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電共生」不是壞政策，蔡總統的「能源轉型政策」才是禍首。當能源政策與現實脫節，就該務實調整，以符合內外環境的需要。蔡總統卻為了自己的顏面一意孤行，破壞良田，破壞地景，導致地層下陷，讓人民陷於缺電限電風險，她都不在乎。只要自己二○二四年安全下樁，她就贏了。

台灣環境惡化、良田減少、碳排加劇、漲電價及缺電斷電，這些都跟蔡英文無關。李遠哲向她追問碳排政策，她就說了「二○二四後不是我的事」；好輕鬆，「後果」這件事，不在她心上。

就跟高端疫苗一樣，她帶頭捲袖子打高端，讓滿朝文武都跟進，並把高端捧成「第二座護國神山」。如今，這個漫天大謊被戳破，所有砲火都落在陳時中身上，她仍好生置身事外。

蔡政府裡有一種「角色易容術」的逃脫戲法：陳明通局長不管陳教授的論文爭議，陳時中參選人不負責陳指揮官的決策。依此邏輯，蔡英文一旦卸任，蔡前總統完全不必為蔡總統的決策愧疚。當漁電掮客滿街走，三五年後誰還找得到他們？

廿大既是習近平欲超鄧趕毛的真正起步，也是攸關其「第二個百年目標」（建政百年）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否實現的一次關鍵大會。因此，在習近平形容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廿大明確宣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宏觀展望強國崛起的戰略安排，並謀畫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期的重要布局。不過，外界關注焦點，仍在這個世界最大政黨的權力與人事安排。

上個世紀八○年代初，鄧小平面對毛澤東遺留的體制遺產，思考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批評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領導職務終身制，以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等弊端，並要求從長遠著想，解決交接班問題。然而，鄧小平苦心廢除領導終身制，建立任期制，已被習近平打破；鄧小平當時的憂慮，又將成為中共未來揮不去的陰影。

西方批評中共專制、習近平獨裁。大陸政治緊縮和思想言論控制，印證西方的批評；習近平打破任期制，更坐實西方的指控。但廿大開幕這天出版的《求是》雜誌，適時發表習近平文章「堅持人民至上」，呼應著習近平政治報告中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訴求。其實，習近平從不反對民主，但權力不曾被關進籠子裡，而其信仰的民主形式和內涵，也與西方不同。習近平要的是「全過程人民民主」；雖然人民的自由、人權，甚至選票，不一定包括在「全過程」裡。

「全過程民主」強調獨特的協商民主形式。習近平提出對台總體方略，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及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各界就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開展協商。習未提喧騰一時的「兩制台灣方案」，但「兩制台灣方案」已被納入民主協商的範疇；只是關在「一國兩制」牢籠裡的協商，多數台灣民眾不願領受。習近平執政十年，台灣民眾對大陸政府的負面評價居高不下。幸好，台灣民眾對大陸民眾仍具好感；這是習近平要求兩岸促融的重要基礎，雖然他領導的黨和政府，始終無法融進台灣民眾心裡。

習近平領導的黨和政府，也無法融進國際社會。他要求講好中國故事，可是國際社會常聽到戰狼嗷嗚；他希望中國經由「一帶一路」連通世界，可是各國很難不看到其中的債務陷阱；習近平力圖洗雪中國百年屈辱，可是翻不過去的那頁悲情歷史，總是模糊了民族偉大復興的路標；習近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是美國擔心出現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和新霸權。

這些矛盾，都反映在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上。習近平提出未來五年規畫和到本世紀中葉分二步走的戰略安排；美國總統拜登則選在中共廿大前夕發表國安戰略報告，視未來十年為關鍵，形塑美中競爭規則。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美歐與中國之間注定將是競爭多於合作。

缺乏革命功勳的習近平，黨內地位自比毛鄧，政治權力與思想路線欲定一尊，站在孤絕高峰上，更應該善用手中權力，為人民的生活福祉與普世價值，提供更大保障，並且善盡大國責任，為區域穩定和兩岸和平繁榮發展，創造更大契機。不過，為中共長遠謀，仍應認真思考並解決鄧小平當年的憂慮。

