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對性騷事件的處理，標準不一。被黨中央拔除職位者，有副主任、主任、副秘書長；但細看懲處名單，清一色是幕僚身分，並無綠營一線政治人物。這道防火牆，劃得很清楚。

在眾多加害、吃案、施壓者中，林飛帆、李正皓是綠營提名的立委參選人，吳思瑤是爭取連任的立委。這幾案，都以「繼續調查」為由搪塞。連林飛帆自己都坦承吃案不諱，李正皓偷拍也有法院文書為證，何需再查？說「調查」是假，想以拖待變「混過」才是真。

涉及「綠營老長工」和「總統府資政」的兩案，前者被控吃案的，是戰功彪炳轉戰綠媒的林鶴明；後者的加害者，則是「小英之友會」大咖。兩者都關係蔡英文顏面，果然又是「要再約詢」、「總統府無調查權」，完全不見「不必以大局為重」的魄力。

所謂「不必以大局為重」，只是謊言；遇到選舉和蔡總統，仍得轉彎。民進黨這齣「黨選之人」大戲，情節比電視劇還要高潮迭起。「性騷、謊言、民進黨」的番外篇，等誰來拍？

四接案的拉鋸過程，反映了蔡政府如何從一個意識形態掛帥的錯誤能源政策，一步步走向犧牲環境生態、踐踏民主法治、阻礙經濟發展、漠視公安及國安的險境。「非核家園」政策，不僅把蔡政府自己逼入死角，同時也把台灣逼進電力失衡與不繼的困境。台灣的環境、民主、經貿、公安和國安，一旦被迫陪葬，子孫將付出龐大代價！

由於蔡政府躁進非核，核一核二除役後，北台灣出現供電缺口。協和電廠是一座燃燒重油的發電機組，已汙染基隆近半世紀，原要提前除役，如今則為填補北台灣供電缺口，要改裝上場救援。台電規畫將協和電廠改為燃氣發電，並在電廠旁填海造地興建四接；但此舉可能破壞珊瑚礁生態，引起地方人士與環團抗議，發起護海公投。內政部卻稱四接不是地方自治事項，兩度沒收公投。

為紓解抗議壓力，台電改提四接東移四百公尺方案，避開珊瑚礁區域，以減少開發阻力。但新方案卻因此更鄰近基隆港區，ＬＮＧ船危險性高，對其他商船、郵輪的航行構成威脅，甚至可能帶來「滅港」危機。尤其，天然氣進口也可能在戰爭中受到封鎖，更增國安風險。亦即，四接開發案全面挑戰了環境永續、航運經貿、公共安全及國家安全的底線。

更可議的，是政府企圖掩蓋安全風險。新的東移方案把四接移到基隆港港嘴，經過操船與水工模擬試驗，證明對航運安全具有重大風險。台電卻避而不提，聲稱進港安全無虞；台灣港務公司雖對碰撞、停靠之風險極為緊張，卻只能噤聲，航港代表更擔心有滅港之虞。問題是，這些風險皆被黑箱作業密封，直到最近會議紀錄密件外流才揭露，原來台電說好的安全都是假訊息。事實上，蔡政府開放美國萊豬與日本核食，就是在縱容食安風險；蔡總統高喊抗中保台、賴清德暢談務實台獨，又何曾關注國安風險？

面對四接的滅海滅港威脅，前市長林右昌選擇背棄基隆民意與環境永續，新市長謝國樑則找到新的著力點，暫時奪回地方主導權。然而，護海護港之路，變數仍多。謝國樑固然廢止了林右昌發的原則同意開發函，台電則指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將提訴願。事實上，蔡政府自己就是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的慣犯，更不時利用雙標搞政治鬥爭，從軍公教退休俸削減、沒收國民黨黨產、到農田水利會收歸國有，皆是如此。台中市長盧秀燕面對中火的排放，更吃足苦頭。

謝國樑雖然廢止台電在「水產動植物保育區」設置四接的許可，問題在，保育區設置與管理是由農委會核定，以陳吉仲的作風，未必不會越俎代庖護航台電。此外，環保署無視同意開發函已廢止，卻不要求台電重新申請，仍堅持要平行審查。它不護環境而護台電，也是可想而知。

非核未成，家園先毀。這場發電與環境、航運、經濟、公安的角力，證明民進黨非但沒有民主ＤＮＡ，也沒有永續ＤＮＡ。基隆市政府要做好應戰準備，人民則必須用選票幫民進黨作基因修補。

