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營選情冷，抬出芒果乾騙選票，還添加火藥味提效。蘇揆在桃竹中高輔選，鼓吹「基輔經驗」，宣稱開戰時民進黨縣市長才會和蔡總統「同心」抗中，國民黨只會向中國招手。昌仔把「台灣局勢很險峻」掛在嘴邊，其實更像選情告急。

桃竹綠營執政，專營豆腐渣工程；蔡其昌和鄭運鵬當立委不提案不開會，地方信用破產，蘇揆竟只能靠抗中催票。高雄陳其邁何其暖，蔡總統把中央資源送好送滿，蘇揆竟還要恐嚇選民「解放軍只離高雄港廿公里」。說穿了，是呼喚全台「死忠的」聞聲歸隊。

蘇揆要選民學基輔，自己卻毫無「烏克蘭勇氣」。馬斯克建議烏國割土談和，澤倫斯基發動官民反制嗆聲；馬斯克建議台灣變成中國特區，蘇貞昌卻低聲下氣說：「成功企業家不了解台灣，最高行政首長不宜批評。」

老孬孬遇到巨富，把抗中掃把都丟了，好意思叫別人保台？上回人們吃芒果乾，結果吃到海峽中線沒了；若再被騙一回，不知要丟什麼。

相較於「十九大」報告，習近平這次有兩句新話：一句是「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另一句是「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這兩句，在八月發布的第三份對台《白皮書》中都已有揭露。換言之，習近平沒有新補充，未來對台方針將以《白皮書》為主。

但相對於十九大，這兩句話仍是新的，值得高度關注。第一句話，主要是對美國說的。《白皮書》的表述是：「中國人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政治報告》在前面加了幾個字，表明所謂「中國人的事」就是「解決台灣問題」。這一句話涉及的是「對象」與「合法性」，它除警告美國是局外人，不具干涉兩岸問題的合法性，並隱含中國已有能力將美國拒止於域外的意涵。習近平在報告開頭即自我誇耀，在「反分裂、反干涉」的鬥爭中，展示了「堅強決心和強大能力」，此話指涉的正是八月的圍島軍演。

當然，這句話還是有另一個旁聽者—台灣。北京仍寄望台灣回到「中國人」的立場，與北京一起解決這個難題。這也就涉及了第二句話。第二句話是一個「條件語式」，涉及的是統一的方法。意即中共將以爭取和平統一為旨，但在特殊情況下，亦不排除採取非和平或武力方式以達成統一。

這兩句話反映的是北京的心境。由於蔡英文對美一面倒，更於去年改稱ＰＲＣ與ＲＯＣ互不隸屬；美國則因憂懼失去全球霸主地位，把台灣當成抗中王牌。北京指責，前者「倚美謀獨」，後者則「以台制華」；習近平因而稱：「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亦即，北京已做了軍事攻台以求統一的最壞打算，並在《白皮書》與《政治報告》上，同時吐露其強烈的「非和平統一」意向。

然而，中共藉非和平手段達成統一的戰略意圖，卻不全然建立在美、台的外部因素上。習近平的個人意志與權力，更是迫使此一形勢升高的內在動力，這更是各方揣測他可能在第三任期「武統台灣」的主要原因。

習近平去年出台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將自己塑造為超鄧趕毛的歷史偉人。但相對於毛之革命建國及鄧之改革振興，習似乎唯有以統一台灣方可與兩人比肩，這是他的自我期待所形成的驅迫力。問題是，習近平打破黨與憲法規定，掃除一切障礙自我加持的第三任期，卻是他更巨大的壓力源頭。他必須締造一項彪炳的功業，而統一台灣可能就成了必然的祭旗。

無論如何，習近平仍重拾「心靈契合」的召喚，表明願盡最大誠意與努力爭取和平統一。既然如此，他就不應以在香港已圖窮匕見的「一國兩制」框架，強加於台灣人民。他若決心超越毛鄧，即應跳出鄧小平的窠臼，提出更合乎時宜的方案，才是他無可推諉的歷史責任。

「心靈契合」一定是雙向的，不能只是台北向北京契合，也要北京向台北契合。在那兩句話之後，台灣期盼習近平說出突破歷史窠臼的第三句話：大陸願與台灣相互平等尊重，在和平共存的前提下，試圖尋找統一的方案。唯其如此，他所期盼的「和平統一前景」，方有路徑可循。

