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團」和「圓圓」是十四年前對岸送給台灣，從命名可知，牠們承載著兩岸的期待，並在台灣生下「圓仔」和「圓寶」，一家都深受民眾喜愛。但在黃金城口中，卻把大貓熊說得像「展出品」，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物件。這種口氣，像是尊重生命的人嗎？

民眾對團團的病情都極關注，並非因為牠是大貓熊，而是一種發自人性的悲憫。黃金城身為政府高官，卻表現得毫無感情：團團送來是隻強健公貓熊，如今生病了，就說「可以拿回去」，真是冷酷又粗暴。次日，林務局才代為澄清，說他「口誤」。在民眾看來，更像是「可惡」吧！

北市府的禮貌，也沒高明多少。柯文哲誇稱，台灣醫療技術很好，不是我們很需要大陸專家來協助醫療，而是對岸覺得「嫁出去的媳婦快掛掉」，要來看一看。請問，「快掛掉」這種話，市長可以隨便講嗎？把大貓熊比喻為「媳婦」，又恰當嗎？

社會要和諧，需要多一點人性關懷。對人禮貌一點，很難嗎？

吳密察獨派色彩鮮明，一直推動文化台獨，甚至表態同意將故宮併入文化部，降為三級單位。閣揆蘇貞昌任命這樣的人掌管故宮，顯然要他發揮「去中華文化」的專長；因此發生令人痛心的文物毀損事件，恐怕還有人私心竊喜。看吳密察在立院的答詢，他對三件瓷器毀損毫不在乎，稱這三件只是「一般古物」，說「可以修復」。試問：碎成七片的瓷器，即使黏得回去，又算什麼「修復」？

去年二月「嬌黃綠彩雙龍小碗」被發現破損，吳密察立刻下令這項器物不得點交、不得紀錄，也不得做檢視報告。這些動作，目的就是在隱匿事實，避免國寶毀損的事情外洩。這種作法，和蔡英文論文封存卅年、陳時中的高端疫苗採購合約封存卅年，簡直一脈相承。正因對首件毀損毫無檢討，因此今年四月又發生「暗龍白□小黃瓷碗」破損事件；接著，五月又發生「乾隆青花花卉盤」摔破事件。

環顧世界，有什麼國家的文物在國立博物館內遭到人為破壞，卻能瞞天過海，裝作若無其事？但吳密察掌理的故宮，可謂創下了先例，毀損文物毫無愧疚，也不調查。以「嬌黃綠彩雙龍小碗」碎成五片的情狀看，必定是遭摔落地面所致；吳密察卻說，監視器紀錄未看到有人員作業時毀損的情況，因此判定「非人為疏失」。如此草率的推託之詞，國人會相信嗎？

故宮近年急於執行「數位典藏」計畫，不斷將各種文物移出庫房拍攝，工作人員若訓練不足或倉促行事，便容易發生毀損事故。荒唐之處就在於此：國寶文物是人類共同遺產，但在蔡政府官僚眼裡，卻只是一件「數位化」物品，打破也不心疼。吳密察還振振有詞，反咬故宮瓷器的包裝「落伍」，他將改箱為櫃，以單件文物作為儲存單位。然而，「落伍」的包裝幾十年來並未毀損文物，瓷器是毀在自以為「進步」的官僚手裡，不是嗎！

蔡總統任內，故宮歷經三任院長，三位都缺乏藝術史專業，行事也備受爭議。首位院長林正儀熱衷於「年輕化」經營，不斷推動實境遊戲、密室逃脫、文物攝影打卡等，走偏方向，其後以健康因素請辭。第二位院長陳其南，更計畫將故宮「封館三年」，重要文物則送至嘉義南院展出，讓國際觀光客走向南部。試想，此計畫一旦推動，故宮將有多少國寶文物毀於搬運？

