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雅的說法，給民進黨一記當頭棒喝，也為賴清德、陳建仁等人上了民主的一課。在美國民粹政客橫行的年代，所幸有孫曉雅這類資深外交官仍未忘民主核心精神，她把「懷疑」與「反對」之別說得清清楚楚，把自己的責任和界線放在正確的位置。這點，蔡政府官員應該汗顏。

一月底，侯友宜提出「我們不是強國的棋子」之說，即被賴清德指為是在散播「疑美論」。其後，立委高金素梅質疑美國「台灣學人計畫」將派人入駐我政府部門，也被閣揆陳建仁斥為「疑美論」試圖制止。綠營和側翼並將這些質問醜化為「中共共鳴者」，是和大陸唱雙簧。他們萬萬沒想到，孫曉雅根本不怕「疑美論」，她還支持人們有質疑的權利，也認為自己有答覆的義務。

孫曉雅的高度令人敬佩。相形之下，那些把「疑美論」奉為天條的民進黨高官，則應該慚愧。有義務解答人們疑惑的，其實是你們這些權力在握的台灣當政者啊，而你們卻只會要求民代及百姓住嘴！

在台灣大街遊走十多天的異國狒狒，從未傷過任何人；但政府的獵捕行動，卻以令人錯愕的奪命槍殺作收。十幾公斤的狒狒，不過是一隻普通家犬大小，連日來卻被渲染成凶猛野獸。官員則大張旗鼓成立「抓狒戰情室」，將追捕英姿昭告天下，卻不管狒狒死活，這才是民眾深感憤怒的主因。直到群情激憤，桃園市長張善政才接受官員辭職，並強調「善待動物、尊重生命，必須是我們追求的價值」，卻已難彌補遺憾。

整個獵捕作業的指揮系統，混亂脫序到難以想像。依地域管轄區分，表面上負責指揮的是桃園市農業局；實際上，新竹縣農業局也接獲通知待命，而疑與狒狒逃脫有關的六福村動物園也派人參加。更意外的是，還有「第四組人」，是專門從事外來種埃及聖□移除工作的「獵人」；正是這名未經合法授權的獵人，以實彈奪走狒狒的性命。

試想，四組互不隸屬人馬群聚現場，彼此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也不知道對方的行動目的；如此一群烏合之眾，怎麼可能不出事？也因此，未獲授權在場的六福村的獸醫連發三槍麻醉槍皆未中，一旁的獵人以為他是農業局人員，要求授權開槍，即以實彈射出致命的一槍。事後獵人才知，此人是六福村獸醫，他有何資格授權？更扯的是，桃園農業局人員隨後進入，竟不知狒狒已經中槍，又補了麻醉槍將之擒獲入網，然後便輪番上陣擺拍。作秀之間，竟無人告訴官員狒狒已中槍。

理應守護保育類動物的官員，第一時間不檢查狒狒的生命跡象，竟手比V字與落網狒狒合照，「拍一張給我女兒看」。「保育」二字，在專委眼裡算什麼？俟發現中槍的狒狒已經殞命，桃竹兩縣官員隨即開演「推手」戲碼：桃市說不是我殺的；竹縣說只是要獵人「待命」，沒要他開槍。原本要送往台北動物園的狒狒，更中途被攔胡送到六福村，然後「牠就死了」。

這隻狒狒究竟是從哪裡脫逃，至今仍是個謎。桃園市府稱「桃園市有人登記合法飼養狒狒」，但林務局無此資料；六福村動物園登記有案的狒狒為一五五隻，清點完卻「多一隻」。六福村否認這隻狒狒是其園中逃逸，卻積極參與圍捕，又示意獵人開槍，還搶走垂危的狒狒。這些都疑點難消。

野生動物上了台灣大街，多半沒有好下場。九年前河馬「阿河」從貨櫃車摔落，倒臥大街；接著吊車鐵鍊斷裂再重摔，奄奄一息。最後飼主把牠扔進漁池說是「水療」，受盡折磨，回天乏術。「阿河輓歌」道盡台灣的「保育」只是紙上口號。九年後，無名狒狒仍是相同命運：混亂龐雜的指揮體系、缺乏專業的捕捉行動與計畫，任由一個以獵殺為業的獵人射殺，再上演官員撇清記。

