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號稱法治國家，外勞黑工屢見不鮮，走私動物更是猖獗。舉國關注狒狒行蹤及由來，唯獨主管的農委會視若無睹。諷刺的是，殺狒獵人的車上還掛著農委會新竹林管處「執行公務中」的牌子。看似合法，但無人承認下令格殺；狒狒死因和身世一般迷離，正是「有政府沒真相」的寫照。

狒狒逛大街引發全民關注，官員忙著宣傳危險，卻無人關心動物生命權。狒狒落網後，桃園農業局官員急著擺拍要向女兒炫耀，猶如警政高官爭與槍擊要犯合照，卻沒看到狒狒中槍垂死。當年三一九槍擊案留下一團謎霧，今年的狒狒三二七槍擊案，謎團並不更少。

桃園市府一味圍捕，忽略野生動物的保育，畢竟理虧。但綠營民代和側翼圍剿張善政，批他利用垂死狒狒拚政績；說穿了，也難掩自己吃冤死狒狒「血饅頭」的難看吃相。政客利用狒狒相煎，難抑「見獵心喜」之情，誰來憐惜狒狒？

狒狒之死，讓人想起前年被安樂死的百餘隻走私貓。蔡政府承諾加強動保措施，終被吹散在風中，荒謬島荒謬事再重演。

事實上，即使不太了解外交事務的民眾，也能看出吳釗燮不是個稱職的外交部長。就歷練而言，他缺乏外交人員應有的謹慎與穩健，不懂沉潛之道，常常出言狂放。就實務而言，他一味偏好自己熟悉的對美外交，對於我國其他偏遠邦交國則不以為意，無意經營。就政治而言，他更常常撈過界，甚至僭越陸委會及國防部角色，發表對中國大陸的刺激性言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限的邦交國不一再被挖牆腳才怪。

蔡總統任命吳釗燮擔任外交部長，起初或許是基於其家族背景考慮，欲藉此爭取獨派人士的支持。但在歷經三番兩次斷交之後，蔡英文應可看出吳釗燮的唐突風格其實不適合擔任外長，而須調整其職務。然而，蔡總統遲不作為，任由吳釗燮繼續揮霍我國有限的邦交資源，卻不見建樹。這點，究竟是因為蔡總統派系路線的考量，或者蔡英文心知吳釗燮執行的就是自己想要的外交路線，外界仍無從知曉。無論如何，蔡總統堅持續用顯不適任的外長，也使自己陷於失職的泥淖。

吳釗燮任內五年斷了七個邦交國，蔡英文則更嚴重，她任內七年斷了九國。要論「敗家」，蔡英文的紀錄更難看。尤其，我國在中美洲地區原本擁有相當完整的外交網絡，如今卻斷到只剩瓜地馬拉及貝里斯兩國；吳釗燮當然難辭其咎，而蔡英文更應共同負責。原因是，她縱容吳釗燮行事偏差卻不糾正，以為拿「中共打壓」的罐頭說詞就能粉掩太平。

以兩岸長期的外交對峙處境，我國要新增一個邦交國，是極為艱難的事。然而，吳釗燮能在五年內就接連丟掉七個邦交國，這是要多麼無能及無心經營，才能把前人的心血迅速揮霍掉？更嚴重的是，整個蔡政府似乎無意「停損」，也未採取任何停損或挽救行動，就任由情勢一路土崩瓦解。試想，拜登總統派出陶德為特使，都挽回不了宏都拉斯變心；而蔡政府卻把外交籌碼完全押在美國身上，這不危險嗎？

說到底，吳釗燮的失職，其實就是蔡總統的失職。蔡英文的識人不明，如民眾所見，近年已到了嚴重的地步；因而在去年底選舉，有那樣的民意展現。諸如：以前衛福部長陳時中之跋扈偏見，蔡總統卻認為他具有強大政治魅力；以前新竹市長林智堅之虛矯工於表面功夫，卻被她力捧成政治金童、明日之星；如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不斷露餡的三腳貓功夫，卻被當成不世出的農業大將，屹立不搖；以經濟部長王美花對產業生態及前景之生疏，卻把重要的經濟大政交給她。而吳釗燮則是各部會中最不稱職的首長，一面大幅增加外交預算，一面大舉丟失邦交國；如果蔡英文認為這樣的外長可以不必撤換，那麼整個政府的公信力如何維持？政府的行政效能又如何維持？