吳密察也不遑多讓。他七月間甚至誇口說，故宮「南院」的參訪人數未受疫情影響，但「北院」參訪人數則慘兮兮，「已看不見南院的車尾燈」。言下，北院的「沒落」非僅與他無關，他竟還頗自得，因為自己提高了南院的參訪率。事實上，故宮南院參觀人數提高，主要是周邊的夏季親子藝術月、玩魔法、水舞及無人機等趣味活動大增，與南院的文物展示無關。堂堂故宮院長，竟拿趣味活動人數來膨脹政績，這還有沒有一點尊嚴？

從封館三年，到打破三件文物瓷器，都是故宮精神變質走調的徵兆。這不只是民進黨因「仇中」而「仇故宮」，而是蔡政府的用人已失去基本準繩，也不在乎對國家造成什麼傷害。吳密察掌管故宮，就如同讓狼去看管羊群。

本報社論日前指出，政府應提出清楚的兩岸經貿政策，供台商決策時有更多參考依據。然而我們也了解，這具有相當困難度，因美中貿易科技戰會如何演變，可能連美中兩造也不太清楚，極可能要看兩強的優勢變化，來決定下一步如何「出招」；而台商也只能在未來的局勢變化下，順勢調整策略以趨吉避凶。然而，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美中科技戰的「戰況」會比目前激烈，台商高科技電子業也會受到更多衝擊；因此，對此衝擊的因應，必須更超前部署，以減少傷害。

無論如何演變，可以確定的是，在高度全球化之下，即使受到抑制，全球兩大經濟體的經貿關係不可能完全脫鉤；特別是中國大陸已從「世界工廠」蛻變為「世界市場」，美國企業不可能為美國政府的「阻中」策略，完全放棄中國市場，必須讓「戰況」侷限在高科技領域。因此，非屬高科技領域或美國不擁有「卡脖子」技術的領域，就不太會受到衝擊。何種屬性的台商，必須做出何種性質的因應，必須謀定而後動，而非一刀切採取相同對策，避免引發無謂的「調整成本」。

進一步思考，西方社會並非沒有「共同富裕」的概念和作為，累進所得稅和社會福利等設計，就是在追求這種目標，也許做得不夠多或不夠好，但其均衡的拿捏絕非易事；瑞典等福利國家都是在發現做過了頭，才回頭調低所得稅率。二十大之後的「習治理」，要求企業自發地進行捐輸或共享，而非以制度設計去達標，加上「國進民退」將成政策主軸之下，「超大型」台商過去「左右逢源」的待遇將逐漸消失，加上美中對抗恐被波及，加快在中國境外的「全球化」已無可逃避，否則獲利無法預估，難以規劃營運並對股東負責。「大型」台商要全球化或許吃力，但加速分散到東南亞或部分回台應屬必要；至於廣大「中小型」台商，國際化能力較差，難以分散到兩岸之外；鑒於大陸市場即將成為全球首大，當然不能輕率放棄中國工廠和市場。

此外，台灣出口幾乎都押注於高科技電子業的風險愈來愈高。其實，鄰近中國大陸這個巨大同文化市場，是發展服務業的優勢，而台灣服務業也具有競爭力，卻因許多高利潤服務業未彼此開放而失去商機，原意為突破此困境的「兩岸服貿協議」，迄今仍被立院擱置；其結果是服務業出口的占比偏低，2020年只有10.6%，不僅遠低於服務強國─英國的47.0%、美國的30.6%（皆2021年），也低於鄰國日本的19.6%、南韓的14.4%（皆2020年）。要維持台灣出口動能，台商和政府都必須大力投注心力於此。服務業平均投資金額較小，容易調整或移轉，因應變局彈性較大；政府除須更積極推動加入CPTPP、和印度、烏克蘭、歐盟等北京相對較無影響力的國家盡速簽署貿易協定，大力擴展服務業出口之外，亦可考慮讓「兩岸服貿協議」通過立法生效，掌握最有優勢的大陸服務市場商機─若兩岸要一路走向開戰，自然應當別論。