戴蒙和迪布維格提出期限轉換模型，以解釋銀行存在的原因及其結構為何。家計單位因不確定何時想消費，而希望保持資金的流動性，反觀企業家因投資耗時，而想長期借款。資金若不存在銀行，則有龐大需求的企業家，恐難以和許多家計單位同時簽訂契約。戴蒙和迪布維格認為，銀行做為一個中介機構，可吸收民眾存款並允許其隨時提領，而後再將這些存款以更高利率借給企業家成為長期貸款。換言之，銀行可將流動性高的短期存款負債，轉換成流動性低的長期貸款資本。

然而，此種轉換潛藏存款戶擠兌的問題。當一些較無耐心的存款戶提前領取，會迫使銀行中斷某些企業的長期貸款。若市場充斥銀行資金不足的謠言，則因為銀行採「先到先服務」，而會造成存款戶恐慌擠兌。戴蒙和迪布維格認為，美國1933年開始實施的存款保險制度，以及中央銀行做為最後貸款者的角色，是解決恐慌的良藥。

戴蒙和迪布維格並未說明為何長期貸款的流動性較低，而戴蒙1984年的文章則以銀行具備監督借款人的功能來解釋。他認為，基於下列兩個理由，可以不用擔心如何去監督銀行的問題。首先，對銀行而言，存款是負債，因此，若不謹慎監督借款人，則有破產危機。其次，銀行可以將貸款分散給風險情況互異的各類借款人，因而減少同時被倒帳的風險。

在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股市最多下挫90%，而總產出最多下挫46%，並有將近一半的銀行倒閉。柏南克1983年的文章，支持戴蒙和迪布維格認為銀行會出現擠兌問題的論點。而在柏南克之前，只有費利曼與史瓦慈在1963年出版的《美國1867-1960的貨幣史》一書中，曾提出聯準會未提供資金給瀕臨倒閉的銀行，是出現大蕭條的主因。

柏南克除認同此種說法外，並進一步指出，戴蒙曾提及銀行可從監督借款者獲得寶貴訊息，但銀行為取得此訊息，必須耗費「信用中介成本」；而這個成本是指將資金從最終存款人引導到優良借款人所花費，包括篩選、監督、會計及貸款給不良借款人所蒙受損失的各項成本的總合。柏南克認為，銀行倒閉切斷了銀行和客戶之間的所有關係，而新的銀行要和這些客戶建立信任關係曠日廢時。這說明為何美國在大蕭條時期，要經歷十年左右才恢復元氣。

柏南克以美國1921-1941年的資料進行研究。他以實質產出為被解釋變數，並以未預期的貨幣供給變動，以及以倒閉銀行的存款額與倒閉廠商的貸款額代表「信用中介成本」的影響。他證實，此成本對實質產出下降的解釋能力，超過貨幣數量變動的解釋能力。

類似地，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是因許多從事期限轉換服務的影子銀行倒閉所觸發。柏南克在2018年的研究發現，這段期間實質產出的減少，歸諸於民眾對金融中介機構失去信心，導致信用供給減少的理由，遠超過家計單位因還債，導致其支出減少的理由。

從現今的觀點來看，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的論點有些瑕疵。例如，經濟基本面更可能是導致銀行發生擠兌的原因、存款保險及中央銀行的金援可能使銀行進行更多風險性投資，以及銀行放款時不見得會分散分險等。不過，他們的觀點不但提供後續研究的延伸方向，也指引出未來金融監管政策的走向。

鄧小平留下的的政治遺產，是以「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為首的常委分居重要政府職位的權力分配模式，再加上「七上八下」的年齡限制，以及「隔代指定領導」的不成文規定，主要目的是要防止「強人統治」，鄧小平之後的「江朱體制」，或「胡溫體制」，以及習近平上台之初的「習李體制」，都還是維持著集體領導的運作模式。但習近平上台後，不但成立多個任務小組，自己還身兼多個組長身分，黨政軍一把抓。

二○一八年，習近平更進一步修憲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過去要成為中共的國家領導人，需要擔任特定職務並通過相當完整的歷練，例如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在「入常」後，都需經過同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三項重要職務，作為「儲君」的準備。但習之後迄今一直未出現「儲君」，廿一大之前如仍未見「儲君」的安排，就更能確定中共將給習近平至少廿年的時間。

中共改革開放四十五年來，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總產值已接近美國的八成。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認為，疫情下中美兩國復甦情況反差明顯，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提前五年為二○二八年。依此，習近平任內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不是神話。

