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嘉瑜說論文門「一屍Ｎ命」，預言神準。且看，「抄跑堅」進化成「廢土堅」，禍害民進黨不見盡頭。她只是說實話，全黨不問是非挺一人，勢必賠上社會信任，卻被同志視作叛徒討伐。這個黨沒有說真話的自由嗎？

賴清德全台傾聽基層，開除高嘉瑜的建議不絕於耳，讓人想起扁朝「十一寇」事件。當年十一寇批扁家貪瀆，地下電台煽動拒投；如今執政團隊從根爛起，全黨還不讓同志出聲反省。原來，蔡英文接棒陳水扁，達成完全執政，完全貪腐最後一哩。

林智堅面對敗選土石流，仍和涉弊包商同聲鬼扯；而高嘉瑜基於職權檢討超徵稅款是行政失靈，竟遭黨內家暴，只能委屈嘆道「吾日三省吾身」。賴清德不敢嚴正以對林智堅的囂張，面對基層鍘高嘉瑜聲浪只能柔聲喊團結，這與蔡英文道德侏儒何異？

王世堅說，渾水摸魚、想幹壞事的人都呼籲黨團結；不分是非包成一堆，不叫團結，是和稀泥。賴清德別學小英裝作聽不到。

回頭看看台灣的新生兒是如何消失的。民國五十年代經濟起飛，人民勇於「增產」報國，新生兒曾創一年四十二萬的高峰。民國八十年代，每年新生兒還有卅萬人，此後每下愈況。民國九十七年是歷史轉捩點，嬰兒出生數首度跌破廿萬人。九十九年遇上虎年，出生數降至十六﹒六萬人；但兩年後龍年再現出生潮，回升至廿三﹒五萬人，竟比虎年大增七萬人。台灣自命科技島，生育卻擺脫不了生肖傳說，令人難解。

「少子女化」魔咒糾纏台灣近廿年，各級學校都招生不足，執政者卻始終無法對症下藥。二○一○年，當時總統馬英九曾喊出「少子化是國安問題」，可能動搖「國本」，各種催生補助開始出爐。蔡英文執政後也加碼育兒津貼，並喊出「○到六歲國家一起養」；如今，蔡總統任期已至尾聲，但仍只能看著「國本」繼續動搖。

歐美不少國家都有過少子化問題，透過多元政策搶救，皆有起色。台灣的少子化危機，則是診斷失準，又拿錯藥方。我國每年偌大的催生經費，有四百億元用於「發津貼」，包括托育補助、育兒津貼，及補助私托業者的「準公共化」幼兒園，都是發錢政策，發好發滿，易放難收。事實上，各國經驗都證實，發現金政策無助催生。中研院的人口白皮書早就建言：公共托育、家務平等分工，讓女人不再獨自擔負育兒重擔，包括「友善職場」的彈性工時、足夠的照顧假，讓女性能兼顧職涯與母職，才是更根本之計。如果這些都做不到，那麼女性選擇「不婚」或「生育罷工」，都是經濟理性下的選擇。人生的發展，哪是區區幾千元補助所能收買？

陳時中在衛福部長任內，曾大動作成立「少子女化辦公室」，請出前部長林奏延坐鎮。去年底陳時中參選台北市長，才被揭出該辦公室只「舉行三次會議」，盤點內部資源。那三次會議，官員赫然發現，少子女化議題事涉勞動、教育、經濟、文化等面向，須仰賴行政院整合。於是，該辦公室便回歸行政院的「完善生養方案」，默默成了盲腸。由此可見，這個「國安問題」已淪為一次次開會的官僚作業，從未積極解決問題。

最新政界競相亂開的催生藥方，是「凍卵補助」。去年選舉，有廿八名首長及議員候選人提出這充滿「科技感」的政見，最後有十七人當選。例如，新竹市長高虹安提出卅歲以上女性可享有單次凍卵兩萬元的補助，參選新北市長的林佳龍則提出三萬元補助的政見。問題是，我國《人工生殖法》規定，要解凍卵子受精，必須是「異性夫妻，且任一方罹患不孕症」。亦即，女性凍了卵，卻找不到丈夫，或同性配偶想生養小孩，都不得動用自己的冷凍卵子。據台大醫院統計，台灣凍卵使用率只有八％，遠低於美國的四十％。可想而知，「凍卵補助」的錢將進入業者口袋，卻無太多催生效果。