離岸風力發電為台灣能源政策的重要一環，俄烏戰爭後在能源自主及安全議題受到重視，也是我國最關鍵的安全挑戰。檢討現行再生能源政策，調整國產化模式，有其重要性。

依經濟部能源局統計，2022年我國再生能源占發電量比重的8.3%，也首次以0.03%差距超越核能，不過距離經濟部2025年再生能源占比設定達15.1%目標仍有一段差距，更遑論與當初蔡總統原訂2025年達20%的目標。

其中離岸風電與太陽光電都是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重心，但相較於光電占再生能源發電比重已達45%，離岸風電發電占比雖從前年的3.1%提升至2022年6.1%，與光電發電量仍有差距。

在台灣離岸風電階段性推動架構下，目前已到第二階段「潛力場址的前置規劃與作業」的後期，第三階段區塊開發即將在2026年開始，近期陸續進行第三階段第一期的區塊開發容量分配結果、及公告獲選的開發商，也展開後續第二期的遴選與分配作業。惟此時卻陸續有外國開發商退出或淡出台灣市場。

德國電業集團下的萊茵再生能源（RWE）曾看好台灣離岸風場潛力，2018年設立在台辦公室，也角逐第三階段區塊開發競標，近期卻表示將縮減台灣離岸風電業務。在此之前有多國投資組成的海能離岸風場，占49%最大股東的日本JERA捷熱能源，也傳出售海鼎風場（Formosa 3）或海能風場的股權。2021年時德國巴登─符滕堡州能源公司（EnBW）已退出海鼎風場後離台。另外，從初期就加入且已參與「大彰化東南及西南的第一階段離岸風場」的沃旭能源，則未參加第三階段區塊開發的首次競標；加上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第三期簽訂行政契約即將在6月底截止，傳言可能有兩家開發商決定不簽約。以上發展已非個別公司的問題，更突顯出我國離岸風電政策可能有結構性調整需要。

我國發展離岸風電，除增加再生能源比重外，還有建立國產化產業供應鏈的企圖心。經濟部的「離岸風電產業政策」中，要求獲選開發商應提出「離岸風電產業關聯執行方案」，亦即風電開發商需提出預計使用我國供應商的構想，經政府審核且通過符合國產化評分後，才會簽約。

我國以離岸風力機零組件、電力設施、水下基礎設施及船舶製造等，為要求國產化的重點項目，原本設定100%國產化目標，且工業局還提供國內供應商名單建議，但實際執行後隨即出現國內產業能量不足，導致開發商落實本土化承諾出現障礙。我國參與風電產業以中小企業居多，對於需投入數十、百億投資的發展項目意願有限，例如海纜鋪設工作的船隻建造，唯一有能力的台灣業者展開評估後喊停。風電有不少高門檻技術，風力機零組件、齒輪箱及發電機等，我國廠商技術尚未到位仍無法產製。另有某些項目在國內只有少數供應商，反而壟斷市場而坐地叫價。這些都形成第二階段開發商後來無法順利履行國產化的因素。於是工業局後續公告第三階段產業關連方案時，將100%國產化目標調降為60%，其他40%為加分機制，比重看來降低，卻將變壓器、渦輪電纜、葉片或塔架等列為強制性項目，對開發商不僅沒有解決結構性問題，要求反而更嚴格。

台灣離岸風電政策包含強化能源安全及打造離岸風電產業鏈兩大目標。雖然國產化目標毫無疑問也具有提高自主性及韌性的效果，但過高的門檻會反而造成海上風電建設進度延遲、發電併網目標延後，影響再生能源供電比重提高，以及影響投資意願的副作用。

台灣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爆發烏俄戰爭後，我國曾盤點過安全存量，進口石油為148天、煤炭為36天、天然氣約為十天。降低核能發電量是既定政策，唯有仰賴再生能源的發電進度能順利達標，方能在有突發事件影響國內能源供應下，台灣可自我供給能源以爭取馳援。因此，重新檢視離岸風電國產化政策，確保發電量按規劃上線及投資意願不減考量間，尋求更加平衡的作法，具有關鍵意義。