上個月，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通過伊朗成為正式會員國，並通過會員國擴大本幣結算分額路線圖，將建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推動成員國間以本幣結算；這已開啟落實去美元化的大門，這是人民幣經由上合組織動搖美元霸權行動伊始。目前上合組織成員國的領土面積占歐亞大陸五分之三，人口占全球四十五％。二○二一年，上合組織成員國生產總值約廿三點三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為歐亞大陸最大的國際組織。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曾警示：「中國、俄羅斯、伊朗走到一起的時候，就是動搖美元霸權地位的那一天了」，也將成真。

廿年前，俄羅斯總統普亭上台之初曾發豪語：「給我廿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俄羅斯人民也給了普亭超過廿年的主政機會。但觀諸當前俄羅斯的國家發展困境，掀起俄烏戰爭的普亭，面臨美歐西方全面制裁打壓，要在可預見的任內達成「強大的俄羅斯」，似乎愈來愈非易事。

廿大後的習近平，如果心中也有「給我廿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中國」，以目前中共的國家發展勢頭，以及國際和兩岸關係的變遷來看，習近平勢將面臨國內外更多的挑戰，但這也將提供給習近平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在中國歷史上留名的機會。前提是，需要小心處理兩岸危機，勿蹈普亭俄烏戰爭的陷阱，只有在沒有重大衝突和戰爭的變數下，習才有機會「給我廿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中國」。

雖然篇幅不到六百字，是自二○○二年中共十六大以來篇幅最少的（十六大超過一千字，十七大超過八百字，十八大超過七百字，十九大也超過六百字），但以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歷史使命、行事風格等三方面檢視這次篇幅最少的報告，相較以往的報告，卻更值得台灣各界高度關注。

首先，這篇報告明顯加大推動促統的力度與作為。就中共而言，統一不再是口號宣示，而是當作全黨的歷史任務，也明確把統一當作二○四九建國百年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習近平雖然口頭報告上沒有提到「九二共識」，引發外界揣測，但就北京而言，「一個中國」原則是前提，「一國兩制」是統一後的模式，「九二共識」就是中間過程中兩岸的對話協商與互動基礎，縱使台灣目前不認同，中共也不會放棄。更何況習近平在報告中希望「就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開展廣泛深入協商，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如果說今年八月十日中共公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是作為促統的號角，那廿大之後進一步推動民主協商探索「國家統一」與「兩制台灣方案」應是對台重點作為。北京雖不會期待未來五年能夠完成和平統一（或武力統一），但北京絕不會在兩岸統一議題上，在「廿大」後仍然流於口號宣示，而欠缺具體推進的作為。

其次，加大反對外部勢力干涉與台獨分裂活動，由於二○一七年中共十九大當時美中並未高度對抗，因此並未提到反對外部勢力。自從二○一八年美中大國博弈，二○一九年「習五點」提出後，堅決反對外部勢力與反對台獨就成為對台政策使用「非和平」方式的重點訴求。中共認為只有武力準備才能有效壓制台獨分裂活動，與嚇阻美國外部勢力介入，更只有以強大的武力做後盾，將來才能夠實現「以武」「迫談、逼降」，複製當年的「北平模式」完成統一。因此持續強化武力準備，自然為廿大後對台政策的重中之重。

最後，加大融合發展的促融工作，中共十九大報告並未提到「融合發展」，但自二○一八年公布「對台卅一項措施」，二○一九年公布「對台廿六項措施」，年年都公布跨部會的對台措施。進一步推動兩岸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利用中國大陸自身主場優勢，透過單邊立法與單邊作為，落實心靈契合的兩岸一家親，也將是今後中共對台政策的重點工作。

中共廿大閉幕後，路線、人事、政策也都明朗化，正好台灣也進入九合一選戰最後一個月，在九合一選後，緊接著是二○二四年大選開始暖身起跑。面對中共廿大後加大促統、反獨、促融的三管齊下，民主選舉掛帥下的台灣如何因應？也殊值各界省思。

首先，在當前世界局勢的定性與對外關係方面，「報告」指出十九大以來所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所帶來的「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在此過程中，中國「反對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未來要「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冷戰思維，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搞雙重標準」，此一反對的對象均暗指美國。也因此，在「國防與軍隊現代化」中所談及的軍事組織、人員、武器等現代化，都是為了提升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等能力，而對中國核心利益最大的威脅也是來自美國。