要讓少子化列車減速，政策不是求「有做」，而是要求「有效」。再亂撒幣，催生無方，難道只能等龍年搶救嗎？

從地方公職九合一選舉到台北市立法委員補選，執政黨三連敗，原因何在？從政治基本面到選舉技術面，可以找到各種原因，都言之成理，但經濟因素也不可忽略，宏觀的總體經濟環境常被視為執政績效的重要指標，民眾的切身感受則直接影響投票行為。台灣的「經濟選民」雖然沒有歐美國家那麼眾多而敏感，但在經濟情勢劇烈變動的當下，對一些選民的投票行為應有一定的影響。

蔡總統輸得很不甘心，她自認為經濟政績不錯，只是各項執政數字表現與人民實際感受有落差。她在臉書上說，政府強調整體施政成果，而人民的感受才是投票的決定性因素，執政成績與人民實際感受的落差，確實是政府應該去檢討和檢視的。她為此而召開國安會議，近期並一再強調台灣「經濟轉型、能源轉型」順暢，過去依賴中國大陸單一市場的情況已經翻轉，又說經濟已更有韌性；更亮麗的成績是，平均國民所得突破3萬美元，可望超越日韓。如果這些經濟佳績信而有徵，人們對數據表現也感同身受，則民進黨應該大獲全勝，實際選舉結果卻恰恰相反，問題出在哪裡？

經濟數據繁多而複雜，不能只看有限的數據簡而化之解讀，如果只拿有利於執政當局展現績效的數字，而刻意排除其他不光彩的數據，尤其是攸關民眾切身感受的數據，則將謬以千里，甚至被認為不知民間疾苦。所以，經濟數據必須全面關照，而且應該從民眾的生活實際著眼，否則執政者可能自我感覺良好，拿來做大內宣，民眾的評價卻截然不同，有些選民甚至因之投下賭爛票。

多數民眾近年來感受最大的衝擊是新冠疫情干擾，許多行業與從業者備受其害，通貨膨脹則大幅推升生活成本，許多民眾感覺變窮了。執政當局著眼於台灣經濟的整體表現亮麗，逆勢出現正成長，主因是拜外銷產業所賜，特別是科技、半導體產業表現突出，內需產業尤其是服務業則受創嚴重，而這些產業關乎眾多民眾的生計。

出口成長與內需市場萎縮同步發生，受益者財富增長與受害者荷包縮小並同出現，總體經濟的亮麗數字與微觀層面的灰暗同時現世；青年的相對剝奪感更嚴重，原來對民進黨執政滿懷信心，如今卻是美夢幻滅，如何能再力挺？執政當局只看正面而不看背面，只頌讚光輝而漠視黑暗，所以無法接受選舉結果，反被民眾譏為冷酷無情。

執政當局大肆宣揚的美好佳績往往不堪細察，比如平均國民所得超過3萬美元，主要原因也是出口成長率高，其中關鍵因素是台幣匯率升值，致使以美元計的平均國民所得大幅成長。多數民眾實際上並未感受到所得增加，反而因為實質所得趕不上物價增幅而感到所得減少。然而，當局選擇性宣揚一些傲人的數據，而不去全面探查數據的多端內涵及其背後緣由，更不去感知民眾的真實際遇，結果不但遠離真實的民意，甚至都被自己蒙蔽了。

更糟糕的是，執政當局宣揚的經濟數據經常見樹不見林，看到冰山一角而不見底下全貌，結果流於欺人且自欺。比如，民進黨全面執政之後，台灣真的不再「依賴單一市場」了嗎？實際上，十年來兩岸的貿易金額增加一倍，馬政府離任前一年的2015年，台灣出口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度為39.4%，2021年增加到42.3%，顯示台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居高不下。而且，台商投資大陸保持增長的趨勢，呈現大項目多、科技含量提升的變化；在在顯示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更上一層樓。民進黨政府卻以不符實情的說法宣揚「抗中愛台」的必要與成績。