社會暨合作經濟與目前火紅的企業ＥＳＧ（環境、社會、治理）責任，是當前全球重視的兩大永續潮流。聯合國大會今年四月中更經由一九三個會員國同意，通過了「促進社會暨合作經濟推動永續發展」決議案，正式對社會暨合作經濟做出定義，並肯定社會創新組織、社會企業、合作社和其他組織，對發展包容性經濟的重要性。

這次決議中也特別強調，社會暨合作經濟能在衝刺經濟效率和修復社會環境之間找到新平衡；既促進經濟，也鼓勵永續，關切社會和環境保護，亦讓社會成員擁有更多參與決策和資源分配的權力，有助實現更具永續性的經濟成長。

同時，這個機制也能在消除貧困、促進社會變革發揮關鍵作用，「不讓任何一個人落後」；並提高工作者對人權和勞動權利的認識，促進民主和社會正義，進而發展夥伴關係、互相聯盟，一起提升創業、管理、生產和競爭力。

該決議同時建議會員國，要以政策扶助與制訂具體的合宜法律框架，來支持社會暨合作經濟，並將其貢獻納入在國家的統計數據，提供財政和公共採購誘因。此外，在教育課程、能力訓練和倡議研究，以及創業與商業資源的方面，強化對社會經濟暨合作的重視和支援，並鼓勵其成員參與政府的決策過程。

在我國，政府對於社會暨合作經濟的推動，可追溯至二○一四「社企元年」的社會企業行動方案。接續的二○一八年社會創新行動方案，則在五年投入新台幣八十八億，結合十二個部會，協助健全台灣的社創生態體系。日前行政院長公開宣布將推出社會創新行動方案2.0，投入一百億，營造有利社會創新發展的環境。

在政策推動下，社會暨合作經濟組織與政府推動的地方創生、社福與長照計畫、及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等相輔相成，透過公私協力的模式，已有初步成果。可惜法律框架的制訂仍未能突破，停留在行政措施的階段，致使「台灣社會創新組織平台」下的社會暨合作經濟組織，因缺乏立法的正式認可地位，加上不同組織法的不合宜限制，造成難以規模化、國際化，發展更大的永續影響力。

當產官學都知道淨零碳排、推動ＥＳＧ、強調永續發展是國際大趨勢，就不能輕忽「社會暨合作經濟組織」能發揮的整合力與社會影響力；既可透過商業模式和數位科技落實社會使命，更能與傳統企業的ＥＳＧ責任結合，發揮永續綜效。台灣的社會創新組織正是扎根地方、鏈結企業與國際的重要引擎；而適宜友善的法律，則是啟動引擎的鑰匙。發動引擎向前快跑，才能即時追上，開創永續發展的新局。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永續創新學院院長）

我很認同蔡阿嘎反省到的一點：去日本餐廳共食，冒犯日本文化。在日本與他人合吃一份餐點的確很失禮，這或許源於八○年代景氣泡沫化前餐廳一位難求，甚至會收「席料」，從此上座必須點餐成了不成文規定。可能是他所謂「難吃的地雷店」都是知名連鎖餐廳，外國遊客比較多，在「不知者無罪」的觀念下被默許。

年初六名台灣旅客到福岡知名傳統老店，只點了三碗麵還輪流吃，被店員出聲制止。蔡阿嘎可能不知道，影片中用筷子夾菜給別人更是日本人最禁忌的，不僅不衛生，也像是人火葬後撿骨的動作，很不吉利。

蔡阿嘎沒有反省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食物及相關人的尊重。日本幼稚園第一個教的句子是「いただきます」「我要開動了」；會用「頂」這個漢字，據說就是把雙手高高地舉到頭頂恭敬接受食物，感謝動植物以它的生命結束換得我生命的延續。用完餐說「ごちそうさま」「多謝款待」，原意也是感謝為我「奔走」食物的人。

由於飲食習慣不同，對台灣人來說難吃的店，對日本人來說不一定難吃。況且，難吃的店或許提供景觀特色和親切服務、廿四小時營業的便利性等。台日飲食文化不同，口味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個人喜惡的差別；飲食入境隨俗，除了展現對當地的尊重，也更能體會當地飲食文化，何樂而不為？

研究調查顯示，受訪者中支持北京「武統台灣」者有五十五％，而且有卅三％的受訪者「不同意動用武力統一台灣」，表態希望立即對台灣發動戰爭者則僅有一％；發現中國民眾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手段有較大的包容性。

