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慘輸，綠委怎知苦民所苦。民進黨上回推動「全民退稅」，也是敗選狼狽時。當時，初接黨主席的蔡英文叫板馬政府還財於民，補助弱勢。時任黨團幹事長的賴清德說，與其讓政府浪費助長通膨，不如退稅。歷史的迴力鏢，現在又朝健忘且雙標的政客飛來。

民進黨敗選檢討，編出一票鬼故事，說服力皆不敵郭董的「朽木禽獸」說。綠朝食祿獸橫行，綠委還超前部署，利用超收稅款預為下次大選買票。蘇貞昌上次堅持千元買五倍券，稱「公帑要用在刀口上」；但這回，他立馬回應還財於民。顯然，下台才是值得撒錢的刀口。

綠營各懷鬼胎，故意不說退稅其實是借錢還錢。依法，超徵稅款必須先還舊債，若要撒幣則得另舉新債。網民諷刺，黨用五千億買下屆總統立委很划算，反正還債是後人的事。

人民用選票懲罰民進黨，就因不滿蔡政府億來億去，全黨鍍金到發黑，只讓人民吞豆腐渣。賴神說，敗選是礦坑裡的金絲雀；大撒幣就能讓金絲雀歡唱「政府好棒棒」嗎？

黃偉哲所謂的「台六十一線以西」不開發，指的是台南西濱快速道路以西的七股海岸地區。十一月間，七股地區兩百多位民眾才到總統府前抗議，不滿當地光電過度開發，要求總量管制。居民反映，七股地區有十分之一的土地被開發作光電用途，光電板包圍魚塭，當地文蛤、魚類受到驚擾，無法正常生長或大量死亡。今年，許多黑面琵鷺不再飛到七股，改飛高雄茄萣海邊，都是受太多光電板反光騷擾所致。

陳凱凌是黃偉哲倚重的經發局長，歷經高雄、台南市府職務都備受器重，他卻利用職位與光電、土地開發業者勾結，並收受賄賂。台南市議會原已決議，台六十一線以西不再開發，他卻私下偷渡開發案件。這次議長選舉，據傳正是以台六十一線以西的光電開發為暗盤，才會激出民進黨正國會的強烈反彈。事實上，陳凱凌的貪瀆弊案，六月即遭國民黨市議員謝龍介檢舉，但檢調遲遲未辦。此案若在選前爆發，這次市長選舉結果可能翻盤也說不定。

綠能的開發，原是為了環境永續，是值得努力的方向。然而，在政策草率、制度不健全及人謀不臧下，龐大的商機和利益招來綠能蟑螂橫行，黑白兩道爭相覬覦介入，遂引發諸多可怕的後遺症。最嚴重的，是胡亂改變土地用途轉為「種電」，不僅破壞原有良田、魚塭，甚至永久破壞了環境與生態，這是得不償失。其次，偌大的光電利益在政商勾結下被不肖官商搜括，但實際產生的發電效益，卻明顯薄弱。最後，不分輕重的過度開發光電，造成對社區居民、魚塭業者的生活環境危害，當然引發民怨。

在陳凱凌的強力主導下，台南市的太陽能發電量已達三點五GW，為台灣之冠，占了全台近三分之一的比重。陳凱凌自誇，過去一個月通過三個案件，如今每月可達廿五件；足以說明台南的光電開發多麼如火如荼。兩年前，台南北門蘆竹溝就曾發生蚵農不滿「光電圍村」的抗議事件；更有業者的光電板設到村落社區門口，與居民住家僅十公尺之隔，其刺眼誰能忍受。這些，蔡政府都裝作視而不見，卻繼續誇稱其綠能發展成就。

除了光電，風力發電的情況也如出一轍，都因為是新興產業規範不明，許多懂門道的投機人士便在灰色地帶大肆活動。最近發生風電業者申設拖吊飛航許可的事件，台灣海立公司資本額僅五萬元，卻欲經營離岸風電直升機業務，而交通部竟火速放行，令人不可思議。交通部長王國材辯稱，此案是經濟部長王美花特別關照；那麼，王美花又是根據哪一條投資法令，可對業者放水到這種地步？

