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仔唱抖音，堪稱敗選戰犯聯名作，既打臉民進黨，更戳破蔡英文「資安就是國安」的訓誨。蘇揆趕流行，甘當中共共鳴者，無懼個資通北京。美國爸爸警告「抖音如數位毒品」，被他拋在腦後；果然是，「抖音一響，父母白養」。

綠營菁英發現抗中敗票，務實台獨立馬騷動。賴清德率先改稱「和平保台」，蔡英文跟進換裝，「抗中保台」大旗被扔進歷史垃圾堆。風潮如此，蘇揆唱抖音不過是見風轉舵。網友大酸：下次再輸，是台獨黨綱先滅，或直接喊和平統一？

蘇揆為保位唱抖音，但是，蔡政府仍阻撓百姓靠兩岸交流營生計。斷小三通，減兩岸航班，禁陸客來台，衛福部還延宕食品業者向大陸登記。總統稱願助大陸抗疫，但民眾連退燒藥都寄不出去。國安高牆下，埋沒兩岸和平善意，卻充斥綠營權貴挖的狗洞。

多虧蘇貞昌，一曲抖音震垮國安高牆。若他續任閣揆，足證中國軟體在台穩定政局有功；什麼國安滲透、文化統戰，從此別提。

二○一八年起，台灣每年車禍死亡人數逐年上升，二○二○年更逼近三千人。前年雖略降十人，但去年一到十月，即有二五六○人，比前年同期多出一四九人，其中行人即高達三百人，且半數都發生在路口。台灣區區小島，每年竟有近三千人死於輪下，當然是文明之恥。但每次發生重大車禍，從官方到媒體往往只探討駕駛行為不當，卻忽略了不良的道路設計更是隱形「加害者」。

以台中這起車禍為例，公車駕駛左轉未禮讓當然是肇事主因，但車禍地點是比十字路口更複雜的四叉路口，人流、車流錯綜頻繁，卻未設置車輛左轉燈號。左轉車為了搶快，車禍頻傳，當地居民皆視為危險路段，但市府卻未重視。根據實測，該路段的號誌讓行人與車輛同時通行的時間高達廿八秒，也置行人於險境。

除號誌設計失當，該路口也存在斑馬線過長，卻無任何防護設施的問題。歐美普遍的做法，會在大型路口的斑馬線中央設置庇護島，讓行人可分段過馬路；車輛因此需要更大的轉彎半徑，必須主動減速。此外，台灣多數斑馬線都緊貼路口，造成轉彎車輛與行人迫近，加大駕駛人視線死角。類似標誌、標線、號誌、道路曲線設計不當的交通工程，不僅台中市，全台俯拾皆是。要期望每個駕駛人開車都小心翼翼，顯然不切實際，落實道路設計「除錯」，才能把事故降到最低。

許多民眾的實際感受是：出了台北市，行人過馬路就如同進入叢林，不是車讓人，而是「人讓車」。但為何台北市能做到？這點，與首都的交通文化形塑，和市民公民意識的養成皆有關係。聯合報十一年前推出願景工程「公路正義」，積極倡議車輛應禮讓行人；當時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大力支持，除配合強力執法，更將禮讓納入公車評鑑項目，逐步養成禮讓文化。足見，要掃除行人地獄汙名，全繫乎地方首長決心。這次母嬰同亡悲劇是「媽媽市長」盧秀燕不可承受之重，除強化執法，應立刻全面檢視不當的交通工程設計，否則市府將面對國賠究責。

台灣會成行人地獄，中央的輕忽與疏於打造良好用路文化，更是主要關鍵。五年來，車禍死亡人數一路攀升，交通部始終無視。最近，因外媒報導台灣交通聲名狼藉，才祭出提高不禮讓行人的罰則。然而，罰則提高，卻未同步加強執法力道，罰則再重也是空包彈。更重要的是，交通部雖也提到優先檢討道路工程法規，卻始終無意全面盤點現行設計不當的路口。

因車禍死亡數居高不下，行政院長蘇貞昌從前年治安會報開始關注交通安全議題。諷刺的是，去年前十個月車禍死亡人數，較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卻始終找不出解方。台中這起血淋淋的案例，便告訴蘇揆：路口號誌及道路設計不良，正是主要問題所在。行政院大張旗鼓研究了一年，卻找不出交通病因，當然也就無法對症下藥。