蔡總統的任期已進入倒數最後一年，她上任時侃侃而談的願景，已到了大檢驗的時候。除了備受爭議的能源政策，包括轉型正義、司法改革、前瞻建設等施政都將受到檢討。其中，外交上過度倚賴美國乃至失去國家的自主性，也將成為接任者的負債，蔡英文須與吳釗燮共同負起失職之責。

瑞士信貸財務危機一度引起全球市場恐慌，在瑞士中央銀行介入撮合下，瑞士銀行最後以30億瑞士法郎（約折合新台幣990億元）出手收購瑞信。讓投資人傻眼的是，這場收購中有一個附帶條件：價值160億瑞士法郎（約新台幣5,300億）的額外第一類資本（AT1）債券將被註銷，債券瞬間變成壁紙，讓投資人將損失不貲。

大多數人對額外第一類資本債券較陌生，此種債券源於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後，國際清算銀行為了強化銀行資本結構，2010年提出新版本巴塞爾資本協定，該協定較以往更加從嚴認列合格資本，其中第一類資本（Tier 1 Capital, AT1）包括第一類普通股權益資本（Common Equity Tier1 Capital, CET1）與AT1；其中，銀行發行長期債務工具附有轉換普通股條款者方可列入AT1，由於此種債券在銀行發生危機時，具有增強銀行自有資本的功能，故被稱為應急可轉換債券（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簡稱CoCo Bonds），最大特色是觸發條件的設計：如果銀行發生危機，造成資本減損導致資本適足率大降，且低於某一特定水準（例如8%）時，銀行可透過發行的CoCo Bonds轉換為普通股，來增強銀行的第一類普通股權益資本，提高其吸收損失能力，或將CoCo Bonds本金全部／部分減計或註銷，來降低銀行負債規模，提升償付能力。

CoCo Bonds和國人相對熟悉的可轉換公司債比較，相同處是都可轉換成發行公司之普通股，最大差異處在於觸發條件，可轉換公司債的觸發條件為普通股的股價是否大於事先約定的轉換價格，如果是，則債券投資人將有誘因將其轉成普通股來獲利。一般CoCo Bonds的觸發條件為發行金融機構之資本適足率是否低於某一特定水準，如果是，CoCo Bonds將強制達成普通股，債券投資人將轉成股東共同承擔發行金融機構之損失。

據Deallogic統計，全球CoCo Bonds年發行量於2019年達到最高峰共計近1,520億歐元，之後逐年遞減至2022年約685億歐元，其中以歐洲及中國發行量最大。根據AFME Prudential Data分析，大部分CoCo Bonds都被歸類為高收益債且信評則大多為BBB級至BB級，投資風險相對高。

據報載，3月22日金管會盤點，有五家銀行的財富管理客戶持有瑞信CoCo（AT1）債券約16億台幣，惟投資人透過投信投資之CoCo債券金額多少尚待清查。事實上，金管會2021年底鬆綁基金投資範圍，不限債券型基金，包括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或多重資產基金等，都可以投資在CoCo Bonds及具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TLAC）債券。據報導自開放以來，投信投資於這類型債券金額已逾2,000億元。金管會開放多元投資商品是好事，惟需強化對此類商品的監理，以風險基礎來落實風險控管。

CoCo Bonds具有相當高的投資風險，此次國人持有將被註銷的瑞信CoCo債券金額似乎不高，然全球CoCo Bonds整體發行金額龐大，且主管機關在政策上也支持開放此類商品，金管會應藉此次瑞信倒閉事件，做兩件事：其一，全面盤查國內所有金融機構投資在全球金融機構所發行的CoCo Bonds及TLAC債券之總金額；其二，未來在金融機構進行壓力測試時，將此類投資商品單獨拉出來做測試，以預防未來若發生全球金融機構倒閉傳染事件，對台灣金融機構的衝擊。