經濟數據可以唬人，也能騙人，寄望執政者客觀檢視、平衡傳播，民眾尤應擦亮眼睛，千萬不可被誤導與蒙蔽。

「私法人購屋的許可制」實與之前政院與立院在囤房（稅）的差別處理態度，以及房地合一稅的新制稅率相關。簡要的背景概為：近年台商資金回流，卻往往不是投入設廠投資，反而用於豪宅等不動產投資。再者，富人採「自然人、國內法人公司組織、在境外設立（紙上）投資公司」三種不同的方式，會因適用稅率的差距，而產生許多名人豪宅背後登記的所有權人為法人公司之邏輯。而房地合一稅在二○一六年的立法實施與二○二一年的修法調整，重點之一即在於杜絕這些因稅率差距而生的套利行為。

若法人公司購屋確為自用，那爭議可能不很大，數量也應不會過多，但前年三月內政部統計顯示，擁多房的自然人平均持有五點五宅，而多房法人平均持有卻高達廿五點四宅。其中，「非不動產及營建業法人」擁有的住宅數是不動產營造業的三倍，更有超過五成房屋的持有不到一年即出售，「炒房」現象明顯。政院不是應該從（尤其針對擁有經濟優勢的法人）囤房稅來著眼立法嗎？這就是前述及二一年房地合一稅2.0版的修法奧妙處，透過限縮短期的定義（由二年改為五年）外，將法人適用的稅率與自然人拉齊，試圖以交易稅減緩（甚至替代當時龐大政治壓力的囤房）持有稅之立法。

彼時即有上述兩稅應同步改革的呼聲，因囤房源起低持有成本，儘管房地合一稅限縮短期移轉的期間，但囤屋者大可閒置直到撐過法定的期限，之後即可規避高稅率。現在來看，過往「因打擊面過大而暫時不推囤房稅」的原因依然存在，但在此次修法中縮小打擊面，針對法人購屋採用許可制，以控制其囤屋之可能。

進一步說，在央行數次調整相關不動產選擇性信用管制的內容中，多數時候緊縮而有時放寬，唯一不變的是「高價宅貸款成數不得高於一定成數（業界稱為「豪宅限貸令」）」，由此可預期此次法人購屋許可，將對具示範性價格效果的豪宅市場產生一定衝擊。

儘管修法仍未臻完美，但我們仍大致支持此次調整的方向，然而也再次提醒政策制訂者：理論上，在高房價下，一方面能買得起的人變少（故住宅自有率不會太高）；另一方面亦因購屋的機會成本偏高（比如因房貸壓力而縮減其他支出），故空屋率比率也不應偏高。然而，台灣房市卻擁有獨步全球的「三高（高房價、高住宅自有率、高空屋數）並存」之矛盾，而解開這種異象的鑰匙之一即為：提高偏低持有成本的藥方，而法人購屋許可與豪宅貸款成數的限制等都只是佐劑而已。

就目標而言，氣候立法的最主要目標，是要減碳，在目標達成前，則要妥為調適。台灣既缺天然資源，又有地緣政治風險，國土面積狹小，台灣海峽與大陸緊鄰，如何務實面對高碳結構，重新找尋「發展」之定位，擬定策略，考驗執政信念與能力。

立法初衷在目標上如有歧異，比如二○五○淨零目標是否有共識？就要問：為什麼是二○五○？為什麼不是二○六○或其他？不見行政立法部門或朝野討論。如果確定要訂立目標，那就要問，達成這個目標，會涉及多少問題？要怎麼處理？同樣也無法在此法中窺知輪廓。

溫管法碳交易無法推動的殷鑒不遠，新法碳費亦然。台灣的氣候（政策）問題，首要的是高碳的能源與國營為主的產業結構。討論氣候政策時，確認的主要行動者應該是國家本身與企業，尤其是那些提供油、電、煤、氣的國營與民營事業。一般中小企業與人民則是被動的氣候政策接受者，並非主要的行動者，新法就此並無妥切的區隔。

國家既然是主要的行動者之一，如何盤點氣候政策所需的「收」與「支」，就是檢視國家發展觀的時刻。只重視支，而忽略收，發展就會失衡，政策就會失準，效果就會打折扣，人民不但未收其利，可能還會反受其害。