台灣要除去「行人地獄」之汙名，端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決心，更重要的是，得把每條路潛藏的「魔鬼」找出來，否則行人難逃險境。

「稅收超徵、還稅於民」的議題炒得沸沸揚揚，好像是政府「額外」多拿了人民的錢，理應還給人民似的，更何況是在人民仍受疫情所苦的當下。先不說稅收超徵是否應還稅於民，人民經濟生活若有苦痛，最重要的是釐清其原因並對症下藥，如果只是一次性地「還稅」，或有些許政治上的安慰劑效果，但想要藉此解決人民經濟苦痛或贏得政治支持，恐怕還是緣木求魚。

執政黨在九合一大選中挫敗，凸顯民主制度糾錯機制的可貴，執政黨挫敗的原因固然很多，若聚焦在經濟層面，無法獲得青年選民的支持是要因之一。儘管經濟成長數字不錯、特定產業表現亮眼，但經濟體系中低薪、高房價的傳統困境依舊，加上高物價的衝擊，青年及弱勢族群的剝奪感高漲，經濟成果無法普惠，當是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

回顧過去三年，經濟受到疫情衝擊，政府的紓困振興政策迭出；只是展現出來的經濟成果難令人滿意，這就有檢討空間。首先，經濟成果無法普惠，必是來自於結構性因素，非短期紓困振興措施所能取代，甚至要檢視這些紓困振興措施是否反而更強化了這些無法普惠的結構性因素。從這點來看，還稅於民固然是政治上最安全的作法，但無助於結構性的改變。

其次，政府的經濟目標不夠明確。經濟成長率可能是政府最關心的目標，但計算經濟成長的GDP盲點甚多，無法顧及分配就是其一。多年來GDP的分配中，薪資所得占比不斷降低，致使分配問題惡化，加上疫情、通膨，廣大薪資所得階層的剝奪感當然溢漫出來。在成長掛帥的經濟目標下，產業產值、營收、出口額成為最重要的經濟項目，不論產業或個別企業是否有長期競爭力，只要對GDP有貢獻即可。雖然提供就業機會也是產業的貢獻之一，但薪資是達成產值營收目標的成本，成本能低不能高，也就形成了薪資長期偏低的原因。

一般在衡量政府政策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時，常被詬病只是在看「該完成的工作項目是否已完成」，而非真正達到的效果如何。蔡總統在第一任就任之初，就提出「創新、就業、分配」的經濟目標，如果這些目標得以順利完成，民眾必然實質有感。就就業與分配的目標而言，經濟成長率當然不會是好的經濟指標，也許更好的指標是「實質薪資的成長率」或「薪資所得占GDP比重的成長率」。近年來，實質薪資雖逐年提升，但速度緩慢，且一遇通膨就反升為降，導致薪資所得占GDP比重仍在降低中。

經濟目標的設定可引導經濟政策的走向。現在的經濟政策或有助於經濟成長率，但也結構性地抑制了薪資的提升與分配的改善。以政府補貼企業基本工資的政策為例，提高基本工資本是為了提升勞工薪資，若較高的勞工薪資是企業經營的合理成本，則無法負擔較高薪資的企業理應退場或力求提高競爭力與獲利。政府若長期補貼企業，只是維護了不願或無法提升薪資的企業，當然難以達到薪資提升的成果。政府對於企業的關愛政策甚多，或出於產值創造或就業提供的考量，但如果將經濟目標改成是實質薪資的提升時，這些政策就很有檢討空間了。

另一個明顯影響分配的正是高房價問題。儘管政府「打炒房」措施不少，但績效不彰，民間仍普遍詬病政府無能解決高房價問題。做了多少和成效如何是兩回事，如果政府視分配為重要課題，訂定適當的「房價所得比目標」就有其必要，沒有好的房市健全目標，所有打炒房政策都只會是為了做而做，很難令人民有感。