台灣進口及走私的動物日益繁多，若連狒狒都是一筆糊塗帳，其他動物可想而知。地方農政單位對此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出了事便選擇性緘默。也難怪，「暗殺狒狒」的陰謀論在網路甚囂塵上。這隻短暫自由的狒狒，以莫名的死亡作結；牠的故事，真切描繪了官員對保育類野生動物的無知與漠然。

目前雞蛋的銷售方式分成自產自銷及包銷制兩種，而前者占比約二成。自產自銷是蛋農直接運送蛋至零售通路，不會被中間商賺一手。由於這些蛋大多來自善待動物權的飼養方式，因而成本及品質皆高於未善待蛋雞的「格子雞」飼養方式。

相對地，包銷制反映占國內蛋雞生產八成五的「格子雞」所孵出蛋的價格。其運作方式是蛋農負責生產，而大盤商不管雞蛋大小、品質，都以不高於「產地價格」的某均一價格向蛋農收購。若養雞場較偏僻，則大盤商會因運輸成本較高，而以較低價收購。大盤商在考慮司機、油價與耗損等成本以及合理利潤後，再以「大運輸價格」將蛋賣給中盤商。中盤商在考量成本及合理利潤後，再以「批發價格」將蛋賣給零售商。最後，零售商在做類似考量後，再以零售價將蛋賣給消費者。因此，大盤商的獲利取決於其銷售蛋的附加價值，也就是「大運輸價格」與「收購價格」間的差距。

包銷制係由蛋農、大盤商、農委會官員以及專家學者組成的「蛋雞事業產銷督導委員會」，透過集體協商獲得產地價及批發價；目前兩者分別是每斤45.5元與55元。在包銷制下，下列三個原因可解釋為何大盤商不大可能出現哄抬、囤積等行為。

首先，雞蛋有保存期限，因而囤積蛋會減少其價值。每當農曆春節期間百業休假時，大盤商會犧牲假期，並以平時收購價格約九成的「紅盤價」向蛋農收購蛋；這一成的折扣代表蛋農在春節期間若囤積蛋，所造成價值的減損。

其次，影響大盤商獲利的大運輸價格和收購價格分別與批發價及產地價高度連動。因此，一旦「蛋雞事業產銷督導委員會」決定了批發價及產地價，則大盤商哄抬蛋價的空間極為有限。

最後，雖然自產自銷和包銷制的蛋，其品質間具差異性，但對消費者而言，兩者間有一定的替代性。由於大盤商和自產自銷的蛋農幾無勾結可能，因而自產自銷蛋農的生產成本會拑制大盤商的收購價格，而其批發價則會拑制大盤商的大運輸價格，因而弱化大盤商哄抬蛋價的空間。

農委會預計在4、5月，每月進口3,000萬顆雞蛋，並計劃要求超商以1斤約65元出售進口蛋。農委會估計國內目前每日缺蛋160萬顆，但蛋商則估計每日短缺在400萬顆以上，因而進口蛋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目前蛋產地價1斤45.5元，以及批發價1斤55元，已造成蛋農虧損以及蛋商幾乎無利可圖。然而，農委會仍想知道以1斤65元出售進口蛋對零售價的影響，因而暗中指示「蛋雞事業產銷督導委員會」在近來的會議中，不要調漲蛋價。農委會同時對產地、批發及零售價格的高度管制，極可能使一些蛋商因無利可圖而退出市場，因而惡化蛋短缺的情況。

在農委會對雞蛋訂價的層層管制下，大盤商不大可能獲取暴利。因此，「物價聯合稽查小組」盤查大盤商的動作可能無功而返。在去年農曆春節前出現蛋荒時，此小組因應而生。之後只要民生物資出現短缺，此小組即出手調查相關業者。然而，此小組鮮少公布調查結果，大多數情形恐是查無實據。既然如此，此小組的調查，恐怕也只會加速部分大盤商退出市場，從而惡化蛋短缺的情況。