減碳固然以二氧化碳為主，但其他溫室氣體，例如甲烷，是否也要重視？同為溫室氣體，有沒有被整體對待？還是有輕重之別？而代表「收」的自然碳匯及其與原住民的關係，雖於第五條納入共同推動及管理自然碳匯、新增碳匯與原住民族共享，以及諮商同意等條款，但具體操作與更進一步的資金支持，新法未予肯認，勢必造成收支扞格。

檢視此次「溫管法」修訂為「氣候變遷因應法」的諸多版本，會發現各政黨都沒有針對目標及其涉及的議題多所討論，有的僅是在行政院的版本上焦土抗爭或模糊焦點，對於台灣氣候法設立的目標以及如何達成，並未認真對待，導致各種光怪陸離的歧見充斥，但爭的都不是很實際的問題，諸如負責的部會、碳預算的使用、效率的評估、脆弱群體的救濟與補償等，卻都付諸闕如，最後與原來的溫管法幾無二致。

從二○二一年底「溫管法」提出修訂，改為「氣候變遷因應法」迄今，雖然爭論盈庭，但究諸實際，思維依舊，務實可行的方法卻不多。誠如最終二○三○中期目標仍無法入法般，這部新法能夠帶來的改變應該非常有限。

台北時間一月六日清晨，沈呂巡夫人秋萍姊傳來這則訊息。終於，失去了老沈。

去年十二月初，中華民國駐美國前代表沈呂巡因為身體不適，在路邊候車準備就醫的時候，突然昏倒跌傷；雖然送醫急救，但這一摔，讓過去三年多已經歷心臟手術與兩次中風的沈大使，再次進了加護病房後，就重度昏迷直到離世，享壽七十四歲。

我和老沈相識是上個世紀末的事。那時我是聯合報的外交記者，他則從華府駐美代表處國會組長，升任外交部北美司長。

老沈瘦高挺拔，也算是個玉樹臨風的歐巴。論語裡子夏提到「君子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只要把「即之也溫」的「也」改成「不」，差不多就是我當年在外交部和沈司長打交道的心情。

老沈面對下屬和記者，大概師承一位最早拉拔他的長官，總是橫眉冷對，然後找到「問這個什麼蠢問題」的機會，就大快朵頤地修理一番。我一開始吃了他幾次讓我感到睥睨不屑的排頭後，也不甘示弱地做功課，在任何老沈可能出現的場合挑戰他。

例如過去十年美國政府朗朗上口的對台灣「六項保證」，在廿世紀結束前，都還是美國行政部門可做不可說的準則。當年沈司長愛用「六大保證」，我就不斷質疑他「何大之有？」

後來老沈大概受不了了，有一次在記者會改口「六項保證」，然後瞅了我一眼；此後，「六大保證」再不復用，我也有了大快朵頤的爽暢。

老沈是個你愈據理力爭，他愈毫不保留的官員；和他的攻防，常有所獲。日後我有此體會：老沈的「即之不溫」，其實多是裝模作樣。他是個需要相處以後，才知道哪裡可能有趣和溫暖的一個人。

記得有一回敲了北美司長辦公室的門，照例聽到「請進」後推門，接著會和老沈打照面，然後照例聽到「你怎麼又來了，你不知道我很忙嗎！」的「問候語」。他照例不會先請我坐，眼鏡下拉，眼珠翻上瞪著，總是一副「說完快滾」的表情。

那天我特別去送老沈一本美中簽訂「八一七公報」時，擔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何志立剛出版不久的回憶錄，書中詳述八一七公報簽訂前後的過程。八一七公報是老沈在賓州大學的博士論文主題，他見書大喜，（第一次）招呼我坐下。

老沈博聞強記也愛現，我們討論書中許多人、事與物。那天用一本書，換到沈司長「你竟然會讀書」的另眼相看和傾囊相授，我的收穫滿滿，算是詭計得逞。

後來，老沈在華府擔任駐美副代表時，陳水扁總統夫人吳淑珍的華府行出了點狀況，老沈成了代罪羔羊，被調到瑞士日內瓦當處長。老沈把日內瓦當成華府幹，但環境和資源不一樣，他容易得罪人的脾氣也沒什麼變，來自內外的挫折，自然也不少。