和平是普世價值，開戰最大阻力來自人民厭戰。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掀起逃兵潮，得高價雇用傭兵來打仗；一年餘仍未結束，國際金融及經貿制裁造成人民生活的痛苦，重重打擊普亭的威信，損及俄國的國際形象。即使軍力超強的美國，歷經民眾反越戰與反對攻打伊拉克，使得美國介入戰爭戒慎恐懼。

今年三月，英國經濟學人在美國做民調：「若中國對台動武，美國是否應該動員軍事力量保護台灣？」有卅七％受訪者支持，廿二％不支持，另有四十一％自認對議題不夠了解，無法提供意見。近年來類似民調支持出兵保台的約在卅％至五十五％之間，美國民眾對捍衛民主和反戰，內心拔河而不穩定，國人一廂情願倚賴美國出兵保台，恐有變數。

台海危機是全球關注議題，今年七大工業國組織領袖峰會，聯合公報重申台海和平穩定，希望抑制中國軍事冒險，但無任何具體護台承諾。因此，除拉攏美國政府與對美國民間的著力更須努力，對主要民主國家民眾也應透過交流增進理解，進而影響該國積極支援台灣。

我國政府和人民忽視增進中國民間情誼，甚至鄙視。對中國來台留學生，待遇不如其他外籍生；對中國學生規定「三限六不」政策，不編列獎學金、不得打工、禁讀某些科系、畢業後不得留台就業等，讓中生感到飽受歧視，無從滋生喜歡台灣之心。

政府除對中國政府喊話，更應誠懇運用各種方式及管道和民間對話，使其更理解台灣而珍惜台灣。令其認知統獨不是是非題，不論統或獨都必須符合「民主與和平的充要條件」。「和平統一」常淪為投降屈服的統一，應以尊重弱者意志的「民主統一」才能長治久安；只訴求「民主（公投）獨立」也應顧慮引起戰爭危機，應爭取中國人民的認同，才不會引來戰爭而達成「和平獨立」。民主統一與和平獨立是相容不相斥，而能漸次弭平差異。

台灣最在意「民主體制」和「自由言論」被改變。而今香港民主及言論自由嚴重挫傷，使台灣人不相信「一國兩制」，害怕成為香港第二。何況台灣健保覆蓋率全球第二，低保費卻享有優質醫療服務；年金制度和社福救助制度穩定而優先；性別平等尊重同性婚姻；全球網路平台使用不被禁止屏蔽；人民善良誠實，樂善好施，許多人道救援團體聞名國際。兩岸人民可攜手合作，從事世界人道志業。

戰爭只會增加仇恨反而不利統一，剝奪台灣現有民主自由生活，將遭強烈反抗，甚至擴增台獨運動能量。若國際壓力、經貿制裁，導致中國政府內亂，宮廷奪權鬥爭不斷，人民遭殃。

兩岸人民交流甚為重要，兩方心存和平價值觀，可望維繫兩岸和平。攜手互助，不再崇尚軍武，創建給予人民無後顧之憂的安樂國度。

女性主義的逆襲應是以女性主義為基礎，對其進行反駁或攻□，提出反對意見或者不同主張。然而仔細檢視這些事件當中的言論和行為，卻彷若回到前女性主義時代，找不到絲毫女性主義的蹤影。

暫且不論其他事件，婦女部無庸置疑是婦運的成果；其橫空出世一方面宣示了政黨追求性別平等的決心，同時也為婦女開創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和權力的管道，有重要的象徵和實質意義。然而，當受害者向婦女部主管申訴典型的工作場所權勢性騷擾時，在法律上須負責防治性騷擾及採取糾正及補救措施的主管，竟提醒她不要張揚，以免自己（受害者）名譽受損，同時也向其他同仁打聽受害者有沒有「散布她（主任）的謠言」。為提升婦女權益而生的婦女部，竟成了危害女性的工作環境；主管在事後竟仍然加官晉爵，升任黨的副祕書長！台灣的婦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一九九七年行政院婦權會成立，將近卅年來，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努力可以說是全球最積極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皆設立性平專案小組、訂立各項工作指標、定期開會、定期填寫表格呈報成果、執行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接受中央和國際委員考核；投入大量行政資源，設立專責機構，任用專職人員；所有公務員每年必須上性平課程等等。只是在政策、課程和如山的公文中皆鮮少觸及婦運的基礎：女性主義。表格填不完，政策目標卻十分模糊。