「綠能蟑螂」近年已成為台灣的新興行業，他們穿梭在廠商、地方有力人士和民代、主管官員之間喬事，循著利益和貪腐的氣味而行，靠著金錢和威嚇擺平一切。蔡總統上任六年多來，從苗栗、彰化、雲林、台南，都有各色「風光兩電」的綠能蟑螂遭到偵辦，包括黑道、鄉鎮長、乃至文化部科長在內。錯誤的能源政策，養出畸形的綠電生態，蔡總統都沒看見嗎？

財政部公布今年前11月全國賦稅收入，累計實徵淨額首次突破3兆元，高達3兆797億元，年增13.6%，是經濟成長率的四倍多，較全年預算數多出（超徵）3,554億元。財政部預期，由於營所稅及綜所稅表現亮眼，今年稅收將可超出預算數4,500億元以上，甚至可能達到5,000億元。

政府稅收狀況既然這麼好，於是民間普遍有共同的呼聲，就是要財政部「還稅於民」。但財政部官員當下的反應是，所謂的超徵，只是實徵數高過預算數，不等同於稅收狀況很好。且稅收實徵數，屬於「總預算」；但「特別預算」都是舉債支應，把總預算和特別預算合計，實際上政府本年度仍是入不敷出（赤字）。因此，財政部認為稅課收入優於預期，但仍應用於減少舉債或增加還債，或儲存在累計歲計賸餘，以備將來不時之需。

財政部此種說法，顯然沒有獲得民眾的認同，反而讓還稅於民的主張引起更多的回響。在選舉慘敗和各界的壓力下，財政部的立場於是出現急轉彎。代理部長阮清華在26日鬆口說，還稅於民已跨部會決策中；如果要發現金，不如採用過去三倍券和五倍券形式，結合經濟復甦的效果。經濟部長王美花也表示，面對明年度的國際情勢，包括通膨、消費力減弱等挑戰，經濟部著重的是規劃如何支撐經濟、保住就業。

其實，政府稅收連年超徵，不只是政府稅收估算能力太差所致，也反映稅制不合理，以致於稅收成長率遠高過經濟成長率，代表政府在分配經濟成長的果實，其速度和比率，都超過國民的所得成長速度和民間對經濟的貢獻。尤其在疫情肆虐的這三年期間，許多人失業或所得沒有成長而發生生計的問題，唯獨政府可以輕鬆坐收魚利。而且過去11年就有八年超徵，當然有必要在稅收超過3兆元的特別年度，特別還稅於民，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回饋一些給人民。

其次，既然好久才來一次還稅於民，政府就應該乾脆一點，少來「幾倍券」那種玩文字和數字遊戲那一套。國人應該記得，前年行政院長要國人出1,000元，才能換得政府出2,000元，蘇貞昌院長稱之為「三倍券」，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當時就被酸說，如果人民出1元，政府出999元，則豈不是可以稱為千倍券？去年蘇院長一開始也說要發「五倍券」，要人民出1,000元來換取政府出錢4,000元，又再次引發批評，最後才不得不改為政府出全部的5,000元，印發成振興券。蘇院長對於去年5,000元的振興經濟效果，到現在提都不提，即知振興券實在是不智之舉。

由此可見，稱幾倍券實在是虛有其名而無濟於事，且須印製成紙券，要花費印製成本，還要民眾浪費時間排隊領取，最後店家又要將紙券兌換為現金，都會減損振興經濟的效果。

財政部如果真心要還稅於民，就應該效法外國發現金的方式，例如美國在川普、拜登兩位總統任內，就直接發給民眾每人約10萬元台幣的現金，幾乎沒有什麼行政成本，也不擔心民眾會將現金存起來，不會全部用於消費。只要金額大，顯著增加民眾的可支配所得，民眾遲早總是會用於消費，也不必有排富條款，因為對高所得者而言，現金發放反而比較容易直接花費，最後就會產生所得效果，有助於振興經濟。

