心翼翼，到現在各式先進長程火砲武器。就這些經驗看，再多譴責、再多制裁、再多軍事支援，都沒有辦法打退俄羅斯當權者維護其勢力範圍決心。從二月廿四日俄羅斯發動攻擊後，西方對俄羅斯制裁已經超過九千三百項，西方能用的制裁手段幾乎耗盡，連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都揶揄歐盟開始制裁俄羅斯的肥皂。

自二○二一年初至今，美國軍援烏克蘭金額高達一六九億美元，有研究指出，美國目前庫存雖然還有，但已達戰爭準備與訓練最低庫存水準，後續援烏力道大小就看美國願意承擔多少風險。其他北約國家武器庫存不足的報導也時有所聞。而且在俄羅斯核威懾下，美國還是不同意烏克蘭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對俄羅斯領土進行打擊。

在烏克蘭喪失十一點六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情況下，澤倫斯基已拒絕普亭九月卅日提出的和平談判提議；而俄羅斯北溪天然氣管線被破壞，斷了與歐洲重要的能源連結之一，頓內次克與扎波羅熱還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土地控制在烏克蘭手上待解放，因此戰事會持續擴大。根據頓內次克領導人普希林說法，目前在前線，越來越多外國教官成為烏克蘭部隊負責人並領導部隊進攻。因此預期戰事在冬天會加劇，北約與美國加大軍援，甚至人員投入下，西方國家直接捲入與俄羅斯直接衝突機率也更大，而核衝突的威脅也來到一九六三年古巴危機後最高水準。

雖然目前看來，這場衝突應該會在俄羅斯完整占領四州後暫時停止，在接觸線上衝突應該會持續不斷，但俄羅斯短期不會再往西擴張。但若俄羅斯與西方的安全矛盾沒有得到解決，美俄雙方持續加倍下注對抗的情況下，未來情勢如何發展難有定論。但唯一確定的是，整個矛盾拖得越長，對於烏克蘭越不利。雖然俄羅斯在多輪制裁下，經濟與軍事上受到極大打擊，但若其在歐洲方面的安全保障不足，美國執意要在俄羅斯西境部署飛彈防禦武器等挑釁作為的話，難保俄羅斯不會發動第三次瓜分烏克蘭領土的戰爭。

明眼人應該可以看出，民進黨為了執政，不斷將國家資產拿去典當換取選票。我們姑且回顧洪仲丘案，在野的民進黨為凸顯馬政府的執政無能，不惜將國防部典當成「國防布」，上萬群眾不查，以「國防布」的訴求上街抗議，有如盲目在典當契約上集體蓋章同意。國防部是全民資產，卻被民進黨典當換取到該黨想要的政治利益。導致現在不僅兵力及訓練（國防資產）不足，更產生官多兵少，令美國憂心的畸型兵力結構。

民進黨要如何贖回則沒有人在意，因為所有的人都有「殘缺的認識論」，也就是說，人們對於不知道的事都會仰賴所信任的人，綠營人士也知道當下兩岸關係可說是兵凶戰危，相信綠營的人士被民進黨透過「認知的滲透」強化了「殘缺的認識論」，所以沒有人在意何時「國防布」可以贖回成「國防部」？

另一個典當則是外交部將海峽中線典當換取裴洛西的快閃到訪，海峽中線將如何贖回？患有嚴重「殘缺的認識論」的選民則全然無知。

為了年底選舉的政治利益，民進黨這次要典當同樣屬於全民資產的「教育資產」。林佳龍追打侯友宜的學歷，警大不直接證實或澄清相關質疑，反將議處向媒體回應說明的承辦人員，看來是以「誠」為校訓的警察大學也急著要在民進黨典當「教育資產」的契約書上蓋章，以後要如何贖回警大的「誠」？警大現任的長官們是否深思熟慮過？

綠營持續在論文、學歷議題上打泥巴戰，要將教育部典當成「教育布」，踐踏學術倫理、大學自主將如何受到打擊，都已非民進黨當前選舉思維的選項。民進黨為求勝選，典當屬於全民的教育資產，國家高教育才大計亦將如海峽中線一般，一去不回。