我知道老沈在日內瓦遇到難搞的事，也感受到他的情緒低落；一直到二○○八年政黨再輪替，老沈升任駐歐盟代表前，都□憤難平。

老沈在歐盟待不到一年，就調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台北官場的人與事更多更雜也更難，沈次長飛揚跋扈一如以往，總忙得風風火火，既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

對我而言，沈呂巡就是個朋友。他既認真又執拗；既博聞又八股；既頑固又柔弱；既嚴厲又細緻。他是沈司長，是沈副代表，是沈次長，是沈大使，是老沈。

辛苦你了，老沈。一路好走，見到你念茲在茲的先祖沈葆楨大人時，別忘了用英國腔，代我們say一聲Hello。（全文請見聯合新聞網）

衛福部表示，今年八月起，未滿兩歲兒童育兒津貼調高至每月五千元、托育補助增至八千五百元，盼減輕育兒負擔。

台灣自二○二○年人口結構正式進入「生不如死」階段，去年出生人數僅十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六人，為光復後最低的一年。日本去年出生人數也首度跌破八十萬人大關，創一八九九年以來新低。

二○二一年南韓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數為○點七九個，再度改寫全球最低紀錄，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二點一。過去十六年，南韓政府已砸下超過二千億美元來挽救生育率，被批評為只看到經濟因素，忽略社會、教育等因素。

今年南韓提高刺激生育的補助金，先為每名新生兒提供每個月七十萬韓元（約新台幣一萬五千八百元）補助，明年會提高到一百萬韓元。補助到孩子滿一歲，之後剩下五十萬韓元（約新台幣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元），直到孩子兩歲。

即使生了孩子，長期的教養費用才是最根本的問題，這是少子化根本原因之一。韓國在總統府設置「老化社會與人口政策總統委員會」，提升高齡化、少子化對人口政策影響的重要性，除提供新婚夫妻低利貸款和購屋補助，考慮減免特定金額的「懷孕貸款」。

這是仿效匈牙利二○一九年推出提供新婚夫妻的低利貸款，第一胎這筆貸款有一半不用還，第三胎則完全不用還。透過這項計畫，匈牙利的結婚率增加了百分之廿。

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透露將向十八歲以下東京都居民每人每月發放五千日元左右補貼，爭取從今年度開始發放。政策思考方向是東京都內每人每月的教育費比日本全國的平均水平高出約五千日元，等於發放教育費差額。

小池百合子開始將過去補助生育的策略增加到長期教育費用的補助，換言之，從出生到受教育，讓年輕父母願意生、敢生。

台灣的政策，則以生育獎勵金、養育補助金等為主，來吸引年輕夫婦生育。

少子化議題不再只是單一經濟性層面思考，必須擴及社會、教育等層面。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提出研議提高生育獎勵金，是否能重新認定少子化問題，逐步提出有效幫助年輕父母解決不敢生的疑慮，進一步思考養育環境、條件等社會經濟層面的協助。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和鄰近的日本相較，日本人在一生中，因交通事故而受傷的可能性為廿一點九％，而台灣為八十％（近四倍）；日本人一生中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可能性為○點一八九％，台灣則為一點○三％（近六倍）。上述兩種統計數字，令人怵目驚心，也讓人十分難過和汗顏。

改善交通，有三個Ｅ的面向，即：教育（Education）、執行（Enforcement）及工程（Engineering）。第一個Ｅ「教育」，是透過各級學校及新聞媒體大力宣傳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包括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等。教育是漫長且成效不易立即顯現的工作，卻是基礎工程，必須扎實持續推動。

第二個Ｅ「執行」，則為交通安全能否快速提升的最重要關鍵。台灣現行交通法規十分完備，欠缺的是執行力明顯不足。由於警察勤務已十分繁重，人力亦未能補足，導致執法無法徹底持續，讓用路人易心存僥倖。此為台灣交通無法徹底改善之主因。

因此，筆者強烈建議在警力未能補足之前，可從直轄市六都開始選定重點取締項目：如酒駕、超速、闖紅燈、公車站牌十公尺內違停、駕駛人行經行人穿越未禮讓行人優先通行及行人未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擅自穿越車道者。藉由嚴正的取締，短期內必能導正用路人的路權觀念，當守法成為一種「必然」和「習慣」後，交通安全之提升，指日可待。

