餵藥事件搞得人心惶惶，但也有人樂見社會恐慌，不斷煽風點火，故意把事情炒大。尤其民進黨，只要能藉機重創侯友宜，就算誇大造假，也無所謂。板橋幼兒園的風波方歇，汐止幼兒園又傳出案例；但一查，這例就是廿八名小朋友之一，為陰性，但恐慌效果已造成。

這次事件迄未查出「餵毒」事實，但政治人物卻不斷落井下石，誇大案情。陳建仁和賴清德都是公衛專家，前者指責新北市處理延誤，後者任由發言人發表不實訊息和言論，這是公平的行為嗎？綠營難道不知道，胡亂點火只會破壞一般家長對幼兒園的信任，也讓全球末段班的台灣生育率愈陷深谷？

要問：政治人物的良心，有沒有閾值呢？若為了勝選，為了打擊對手，為了轉移焦點，就能掰出各種不實傳言，不惜犧牲社會互信，也要把無辜的人都拖下水，這還算民主政治的君子之爭嗎？連「奈克」和「毫克」差一百萬倍都可以隨意混淆，道德良心何在？

性騷或性侵的傷口難以癒合，主要是受害者礙於權勢、文化、社會等因素無法聲張，只能選擇隱忍；但陰影不會消散，進而影響其日後行為和關係。近年「＃MeToo」運動在全球興起，希望透過自我揭露，建立一個對性受害者友善的文化與社會。反觀台版「#MeToo」，多數案例在掀開後即告停格，淪為公關操作，至今難謂有何寸進。

從第一例民進黨前女黨工控訴合作團隊導演性騷並遭吃案後，蔡總統、賴清德多次道歉，民進黨要求改革黨內通報機制、開始上性平課；行政院則提出「性平三法」的修法。國民黨更出招，要求提前在臨時會處理，當成政治攻防。這在在反映一個泛政治化社會的漠然：在選舉為先、認同優先、大局為重下，平權議題永遠被迫等待。

回顧過去半月，儘管爆料者不斷挺身而出，但大多數案例都在被掀開後即告結束。被指控的公眾人物，標準程序包括道歉、解釋、或提告反擊，多流於公關止血操作，為未來重回舞台預留伏筆。相關單位的反應亦然，馬上要求被指控者辭職，以求平息眾怒，但所有調查程序均告省略。這種不問真相、不顧受害者創痛的處理，看似果斷，其實粗暴，等於讓勇於揭露的被害人繼續承受檯面下的說三道四，並沒有實質正義可言。

在美國#MeToo中，曾出現另一種受害者，是受到不實指控性騷的人，淪為另類性騷受害者。這被稱為性騷的「武器化」（weaponize），指利用指控性騷為「武器」，攻擊地位或知名度較高的人。此時，若缺乏適當的調查機制，就會出現真偽難辨、趁亂潑糞的案件。這也是調查機制重要的原因。

歸根究柢，如何建立社會共識與價值才是關鍵。性騷如此頻繁，核心因素在於權勢的不對等：加害者認為可以利用自身權勢，逼迫受害者就範；而受害者礙於權勢及社會文化等壓力，認為說出來「不會有人相信」，或覺得「會受到他人異樣眼光」，只能選擇隱忍。更痛的是，在權勢威逼與社會壓力下，既無法伸張正義，卻還要戴上面具與加害者正常互動，強顏歡笑。不少受害者自我揭露後，卻被質疑「為何之前不說？」「為何還要與加害者互動？」，都顯示台灣未正視#MeToo運動的核心精神。

半個多月來，有一群勇敢的受害者說出內心積壓已久的痛苦遭遇，讓更多沉默的受害者知道她／他們並不孤單，也讓可能的加害人知道他們不能再這麼做。但這些案例終究只是冰山一角，絕大多數職場被性騷者即使乘著#MeToo之浪自我揭露，後果卻依舊悲觀。癥結在，還有許多騷擾者受到權勢掩護，許多僵固的組織依然不為所動，許多人依然看風向在發聲。