十七年前，新聞局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首次審查換照的衛星電視台。當時，新聞台在內，共有七家頻道未獲通過，尚未從政的現任ＮＣＣ主委陳耀祥在報端撰述，呼籲〈政治黑手 別碰ＮＣＣ〉。然而，ＮＣＣ近年來的表現，可能讓外界可以合理地懷疑，ＮＣＣ並未有效站穩腳跟，沒有充分發揮法律授予的「獨立機關」地位，未能有效行使專業職能。

只說電視新聞，府院對於ＮＣＣ是否已有不專業，並且不利民主的干擾，已經必須嚴正以待。同樣或更值得正視而輿論較少鋪陳的問題是，ＮＣＣ並沒有依據自己所掌握的電視新聞實況材料，去蕪存菁，指認乃至導引新聞頻道的改革路徑。

我國廿四小時電視新聞頻道的數量世界第一，人口兩、三倍至十多倍於我國的南韓與英美，在本世紀才有一至四、五家。我們是上世紀中後期起，就已超過這個數字，現在更多。這就意味用於電視新聞的資源更分散，記者的工作條件惡化。因此，一九九九年，中視董事長鄭淑敏已經不忍，她購買報紙版面，以廣告的方式，表示激烈的競爭使電視人變成「蛋白質」（笨蛋、白癡、神經質）。廿年後，依據電視記者出版的書籍，顯示一則新聞投入的資源平均僅一千多元，三器（網路瀏覽器、行車紀錄器、路邊監視器）…等相對容易取得及編採的新聞，時常超過可接受的比例。

近日ＮＣＣ因〈節目未查證就評論，開罰四十萬〉的新聞，沒有說的是，就算查證，我們對查證的要求不高，形式平衡或加個問號，經常就能過關，並且談話與評論節目同樣因為量多，致使品質不精，題材受限且重複而很少深入。這對民主的提升，若不是有反面作用，至少經常讓人無法滿意。

由於電視新聞太容易取得，並且已經存在將近卅年，也許對於國人對新聞質量的認知與想像及要求，早就產生了規馴作用。輕則難以想像在不少國家，僅看電視，對世界的認識可能寬廣深入於僅看報紙；重是還在網路年代之前，太多內容相同或接近的電視新聞，連帶也開始挫傷國人接觸紙媒新聞的習慣與頻率。

鏡電視申請成立時，已有兩位ＮＣＣ委員提出不同意見書，應該也是看到了相同或類似的問題。現在，吹哨人提出新事證，輿論已在關注，ＮＣＣ應該轉危險為機會，真正一本專業認知，明確指認問題，爭取社會瞭解與響應，呼籲府院支持ＮＣＣ就此提出改善的短中長程方案。

第一項原因就是「速食文化」的盛行。當今科技與通訊技術發達，伴隨而來的是讀者速食主義，對於網路評論或新聞訊息的認知，皆採快速消化至上，因此許多讀者往往在看到新聞標題時，便馬上決定自身立場並參與評論（或唾罵），所以許多政治立場鮮明的媒體，均會運用此手法，在第一時間蠱惑讀者，這也就是眾人熟知的「標題殺人法」。

此外，部分人士也會製作議題「懶人包」，也是常見的抹黑手法，透過斷章取義的擷取資訊，將事件簡化並製作聳動又具張力的訊息，不僅大肆宣傳，更據以作為攻訐對手的利器。

另一項原因，則是部分國人有「金魚腦」的特性。不可否認，部分國人對於公眾事務及新聞事件，總是健忘的。隨著新聞報導的趨勢，有些民眾總是被動性的參與評論，判斷思維被媒體播報節奏牽制；因此只要當紅的議題一出現，即象徵著之前引發熱議的公眾事件就此被取代。所以許多政治人物都在自家人於輿論平台戰敗後，隨即找尋抹黑新標的，開闢新戰場，將社會矛盾與輿論壓力轉嫁對手。

當政治氛圍越是詭譎，國人思維應當要更清晰，保有足夠的自主思考，避免淪為政治人物的「廉價打手」。

指揮中心的成立與解編不是行政裁量，是有公共衛生學理依據。傳染病防治法中有規定，衛福部疾管署界定為第一或第五類法定傳染病時，「得」簽核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其他傳染病是不能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但可以成立地方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指揮中心只能依中央指示執行防疫作戰工作，沒有防疫物資徵用及海關違憲檢疫的權力。由於沒有權力，只有作戰協調力，地方指揮中心往往會在戰事緩和後，能依公衛學理啟動或中止。