馬前總統廿八日赴南京中山陵謁陵，在致詞前強調「民國一一二年三月廿八日，馬英九前總統率馬英九基金會同仁與同學」前往晉謁南京中山陵，並在開場致詞時提及「國父孫中山先生畢生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創建民國，到現在已經一一二年了」。

對於定調「中華民國只有卅八年」的大陸方面來說，馬英九此舉不只再次堅定表達其立場，更意味著宣示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至今已有一一二年歷史；兩岸關係後續的深化發展，勢必得將此議題涵蓋考慮，才可能有具體結論。馬英九在二○一六年新加坡馬習會時也曾表達如此言論，捍衛中華民國主權，一分不讓。這是第一層意義。

第二層意義，在民進黨執政的這八年，兩岸關係已降至冰點。前幾天中華民國和宏都拉斯斷交，國內許多捍衛民進黨的聲音認為是中共搶奪邦交，然而政治議題永遠事在人為；馬政府時期絕非中共不搶邦交，關鍵在於兩岸關係穩定，兩岸政府具備互信條件。

馬英九一行的出訪，對於緩解兩岸關係及提升區域穩定性有極大幫助；一方面透過祭祖的行程來表明兩岸文化相通，有慎終追遠的孝道習俗；另一方面，透過公開場合的演說，不斷強調兩岸必須共同努力避免戰爭，「用交流取代對抗，用協商取代衝突」，兩岸人民需要拉近心理層面的距離，兩岸關係才能改善。

第三，馬前總統此行是自一九四九年後首位訪問大陸的中華民國前元首，具歷史性意義。和二○一六年馬習會不同之處在於，其為兩岸分立以來，雙方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然而當時地點是在新加坡。這次祭祖之旅的政治味不如馬習會濃厚，但想達到的政治意義仍是一致的。

在歷史和政治意義上，南京對於中華民國重要性，一言難盡。馬前總統特別在南京致詞提到中華民國創立至今一一二年。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絕非三言兩語能道破，但該說的還是得說，因為這牽涉到一代人的尊嚴和為國的犧牲奉獻。

但願兩岸關係永無烏雲籠罩，避開戰火，獲得永遠的平靜。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曾寫下：「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只願傷痕能被撫平，憾事不再發生。

一九七一年七月，毛澤東從秘密訪大陸的季辛吉處得知，美國僅支持中共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席位，同時要保留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後，毛不信邪，「我們絕不上『兩個中國』的『賊船』」。所以當年「漢賊不兩立」是毛要其「壽終正寢」，而非蔣介石，因此「雙重承認」是昧於外交現實。

各國和大陸建交的「聯合公報」一貫載明：「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日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並承諾不再同台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進行任何官方往來」。因此「雙重承認」也只是一廂情願。

而與台灣民間交流，主動權在他國，且認識的是「孫逸仙博士一九一一年創建於東亞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制國家：中華民國」。

這個心願終於在今年二月完成，與我一同像國父致敬的還有妻、兒。

在登上中山陵三九二級階梯之前，有一座「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的碑亭，所以我行前就打算帶著「少了滿地紅」的青天白日黨旗在這邊留影。不過就在坐高鐵的途中，得知此事的親友，紛紛力勸我改變主意，「因為不知道會被怎樣作文章」。我起先不甚甘願，但細想之後也從善如流，因為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憑弔偉人，也算是圓一個國二時起已經卅多年的夢，又何必徒增被作文章的困擾與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旗幟我還是帶了，照片也拍了不少，只是未從包包把旗幟取出。

這次馬前總統也選擇從上海搭乘高鐵前往南京的路線，所以看到電視畫面很有歷歷在目之感。

馬前總統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檢視，很多反對他的人士簡直就是用下注的態度來賭「前總統」、「中華民國」等字眼不會出現在他此行任何一站的口中。而當他就在中山陵自稱「馬英九前總統」與國父創建「中華民國」後，仍然因為他題字落款的地方只寫了「百十二」，與在南京總統府說「我也當了『這個』」，而被攻訐說成「口中無總統，筆下沒民國」。