今日我們有了動畫、ＡＲ、ＶＲ、ＸＲ還有各種沉浸式之五感體驗，而一百年前，華德迪士尼在尚無先進科技前，他早將其「夢想」悄悄地埋進了卡通動畫的種子中。

凡去過迪士尼樂園的人，無論年齡、性別、種族，總會有一種忘卻煩惱進入溫馨、良善、美好、歡樂時光隧道之感，即使我們仍知那些擬人吉祥物，只是一種對美好事物幻想之代言人；但每到樂園中就會被所有營造的「歡樂」氛圍所引導，並進入創辦人心目中的「理想國」。

那是有趣的、可探索的、可追夢的、可幻想的，而無論那一個卡通代言人，故事背後所闡述的都是一種積極探索未知新世界、主動追求美好願景的歷程。即使有負面情緒，如阿拉丁與森巴的自卑、逃避，而故事終結仍是以童心赤誠之勇氣去面對未來之挑戰。

無論是卡通故事或擬人化空間，它都充分展現了讓人得以開心、放鬆、跨年齡、跨性別、跨階層、歡樂交流之勇氣，並闡述「自我認同」與存在於當下歡樂時空之「骨氣」及對「幸福感」之滿足。儘管此歡樂之代價，亦兼負了商業行銷之多重利益。

迪士尼之創作與創業，鼓勵人人要有夢想的勇氣，也要有追求歡樂幸福之權利。進入迪士尼世界，宛如步入另一種人世代之烏托邦，人人得以開心放心無畏各種暴力、權勢，也可拋開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之框架，把自己轉化成各種卡通故事中之「主角」盡情作個夢想家。享受飛天速度、撞地衝擊，也感受潛入水下考古世界之歷史時空，甚而得以與動物溝通…。

迪士尼樂園對員工（多為工讀生）之培訓與價值觀導入，特別重視服務人員身體力行傳遞幸福歡樂到顧客身上，這種價值觀之滲透，正是企業精神之核心。而歡樂場景背後更有數千科學家貢獻「幸福感」之研發技術。

以此類推，如果國家之經營也得以仿效迪士尼精神，無論面對何種困境，領導人要帶給在此場域生活者有作夢想家之權利、享受無懼無畏之勇氣、鼓勵自我認同之支撐力、共同面對外力挑戰之向心力…其實迪士尼先生早已實踐了！（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主任）

近三年來台灣幾無颱風，中南部面臨嚴重乾旱，去年迄今嘉義、台南等縣市都面臨水庫乾涸危機，導致農業被迫休耕；而主要供應台南、高雄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庫，也將出水管控量最小化，並停供行政機關與國營事業轄管非急需或非必要用水。

水利署南水局也在高屏溪沿岸開鑿十一口抗旱水井，預計今年二月底完工。不過此舉也引來屏東鄉親質疑，政府打算抽取屏東地下水資源供給大高雄民生、工業用水，若無有效管控，一旦地下水耗盡，屏東農業用水恐將無水可用。地下水也可能加深屏東沿海鄉鎮地層下陷更嚴重，造成生態浩劫。

梅雨季節還沒來，中南部缺水情況只會越來越糟，全國要進入省水大作戰，政府除了呼籲民眾節約用水，應盡早成立水資源國家隊，以跨部會整合投入應變。

南部缺水日益嚴重，但國家又須有產業經濟活動，水資源國家隊的目的，首先要討論水資源運用優先順序和補償機制。例如屏東地下水供給高雄民生工業使用，水資源國家隊應規畫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衡平機制，若工業用水非常重要，是否該對屏東農業缺水有補償機制；工業用水若因景氣不佳、經濟變遷、或供應鏈改變產業活動，是否也該將水資源轉用於農業用途，或將工業區用水減壓減量。尤其屏東地下水源雖豐富，但面臨極端氣候成為常態，難保水源取之不盡，水資源國家隊應提早規畫水資源有效調度。

第二，台灣水資源更是世界級戰略資源，一旦新竹也缺水，將重大打擊竹科經濟活動，也對高科技產業產生巨大影響。台積電被譽為「護國神山」，背後的水資源供應更重要，形同「護國神水」。若政府重視水資源維護，長遠規畫省水，水情或不會這麼嚴重。