其次，在內政相關議題方面，在經濟「推動高質量發展」上的「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在科教興國的「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皆是針對美國對中國的「斷鏈」與科技「卡脖子」而來。而在「全面依法治國」提及加強「涉外領域立法」則是指美對中透過法律的「長臂管轄」，針對此，中國這兩年也積極推動相關立法，如去年的《反外國制裁法》即是一例。此外，這次「報告」特別獨立出來的「國家安全」，雖以內部安全為主，但也強調「國際安全」，「統籌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機制」等，這也都暗指中國的國際安全威脅來自美國。

再者，在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對台政策方面，「報告」中三處提及兩岸關係，均都強調「雙反」—「反獨」與「反外部勢力干涉」的結合，因此，「雙反」可說是此次涉台內容的主軸。就北京角度而言，過去幾年來台灣問題已經發生質變，不再是單純的兩岸關係，而是美中戰略競爭的主要矛盾，特別是裴洛西訪台、美對中的晶片管制，以及在立法程序中的《台灣政策法》等。此外，在「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中所提到的「這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首要還是「外部勢力干涉」，當然，這還是美國。

面對美國的步步進逼，在「報告」的「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中，習近平用「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的毛式語言壯膽，要求黨員要「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統籌發展和安全」。然而，從辯證的角度來看，此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要面對的挑戰，也是習近平得以再集權並延續其任期的重要資本。

在報告中關於對外關係，強調「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於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所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且要以中國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更好地惠及各國人民。此一說法的目的在於破除美國及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崛起所提出的「中國威脅論」，強調中國走的仍是和平為主的外交政策，並且中國的發展對於其他國家不是威脅而是機遇，將有利於各國人民。與此相同的用意，習也在報告中重申「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相對於中國強調推行和平與發展為主的外交政策，美國拜登政府在剛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仍將中國視為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是唯一具有能力及意圖以改變世界秩序的國家，美國的目標是要「勝過中國」。

對於美國以中國為首要競爭對手的思維與策略，習近平在報告中雖未直接點名，但是卻指出「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冷戰思維，反對干涉別國內政」，正是對於美國對中政策的回應與批判，只要美國持續的對於中國崛起採取遏制的政策，雙方的競爭態勢仍會持續下去。

在因應美國的聯合盟友以遏制中國的策略下，習在報告中也強調中國將「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此一說法反映出中國仍認為自身為發展中國家，並且與其他發展中國有共同利益，藉以強化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此一作法也可視為反制美國結合北約、歐盟及印太地區等所謂具有共同理念國家以遏制中國的策略，例如成立四方會談及美英澳三國軍事合作等。中國近年來藉由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及擴大「上海合作組織」，積極發展與亞太、南亞、中亞、中東及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政經關係，意圖抵銷美國的遏制力量。

在美中競爭關係中，台灣議題仍是爭論焦點也是潛在衝突因素，習在報告中因此提及「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在談及兩岸關係時也特別指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目的是針對「外部勢力的干涉」。用意在於反對及警示美國勿介入台海議題，阻礙中國統一目標。

習近平在報告中強調民族復興與建設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美國必然更覺警惕並持續對中競爭與遏制，但中國仍強調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美國也表示不願見到競爭轉為衝突，未來雙方仍將維持鬥而不破的關係。

茱蒂（化名）是我在劍橋求學時同棟大樓的研究生。由於她總早出晚歸，工時超長，一天可相遇好幾次，也逐漸熟了起來。說真的，我早已忘了我們談話的大部分內容，但仍記得她總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不像許多自負的博士，一旦覺得你的英文與科學不夠好，就會顯出不耐與不屑。茱蒂，一位資優的歐陸女孩，永遠不會這樣對我，以及其他人。我唯一從她感受到的壓力，竟是她比我認真；印象中她常用巧克力充飢，以節省用餐時間，活像是個神力女超人。偶而在深夜的車棚相遇，我竟不由自主地高興了起來，因為可和她在同一時間下班，真是種另類的解脫。

