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預估今年稅收將超徵逾4,500億元，因而引發立委要求財政部發放現金，還稅於民。財政部代理部長阮清華表示，雖然總預算實徵數超過預算數，但加入特別預算仍有短絀；若要還稅於民，恐怕得舉債支應。所以，不如採用過去三、五倍券形式。
發放三、五倍券是為了達到振興經濟的目的。然而，是否有可能既未達到目的，卻反而引發通貨膨脹？這有待學理解釋，以及進行資料驗證。我們可以先檢討去年國發會所發行，規模達到1,200億元的五倍券的影響效果，然後再推論是否有必要再發行N倍券。
五倍券雖然和五張新台幣千元紙鈔不同，但兩者購買力類似，因而可視為同樣的政策。從總體經濟學的觀點，此政策實施過程可以簡化如下：財政部先發行公債1,200億元，因而從民眾收回1,200億元，政府再將此1,200億元，以五倍券方式發放給民眾。換言之，政府同時增加公債發行與支出；然而，對民眾而言，則是擁有價值等於政府支出金額的公債。因此，五倍券是否創造效益，取決於民眾是否視公債為財富的一部分。凱恩斯學派、新古典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由於對民眾行為有不同假設，從而獲得互異的推論。
首先，1930年代開始崛起的凱恩斯學派，認為透過1億元的赤字預算，導致政府增加1億元支出，但可產生1億元以上的效益。這是因人民認為擁有公債愈多，代表財富愈多，而會增加商品或勞務的購買。因此，廠商會增加投資與僱用勞工，使得更多勞工有錢消費，依此類推就產生滾雪球式的乘數效果。而國發會認為，發行五倍券的影響效果是2,000億元，因而乘數是1.67（2,000億元/1,200億元）。
其次，從19世紀末開始風行的新古典學派則認為，政府發債所增加的支出，在可貸資金市場上，會和民間廠商互競游資，因此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以致排擠民間投資。由於民間投資效率高於政府支出效率，所以若排擠效果顯著，則可能降低國民所得。
最後，1970年代開始流行的理性預期學派則認為，增加公債發行不會產生財富效果。這是因為民眾預期政府會增加後代子孫的稅負，以償還公債。因此，民眾會以贈與或預留遺產方式，來抵銷政府想達到的效果。
哪個學派的預測能力較高？可以加入現實狀況來推論。首先，凱恩斯學派認為乘數效果不小於1的說法充滿內在矛盾。若發行五倍券1,200億元可產生至少2,000億元的效益，那為何不發行十、百倍券？其次，新古典學派所謂發行公債可能降低國民所得的講法，要再加上政府同時發債及增加支出，可能導致通膨的論點。為了控制通膨，央行必須升息，因而減損國民所得。最後，理性預期學派的說法要成立，必須人們不但都有後代，且都關懷後代。
由於廠商進行投資曠日廢時，因而可比較五倍券發行前後，如何影響民眾就業意願，來推估其效益。就五倍券發行前一個月的去年9月與使用到期的今年4月互相比較，勞動參與率分別為58.93%及59.16%，而失業率則分別為3.92%及3.62%。這代表，五倍券刺激民眾消費，從而有助廠商增加僱用非勞動力以及失業者。
五倍券是一個「無中生有」，但希望達到「點石成金」的政策。由於五倍券並未對每位民眾過度補助，因而產生了小於發行規模的效益。相對地，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時期，曾給予絕大多數民眾每人1,400美元的現金補助，卻在今年同時出現通膨與經濟衰退；今年1至11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一直高於7.1%，而國內生產毛額則在今年第1及2季，分別較去年同期衰退1.6%與0.9%，而直到第3季才上升2.9%。
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鏡。今年我國每個月的消費者物價年增率介於2.36%至3.59%之間。因此，近期若發行N倍券，則可能會類似美國，先出現通膨惡化，之後必須靠升息來滅火。因此，N倍券的發行確實非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