中共二十大之後的「習治理」，加上美中貿易科技對抗，兩岸經貿將益發困難，必須以新思維、新模式來尋找新動力，朝野都必須戰戰兢兢，否則「東亞第一」將快速成為明日黃花。

一、沒有人群爆量預警資訊：理論上，當人群到達某個數量，就應發布預警資訊，禁止人潮進場或開始預備疏散路線。但因梨泰院是休閒娛樂的場所，很多人前往梨泰院，只是單純希望湊熱鬧與放鬆心情。政府與民眾都沒有想到聚集的人潮超乎想像，或者，沒有人預期會有這麼龐大的人潮現身。所以事先沒有設計人群數量資訊通報機制，當然也就沒有事先規畫疏散路線。

二、人群內外都缺乏資訊：即便沒有事前的預警資訊，如果當人潮開始超量時，場內人群可以立即通報資訊，或如果梨泰院外圍有人意識到人群可能爆量，立即進行通報。並同時和救災單位、鄰近商家，以及內部人群等互通資訊，或可降低傷亡。換言之，很可能事發時場內與場外人群缺乏相關資訊，才導致這次梨泰院重大災難的發生。

三、人群爆量資訊難以通報：合理的推論是，因為事前沒有人群爆量的預警資訊。所以梨泰院發生人群爆量時，可能沒人知道人群爆量已經發生。或者因為現場開始出現混亂，沒有人知道或想到通報相關資訊；或可能因現場推擠嚴重，根本也沒有時間通報，或即便通報，通報者的訊息也可能侷限個人而無通盤資訊。

四、人群開始恐慌：人群瞬間爆量最令人擔心的是開始出現恐慌，主要因為現場的人群資訊不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此開始產生混亂與恐懼；而當恐懼進一步擴散，在缺乏相關引導資訊下，強烈或失去理性的推擠、踩踏行為於是發生。

五、缺乏引導資訊：根據媒體報導，現場商家可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所以音樂聲量仍大；部分民眾也因不知發生何事，而繼續狂歡。在此情形下，救難（警消）人員，難以使用擴音設備引導群眾。或者，巨大的音樂聲，加上引救災人員的引導資訊無法發揮作用，於是助長踩踏災難的發生。

由於這次梨泰院災難，並非因某個政府或民間團體主辦，才吸引龐大或爆量的人群，不太容易追究「主辦單位」的疏失。如果政府或民間能充分運用人工智慧監測器，自動計算人群數量，並在適當地點公布相關資訊，也可解決前述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這次案例也讓我們深刻了解，主辦單位對於人群瞬間爆量，有責任事先規畫因應方案。或政府也應有適當的規範，要求主辦單位備妥相關方案，以避免梨泰院的悲劇發生。

檢視台灣預防踩踏管制措施，二○○二年實施容留人數總量管制，由台北市發起全國首創「特定場所容留人數管制規則」，只因認知到在過密的空間中，恰逢不利情境下，急著逃離反而易衍生互相障礙甚至有害彼此生命情況，而唯有空間的安全性才能保護較多的人。

恐慌期間人群的行為特徵，包含選擇直覺性看似耗時最短的路徑、盲目衝向出入口、出現正常情況下的行為模式與緊急情況下行為模式相同的慣性行為、在恐慌時會喪失獨立判斷能力而盲目跟隨前面的人、向著光亮的地方走具趨光性、行走軌跡不是直線而是左右彎曲的曲折（迴轉）現象、在出口處發生嚴重堵塞導致人群形成凸出如拱門的現象、與前者的距離小於一公尺時易出現走走停停現象；而在走走停停現象下，人群密度越高時極易出現顛簸現象，以致翻倒的可能性極高。

為了防止南韓梨泰院萬聖節大規模踩踏情況發生，實施集中回避及順暢人流控制萬分重要，如嚴格執行人群總數出入控制、設置多條動線分散人群、於人群密集點設置滯留空間；人們在黑暗環境容易產生恐慌，因此應避免在人行空間營造黑暗環境，更應確保停電時緊急照明燈能確實照明以防止民眾恐慌，並以易於理解的方式顯示疏散方向。