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警告，全球衰退風險升高，因先進經濟體成長放緩，美國聯準會（Fed）為打擊通膨而加速升息，不僅導致美元指數飆升，各國貨幣大幅貶值，全球外匯市場空前混亂，也加劇了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壓力，IMF金融顧問阿德里安指出，全球金融體系崩解的風險已升高至過去歷次危機僅見。

與此同時，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柏南克也發出警語，他在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記者會上表示，俄烏戰爭和匯率波動正給各國帶來壓力，決策人士應留心全球金融狀態是否有惡化跡象。

前此，曾擔任過聯準會主席的柏南克，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戴蒙和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教授迪布維格共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他們對銀行經濟作用和金融危機的卓越研究。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世界近期面臨經濟衰退和疫情造成的經濟低迷兩大危機，各國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所採取的行動，幾乎都是基於這些諾貝爾獎得主的發現。」毫無疑問，柏南克之獲獎，極大程度上是跟他2008年世紀金融危機爆發後，以QE（量化寬鬆）成功化解了金融危機有關。

2008年9月15日，紐約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宣布破產，揭開了世紀金融海嘯的序幕，緊接著一家又一家的大金融機構、大企業就像骨牌一樣紛紛倒閉，巴菲特以「金融珍珠港事件」形容形勢之危急，索羅斯高喊「百年一遇」， Fed前主席葛林斯班則表示這是他職業生涯以來所僅見。

就在此時，曾為美國大學著名教授且專研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甫就任Fed主席未久的柏南克出手了，那就是著名的QE。這是一種另類的寬鬆貨幣政策，Fed以發鈔來直接購買迫切需要資金的大金融機構和大企業的股票，一方面為此等企業及金融機構輸血，二方面藉此穩住金融市場，止住股市的下瀉。

在財政和金融手段雙管齊下之下，幾個月後，大約在2009年第2季開始，整體形勢獲得緩解，西方及全球經濟度過一劫。就此而言，柏南克確實作出了關鍵貢獻。

柏南克的危機處理在當時曾引起廣泛的爭論與非議，批評者認為許多繳不起房貸的民眾失去了住屋，但被認定是罪魁禍首的銀行卻得以保全，這種感受與論點當然可以理解，但也必須看到，如果危機不這樣處理，整個社會無疑會付出更大代價。

獲獎者之一的戴蒙在記者會上表示，「這些紓困有問題，但實際上有益社會」。戴蒙之言，也應是持平之論。

但問題出在後來。QE一動，就停不下來了，因為一停，就擔心好不容易才穩下來的經濟會不會馬上又垮了下去；這就好比鴉片，一吃就上了癮，忍不住只好再吃，這就永遠戒不了了。QE亦復如此，到了原本宣布的期限後，再來一個新的，所以QE之後就來個QE2，之後還有QE3、QE4，沒完沒了。

也因此，美國Fed印鈔機就印出了天量的美鈔，成了巨大的流動性，不僅充斥美國，也流向全球各地，導致了全球流動性的氾濫。

糟糕的是，實體經濟在世紀海嘯大破滅之後還來不及恢復，對貨幣需求有限，於是海量的流動性流不進實體經濟，只好沖向各個資產市場，導致各國股、債、房市的大幅上漲，甚至形成泡沫，當時許多國家不以為意，因為一般物價尚稱穩定，但去年以來，貨幣政策長期過於擴張的效果，終於還是傳導到了物價，包括美國、英國、歐盟的CPI紛紛直飆而上。

對各國而言，現在面對的困局是，要對付物價就必須升息，但升息又擔心刺破了資產泡沫，釀成金融危機，甚至導致經濟硬著陸；對整個國際而言，美國大幅快速升息，美元指數持續攀高，也讓各國貨幣貶個不停，對各國物價及實體經濟都造成複雜影響，而這些又都正是IMF、世界銀行包括柏南克共同擔憂的形勢。