台灣的#MeToo迄今仍停留在起步的初階，僅止於形式上的揭露，仍局限在政治攻防，而性別平權的價值依舊受到忽視。迫切要做的有：普設支持系統，打造受害者低負擔的申訴及調查機制，讓社會對受害者的支持形成共識，並確保被指控者免於冤屈。更重要的是，打破權勢威逼的脈絡，建構免於騷擾的友善環境，台灣才能算是進步。

新光金董事長、總經理都換人，旗下重要子公司的高階管理團隊也會進行更換。目前改革派最大挑戰就是降低虧損，並強化資本適足性；特別是新光人壽財務體質需要很大的改善，過去內部治理也有重大缺失，而且未來還要面臨接軌IFRS 17等挑戰。因此，改革派這次集合反對公司派之其他大股東，舉公司治理大旗取得控制權，就是希望能夠強化新光金的治理績效，廣大的新光金股東都寄予厚望。

新光金控制權更替事件，首先值得討論的是原公司派吳東進批評此次事件是委託書強壓實際持股，要金管會不要視而不見；金管會則回應台灣股市委託書徵求門檻與相關制度，已較其他國家嚴格，同時金融機構的門檻又比一般上市櫃公司嚴格，因此不會因此個案進行法規修正。金管會進一步指出，委託書制度是中立的，不管公司派、市場派或改革派，皆可透過徵求委託書，取得股東的支持。

其實，股東會委託書制度是一把雙面刃。股東把委託書給予其他股東，代為在股東會中投票支持議案，對股市健全發展的優點是，無論是公司派、市場派或改革派都可提出訴求，說服其他股東的支持，藉以穩住或取得公司控制權。如果制度運作得當，委託書制度可以成為監督公司派的管道，這次新光金變天或許是一個案例，讓公司所有股東有機會思考要將公司控制權託付給誰，也展現股東行動主義的本質。

然而，藉由委託書取得公司控制權者，其本身持股比率低，有可能因此不在意公司的表現，過去甚至發生有掏空公司的案例。還有評論認為，現在發生控制權爭奪戰的輸贏，取決於委託書徵求通路或大型券商，而不一定是股東行動主義的展現；亦即股東交付委託書並非端視誰適合治理公司，而是跟通路、券商的熟悉度，或者其他利益有關。

因此，委託書制度的運作重點是防止實際價購委託書的行為，以及股東不能交付空白委託書等違反法令的行為，主管機關可利用此案例，重新檢視法規的效果。同時，主管機關要有效監督透過委託書取得控制權者，在治理公司時，是否合乎法規與強化資訊透明。

其次，金管會相當在意新光金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人選，必須符合金融機構負責人資格條件、金金分離等原則。還有新光人壽增資議題，金管會要求新光金新任董事長要強化新光人壽的資本，並提醒有關保險公司資本適足性分級管理，當財務體質每階段下降時，就會有更嚴格的監理措施，最壞的情況是落到「資本嚴重不足」時，如未改善就會在90天內被接管。

再者，由於新光金必須增資來提高新光人壽的淨值與資本適足性，改革派要取信於股東與主管機關，最直接的作法就是增加對新光金的投資與持股比率；當然也要引進專業團隊治理新光金與旗下子公司，避免過去經營績效不彰與治理弊端的再次發生。

最後，未來如果新光金董事會討論與台新金合併議案時，務必要公平對待所有新光金股東。過去台新金與彰化銀合併案，討論十幾年，持續發生相當多的爭議，特別在公平對待彰化銀股東方面引發紛擾。本次，新光金、台新金都是民股控制，而且大股東之間有著家族或世交的關係，或許引發爭議的可能性比較低，但新光金在做任何重大決議時，必須公平對待新光金外部股東的權益。