說到中華民國與總統等等字眼，不少批評者，往往是面對大陸時才顯示出自己的熱愛與重視，其他時候不是避之不提，就是刻意忽略，但卻又特別要求訪陸或交流的「非綠營」人士，必須在大陸口口聲聲放在嘴邊，彷彿這樣做，除了彰顯國格愛台灣之外，更是種「不舔共、不賣台」的保證。但就我看來，這只是徒然顯示自己給人不看場合說話，不按時機表示的不成熟舉動而已。本該在正式談判場合錙銖必較的身分、尊嚴、排場、頭銜等，尤其馬前總統已將訪陸定位為掃墓祭祖，且已經在各項發言不亢不卑，實在不必硬要強加莫須有罪名。

記得有一次出差，在廣州轉機回台北，登機前我拿出台胞證與登機證準備上飛機，而候機室的空姐露齒甜美微笑說：「先生您的『民國』護照也請給我看一下喔。」我拿出護照說：「我以為在大陸是不需要『民國』護照的。」她依舊微笑回應「還是有要用到的場合。」我一直玩味著這句話，民國一直都在，在重要的場合與恰當的時機到來時，一定會派上用場。

民國其實才是兩岸的共有連結，所有人都該好好珍惜。

我當下一時愣住，只能先回答「我想想…」

直覺式的對話，讓使用者操作ChatGPT的感覺就像面對朋友、老師或是諮詢顧問一樣的親切，更重要的是能幫使用者解決、歸納和總結問題，並提出可行的建議方案，這就是ChatGPT每天能吸引超過一千三百萬人使用的魅力。

現在孩子都是數位原生，再加上生生有平板、數位學習的政策推動，這樣的旋風不久一定會出現在國中小校園內，父母和老師究竟應正向思考ChatGPT在學習上輔助？還是要憂慮ChatGPT讓孩子唾手可得作業答案，降低自我思考的邏輯能力？

以下提出親師正向面對ChatGPT的五大做法供參考：

一、大人更要學習：十二年國教強調的是讓孩子有能力終生學習、自主學習，家長與老師與世界脈絡同步成長，就是最好的身教和模範。因此對於席捲世界的ChatGPT應建立初步的認知，了解ChatGPT技術的基本原理和應用場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孩子在學習中使用ChatGPT的脈絡。

二、強調學習過程：鼓勵孩子享受學習過程中的思考和探索，而非僅僅追求單一答案。提醒孩子，ChatGPT是一種工具，而非答案資料庫，他們要利用ChatGPT來了解問題，並用自己的思考和創意來解決問題。

三、重視學習誠信：提醒孩子，抄襲作業是不道德的行為，會損害個人在師長心中信譽。並且引導孩子，運用ChatGPT來查找答案是可以的，但必須以自己的理解和創意重新表述透過ChatGPT得到的答案。

四、指導使用技巧：教導孩子有效地使用ChatGPT。例如，讓他們學習提出清晰的問題，選擇合適的關鍵詞，並且懂得判斷分析及評估ChatGPT回答的真實性和正確性。

五、限制使用範圍：設定使用ChatGPT的範圍和限制，只允許使用ChatGPT來解決特定類型的問題。例如：作文作業可以參考ChatGPT的作文大綱，但禁止用ChatGPT直接生成一篇完整的文章然後抄襲繳交。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工具的使用端看使用者的心態和價值觀。ChatGPT作為學習工具可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和便利性，但必須在學習的一開始，便以正向引導孩子使用方式，並透過親師學習陪伴中，及時為孩子澄清價值。ChatGPT是一個強大的工具，可以在孩子的學習過程中為他們提供輔助，再通過自己的思考、創意和判斷來解決問題。AI人工智慧實在不應也不宜取代孩子在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及人際互動的學習。

然而，隨著晚近的應用想像，再加上得自於儲存能量與數位科技的屢屢突破，卻也讓網路犯罪與黑心商業模式的進展更快速；因此，對於AI將如何影響人類的共同未來，奧特曼認為各界都有必要謹慎應對，雖然不必然是悲觀看待。

根據OpenAI公司與耶魯大學的合作研究，估算ChatGPT和其他AI生成功能的軟體工具，可能嚴重衝擊到美國高薪白領工作，約計有二成；以及在這類職業別之內，過半以上的業務職掌。因此，從工作設計、組織型態、管理激勵和消費服務等的提供流程，都需做出必要配合與前瞻性的重整。