二○一二年起，以爭取亞洲性平領先地位並與國際接軌為名，各級婦權會陸續改稱「性平會」（雖然聯合國在二○一一年成立婦女署而非性別署）。在少數「性別專家」主導下，發明了台灣獨有的「多元性別」一詞，成為性別工作不容質疑的核心；卻因意義紛歧不易理解，在執行上平添紛亂。政策內容的空泛，賦予權勢者任意詮釋的自由、不受約束；高壓的政治正確，卻為無權無勢者增加相對剝奪感與焦慮，以致行為脫序。

沒有女性主義的「性別主流化」，擁有龐大的架構、複雜的工具，卻缺少對議題和方向深刻的使命感、具同理心的關懷，以致徒具形式。不重視女性主義的性平機制，有助於少數女性參與權力遊戲、晉升高位，卻未必能為女性群體掃除工作和生存的障礙。當下婦運應當致力的，不是成為受主流歡迎的一分子，而是理解女性主義的理想、不畏困難，真正改變主流。

另外，聽說陳院長對每年大約四百位行人死於車禍，認為一定要改善，要求年底降到三百人！不到一年內要降廿五％，這也是發大心願哪！

台灣都市十二公尺以上道路（依法應有行人道而實際上）只有四十六％設有人行道！更不用說十二公尺以下，我們家居最常出入的巷道，被荒唐法規所遺害（市區道路條例縱容「得設」，事實上）幾乎全無人行道。這樣數十年忽略，全面落後的生活系統，編出四百億，只能算是起步，還有好長的路要走。

但是，話說回來，行人環境要改善，跟現在用行人死於車禍數字當目標，甚而有大官要為此下台，這個責求就勉強了！

車禍死因大部分來自撞擊力過大，而撞擊力來自速度和車重。每年行人往生四百人中，在斑馬線因轉彎車致死者約廿人，相對並不高，就是因為轉彎的速度快不來，致死率不會高，除非是大型車。

然而也許因為國外媒體一句「行人地獄」汙名，又有轉彎公車奪走小童生命的畫面，我們政府的行動都放在路口（轉彎車）禮讓行人上。警察一再動員到路口，立法院趕快把罰款加倍！為的是降低那廿人死亡嗎？

那請問其他多半死於速度（很可能還超速！）的四百位死亡狀況有什麼改善？到底速度致死要怎麼防範怎麼降低？

政府有決心有愛心要改善行人，但是精力放在並非致命的路口禮讓，而又以總死亡數為目標來自我要求，有如抓小放大，又有如用體溫計去診斷高血壓病患。這怎麼可能落實改善救回人命？

今天，政府如果真的在乎搶救行人，就要針對車禍死亡的主要原因：「車速」來布局整頓。

車速要判定為車禍原因，必須有證據，要有動態的科學證據。

近來標榜科技執法，就應該針對肇事高的路段路口優先配置。但是科技設備昂貴，來不及編預算；地方交通專業也不足，不容易普遍提升執法效率。要在年底前馬上改善的唯一機會：「建議開放現在廣設的治安用街頭攝影機」，配合重要交通節點，予以連續路段連線，開發測速軟體，相信可以在短期內支援交安執法，有效節制非轉彎的路段路口的車禍，救回另外的三百八十往生者。

開放治安設備幫助交安執法，讓警力針對肇事更多死亡率更高的路段車禍正面宣戰，等於是集中資源管束禍源，是最有效執法，是對警力最大鼓舞。進一步善用路口攝影機去分析轉彎車行為，加以數位比對，暸解路口車輛行為特性，更可以精準調派勤務。藉支援交安開發出更有效執法作業，提升了專業，更救回人命，說不定真的可以達成陳院長年底降低一百條往生者的大心願。加油！

然而，巴黎協定之後，國際最重要的多邊環境公約「全球減塑公約」，從相關報導來看，似乎並沒有獲得相對應的重視。

二○二二年聯合國環境大會通過「結束塑膠汙染：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歷史性決議，內容涵蓋塑料生產、設計和廢棄等全生命週期，要求制定「國家行動計畫」，並訂於二○二四年前完成條文，開放各國簽署。就在前幾天，「減塑公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已於巴黎結束第二輪談判，預計在第五輪談判後就確定目標，擬定實質性條款。