我們建議蔡政府趕快還稅於民，最好是把過去累計超徵近2兆的稅收，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不需經過立法的方式，不分貧富，每人發給至少3萬元，讓實質薪資飽受物價上漲侵蝕的民眾，及時得到一筆收入，補償通膨的損失，從而增加消費並振興經濟。

近年來全民深受疫情影響之苦，有人業績直直落，被迫關店停業，有人放無薪假，甚至丟了工作，也有青年無力償還學貸，民眾生活苦不堪言，特別是農曆春節將至，手邊如果沒有一點現金，這個新年就很不好過。政府口袋麥克麥克，如果能撥出部分超徵稅收對全民普發現金，多少讓全民可以歡喜過春節，這才是苦民所苦、解民眾燃眉之急的政府。

其次，今年民生所需萬物齊漲，唯獨民眾薪水不漲，全民成了高物價的受害者，政府將超徵稅收讓全民共享，多少可以撫慰民眾受高物價蹂躪的不平心情，也有助於安定社會。

最後，取之於民，當用之於民，特別是當開徵的稅收遠超過預期甚多，而全民又遭逢空前疫情與通膨的無情交迫，政府應體恤民眾艱苦，適時適度還稅於民。能發現金最好，倘若為了配合政策，改發「Ｎ倍券」，或是加倍嘉惠弱勢團體，甚至部分償還政府債務，都可以接受。然而在雨露均霑原則下，筆者支持全民普發現金，不同群族可做多寡調整。

日前經過台北市街頭，看到慈善團體舉辦歲末冬令關懷活動，讓人在寒冬裡有溫暖的感覺，期盼政府當個及時送暖的耶誕老公公，普發現金，讓民眾歡喜過好年！

日前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發文指出，台南一連串的亂象正是集體鄉愿忍讓的結果。但是龐大的利益糾葛背後，多少人吃香喝辣，豈是一句「清理沉痾」就能完全切割的。

台南市長黃偉哲強調：「支持檢調偵辦毋枉毋縱，重拾民眾信任」，然而警方、民代、黑道有如青蛙、蜈蚣、蛇般彼此互咬牽制。選舉需要人脈時，黑道就是「社會賢達」，一旦遭受外界撻伐時誰能輕而易舉就畫分界線呢？喊了多少年的「排黑條款」，前科累累者藉參選漂白的仍處處可見。

選舉需要選票，這麼多人跟著你搖旗吶喊，總要有人吃肉有人喝湯，要養活底下這麼一大票人，雨露均霑總是難免。最忌諱的是「要吃擱要抓」的擋人財路者。所以遊走於剃刀邊緣的生意，養刁了沆瀣一氣的嘴臉。

一介平民百姓要「有賺才有得吃」，誰當選並無立即的利害關係。令人心生恐懼的是，如電影「無間道」情節，黑不是黑白不是白，善良百姓如何安身立命？

風光贏得縣市長選戰而氣勢正旺的國民黨，旋即在正副議長選舉鬧出分裂內鬥、被收買的戲碼而灰頭土臉。台南、高雄這兩個弱區選不贏就算了，基隆、花蓮這兩個藍營傳統強區，卻也面臨無間道、諜對諜的劇情，儘管選前黨中央已下達跑票者最重將開除黨籍的軍令狀，然而部分議員仍然不在乎外界的非議與質疑，也不在乎國民黨的除籍威嚇，執意跑票、叛逃或退黨，顯見國民黨內的弱中央、強地方弊病，黨紀蕩然無存、黨格不受尊重的不團結景象。

地方政治生態多元複雜，影響了議員的投票行為，尤其在部分傳統國民黨的弱區，藍營已經二三十年無法執政，國民黨部分議員多少會借重他黨的資源與人脈，以至於在面臨議長選舉時，會有出格的演出與還人情債的壓力。然而，像這次數名議員陣前倒戈還辯解推託，正說明這些「地方藍」同志已染上了綠色的氣息，也顯現他們認為國民黨未必能在二○二四年順利拿下總統寶座以及立法院主導地位。他們寧願藉由議員名銜換取利益，也不願意再跟著國民黨苦撐待變。