沒什麼比健康更重要了，南韓、大陸、菲律賓為國民健康把關，都暫停進口加拿大牛肉，政府卻不顧慮民意，貿然開放全齡加牛進口，犧牲民眾健康。萊豬殷鑑不遠，迄今進口兩年多，民眾在不知不覺中吃進多少含瘦肉精美豬？無論去超市還是菜市場，小吃店，豬肉產地標示幾乎都是台灣，詭異的是既然市面上不見美豬蹤影，為何美豬又源源不絕進口？美豬去了哪？相信許多國人心知肚明卻莫可奈何。

萊豬做成的豬肉加工食品，外表無跡可循，民眾只能碰運氣，政府真有嚴格把關嗎？或者根本行政怠惰，讓不肖商人魚目混珠，民眾難以防範？如今變本加厲，開放有狂牛症疑慮的加牛進口，讓民眾再次陷入食不安風暴。萊豬沒能好好把關，加牛進口後，能做好嚴格檢測嗎？只怕會重蹈萊豬覆轍，以後民眾既吃萊豬又吃加牛，健康問題堪憂。未來去牛排店點餐，美牛加牛，除了瘦肉精，還有狂牛症疑慮，讓人怕怕。家庭主婦上菜市場或超市採買，面對萊豬加牛，惶惶然不知如何買了，可憐我們的孩子吃了萊豬又要吃加牛。

萊豬、加牛比台灣豬牛便宜，在萬物飆漲當下，最可能吃到有安全疑慮的萊豬、美牛恐怕是窮人。政府不顧民意，任意犧牲民眾健康，難道是因為別人的孩子，尤其是窮人的孩子，死不完？

政府表示開放加拿大全牛齡進口將有助於台灣與國際關係，則更難使國內消費者接受。因為國際參與與食安是兩碼事，什麼時候變成要以犧牲國人健康為代價，來換取國際參與，或是自以為可以增進的台加貿易關係及投資機會？再者，從過去開放美豬牛的經驗看來，其對台灣的效益未顯，最後大內宣多於實質效益。此次開放加牛，能否換取我國加入CPTPP的敲門磚，恐怕仍未必。

在狂牛症疑慮未釐清前，政府執意不顧民意開放加拿大全牛齡牛肉進口，消費者應拒買拒吃！

先前在任教班級提到暑期輔導開課，有學生說老師是「薪水小偷」，我找他來談話，他一臉委屈的表示大家都這麼說，還說老師存銀行的錢利息都是十八趴，以訛傳訛的離譜內容令人搖頭。

每到選舉，這種刻意醜化假想敵來刺激選票增加的奧步便層出不窮，一如過去軍公教被形容成「米蟲」、「既得利益者」，現下教保員則被獵巫成殘害幼兒身心的「餵毒者」！餵藥案不僅事實尚未釐清，甚且有可能是烏龍一場，但對幼教師的形象傷害卻已深植人心，即便真有少數的害群之馬，卻不該是公部門帶頭的全面性汙名化！難怪已有教保員拒絕幫幼童餵藥，並出現轉職潮，最後倒楣的還是孩子與家長。

一九二三年納粹透過機關報「衝鋒報」散布「猶太人是我們的厄運」等煽動性的仇恨言論，最終爆發舉世震驚的種族大屠殺，血淚教訓歷歷在目，難不成執政黨還要放任網軍、側翼，甚至公部門散布惡意言論，助長莫名仇視，重蹈這樣的歷史惡業？

無論如何，欣逢黃埔校慶隆重祝賀本是必要之舉，何況今日國際形勢詭譎多變，兩岸即使不至兵凶戰危，卻也隱然有了煙硝味，實在令人憂心。值此「非常」時期，慶典略事擴張，適足以彰顯國軍建軍備戰的決心與作為，連帶具有增強全民國防認知與行動的效用。