水資源維護長年不被重視，根據中研院調查，自來水漏水率每年平均約十五點六％，將近五億噸、兩座石門水庫的水白白漏光。自來水公司說二○三一年將漏水率降到十％以下，著實緩不濟急。部分縣市有漏水率過高問題，水資源國家隊應設法盡速解決漏水率，而非一拖十年才解決，從這種小地方就可看出政府對水資源維護的不用心。

這次南部缺水危機剛好是契機，政府應痛定思痛全力維護珍貴的水源，提高水資源運用的戰略地位。

政府更具體的維護水資源則為長期目標，筆者建議，應將三級機關的經濟部水利署的相關水資源業務劃分出去，與台灣自來水公司業務，共同合併升格為二級機關的「水資源部」，透過「震盪療法」的組織改造促使組織效率運作，讓政府研擬水政策、規畫預算、人力更合理的調配在維護水資源上。為避免年年鬧水荒，影響國家經濟發展，政府應有更積極作為。

首先，是我國財政的資產負債結構隱憂。翻開二○二一年中央政府總決算，中央政府加上各特種基金的總資產為五十六兆，總負債就達四十六點五兆，負債占資產比例高達八成三。

其中廿兆的負債是短期內會到期的流動負債，但政府能快速變現的流動資產僅十五兆元，以企業經營的角度，若中華民國是一家公司，其償債能力指標「流動比例（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是不及格的。並且，政府大部分的資產是土地與國營事業投資，倘若哪天有還債壓力，總不能拿國土或國營事業去還吧？所以握有更多流動資產如現金，或是盡快償付短期債務，是當務之急。

除了既存的債務，政府也預估未來勞保、國民年金、軍公教退休金等，還需負擔龐大的給付責任，我國債務黑洞只會越來越大，下一代的財務負擔亦不斷增加，因此任何額外收入的運用都非常重要。

其次，政府其實沒有「超徵」稅收。多出的稅收其實是因中央政府去年「實際」稅課收入高於「預期」收入四千五百億元，亦即政府在前年編列去年預算時，低估會徵到的稅收，而非政府真的向人民超徵、多收了四千五百億元。

若政府肆意提高稅率或稽徵機關算錯應納稅額，導致人民多繳稅，才算「超徵」。去年係因景氣優於政府預期，所得稅的稅基比預期還高，政府才驚覺自己收到「預估之外」的錢。

再者，高於預期的實際稅收，有還稅於民的必要嗎？若人民繳了超過「應納稅額」的金額，政府必須將超收部分「歸還」於民。但本次人民並未超繳稅額，「歸還」稅收並非必要。「還稅於民」於法於理可行，但不一定必要。

普發性質的還稅於民也牽涉到公平正義，若這些錢是來自納稅人，那沒有納稅者是否也可比照過去的紓困獲得普發金？

簡言之，「超徵」、「超收」很容易誤導，而「還稅於民」在多數人民不滿執政黨時，又頗能予人「討回公道」、「大快人心」之感。事關國家財政，政府應盡快公布是哪些稅目收入超出預期，並誠實告訴人民我國目前的債務狀況，供民眾參酌思考。

最後，在野黨應監督四千五百億元運用及未來立法目標。勞健保、台電破洞確實需要解決。蔡政府提出的相關方案，在野黨應強力監督政府是否確實執行，不能讓執政黨恣意妄為。

本次爭議也凸顯出立法不足，目前中央政府預算法僅針對歲入短收有明文規定，但是對於超出預期的歲入卻沒規定如何運用，建議立院可修法將償還國債、降低貧富差距等大方向納入預算法，未來再發生相同狀況，政府將有法定依據來運用稅收，避免全民經濟成果淪為政客的工具。

首先，節能減碳，包括減少罪魁禍首石化燃料。煤炭與天然氣等原料，是地球內部億萬年來動植物「質變」的結果，但工業革命之後加速取用，結果惡化氣候變遷。它們可有更佳用途，包括民生的醫藥等日常用品。拿去燒掉當能源，實如焚琴煮鶴。相反地，鈾礦無民生用途，拿來發電實在物盡其用。可惜，反核者抹黑核能而促使更糟的氣候變遷。