由瑞信倒閉事件中，瑞信所發行的AT1債券遭註銷，金管會須藉由前車之鑑，在推動開放國內金融機構（尤其是投信）得投資應急可轉換債券的同時，亦應強化對此類商品的監理，以落實風險控管，才得以在開放投資商品及風險控管間取得平衡，也得以提前防範未來若發生全球金融機構倒閉事件，對台灣金融穩定性所造成的不利影響。

檢視相關人員抓捕東非狒狒的過程，令人瞠目結舌。曾多次看過國外抓捕「落跑」動物，從追蹤、圍捕、麻醉、捕獲、收網、就醫，每個過程都顯見動科人員的專業度。反觀抓捕東非狒狒的農業局人員，發射麻醉槍的過程相當粗糙，相關裝備不全；擊發麻醉後，也未立即檢視狒狒傷勢，其一人員甚至表明要與狒狒合照傳給女兒看，放進籠裡的過程也是粗魯不堪，向鏡頭展示被捕狒狒，將自己能把狒狒「逮捕歸案」拿來邀功。狒狒因此錯過黃金救援時機，命喪黃泉。

台灣的動保意識逐年抬頭，絕大部分我們所知悉的動保觀念是源於民間團體；反倒政府部門近年來提倡動保不力，不論是前年的農委會撲殺一五四隻走私貓咪，或如今的狒狒之死，讓我們對政府部門的動保專業大打折扣，如果他們都像多數民眾一樣有同理心，或許就可少憾事發生。

也許是狒狒與人類同屬靈長類，更多人站出來撻伐農業局的作為。但不論何種動物，都應以同理心的態度尊重動物權益。昨天農業局人員列隊向狒狒遺體鞠躬致意，前後劇情變化更顯諷刺；狒狒之死，給我們上了一堂血淋淋的動保教育。

一、事權不統一：桃園市、新竹縣、六福村及林務局，多方參與圍捕又分屬地考量，缺乏橫向與縱向聯繫及資訊分享溝通，導致一片混亂。

二、重點是，誰有權責同意攜帶具致命殺傷力的獵槍，去參與或待命圍捕？

三、既已近距離開槍，為何未探查是否已命中？同時未通報在場其他單位人員知悉，以致造成桃園市農業局又補發一槍麻醉？通常動物在生病受傷虛弱時，麻醉劑量必須減輕以免增加死亡的風險，這一點事關至要。

四、現場人員抱持「終於鬆口氣」的非專業態度，尤其還擺拍，遭到非議實屬咎由自取。

五、至於那些以反諷語氣的發文，實在是添亂罷了！根本不了解事件的核心。平常那麼多流浪狗貓被殺被虐時怎不發一語？

雙英皆自稱在為國家做事，退休元首馬英九赴大陸祭祖，並帶領青年學子前往湖南、上海等大學交流，會啟動兩岸年輕人思維，並激勵出和平火花；比起蔡英文總統授勳給「抗中有功」的美國前國安顧問好太多了。「美國第一」，要台灣建巨大軍火庫、讓民眾拿起AK47步槍當起豪豬、台灣有戰爭要毀滅台積電，簡直把台灣民眾當白痴看待。

凡是踏出陸軍官校校門的軍官，在校接受軍事訓練，上兵器課程都要摸索AK47步槍；槍短又輕，刺刀細如扁鑽，血刃道較深。若在民兵普遍使用，在革命戰法是很好用的兵器，問題是國家還要花錢去國外蒐購，建立維修補給管道。洋人信口開河都可以領到勳章，叫我們國軍夙夜匪懈賣命保家衛國，情何以堪？

兩岸的青年節不同一天，一為表彰黃花崗起義為國殉難，一為紀念五四運動反列強侵踏主權，兩者皆是由青年人主導，帶領全國士農工商各行各業反貪腐、反霸權，以愛國家、光大民族榮耀為出發點。當今的兩岸年輕人不能只樂當「白紙」，更應拿出當年先聖先賢的熱血與勇氣，再創一個新中國。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兩岸的和平穩定有賴年輕人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大家一起往融合的方向走，共同開創兩岸新局面。