然而這樣看似平靜的日子，在深秋的某晚起了漣漪。我記得那時茶水間已空無一人，只剩茱蒂的背影。當我上前寒暄，她匆忙轉身，還來不及收起眼淚，只能勉強擠出微笑以對。我客氣地問：「還好嗎？需要幫忙嗎？」她說：「真的沒有，這不過就是我平常的紓壓方式！」從她隔天充滿陽光的笑臉，以及滿足地吃著巧克力的表情，似乎加深了她前晚回應的可信度。

幾年前我們在國際會議重逢，她的笑容依舊，而且已是位國際名校的教授。在派對的喧譁聲中，始終沒有合適的氛圍讓我可好好請教她的工作動機。然而由茱蒂當年的穿著品質和腳踏車檔次，我不認為她的全力以赴，是為了改善家境；從她用巧克力果腹就可滿足，也降低了她追求榮華富貴的可能性。或許茱蒂對科學研究有著極高的熱情，然後再把自我要求的壓力擠在淚滴中。令人欽佩的是，除了那兩行眼淚，我平常絲毫感受不到她的焦躁不安，倒還懷念起她那令人放鬆的笑聲。

我並不期待茱蒂的眼淚可重現於當今的台灣校園，因為那是她專屬的紓壓方式。當然，我更不鼓勵研究生為了實驗，常把巧克力當正餐，畢竟那不健康。然而不論台版的茱蒂曾否出現，哀聲嘆氣在校園中此起彼落，倒是常見。老師們大多感嘆學生們晚到早歸，近午還不見人，且又比公務員早下班，絲毫對前途無危機感；研究生則抱怨補助過低，做得再努力，若無「特殊的人與人關係」，要找份穩定的工作也難，導致對矢志奮發向上，產生了無力感。

某些學者主張以演化的角度來面對此一走下坡的高教生態，反正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然而教研制度若持續績效掛帥，連春風化雨也要被量化，讓老師原有的教育熱忱，突變為製造績效的動機，恐怕只會造成不適者劇增，使得教育與職場生態先後惡化，最後產生崩盤式的演化。很抱歉，我目前沒有具體的方案來挽救危機。不過我已決定：下次遇到茱蒂時，得好好和她聊聊當年的巧克力與眼淚。若得到些啟發，屆時再和大家分享！

（作者為台大教授、出版中心主任）

然而，我國人口自二○一九至二○年起出現「生不如死」的負成長局面。雖然部分的直轄市、縣市的人口仍有成長，但個股再強也強不過大盤，跨縣市人口遷移的紅利將會不再，不出數年，將會走向全面「都市縮小」的局面。

近十年，台灣南北都會蛋白區與蛋殼區開發「蔓延」的過程，我們同時看到的是都市中心的「空洞化」。原本人來人往的商店街道，變成「鐵門深鎖一條街」，繁榮景象不再；國民小學原本一個年級八個班，遞漸縮減為四個班，而且每班的人數僅有廿多人，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土地竟然被如此低密度的使用。而在都會的郊外，如林口、龜山地區，竟然在過去十年紛紛新設國民中小學及運動中心；而且，更諷刺的是，這些郊區民眾原本是都市中心的住戶，現在必須每天搭車到天龍國屬地去上班。這一來一往，是國家或都市的資源太多，還是老百姓吃飽沒事幹？

如果都市人口減少是事實，那為何還要用「成長」的思維去規畫都市的向外延伸？無限的城區蔓延，只會浪費有限的市政預算，並且帶來公共服務的不經濟。是不是應該重回都市中心去做翻轉？面對都市中心地區一整片四樓沒電梯的公寓城區，再配合人口的高齡化，使得主要人口住在「高齡不友善」的地方；也因此，這些地方的都更必要性自不待言，這遠比郊區的開發更為重要，因為數十年來的公共投資，其建設「沉澱成本」都在這裡。

而就政府面來說，若人口減少「不可逆」，那既有公共設施如何活化，減班、廢校的國民中小學或高中，如何轉化為服務中高齡民眾的社福機構；都市中心的政府機關能否集約合署辦公，並釋放用地作為社會住宅或更有價值的商業使用。

誠如哈佛大學都市經濟學者Edward Glaeser所言，都市是環保的，可省去人們舟車往返的「碳足跡」，而且更可免去大面積的郊區開發，讓人們享有更大面積的森林涵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