柏南克雖已獲獎，但他的QE功過卻不易評。

身為長期預測分析經濟走向的美國經濟學家，看了這個新聞其實有點不吐不快。一方面這只是一筆預測資料，畢竟最終二○二二全年ＧＤＰ要到明年初才能夠正式確定；另一方面即使這是最終的數字，展現的其實只是一個面向，但並非經濟全面。在此提供兩個經濟切點讓大家思考。

首先是計算方式。兩個以上的國家要互相比較國內生產毛額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官方匯率換算法（ＯＥＲ），另一種是購買力平價法（ＰＰＰ）。兩種方法並沒有孰優孰劣，完全是根據研究者著重的面向。

這次ＩＭＦ的計算方式就是採用ＯＥＲ，直接把所有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以當年對美金的匯率換算。有在關注匯率的讀者一定想到，今年全球的貨幣相對美國都是貶值，但各國貶值的幅度不一。相較起日圓和韓圜，台幣相較來說對美金是貶得少的。確切來說，從年初到十月中，日圓對美元貶了卅％，韓圜貶了廿一％，台幣貶了十六％。若把台幣當基準點，日本和韓國對台幣匯率大約貶值十四％和五％左右。也就是說在匯率的單一因素之下，ＯＥＲ方法直接把日本的人均ＧＤＰ對台灣打折了八六折，而把韓國ＧＤＰ對台灣打折了九五折。各國匯率的強弱其實是主導了這次這個數字的原因。台幣因為相對而言貶值幅度小所以有了這個匯率紅利。

另外就是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不等於薪水。一個國家的薪資和福利部分占國內生產毛額中的比例（稱為勞動報酬份額），在日本約為五十六％，韓國約為五十八％，但台灣只有四十％左右。也就是說每創造一塊錢的國內生產毛額，日本有○點五六元歸給勞工薪資、韓國有○點五八元，但台灣只有○點四元。這就是為何一般民眾對於國內生產毛額的增長無感，因為經濟增長並不總是等同於薪資增長。

話說回來，能在人均ＧＤＰ與日韓相提並論，的確是有可喜之處。除了匯率原因外，中美貿易戰、以及中美的詭譎地緣政治抗爭中，許多台商回鄉或是往東南亞發展，使台灣在近年的國際政治紛擾中成為受益者。但是經濟數據不能挑挑揀揀，只選喜歡的看，必須要整體綜合的評估，針砭時弊，才是身為經濟學者的社會責任。台灣長期低利率、低薪資、貧富差距、勞工或受薪階層沒有有力的抗爭代表，這些也是不爭的事實。大家應該對數字平常心看待，不驕不躁，以台灣既有的利基在國際賽局中做長期的規畫發展，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

第一種場景，是趕著提出建設計畫。中央主計總處，每年都會頒定下年度的「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作為全國各機關匡列未來建設預算的基準。譬如，已公布的一一二年度建築單價，一至五層樓的鋼筋混凝土教室，訂為每坪九九一八八元。各單位申請的預算，就在這個基礎上加總核算。市場行情是多少呢？以台北市來說，早已超過每坪廿萬！

用主計處的標準去匡列預算，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如果不照此標準，又出不了各單位主計的門。最終的結果就是，先按照標準編，然後等發包不成、經過形式上的流標檢討後，減項減量再發包；等著再流標，再開始硬著頭皮修正預算向上級要錢。經過冗長的程序，等拿到錢，又已趕不上物價上漲，建設計畫很可能又在原地踏步。這樣的作業軌跡，是近年來基層總務人員的夢魘。

而主計處的依據是行政院工程會提供資料，工程會則是依過去兩年的決標金額計算而得。但內行人都知道：一、過去的決標價都是經過一再減項減量，這樣的發包價早已不能反映真實需求；二、更離譜的是，以過去兩年的水準，要各機關套用到未來數年後的建設行情，說得過去嗎？

工程會說還有其他「權宜」的加價方式！譬如特殊工法、離島加計、物調指數等都可以做為加價的理由。但這些權宜作法即使機關的主計願意放行，能夠增加的單價幅度也非常有限，遠無法彌補與市場行情間數以倍計的落差。

工程會未能正視資料的失真已是一種荒謬，更荒謬的是一方面堅稱資料的可靠性，一方面又為避免流標，鼓勵各機關「只要拿得出實際案例，單價沒有天花板」。這可難為各級承辦了！現在編的是數年後要執行的預算，如何拿得出符合當時行情的案例？工程會是得了便宜又賣乖！