探究此次新聞事件背後，有兩件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首先，長久以來宿營活動的內容，常充滿著「軍事化」與「娛樂化」的安排；無論是「值星教官」的軍事化管理模式，還是充滿娛樂性質的晚會安排，藉由氣氛的營造，確實能夠提供學生們歡樂時刻。但若是活動安排或人員控管不當，不僅失去了教學意義，甚至會留下不堪回首的回憶。

其次，既然是校外教學活動，校方教師或行政人員仍需要擔負全程陪同及參與的責任。活動安排或許可以委外，但是教學陪同實在難以取代。

然而，走出教室進行戶外教育的美意，亦代表著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需有更多風險安全管理、人力安排、責任擔負與課程設計的考量。就個人經驗與觀察提出以下兩個建議：

一、專業師資協同教學：對於戶外教學還不是那麼有把握與信心的教師，建議可藉由戶外教育專業師資協同教學開始。目前在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台上「協作諮詢」中，已陸續建置和提供戶外教育「輔導委員」、「協作師資」與「到校服務專家」名單，可提供專長搜尋與邀請，也能藉由戶外教育相關政策與計畫，尋求諮詢與活動的經費補助。

二、在職教師自我增能：對於有興趣提升個人專業的在職教師，教育部推展戶外教育的相關計畫，包括：國教署「戶外風險管理專業師資培訓計畫」、體育署「戶外探索計畫」等，皆提供諸多戶外教育活動規畫與執行帶領上所需的知識和能力技術，進行自我增能的機會。此外，計畫研習課程安排的專業講師，或是一同參與研習的戶外同好，也都是可以一起協助教學推展的夥伴。

學校的校外教學或隔宿露營，不再只是軍事化操練或娛樂性活動的回憶。此次事件也再次提醒我們戶外教育政策的重要性，希望讓學生們有機會走出教室，藉由實地的踏查與體驗，實踐「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的道理。

如果國民黨真的不強調「一中各表」，僅訴求「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那是一廂情願、不切實際，絕對無法緩和兩岸情勢，更無助於國民黨二○二四年大選的選票開拓。

「九二共識」的核心精神即是「一中各表」，如沒有一中各表　就不是九二共識；無論國民黨如何重新定義，若悖離九二共識的基本立場與原則，不知國民黨如何說服長期支持國民黨的選民？

「九二共識」源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我方海基會去函大陸海峽會，提議「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認知各有不同，雙方同意以口頭聲明的方式各自表達」，大陸海協會於兩周後的十一月十六日，以傳真信函回覆表示「充分尊重並接受」，雙方乃達成共識，並有了隔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及其後的三通直航、簽署包括ＥＣＦＡ在內的二十三項協議，還有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歷史性的「馬習會」。沒有「九二共識」，這些成果都不可能出現。

二○○八年三月廿二日馬英九當選總統，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拍發電報致賀：「欣聞貴黨馬英九先生高票當選，特電致賀，並懇邀貴黨組團到我黨來訪問。」國民黨隨即回電：「感謝胡總書記來電致賀，我黨當等五月廿日馬英九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擇期至貴黨訪問」。胡錦濤的電文雖未指明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但國民黨的回電卻已表明馬英九就任的是「中華民國總統」，而中共也欣然接受國民黨的說法；因而當年的五月廿七日，國民黨即在吳伯雄主席帶領下前往大陸訪問，這是兩岸「一中各表」的具體實例之一。

二○一五年馬英九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與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會晤，這場歷史性會面為台海和平局勢創造了契機。在會談過程，馬習兩人的名牌與稱呼都只有姓名沒有頭銜，但都強調是「兩岸領導人」，這亦是在一中之下「各自表述」的明證。

而在馬習會談後的記者會，馬英九的講台更放著上有中華民國國旗及總統字樣的桌牌，大家一看即知這是表明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總統，這必然是大陸所同意，否則地主的新加坡不可能如此安排，這更是「一中各表」的又一明證。

事實上，「一中各表」雖是我方提出，卻是台海雙方當局的共識；後來之所以發生轉折，是因民進黨於二○一六年重新執政後否定九二共識，甚至片面指稱「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中共才限縮了九二共識的定義。國民黨該做的是將九二共識「變調」的來龍去脈向國人清楚說明，以取得國人的充分理解與支持，而非重新界定九二共識；畢竟「一中各表」是台海雙方對等交流的最佳模式，且已有多年的實務成果。捨此，國民黨另謀他途，那是愚蠢而非明智之舉。