「全球減塑公約」試圖複製巴黎協定模式，制定全球目標以減少初級塑膠原料生產，由各國自願承諾，或更積極設立國家確定之承諾或目標。

以歐盟為首的「減塑雄心聯盟」 更發表五十七國部長聯合聲明，訴求於二○四○年前終結塑膠汙染。歐盟已陸續立法減少一次性塑膠製品、禁止有害和難以回收的塑膠垃圾進、出口，朝向生產與回收量平衡，塑膠「淨零」方向邁進。可預見，過去寬鬆、無環境外部成本「便宜又大碗」的「塑膠經濟」將不復存在，對石化、塑膠王國的台灣影響巨大。主計總處統計，石化業產值共三點五兆，占全台總產值的八點七％，相關從業人口高達四十五萬。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曾評估，到二○五○年，與塑膠生產、使用和處理相關的碳排將倍增，高達碳預算的十五％，使全球控制增溫在攝氏一點五度的目標無法達成。

減塑與二○五○淨零目標緊密相扣，台灣是塑膠大國，要何去何從？蔡總統是否意識到大廈將傾？即將背離國際減塑與淨零航線？執政黨倘若以少說少錯、被動接受建言的安全模式虛晃應付，實有愧於選民的託付。

楊麗花年近八旬，用歌仔戲陪伴台灣成長何止一甲子？從野台戲到電視台，走進家戶，深入人心，題材包羅萬象，有才子佳人、英雄將相、忠臣孝子、神怪傳奇，傳唱世間百態、悲歡離合，訴盡人情冷暖、愛恨情仇。台上鮮活生動，台下隨人物遭遇而上下起伏，同喜同悲、共鳴共情。

傳承歌仔戲是楊麗花一生的願望，「把咱老祖先『忠孝節義』的智慧傳承下去」。透過典雅唱詞與曲折情節，深寓忠孝節義於其中；不僅帶來娛樂消閒，她更以傳遞道德觀念、民族意識和歷史文化為己任。在早年教育不普及的時期，歌仔戲是撫慰民心、教忠教孝的正向力量，具潛移默化的社教功能。

忠、孝、節、義，就是儒家文化的內涵，現代人或許覺得儒家文化飄渺遙遠，甚至與我何干，殊不知儒家文化已融入你我的日常，深入文化肌理。八○年代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令不少西方學者關注東亞現代化的課題，最後紛紛把焦點放在儒家文化，認為儒家傳統對於東亞生產力的貢獻不小。

美國社會學家Peter Berger在〈世俗化—西方與東方〉一文指出：「儒家倫理不是韋伯所說的知識分子與廟堂之士，而是一種通俗的儒家精神，是市井小民的信仰價值。」他已然觀察到儒家精神內化為市井小民的生活價值，日本、韓國都受此影響，通俗的儒家文化成為東亞文化共同的遺產，因此東亞經濟奇蹟並非憑空而來。

過去我常在校外的一家簡餐店晚餐，漸與老闆娘成為好友；她是客家人，常談到她母親勤勞節儉、天天做農活，雖不識字卻從小教她不貪不取、吃虧就是占便宜等等做人道理。後來，她母親年歲漸大，不再做農活，常到店裡走動，我對老太太格外敬重。課堂上我會舉老太太的例子，沒讀過書的母親，不由學可身教言教子女，是因儒家傳統已在先人的血脈裡代代相傳。楊麗花說：「我老爸在世時，教我做人就是『不貪不取』，才吃會長久」，兩位老長輩傳承的家訓竟是一致，怎不令人驚嘆？

今人強調台灣是多元社會，不同文化要彼此和諧相處、共存共榮，這話沒錯。據統計台灣人口有九十六點四％漢人，皆是源出中華文化的後代，我們應當反思，在保障他者文化的同時，是否維護自身的固有文化？回顧當代，無論學校教育、社會風氣、民族氣節，都與傳統精神漸行漸遠。

楊麗花說：「歌仔戲是台灣人共同的記憶與驕傲…希望這支紀錄片讓我們子孫了解台灣最美的文化。」忠孝節義在個人，是品格修養；在社會，是和諧的基礎；在國家，是團結的力量。通俗的儒家文化已然成為華人日常行止的根本、社會安定的力量。

早年大陸文化大革命未能革掉，如今台灣卻因政治分離意識而去中國化，把儒家文化打成彼岸的東西，去之而後快，有如台灣版文革；但兩千五百年來的文化根本，革得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