舉辦大型活動需要確保緊急疏散路線，以便所有人都能在短時間內撤離；以斜坡取代階梯、減少路徑的障礙物、凹槽與凸起物、並確保雨天也能足夠防滑、在人多聚集的地方設置扶手和圍欄等預防跌倒措施。公開民眾當下欲知的訊息，如正在發生的事情、未來會發生什麼、如何避免危險、需要採取什麼行動、適當提供有關擁堵狀況的訊息，可使人群平靜並達到安撫效果，更應提供觀光客及外籍勞工多國語言訊息公告等之避免恐慌措施。

疫情時期，容留人數總量管制更廣泛的出現於大眾生活中，如便利商店、藥局、活動中心等民生活動場所，均為減少人群接觸而有了短期實施人數管控經驗，由傳染病管制手法與公共安全對策相似性，可以發現防疫與公安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面對南韓大型公安事件，台灣應該秉持尊重災例記取教訓的精神，檢視大規模活動事故風險，透過事先申請許可、防減災與避難計畫規畫與審查、關鍵必要可行的容留人數監視與及時警告及限制進入、假設各種事件情境，以「如果這個情況可能發生」的想法做好準備，明辨重要節慶與連續假日之人潮與平日人潮存在極大差異性，進而配置適當服務人員進行導引及提醒、制定緊急應變計畫、疏運計畫。

人文社會的進步，公安也是重要指標，而安全避難的最高指導原則為Fail but safe（還有其他出路）與Fool-proof （大家即使是笨蛋，仍然得以被導引逃生）。台灣公共安全歷經多次改革，並不落於南韓之後，期許台灣在進步的同時能打造安全的居所、安全的社會、安全的家園。

首先，死傷人員的年齡層，幾乎都是十至三十歲，有高中、大學生及白領階級年輕人。可以說都在無憂無慮的「優渥」環境生長。因此，由這批帶動的「流行」自然成了演藝圈的最大消費者。

其次，扭曲萬聖節的意義。萬聖節從美國小鎮擴展至各地教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小額募款替代糖果，以便成立基金，推展該基金會的兒童事業。不幸，在南韓演變成年輕人的「玩樂日」。

尤其，從沉悶的近三年口罩生活脫離，人身似乎獲得完全解放。利用星期六與三五朋友和同仁結伴一起用餐、喝酒盡興，隨著人潮的擁擠，如海浪般波起波退，完全忘掉自身安全。

一位虔誠基督教徒韓國朋友向筆者直言，南韓的這類頹廢文化與巫俗文化必須徹頭徹尾消除，否則，年輕人、家庭及社會受害，對國家來說永遠是「隱形的災禍」。有一次，就有第二次。

南韓總統尹錫悅宣布即日起為哀悼日，政府各單位降半旗。南韓進入丹楓季，滿山赤紅。對上任僅六個月的尹錫悅來說，在國內外的情勢十分嚴峻情況下，前路的「紅燈」一盞又一盞亮起。

台灣故宮是過去明清皇家的藏品，在全球博物館間，中國文物藏品的重要性，全球第一，完全不可取代。是台灣真正的「護國神山」。這次，台灣明清皇家瓷器破損，全球博物館一定問，台灣「到底怎麼了？」其實，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等全球領導型博物館，在中國文物藏品方面，無不以台灣故宮馬首是瞻！

中國歷代，盜墓是一條致富、籌資最佳途徑。史上，從盜墓賊可以研發簡易有效盜墓的洛陽鏟，可見盜墓致富吸引力之一斑；科班的考古人員都望洛陽鏟弗如！曹操、近代孫殿英軍閥都知道，在軍隊無餉，可以盜墓補給。孫殿英在自己管轄區，利用軍隊、爆破、挖開慈禧太后、乾隆墓，堂而皇之盜墓，並將盜得珍寶文物與高位者分享、在市場銷售。

台灣沒類似大陸西安或其他地區，處處有古墓，可探索挖掘盜墓。台灣故宮其實可視為最有價值之中國國寶「古墓」，計擁有七十餘萬件國寶，盜這個「古墓」的價值最高。若擁有絕對權力，盜這個「古墓」最容易。