第二種場景，是行之有年卻讓各單位敢怒不敢言的主計作為。機關拿到預算且順利標出並不就此走向快樂的結局。每年到這個時候，機關要開始為執行率及保留款傷腦筋。如果沒把年度的錢花完，「輕則預算被收回，重則被記過處分」。包括營造廠及設計監造單位，每到年底就被機關「關照」趕快來請錢。但檯面下，不能為人道的是，機關希望監造能放行估驗、給人方便。本來，估驗計價簽准與否是監造督導營造廠、掌控品質的重要手段，但在那樣的「背景」下，執行率擺中間，品質還顧得到嗎？這個戲碼，每個公共工程都在發生。任何經歷過公共工程業務的都可證實。

這些不知多少年前定下的制度，早已不能因應劇變的社會動態，更無法跟上新時代的管理模式。我們的政府早失去研考的能力，諸多落伍的行政措施，看不到檢討與改進。可憐的公務員，天天在錯亂的主計規定中「做文章」；明明知道是相互欺騙，卻也了解彼此的苦，只要能「過得去」就好。希望中央相關單位，給予基層人員一點關愛的眼神。

伊恩之強風摧毀佛州登陸區周圍的船隻、房屋和商店，洪水破壞了道路、橋梁，及下水道系統等基礎設施，一八○萬戶停電，超過百人死亡，並造成主要農產品柑橘損失五成以上。十月五日拜登總統在巡視災區後表示：「所有一切…不得不從頭開始。」

房地產分析公司CoreLogic估計，可能有超過一百萬戶家庭受到伊恩颶風的影響。在最壞的情況下，重建經費可能超過二千五百億美元。

佛羅里達州位於美國本土東南端，呈現半島地形，西面濱臨墨西哥灣，東面為大西洋。自二○一○年以來，該州增加了近三百萬居民，目前約二千二百萬人。旅遊業是佛羅里達州經濟收入的最大來源。溫暖的天氣和沙灘美景每年吸引將近六千萬的遊客。

由於佛州位於大西洋和墨西哥灣之間，剛好受到來自兩方路徑的颶風襲擊。於一八五一至二○一八年期間襲擊美國的二九二場颶風中，有超過百分之四十一的颶風侵襲佛羅里達州。

佛羅里達州颶風、洪水這麼頻繁，為什麼還有許多人喜歡住在佛州？

主要原因包括：該州綠松石色的海洋和白色沙灘天然結合令人驚豔、全年溫暖的天氣、悠閒的生活方式、相對便宜的房價、沒有州所得稅，以及擁有退休人員或移民的大型社區等。

但佛羅里達常年受到季節性颶風（八至九月最高）的威脅、全年持續的降雨和強大的潮汐，均經常導致沿岸許多房產被洪水淹沒。

因此佛羅里達州決定房屋價格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房屋的海拔高度，位置愈高則房價愈貴。當地政府通常都會為民眾的財產提供洪水海拔高度證書。國家洪水保險計畫（ＮＦＩＰ）會審查這份證書，以確定該房屋高度與其被淹沒的潛在洪水的高度相比較，這就是該房屋的基準洪水高度（ＢＦＥ）。若房屋的的ＢＦＥ愈高，其支付洪水保險的費用就愈少。反之房屋ＢＦＥ愈低，洪水風險就愈高，房價則較便宜，同時每年要繳的保險費也愈多。估計這次伊恩可能造成高達四七○億美元的保險損失。

專家認為佛州西南岸有許多離岸隔離島（barrier island），多年來被房產公司大肆開發，例如珊瑚角（Cape Coral）經大量建橋、修路、築屋，該區人口已經達廿萬，形成颶風、暴潮最敏感的脆弱社區。

佛州風災，顯示沙灘美景，暗伏暴風危機，形成氣候災變之熱點，或可提供未來各國開發觀光景點參考。

（作者為退休教授）

黃義交在政壇崛起，最被熟知的是加入台灣省長宋楚瑜領導的省府小內閣。對省府宋團隊而言，無論是前經發會主委夏龍、前省府副秘書長馬傑明、前省府社會處長唐啟明、前文化處長洪孟啟，都是跟隨宋楚瑜多年的舊識，因此對於黃義交進入宋的小內閣，他的表現自然成省府團隊乃至外界注目的焦點。