其實國民黨這樣「弱中央、強地方」的現象，早在縣市長提名前就暴露出來。縣市長提名時，花蓮縣外人難以介入；桃園也一度因地方反彈黨中央指派空降人選而紛擾躁動；新竹市長人選完全由地方總攬，中央難以插手協助；苗栗、澎湖也因中央擺不平地方人士糾紛，造成國民黨連失兩席。

地方選舉會有這樣令不出黨中央的窘境，根源於在野後黨中央的資源不見了，相反的，綠營長期在南部執政所累積的政治資源，吸引想要分一杯羹的藍營議員往其靠攏。但根本的原因還在於過去多年黨內的紛爭與分裂，各派系為了權力的魔戒互相爭鬥，不僅忘了人民的存在，也導致黨魂和黨格蕩然無存。結果，黨的理想與目標久不復見，有了彩票忘了扁擔的行事作為，就是這幾年黨員離心離德的關鍵。

正副議長選舉，藍營看似仍斬獲多數席次，實則卻是「贏了面子輸了裡子」。黨中央應該趁著民氣可用之際，徹底清除黨內的害群之馬，重振黨魂，並且好好地把黨綱、公共政策重新整理發布，讓民眾與黨員再一次了解國民黨的主張與方向，好好招募一批好的立委候選人，也更該慎重徵召最強的總統人選，這才是國家之福，人民之福。

ＳＡＲＳ期間有嚴格規畫傳染病人轉運的區域為中部地區。當時就是經由嚴格控管各醫院的隔離病床，要求做到每家醫院的隔離病房必須有空床，讓所有送到醫院急診的疑似病例都能立即住進隔離病床，不會因為留滯在急診或轉運他院途中而造成疫情擴散。中區也由於透過健保，床位管控得宜，在疫情最緊張時都能保有百分之廿的空床，晚期更高達百分之六十。成功控床更是讓中部地區成為台灣唯一無ＳＡＲＳ院內感染的最關鍵政策。

當時的床位為何要經由健保掌控？因為公衛單位沒有控制隔離病房的權力與能力，必須先設立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由醫療人員透過健保才能正確無誤的控床，既能維護病患權益又能兼顧防疫。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就是醫療與公衛的連結橋梁，ＳＡＲＳ後更修法讓其具備調床的法源，成為衛福部內四大醫療網中唯一具有法源的任務編組。

對於少數需要轉運或跨院轉運的病人，為了防止疫情期間被人濫用成計程車，特別規範疫情期間救護車的調度一定要經由衛生局，但是隔離病床仍然是由隸屬於中央的傳染病防治醫療網調度。地方衛生局沒有健保床位資料，也非臨床單位，沒有調動隔離病房的權力及專業能力。

ＳＡＲＳ疫後的轉運政策，在新冠時期沒有改變。但肩負控床重任的傳染病防治醫療網被弱化，將控床任務轉給原本只負責回答民眾問題的１９２２。１９２２的後台為疾病管制署，屬於公衛單位，本就沒有能力調床，加上後來很多沒有受過完整培訓的人員濫竽充數，調床的能力更令人質疑。這也是恩恩最早找１９２２床位無果的原因，也是整個案子最大的過失所在。

中央１９２２失去調床能力，影響非常巨大。地方衛生局或消防局接手，都屬公衛單位，缺乏調床能力，就會出現救護車載病人四處找床。在衛生局接到要床的電話時，真的很為難，在既有的沉重業務下，還要一家家醫院打電話去問，因為空床會跳到中央的健保署，不會自動跳到衛生局。閉著眼睛找床，老百姓不抱怨才怪，這些才是恩恩案投訴的重點。

整個恩恩案的源頭就是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的弱化，中央政府在明知其弱化的情況下，又沒有好好協助接手的單位，造成各縣市各行其是，全台都出現亂象。