博物館學對於展品或珍寶藏品，有嚴謹的內部控制制度。吳院長上台後，盡量任用非專業的舊部屬或學生。破損的藏品都是未曾公開展出的藏品。在未經專家鑑價，吳院長就對外宣稱，這三件破損的瓷器都是一般古物。瓷器破損事發後，被指曾下令隱匿。不久前甚至有網路謠傳，在台海局勢緊張下，可能準備從故宮館藏挑選出價值最高的九萬件轉移到美國和日本。若破損三件明清瓷器的處理程序完全不符內部控制原則，就很可能讓人質疑，上述「操作」是不是「摸金校尉」，透過「貍貓換太子」置換成膺品或俗品的最佳管道？

故宮古墓擁有許多「從未公開展示之國寶」，這些最容易以破損之名，以膺品置換，偷取寶物。清末民初，太監偷盜太多皇宮文物，唯恐被查出，乾脆一把火燒掉文物倉庫。大家一定要關注，今天破損國寶，哪天故宮倉庫會不會突然失火？

大家一定要堅決「保護故宮這座護國神山」。要求全面清點故宮藏品，保證從大陸移來的藏品全部留存在故宮的倉庫。查明除三件破損的明清瓷器以外，是否有其他不明破損情形？一定要邀請專家，對三件破損國寶瓷器進行鑑定與鑑價。進一步全面鑑定所有藏品，是否有任何藏品有被置換成膺品或俗品之可能性？敦促政府重視故宮中國文物藏品在全球的地位，聘請國際專家作最好的保存與規畫，讓故宮這座「護國神山」可永保台灣，發揚光大台灣精神。

不禁想起孔德成，當年故宮文物遷台，連同南京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的圖書文物一併暫置於霧峰北溝庫房山洞裡，府方成立聯合管理處來監管，聘孔德成擔任主任委員。民國五十二年聯管處例行檢查北溝庫房，發現其中一只箱子上有一灘水漬，裡面的《四庫全書薈要》有九冊被雨水浸濕，另一箱內有一冊內頁黏連，因是屋瓦破損雨水從天花板落下所致。孔德成獲知此事，立即向當時行政院長王世杰請辭，儘管漏水非人為因素，且洇濕的紙書可以裱褙修護，不像瓷器打破碎難以修補，但孔德成因珍貴文獻受損，即刻自請處分，堅辭職務以示負責。

孔德成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長孫，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家學淵源，更專精於古器物，被派此任務就是器重他的能力與才幹，但當得知管轄的文物遭損時，他的第一反應就是一肩扛起，請辭負責。

而今主其事者，砸碎多個國寶，不但毫無愧疚，更試圖以威權之力隱匿。尤有甚者，自上任以來，聘用多為自己過去的下屬或學生，且漸遇缺不補，造成管理上的大漏洞。

故宮博物院舉世聞名，不但蘊藏數千年中華文化的瑰寶，更是代表人類文明達於極致絕倫的見證。典藏的每一件文物不唯因年代久遠、器物精緻、書畫卓絕而已，更是歷經水火、兵燹、顛沛流離，仍完好無缺的留存下來，方能成為國寶。豈料，太平之世竟有國寶毀損之事，且是在高規格維護管理條件下的博物館內發生，難以置信。

試問吳院長，真心尊重愛護故宮裡的每一件中華文物嗎？應該知所進退，勿再憑恃深綠的背景，唯有缺專業、毀管理、損文物的「三缺損」，又如何扛得起保護國家文物命脈的重責大任？

我小時候，特別喜歡看遊行，也很想成為遊行隊伍的一員。於是國中時參加了樂團，吹中低音號。年事漸長，也漸漸淡忘遊行的喜悅。

二○二二年十月廿二日，台中龍井東海藝術街舉行萬聖節遊行，又勾起我童年的回憶。來到街口，就看到家家戶戶的街坊鄰居發揮創意，如同迪士尼魔術王國公園的街頭活動，人群中家長們將自己和小孩裝扮，變裝的道具由小朋友自己製作，發揮創意的巧思。