中央的指揮中心啟動可以完全依據學理，終止就像一對怨偶，扯東扯西就是不願驟然分手。尤其是在指揮中心一級開設的時候，從疾管署到行政院一連串的人都自指揮中心的庇蔭下，享受了不用受監督的豐厚紅利，及完成斷絕兩岸民間往來「抗中保台」的不可能歷史任務而沾沾自喜。學理的說服力肯定沒法撼動這批利慾薰心者，這就是為什麼解編政策出爾反爾，但總是越變越緊，時間越拉越長的原因，因為如何利用到極致才是關鍵，公衛人員的犧牲以後就當「烈士」處理即可。

現在的指揮中心跟國民黨以前搞的戒嚴是一樣的。戒嚴是為了「反攻大陸」而必須限制老百姓的言論與政治自由，指揮中心的目標則是隱晦的，說出來天理不容，但是卻躲在暗地裡指點江山。檯面上衛福部以歪理為隱晦的政治目的護航，讓人聽了分外刺耳。要用防疫來「抗中保台」，何不大方的說出來。

所以指揮中心解編不是個學理問題，已經被玩成政治問題。什麼指揮中心解編前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指揮中心本身就是這些麻煩事的法源，指揮中心一解編，這些因指揮中心而產生的行政命令就全部解編，再回到新冠之前，請問那時台灣的運行有任何不順嗎？指揮中心任內以ＥＵＡ進用的防疫物資，ＥＵＡ是國家任務，不是指揮中心存在才有ＥＵＡ，更不是指揮中心不存在ＥＵＡ就必須取消。政府擔心高端疫苗到這樣溺愛程度，才會讓高端長不大。

ＥＵＡ有國家規範，指揮中心成立期間核准的ＥＵＡ只是不受採購法規範，屬於徵用。一旦核准，要不要撤銷或中止有國家規定辦理，與指揮中心無關，也不是指揮中心不解編的公衛學理依據。既然這些當權者一直將防疫政治化，老百姓就該用選票來決定指揮中心是否解編，不必再多費唇舌。

或許我表達不清楚，新聞記者的報導變成「依照目前的證據顯示，林一平次長認為Ｃ教授已經無法在學術界生存下去，希望外界可以放過他們，不要再追殺兄弟兩人。」新聞報導之後，引起譁然，我更被緊追不捨，壓力頗大，很感慨的說，我的敘述不精確，應該請辭發言人一職。第二天，新聞又報，林一平引咎請辭次長職務。事情又鬧大條了。部長趕忙詢問發生啥事，我據實告知。生米煮成熟飯，部長緊急進行危機處理，對外宣布，林一平請辭獲慰留。

此時我深深懊悔，當年在美國工作時，沒學好說話的藝術。一九九○年代我在貝爾通訊研究公司（Bellcore）擔任研究科學家，需要向客戶兜售技術。主管下令，給兩個鐘頭的簡報，須保護公司的智財權，只能在不洩漏技術細節下，包裝出產品的優異性。這種實問虛答的本事，我的印度同僚最擅長。當時我很不以為然，認為科學家應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人真誠交流，科技才會進步。

擔任政務官後，深深體驗到，「在不恰當時機時不可說真話」的必要性。對國內發言，有時雖不能說真話，卻也不能說假話，否則未來將無法取信於民。也難怪我們聽政客講話，往往不知所云，因為不能說真話，又不能說假話，只好說冠冕堂皇的廢話。

我在科技部時也督導國際合作。國際外交猶如戰爭，往往兵不厭詐，你破解對方的密碼，要假裝沒破解。你知道對方破解你的密碼，要假裝你不知道被破解。我不禁感慨，這時「誠實是最好的策略」這句話可派不上用場。浮上腦中的是英國著名的幽默小說家傑羅姆說的話：「說實話是最好的政策，當然，除非你是一個非常好的騙子。」換言之，你必須是一個說謊高手，才有資格欺敵，否則畫虎不成反類犬，比不說謊還糟糕。

講話一向直來直往的人，藏不住心中的想法，無法成為一個非常好的騙子，也無法成為長袖善舞，做事圓滑的行政主管。（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