其次，善用基因工程科技。例如，抗旱作物得以應付暖化。反對者不解科技，以為只有基因工程改變基因，其實可說人類所有食物均改變基因，包括傳統雜交與天然輻射所致，因而均為基改；將基因工程食物扣上「基改」帽子，反映其誤解事實。又如，教徒擔心基改汙染其食物，但生物共用各式功能基因協同運作，基改生物通常只是加入單一基因，與生物的（人為）分類無關，例如，包括甲蟲、北極比目魚、冬裸麥、胡蘿蔔、龍葵等許多動植物均具有抗寒基因，但所產生蛋白質的有效度各異，並無「豬基因、牛基因」之類的物質，基改並沒「褻瀆」食品。世界衛生組織與多國科學院均支持基改，但許多反基改者就是不知。二○一六年，全球百餘位諾貝爾獎得主聯署公開信，聲明基改食物安全，希望各國支持基改科技。

幾年來，我國糧食自給率只有三成多，當前氣候與戰爭應如暮鼓晨鐘的警示。基改助益鹽分等貧瘠地作物，但國人願意嗎？二○二○年，美國皮尤民調顯示，台灣只有一成左右認知基改安全。難怪，二○一五年起，我國規定基改食品需要標示，甚至修法禁止基改食品進入中小學。檢視「立法院公報」，可知立委均誤解基改科技。

至於該文提議簡單過日或取野生食用植物等，似乎可行。但知易行難，包括野生作物可能含毒等。善用現有科技或許更關鍵。

蔡總統元旦談話還是強調錢要花在刀口上，讓人解讀是不會普發現金和消費券。此話一出民怨沸騰，多名綠委也紛紛發難，過了兩天，蘇院長和蔡總統很有默契的說要發現金了。

這又是髮夾彎。不過，既然要發現金，就請加快腳步，歲末年終之際，有這筆錢入袋，那是人民的小確幸。尤其基本工資要調漲，物價肯定又會上漲，屆時人民的荷包又要縮水，日子肯定會越來越難過。再看看馬上就要過年，有了這筆錢，人民比較好過年，且還能刺激消費，對經濟也有裨益。

高中老師很無奈，高三學生也很悲情！學測數學科的「難度」從一○六年至一一一年有如雲霄飛車一般，一○九年數學科滿級分人數達一萬四千餘人，占全體考生的九分之一；一一○年與一一一年數學科滿級分人數則跳崖式地陡降只剩一千五百餘人與七百多人。以去年大學學測數學科為例，約莫百分之六十的學生原始成績在「卅三分」以下，換算成級分，則為「五級分」以下。

高中數學老師深感抱歉，因為學生的努力在考試無法轉成「分數」的收穫，嚴重打擊學生自信心。老師教了，考試不會考；學生念了，題目也不會寫。標榜「素養」的數學教學現場，學生個個沒素養。影響更深遠的是，過去兩年的高三學生長大成人後，一定不愛數學，視數學為洪水猛獸。

筆者近日與一位來台灣旅遊的法國教授聊天，他很難想像台灣的學生明明數學能力很好，在國際評量的成績名列前茅，卻不愛數學、恐懼數學。台灣國、高中生平日週末陷入「數學題海」的練習泥淖中，相較法國學生不用反覆練習題目，某個大概念也不會衍生出許多刁鑽題型，數學科試題考的是數學能力，不用包裝瑣碎的文字充當素養。法國的學生普遍喜愛數學，享受解題出來時的喜悅！

台灣的學生很苦，每一科都要考，還要忙著張羅「學習歷程檔案」，相較法國的升學考試只考英文、歷史與哲學，平時的固定課程為歷史、英文、自選語言、自然、公民與專題研究，只有高一有數學課，高二以後則視興趣自行選填數學課。台灣模仿歐美國家的多元探究課程，考試思維卻從未改變過，讓學生疲於奔命在「變」與「不變」中。

回歸評量本質，學測數學別再讓學生心碎！大多數學生不該是少數數學能力優異孩子的「陪讀生」，升學考試測驗的是基本能力，六成學生都考不到卅三分的學測數學，試題還能誇言信度、效度嗎？

創新名詞，美化說法，政府相當拿手。例如疫情後染疫人數的「校正回歸」。此次「全面節水」雖可解釋成停灌，但可能會讓人誤解只是節水，以後查找乾旱資料，無法僅以「停灌」關鍵字分析，甚至社會若真誤以為只是節水措施，粉飾太平的結果可能會影響爾後必要的水資源開發與管理。