街坊的婆婆、媽媽及小姐們更結合音樂，在街頭隨興表演，充滿節日歡樂氣氛的舞蹈。她們的服裝是藝術街服飾店家的設計及裁製，由街坊居民們穿著表演，頗有巴西嘉年華會的氛圍。

藝術街每年都有傳統的經典走秀遊行，今年更邀請許多可愛的卡通人偶參加，街道兩旁形成萬聖創意市集，在藝術街的「柯比意」廣場設置四公尺高的南瓜造型萬聖裝置藝術，並安排知名電商到場發放小禮物，將萬聖節氣氛帶到高峰。

藝術街商圈的店家們敦親睦鄰，促銷觀光，共同舉辦討糖活動「搗蛋闖關大進擊」， 每一店家擔任關主，邀請訪客以家庭為單位來闖關。為鼓勵遊客到各店家實際走訪完成討糖任務，每到一家商店，就蓋一枚圖章。完成收集八枚圖章任務的家庭，可回到「柯比意」廣場領取此次萬聖節活動紀念品。遊客熱烈參與，進行家庭親子活動的體驗。

街頭遊行應該展示出樂觀及歡樂，負面的事物都轉變為正面。英國作家卻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說： 「當遊行隊伍下雨時，請朝正面看而非負面看。沒有雨，就沒有彩虹。」

藝術街這個非營利性的街頭遊行已經成功地保留了該活動的基本精神，展示出愛、和平、自由、慷慨和寬容。兩旁的店商將自己的商品特色融入活動，未來街頭活動可以提供更廣泛的服務，如廢物處理，護理服務和安全。

台中龍井東海藝術街發揮迪士尼精神，打開新的大門，做新的事情。這條街充滿了普羅大眾的人文氣息。（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

救國團上凱道，不只抗議黨產會違法的追繳處分，更呼籲全國民眾共同關心台灣目前的艱難處境，以及各種民間團體未來可能面臨的同樣命運：今天是救國團，明天難保不是其他的社會團體，如：各地的農會、合作社，甚至有無土地糾紛的知名科技產業與航空公司？誠如二戰時期德國牧師懺悔詩一般，當年德國各界如何屈服於納粹黨勢力，沉默地坐視一群又一群的無辜者被迫害。最後當自己也被抓走時，沒有人願意站起來為他說話！救國團今日的處境，難道不會是其他民間團體的未來可能寫照嗎？

救國團成立於當年特殊的時空環境，當然需要檢討與改進。但她畢竟是伴隨著台灣四、五、六年級生，年少時期上山下海美好的「共同記憶」。如今救國團是合法的公益服務性社會企業。

創團七十年來始終以正派、陽光的形像，為台灣付出貢獻，包括成立著名的「張老師」青少年服務中心，為各地民眾與弱勢族群的心理輔導作出奉獻；每年寒暑假大專生工讀與村服活動，協助困苦家庭子女完成大專學業，並參與偏遠地區的志工服務；甚至在台灣退出聯合國等外交孤立年代，致力於青年與國際接軌的海外民間交流。

這些當年帶領全國青少年從事「愛國、愛鄉、奮發、向上」的社會服務貢獻，帶給參與的台灣幾世代人難以磨滅的積極奮發力量，進入社會後發揮正面的影響力。同時協助台灣社會維持穩定的快速發展，免於出現同時期如英、美、日、韓、印度、南非，甚至中國大陸等動盪不安的學生運動。

類似救國團此種共同記憶與社會安定力量，值得任何執政者尊重及珍惜。

如同一九九九年八月，位於新北市新店那座六十多歲的碧潭吊橋，正面臨拆除重建的命運。所幸，經過民眾以保存「共同記憶」而奔走陳情，獲得當時台北縣長蘇貞昌的首肯，改為「原貌整修」，保留碧潭橋的共同記憶。

如今，救國團在民眾心中的「共同記憶」，是台灣的另一座寶貴的碧潭吊橋，是幾代人共同參與的歷程。蘇院長等應予以尊重，讓正派、優質的民間團體，能持續為台灣下一代的健康、快樂、自助、助人而打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