聯合報八月底曾報導，依據國庫署公告國債鐘訊息，一一○年底國人平均每人負擔債務為廿四點八萬，至今年五月底止已經增加為廿六點六萬，後雖預估十月可降至廿四點七萬元，但新年度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還餘額預計仍上看六點六兆，創下歷史新高。此外有些利空因素或許尚未列入，例如勞保基金今年投資虧損創新高，破產加速。

今年稅收固然因為證所稅以及公司營所稅大豐收的原因超收，但是以國家財政紀律的角度千萬不可沾沾自喜，反而應該檢視國家債務創新高的險惡情況，妥善運用此超收的稅額，例如優先償還部分債務或是當作勞保老年給付的補償金，未雨綢繆。一味想要用大撒幣的方式討好老百姓，不論三倍券、五倍券或是發放現金都有複雜的行政作業成本，以及陷入是否排富的爭議，此種做法就像如果家庭有大額負債，突然發票對中一個小獎一樣，其實並不值得太過高興。不論二○二四年誰當選總統，都要面臨財政懸崖的窘境，請執政當局務必慎重。

馬英九的九二共識確實帶給台灣新的契機，在此之前，從來沒有這樣的兩岸關係與情勢，包括經貿、農業、學術等各方交流；在這個前提下，馬英九繼續推動陳水扁提出的募兵制，直到蔡英文時完全落實。只是蔡英文並未好好執行募兵政策，報載五年多來志願役軍人提早離營人數不斷攀升，而且這兩年募兵成績也不好，只能拿延長兵役來當遮羞布。國防部、軍方連志願役軍人都沒有善待，更別指望能夠訓練義務役士兵、提昇國軍戰力，屆時很可能因為預算排擠，募兵、延長兵役兩頭落空。現在國內瀰漫著一種氣息，只是藉著延長兵役來壯膽，卻是拿年輕人來墊背。

國防部閉門造車延長兵役，過程既不透明也不民主；總統竟聲稱過程中有和院長、副總統討論，政策制定過程完全是少數菁英的密室政治，從沒有進行民主程序，連簡單的公聽會都沒有。總統都已經宣布政策了，竟說要花一年的時間與民間、社會溝通；這種黑箱的政策制定，完全置人民於不顧，踐踏民主、罔顧程序正義。馬英九當時推服貿，至少還有和利益關係人、利益團體溝通，立法院還是被攻陷了；這次延長兵役連民主程序都不顧，難道立法院還要再被攻占一次？

那些反對九二共識的人從沒能拿出一個像樣的主張，只會叫囂、反對，最終也只能把兩岸情勢逼到牆角；這些人不僅拿不出像樣的主張，還只能靠延長兵役壯膽，聲稱只要台灣強盛，年輕人就不用上戰場。延長兵役不僅是戰略、戰術的錯誤，也沒有好好執行從陳水扁、馬英九時代延續至今的募兵政策；不要忘了，陳、馬時代的國防部也都是努力推動募兵，今天蔡英文的國防部說推不動了，問題在哪裡就很清楚了！

除了九十四年次以後役男和家長的忐忑心情，國人仍然關切一個重要課題：役期調整為一年究竟能否增長戰力？

多方觀察評估，正負效應都有可能浮現。

從兵員數量增加觀察，國軍部隊員額可以獲得增補，甚至將擴增四至六個聯兵旅，人數增加且在營時間延長，入伍訓練八周、駐地訓練十八周、專精訓練七周、基地訓練十三周及聯合演訓六周，對於基本戰力應有正面效益。此外，引進美軍實戰經驗的模組化訓練，課目涵蓋各種武器操作、反裝甲、防空、甚至無人機的運用；引進現代科技練兵觀念，透過各式訓練模擬器、雷射接戰系統等輔助教學，若能務實有效執行，應屬役期延長訓練調整的亮點。全役期每人實彈射擊數量不低於八百發，更是國軍建軍史上的創舉。