節水的手段很多。從供給面上，水量不足時就會節水。例如曾文水庫蓄水量在規線下限與嚴重下限之間時，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水量就按基準供水量之百分之七十五供應。蓄水量在嚴重下限以下時，家用及公共給水按基準供水量之百分之八十供應，而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水量則按基準供水量之百分之五十供應。

而從需求端，雖說水利法內農業用水的優先次序僅次於家用及公共給水，但水權核發時，灌溉圳路的漏水損失卅％算是普通，最高有超過六十％的，顯然農業用水太過粗放、浪費。停灌在「用水標的優先」上讓農民不滿，但從用水量及節水空間上，卻又非從農業用水下手不可。

根本的問題是，水資源開發越來越難，管理面也仍要加強，農業用水既是農水署職掌，則該署有何水資源開發計畫？或者在用水管理上有何加強？奢言要擴大灌區水從哪裡來？遇到乾旱，除了補償有無其他積極措施？

千禧年至今，台灣就有十年辦理停灌，其中嘉南地區有五次，次於桃竹地區七次，這些地區是乾旱風險極高地區，若只是把停灌說成「全面節水」，靠越來越豐厚的補償堵住農民嘴巴，並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如果說，在提高生育率上一年編列一千億新台幣，這個政府不能算無作為了吧！但花一千億卻帶來減少出生人口一點五萬的結果，就必須要問，錢到底花對了沒？

在台灣，大部分研究人口政策，尤其是來自社工、社福的學者，針對提高生育率，從歐洲、尤其是北歐的出生人口與女性勞參率曲線，得出的藥方大多都是「友善職場」及「公共托育」。部分婦女社團以全球已開發國家的催生政策中認為，「發津貼」是公認最為無效的政策。

這些源自多半是左派政黨，以大政府、高稅收做為社福基底的主張，告訴民眾，由菁英分子做為政府官員建構的托育網，對下一代是最好的，因此當人民把育兒的義務與權利交給政府，人民就會大膽地生育。

這種假設建立在不生是因為「不敢生」、「沒錢生」，所以利用公共托育減少生育的壓力，年輕世代就會敢生、沒錢也可以生。但如果不生，是因為「不想生」，甚至根本就未將生育列入生涯規畫呢？

所有的社會行為都有道德性與經濟性的目的。道德性講求在義理上該不該做，當行為符合道德性，該做的行為還是要做。當七成的民眾認為當兵符合保衛國家，備戰才能避戰的道理，徵兵就變成一種道德行為。

經濟性講求社會交換，從事某個行為，是因為人們使用某個行為交換更大的利益。募兵的達成率未能完成，或許是每月三點五萬不能滿足月薪已有三萬，卻須每天被關在軍營裡面不自由的交換。但若一個月變成五萬，可能就有更多人願意加入，再加上更人性化的管理與更好的營區裝備，少點打掃割草，留營意願可能就更高。

生育也是一樣。政府告訴年輕人，已經花了一千億提高友善職場、公共托育，但那是生了之後才造成的需要，如果不生，連這些需要都免了。更何況，公共托育可以減少父母生育後經濟壓力，但並不表示完全沒有負擔，還不包括心理及父母的生涯規畫。而不必負擔的最根本行為，是不生，不是嗎？

因此，如果在道德性上，沒有透過家庭教育，告訴年輕適婚育者，生育對於整體環境及個人的未來發展，到底有何必要性，補助當然無效，因為沒有補助到產生動機。

若政府補助「婚育包裹」，從結婚繼而生育帶給新家庭的高紅利，例如結婚帶生育，每胎補助五十萬，一年結婚即便廿萬對，生四十萬個新生兒，也不過兩千億台幣。

從今年的超徵稅收，您還覺得兩千億多嗎？因為出生，每個孩子帶來的經濟紅利，又何止五十萬？

包裹道德性與經濟性，讓生育補助與婚前教育、婚姻教育、親職教育全然結合，在不同於歐洲的社會主義，而是以家庭為養育基礎的台灣，是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