黃義交的「新人」表現顯然未讓宋省府小內閣落漆，他也自此成為宋楚瑜團隊亮眼的成員。例如，一九九五年台中市衛爾康餐廳火災，造成六十四人死亡慘劇，這原是台中市政府責無旁貸處理的事故，結果任職媒體的筆者當晚接獲黃義交專電，轉達宋省長從台北南下勘災慰問的行程。

那一晚，宋團隊從火災現場、醫院、殯儀館巡視、慰問，整個災後處理過程，掌握第一線狀況，省長也因此得以定調事故後的究責、撫恤等善後對策，讓這起曾是台灣最大公共事故意外，未進一步掀起更大政治風暴。黃義交也恰如其分的善盡他被稱為「傳真機」的角色。黃獲賞識重用，不僅在於他真實傳達省長理念，也因著他可以長期花時間付代價，陪在「老闆」身旁待命。

可惜的是，正當黃義交在政壇嶄露頭角之際，卻因「寶寶事件」的感情緋聞事件，不僅重創他在政壇的崛起，也讓省府小內閣形象受到衝擊，因而被迫告假消失一段時間。在這段期間，黃義交的去向成了媒體追逐焦點。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恢復與筆者的連絡與見面，隨後才知道，在過去一段沉潛時期，他在友人陪伴下進入教會，開始參加了教會聚會活動，這才讓筆者放下了心，也鼓勵他繼續努力。

無獨有偶，後來前總統李登輝執行「凍省」，與宋楚瑜交惡，宋因此「請辭待命」也消失政壇一段時間，後來重返省府，宋說，他與妻子陳萬水到以色列走了耶穌基督「苦路」，此舉也讓筆者感觸不已。撫今追昔，看見故友黃義交辭世，怎不讓人感傷。

等等，這三個參選人，一個是現任立委（選區在中山區，也不是他去勘災的陽明山及士林區）；一個是前任副市長，已離職參選；一個是前任衛福部部長，也已辭職參選。他們到底用什麼立場和身分去勘災？他們就是知道了第一線的災情，又有什麼資格可調動資源或指派相關單位（環保局，工務局，警察局）去執行任務呢？

為了他們的勘災，當地人要多花時間安排，參選人的車輛進出，帶來媒體的車隊，媒體曝光的焦點也不是在該地的防水工程、水利設施及災害的原因與預防，這對已經受天災的現場有任何意義嗎？

每一次選舉看似熱鬧，其實已經扭曲了我們對於民主制度的認識。市長參選人牽手市議員參選人打躬作揖拍宣傳照，美其名母雞帶小雞。大家都忘了，市長代表的行政權，和市議員代表的立法權，照理說是要互相制衡，怎麼會變成聯手巧笑倩兮，來騙選民的選票呢？如果市議員是因為市長的牽成才能當選，他或她怎麼會在市議會監督市長提出的施政方案和預算呢？

扭曲的選舉制度，帶給我們的不是民主和進步，而是勝選的最終考量。如果這是我們的民主，實在沒有什麼好拿來和對岸說嘴的。

室內漁電案場是在農業用地上填土興建金屬或水泥等高強度構造之室內設施，土地利用強度及環境生態衝擊，與農地工廠無異。而經營型態較傾向引入新養殖團隊，對於既有養殖漁民的社會衝擊疑慮亦較高。卻因制度上的漏洞，不僅免經環社檢核程序，甚至如美濃區廿多件申請案，可脫逸出經濟部和農委會研商的漁電共生專區，往內陸的農業用地蔓延。

針對室內漁電的漏洞，不僅民間團體認為需修正，其實漁業跟能源主管機關也都認為需要納入管制。但兩機關對於究竟是在漁業容許審查階段，或電業許可審查階段進行管制，以及如何避免對只做室內養殖設施不附加光電板的純漁業設施，課予過重申設成本等議題仍在討論，因此改進方案稍陷遲滯。