最可能被人工智能所挑戰的高薪職業，則有口譯、翻譯工作、文本、繪本的執行創作，包括作曲寫譜和編曲配樂等，以及旅遊規畫、報稅服務、行銷研究、財務分析，甚至是記者。事實上，人工智慧的生成報導，從股市交易和盤後分析，乃至賽事勝負和體育活動的常態介紹，這類的創作模式早已嘗試了八年之久。

至於技術性勞力為主的生產製造和其他個人服務業，潛在受影響的可能範圍則最小；但即使是傳統勞力類型，仍有一成的業務將因著ChatGPT生成應用，而讓工作性質與人際互動受到影響，甚至是被取代。

職是之故，各界如何提早因應，尤其能從政府與各部會職能的檢討開始，諸如導正青年學子的人生規畫與就業預期；同時，及早在社會結構與政務推行等的方方面面，讓人工智慧的協作量能與應用想像，有融入結合的介面設計，更有流程追蹤的積極介入與成效評估、查核檢查點。

唯有建立起跨世代的支持緩衝，才能讓一時的失業恐慌與長期消費信心之間，透過人生教訓與資訊傳遞之後的交互影響，依舊能產生良性帶動與向上循環，而不至於在技術競爭與人力替代之下，讓經營依賴的偏重與集體投資的轉向，徹底阻滯了社會參與跟追求進取機會的調整決心。

最終，如何規避政經紛擾的時程拖延，一如失落三十年的日本？否則，只會導致普遍的消費萎縮，從而發生經濟動能的失速與整體社會的滑坡。換言之，要讓必然受到衝擊的行業別與相關人員，有適當的預期且在事前的學習準備，從而在對焦和引導之後，繼續能以開放胸襟和生活重心的自主轉向，逐步、漸進且全方位的做好調適與人生志業的追求！

脫逃狒狒短時間內引發社會關注，惹眾怒且令人悲憤震驚不滿的原因，凸顯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沒有同心協力共同發布可靠且正確的資訊，同時綜合所有現場狀況適時還原與釐清真相。更令人難理解的是，射殺狒狒死亡的調查，並非由具野生動物保育專業的主管機關進行，而是由毫無野生動物保育與動物倫理背景的警察為之，徒讓「尊重動物生命」的意涵與原則在媒體上各自表述。

筆者從野生動物保護與動物倫理，提出平息民怨之關鍵問題，希望以法理兼顧動物倫理為基礎，避免類似案件再度重演。

其一，脫逃狒狒是否屬於保育類或禁止飼養的動物？經查，該隻狒狒非屬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條公告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珍貴稀有野生動物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此外，亦非屬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之人工飼養、繁殖之野生動物，亦非屬指定禁止飼養輸入或輸出的動物。

其二，獵捕野生動物權責與規定：依據同法十七條規定，獵捕一般類之哺乳類應在地方主管機關所劃定之區域內為之，並應先向地方主管機關、受託機關或團體申請核發許可證。獵捕野生動物，不得使用獵槍以外之其他種類槍械。換言之，追捕脫逃狒狒是可以使用「獵槍」的。

此外，同法廿一條野生動物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與「危害農林作物、家禽、家畜或水產養殖者」，均得予以獵捕或宰殺。爰此，獵捕脫逃狒狒應由主管機關依立法精神與公告之「野生動物救援處置流程」，適時且明確告知社會大眾。在民宅林立的都會環境中，人類生命受到威脅之虞時，捕捉這隻具危險性的動物，除了麻醉槍外，採取獵槍獵殺處理與手段進行合理說明，同時釐清真相與爭議。

世界自然憲章指出，「每種生命形式都是獨特的，無論對人類價值如何，都應該得到尊重，為了給予其他生物這樣的尊重，人類行為必須受道德準則的約束」。此外，動物倫理學家泰勒在一九八六年已提出「當人類和其他生物發生利益衝突時，可適當採取自衛原則」，唯有應用這國際度量標準原則，才能創造人類與動物雙贏且共好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