此行會讓許多的支持信眾歡欣鼓舞，自不在話下。蔡英文總統赴美述職，意氣風發又春風得意。而美國找到機會迎來一隻豪豬刺激中共，坐等鷸蚌相爭，更是最大贏家。

蔡總統出訪前，美國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抵台訪問，並接受蔡總統頒授特種大綬景星勳章。在記者會中，歐布萊恩繼上次炸台積電之說，此次又建議台灣應以「人手一把AK47」的焦土政策對抗中國。

美國要把台灣推入火坑，諷刺的是，台灣也有一群信眾迫不及待地應聲附和。最悲哀的是，還是有許多的台灣人看不清這種「為他人作嫁衣裳，被賣還要幫數錢」的荒謬。

迫於美國的壓力，台灣的兵役已從四個月延長為一年，美軍在台人數也不斷增加，美軍的儲備彈藥傳將移放台灣；不論台灣內部如何歌舞昇平，蔡英文執政讓台灣人民距離戰爭越來越近，已是不爭的事實。

這一方面固然是美國在背後煽風點火，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蔡政府以「抗中民粹」作為保衛政權的主要籌碼，讓美國予取予求；不但嚴重損害了國家尊嚴，也進一步把台灣推向了戰爭邊緣。

蔡英文一味親美，近幾年已讓台灣成為美國武器的最大買主；蔡對美國言聽計從，且為了保衛自己的政權，力行「抗中」政策，將台灣塑造成站在第一線對抗共產中國的「民主尖兵」。殊不知現今美國與中國的對抗，從來不是為了民主價值與自由人權，而是為了世界霸權與經濟殖民。蔡總統不知玉韞珠藏，反而鼓腦爭頭，自詡為辣台派，不但不知用理性與智慧「保台」，反倒暴虎馮河，利用聳動的民粹口號洗腦支持群眾，讓自己成為一條為別人看門還要自備狗糧的鬥犬，無疑只會將台灣帶入險境。

中美對抗爭的是世界霸權，而台灣對美國的功能，就是扯住中國的後腿，阻止中國超越美國。美國既不敢主動挑起戰端，便只能拚命把台灣往火線推。最愚蠢的就是蔡政府及那些天天對中共叫囂嗆聲的政客名嘴、側翼網紅。你有看過把炸彈綁在自己身上，還死命往自己身上潑汽油的傻子嗎？美國在後面拿著打火機，只怕要笑噴。這只能□是台灣人的悲哀了！

美國多年來在全世界用兵，伊拉克、阿富汗…到處退伍軍人，但已結束近五十年的越戰，直升機倉皇撤離的畫面，成為美國人心中無法癒合的瘡疤，使越戰老兵也高別的軍人一等。在網路瀏覽悼念活動，看到有人留言說，越戰在美國很多爭議，「但我們不談政策，我們只悼念死去的美國英雄。」我心中泛起怪異感覺。越南平民至少一百萬人死在越戰，美軍死五萬多人，而現在談論戰爭，把人命與政策分開嗎？談論人權，某群人性命比其他人高貴嗎？

當習近平試圖促成烏克蘭與俄羅斯和談，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都持嘲諷態度。白人領袖們不認為中國是好的調停者，自己卻不調停戰爭。然而世界很大，還有常被台灣媒體忽略的「全球南方」：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不想當無謂犧牲的小卒。

先前，美國向台灣推銷布雷系統，我回憶曾住舊金山靠海的四十幾街，若那海灘滿滿地雷是什麼光景？現在，美國建議百萬台灣人手持AK47，那也是越戰武器！而用到AK47，不就已經巷戰了嗎？