交通部在面對各界對交通亂象之責難後，立即著手修法提高部分項目的違規罰鍰，及開放部分違規項目可讓民眾拍照或舉證檢舉，並已送立法院審議。提高罰則，固然多少能提高用路人警惕和展現政府決心，但若能在提高罰鍰的同時，增加道安講習的違規項目，必能立即產生嚇阻作用。畢竟不少違規人寧可多繳罰鍰而不願接受行動受限的道安講習。換言之，讓違規的用路人真正有「痛感」，則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至於第三個Ｅ「工程」，較屬硬體設施，舉凡道路工程設計及道路標誌，標線或人行道的設置等相關設施是否完善？是否能保障用路人安全，亦屬重要項目之一。

最後，日本交通事故發生率本已不高，但近年來仍能逐年降低，日本歸納出幾項因素：一、車內乘客普遍佩載安全帶；二、酒駕導致的交通事故大幅減少；三、超速導致的肇事案件降低；四、行人違規件數減少；五、車輛安全性能提升。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多借鏡先進國家的經驗，亦不失為可行方式之一。國內交通安全之提升，除了政府拿出魄力與決心之外，尚需全體國人一起努力，才能早日洗刷「行人地獄」及交通亂象之汙名。

猶記當初政府規畫高鐵延伸屏東，在交通效益上是主張屏東縣民眾應有交通平權，由於高鐵延伸屏東之路線規畫與車站選址在六塊厝，受到許多專業團體及學者專家質疑其效益性，建議中央及地方都應對全國民眾說明清楚已核定之高鐵延伸屏東的實際交通效益與負面衝擊。

首先是交通部鐵道局在官網清楚說明其推動「西高鐵、東提速」，打造環島高效鐵路網。高鐵延伸屏東將配合屏東與台東之間「台鐵提速計畫」，可讓高鐵連結屏東縣與台灣西部各縣市。同時檢視行政院已核定高雄捷運紅線延伸東港且再到林邊，及未來高捷延伸屏東整體路網及恆春觀光鐵道與高鐵屏東站共站規畫等計畫。分析高鐵未來再從六塊厝站往南延伸至潮州可能性很低，建議須確實評估整體屏東縣民眾使用高鐵的實際交通效益。

因高鐵延伸之屏東端只有約二點五公里，從地理位置分析，在可行性研究報告中說明可使用的九如、長治、內埔甚至潮州等鄉鎮民眾，因要到六塊厝站搭高鐵的轉乘時間過長，未來真正會使用高鐵的應該絕大部分只有就近的屏東市約廿萬人口，但需考量開車、騎車或搭台鐵轉乘至六塊厝站的便利性，加上高鐵票價高且每小時只有一班次。因此原先估計每日四千人使用旅次太過樂觀，在需求有限營收過低下，並不具營運價值。現在政府執意要做，建議應將屏東縣各區域至六塊厝站搭高鐵與使用其他運具至左營站的時間與費用，清楚比較提供民眾參考選擇並評析實際交通效益。

至於負面衝擊，姑且不論目前已低估之六百二十億成本，是否能有其他更好的改善高屏間交通問題的投資方案選擇，首當其衝的就是會嚴重影響到未來高鐵的營運。由於規畫高鐵到左營站後必須採用折返方式發車至屏東，不論在興建及營運階段都會嚴重影響目前高鐵公司的原有發車模式，大幅降低營運調度的效率，而且旅客也難以適應降低搭乘意願。相信高鐵公司會反對甚至拒絕承接營運，即使政府委託高鐵公司以補貼方式挹注其營運，將完全無法符合成本效益性，無效率補貼營運成本將大幅增加此延伸案的投入成本，在持續加重政府財政負荷下難以永續營運。

從近來高鐵延伸屏東、宜蘭與基隆捷運的規畫都與台鐵有競合關係，但因為政府以建設為導向希望得到當地民眾的認同，反而忽略了其實有更佳的選擇。尤其在未來台鐵公司化願景下，如何投資改善台鐵的營運效率與安全，應是民眾最期望的最佳替代方案。（作者為消基會董事暨交通委員會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