然而，從國防轉型的硬體與軟體面向思考，國防部仍須留意幾個影響政策效益和實質戰力的關鍵變數。

首先，隨著役男在二○二四年元月的大量湧入，部隊硬體設施調整可謂刻不容緩。舉凡兵舍、生活設施、訓場、靶場流路，都需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理念，過往土法煉鋼、煮大鍋菜、和稀泥的心態必須揚棄，老兵欺負新兵陋習更要周密避免。沒有縝密的前置規畫和先期部署，各界的高度期盼可能落空，準備時間僅有一年，對遂行任務是極高挑戰。

其次，依據國軍「打、裝、編、訓」思維檢視，許多配套措施仍需連帶調整。現代戰爭強調聯合作戰，我們的軍事教育卻無「三軍聯合指揮參謀學院」。對岸國防大學曾標榜每年教材按戰爭趨勢調整，修訂幅度超過三分之二。我方各級軍事訓練班隊應有所警惕。

第三，掌握現代戰爭趨勢即時反映於用兵方式調整也十分重要。現代戰爭重視戰力保存，隱蔽掩蔽極為關鍵。鄰近海灘挖掘戰壕卻無上方隱蔽掩蔽，灘頭集結大量裝甲部隊視衛星偵蒐與導彈攻擊如無物，這類用兵方式的妥適性何在？烏克蘭砲兵多在林區分散部署，中共導彈在山坳隱蔽處發射，漢光演習的砲兵每年卻為何都集中在開闊地射擊？常聞演習必須模擬實戰，演習年年如此，戰時會否也習以為常？

最後，保衛台灣安全至為重要，國防部豈能孤木獨撐？蔡政府既已啟動役期調整，平時畢竟異於戰時，後續更要加強部會和各級政府與民間的整合。蔡政府既有勇氣冒流失選票的危險，毅然做出役期調整的重大決策；換個角度思考，蔡政府或許也應勇於探索緩解兩岸緊張的具體作為。

但種族仍然是學術界的一個分界線，在保守派占主導地位的美國最高法院準備就哈佛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允許大學可以將種族作為錄取考量的因素之一）作出裁決之際，蓋伊接掌哈佛大學校長職位是否會對此案造成影響，眾所矚目。

蓋伊是海地移民的女兒，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的現任院長，哈佛讓她找到知識的家，自從第一次踏上哈佛以來，哈佛一直在培養和激勵著她，她全心投入哈佛的今天，並希望定義哈佛的領導力對未來世界的影響力。

哈佛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將蓋伊描述為天生的合作者、卓越的領導者和學者、非常正直的人，她為自己和他人設定了高標準，並可以將人們團結在一起，本著共同目標前進。最重要的是，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迷人、熱情、善解人意、富有人情味、既自信又謙虛，讓人樂意與她為伍。

蓋伊表示她的首要任務之一是透過提供獎學金以及與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組織的合作，將哈佛與世界更緊密地聯繫起來，並讓更廣泛的人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

大學作為一個象牙塔的想法，是學術界的過去，而不是未來。大學不存在於社會之外，而是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大學有責任融入和參與，並為世界服務。大學的員工、收藏品、學術研究、以及如何在商業、法律和公共政策中利用大學的號召力來發揮影響力，所有的這些必須是全面的開放和參與。

在被問到如果美國最高法院明年決定取消可以根據種族不同而有不同的入學條件時，蓋伊說：「我們將繼續捍衛多樣性的價值，不管周圍的環境如何改變。」

今天，社會、政治、經濟和科技領域正發生顯著和加速的變化，關於世界如何運作以及人們應該如何相互聯繫的許多基本假設正在接受檢驗。所以大學必須迎接新挑戰，將大學的能量轉化為更新和重塑世界的力量。

哈佛是一所非凡的機構，有著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未來，但世界此時需要所有的傑出大學之間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大學迫切需要與世界接觸，並為人類面臨的挑戰帶來大膽、勇敢、開創性的思維。哈佛如此，台灣的大學亦然。

（作者為台北商大前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