當年美國九一一事件，危機燒到紐約市的關頭，坎城影展金棕櫚獎「華氏九一一」紀錄片有一幕，導演追著國會議員問他小孩要不要從軍保衛家園，那些議員紛紛變臉拂袖而去。

三島由紀夫寫了囊括日本近代史的「豐饒之海」，百萬字裡看不到洗腦政治論調，僅如日本茶道那樣謹慎禮貌地描繪了百年裡幾場戰爭。對於美國在二戰時轟炸日本，三島寫主角在彎曲的白鐵皮、碎瓦片、炸裂的樹木、熔化的玻璃、燒焦的壁板、望不到邊的廢墟中遇到多年未見的兒時熟人，已經風中殘燭的老太婆。他送老太婆兩顆雞蛋，老太婆舉起蛋，對著天空像神明一樣膜拜，又把蛋放手□撫摩了好一會兒，然後迫不及待把蛋磕破，小心翼翼送到嘴邊，雞蛋一古腦流進假牙中間，喉嚨裡發出了響亮的咕嚕一聲。「啊，好久沒有吃到這樣的美味了，我好像又得到新生了。」

當官的人有沒有可能從普通老百姓角度感受別人的不幸呢？在美國，這問題太多餘，費茲傑羅闡釋美國夢的經典著作「大亨小傳」的中心主題，就是當既有權勢面臨新崛起的權勢，利益爭奪成為開戰起點才更重要。

冷戰時期乃美國權勢高峰，有如漫威英雄飛在天空，領導全世界做神與魔鬼的正邪對抗。冷戰結束，美國國內喪失共同敵人，鬥爭向內，興起各種解放運動，替後來左派政治正確鋪路，至今演變成兩個多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意識型態與文化戰，然後遇到川普成為民選總統，荒腔走板打毀世人三觀。而俄烏戰爭發生，成為美國可以重新確立世界雙陣營敵對，重回世界領袖地位的契機。

但是，越戰讓美國學到教訓，知道死幾萬美國子弟的事將危及政權，所以除了在背後指點，由其他國代打的「代理戰爭」，似難找出更漁翁得利的作法。當台灣選擇成為別人漁翁得利的棋子，別忘記，對於身處戰爭的人最切身問題，是一兩顆雞蛋，或者，多一口氣，活著，少一口氣，就死了。掌權者應該比右派日本作家更能看到這些事。

問題是：溫室氣體減量不能靠恐嚇達成，也不能只是個道德訴求，必須要有經濟理論為支撐，有可行的價格機制運行。

一九九七年我撰寫「全球環境變遷導論」，當時流行的是「成長極限」概念，例如達立（Daly）所提出的「均衡經濟」（steady-state economy），他以一個經費有限、書籍儲存已達飽和的老圖書館為譬喻，當圖書館每新購一批書的時候，必須有等量的書拿去再生。當時處理的議題是資源稀缺，政策上強調的是人口控制、節制消費、增強效率等。

而近二十五年來經濟學的思維與實踐不斷推陳出新，有好幾波了。

首先是新古典主義主張的「環境成本內部化」，對於地球的自然資源的長期效益訂出價格，而做為課稅、抵換、交易的基礎，可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Nordhaus）教授為代表（著有《經濟賭局》一書）。一九九五年的ＩＰＣＣ第二次評估報告要求各國政府要明確介入，將減碳的負擔合理分配，杜絕某些國家或企業「搭車不買票」的投機行為。

世紀交替前後的十多年間，部分落實了上述「環境成本內部化」，對於生態服務等環境財需求增加，各式各樣的「綠色新政」被提出，「清潔發展機制」成為新的追求，成就了「綠色成長」新浪潮；其關鍵因素是凱因斯式的公權力干預以及公共預算投入。實踐證明，環境保護政策能促進經濟發展，環境與經濟有了互補性，雙贏共好，而非原來直覺設定的此消彼長、不共戴天。

二○一五年巴黎協議通過，進一步強化國際組織及政府的力道，深化了種種減緩（mitigation）作為，全球環境治理也向溫室氣體減量傾斜（保護生物多樣性、森林保育相對弱化）。能源與工業的改進，召喚來了熊彼得學派式的「創新性破壞」與「企業家精神」；政府補貼特定研究發展方向，鼓勵研究與創新，出現各種「清潔生產」，例如電動車的快速蓬勃發展。公權力干預與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超越了原先鼓吹的純市場機制，凱因斯／熊彼得學派思維成了新主流，氣候治理也深深鑲嵌進入各國的政治時程表。（作者為逢甲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