對此，我們爬梳「室內漁電」申設程序中三個不同節點：室內水產養殖設施容許（農業主管機關）、電業籌設許可（電業主管機關）及室內養殖設施附屬屋頂綠能設施容許（農業主管機關），提出可有效管制室內漁電申設，且盡量減低各主管機關以及純養殖戶之負擔的短中期措施。

首先，短期建議農委會應修正《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廿八、廿九條規定，限縮室內漁電於現行已實施環社檢核之區位。同時由於環社檢核盤點之關注減緩區，具有較多敏感的環境生態及社會議題，因此亦建議不得同意申請室內漁電。而位於環社檢核優先區及先行區之室內養殖設施，得申請附屬屋頂型綠能，僅需於電業籌設許可階段，比照戶外型漁電共生案場檢附環社友善措施。

室內養殖設施未附屬屋頂型綠能設施者，則不在此限。因單純室內養殖設施，如未附屬屋頂型綠能設施，缺乏資金挹注，預期不至短期內大量新增，對環境社會影響較低，且為避免對單純從事養殖的漁民之衝擊，故將室內養殖未附屬屋頂型綠能設施者排除於上述規範外。

中期措施則建議農業主管機關應制定全國水產養殖計畫，針對不同的鄉鎮市區的環境狀況，訂定各地室內型水產養殖設施適養物種及設計規範，以及附屬屋頂綠能設施之總量，以作為地方政府審查室內養殖設施及屋頂附屬光電總量管制之依據。長期整體漁電共生之規畫利用，則回歸全國及各縣市國土計畫的農業及能源部門空間計畫引導，應可引導漁電共生有序發展。

原本歐陸電網中的售電大國法國，挾著境內占比達七十％的基載核電，向來都足以將多餘電力售予鄰國。然而，去年底部分機組出現管件腐蝕問題後，法國電力公司決定停止運轉多部同型機組，除了必要的檢修，也同時進行歲修。此舉導致境內過半的核電機組，無法於今年冬天加入供電行列，也讓法國陷入前所未見的供電短缺窘境。自顧不暇之際，當然不可能繼續對外售電，對於歐洲多國刻正面臨的能源危機則是雪上加霜的衝擊。

身為歐洲領頭羊的德國，在一九八六年的車諾比事故後，陸續關閉了卅一座核電廠，二○一一年福島核能事故後，更宣布將於二○二二年關閉境內所有核電廠。

另一方面，為了達成淨零碳排的長程目標，德國政府更在近年開始透過付費的方式，關閉境內的燃煤電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去年關閉裝置容量高達一六○萬瓩的摩爾堡燃煤發電廠，這座電廠從商轉到關廠僅僅六年。意外的是，堅定的「非核去煤」反而讓德國成了此次歐洲能源危機中的最大苦主。

位於北溪管線主要接收端的德國，過去一直依賴俄國直輸的便宜天然氣供電與供暖，其每年用量接近輸歐天然氣總量的三分之二。北溪管線全面停輸前，德國即已決定長租五座浮動式儲存與再氣化單元，用以接收來自美國的高價液化天然氣，並立即動工興建固定式的天然氣接收站。更重要的是，德國在上個月完成國內能源供給的壓力測試後，決定暫緩於今年實施全面非核，更在十七日宣布讓境內最後三座核電廠繼續運轉至明年四月。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目前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就已超越燃煤與核能機組加總的裝置容量。但在今年第一季，光電僅貢獻六點三％的電力，而煤電則占卅一點五％。外購電力不可得、再生能源供電不如預期、減碳壓力未減等因素，迫使德國政府必須續用核電，以確保自身的能源安全。

我國目前的處境並不會比德國好，甚至存在更大隱憂。在化石燃料全數依賴進口，且天然氣安全存量僅有七至十天的情況下，政府依舊決定在二○二五年將氣電占比提高至五十％，無視天候不佳與對岸軍事封鎖可能造成的能源供給中斷危機。另一方面，明知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遠遠不如預期，二○二五年既不可能達成廿％的原訂目標，也不可能達到十五點一％的修訂目標，依舊鐵了心廢核，更侈言將與國際同步於二○五○年達成淨零碳排。

如此置能源安全於不顧且空話連篇的能源政策，絲毫無法讓民眾安心，政府再不務實面對我國特有的能源危機，未來數年的經濟與民生恐將面臨難以承受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