九九周年慶典，國防部邱部長代表總統親臨主持，後備軍人與現役軍人的正步連，無疑成了新舊傳承與交替的轉捩點。但願沉寂已久的正步，能發揮「振衰起敝」、「振聾發聵」的啟發作用。

既是建軍百年的熱身運動，筆者提供淺見，以為主其事及相關部門未雨綢繆周密規畫與積極作為的參考：

首先，三軍官校黃埔同源，應預作躬逢其盛的規畫與作為，展現身先士卒的領導風範。

其次，全民國防建構須軍事院校起帶頭作用，並以鼓動大專院校關心國防、參與國防為目標，最簡捷的作法，可先舉辦軍事院校體能戰技武藝運動會，進而擴大規模，帶動大專院校參與，成為軍民通用的國防體育競賽。如今講究全民國防扎根，對岸、越南等都十分注重高中職及大學的軍訓教育。我們應該鼓勵年輕人積極參與國防事務，而其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舉辦國防體育競賽，期能寓教於樂，發揮積極誘發、普遍參與的作用。

第三是後備軍人的動員與參與。全民國防必以後備為支撐骨幹，應責成後備指揮部及各縣市團管區舉辦武藝競賽，並於黃埔建軍百年之際隆重展示成果，藉以號召後備總動員，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期能廣儲與厚植整體戰力。

現代戰爭，尤其是我們的處境，堪稱地不分前後方、人不分現役與後備，無一能置身事外，可謂「處處皆戰場，人人皆戰士」，故在戮力常備部隊戰訓同時，尤須落實與強化後備與全民的應變能力，藉由活潑、有效、具體、針對性的教育訓練，寓教於樂整軍經武。

欣逢黃埔校慶，軍民高度參與及支持，引發各界關注，共同譜寫佳話。九九之舉，已為百年大典奠基，期待在周密規畫積極作為之下，全民迎接劃時代的盛典！

一八二四新加坡全島被英國統治迄近兩百年。一九六五被迫獨立後，最初的確是以「雙語皆優」（proficient bilingualism）為其語言教育的目標。但一九七九《吳慶瑞報告書》中已表明，多數學生無法兼顧兩種語言。從這一年開始，也就是四十四年前，新加坡放棄了雙語皆優的政策，而改以英文為主，華文（及馬、塔二母語）為輔的政策，以達成「寧願畢業時英文好，也不要兩個語言都不好」的目標。從此「學校中的一般中文水平持續降低，以便能學好英文，以達第一語言的水準」。

簡單講，新加坡以其十四年的實踐在一九七九向全世界宣告：雙語（皆優）的政策不可行！而且從此新加坡就決定要變成英語國家，而非雙語國家。

英語國家的目標一旦確立，其華文程度便只能不斷下修。一九九二《王鼎昌報告書》決議放棄書寫，轉向「聽說讀」。到了二○○四《黃慶新報告書》更建議大學入學不計母語。從此母語學習便只是聊備一格了。二○一一《何品報告書》進一步建議只要求口語溝通能力即可。

目前新國華文課程乍看是中學程度（從幼兒園開始，小學平均五點二小時，初中三小時），但因為英語是教學語言，一般華語的程度應該只有台灣小學畢業的程度。

雖然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再三強調不能因為學好英文就變成了「偽西方人」，從而遺忘了自己優於西方的文化價值。但新加坡卻是在緩慢但難以逆轉地往英語國家的路走去。然而新加坡的英語學習成效如何呢？李光耀在書中也說得很清楚，到二○○六年的時候，還有四十％的學生覺得英文這個科目是「最大困難」。事實上，有史以來全世界也只有一個國家成功的從一個非英語國家變成了英語國家，那就是愛爾蘭。但愛爾蘭與英國一水之隔，且與英國人大量混血，並被殖民統治了八五○年，才有今天。以新加坡的條件，恐怕要更久吧？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曾具體說明新加坡語言政策的理想：「培養一小部分，占人口約五％至十％的雙語菁英。另外，約五十％能夠使用實用的雙語，能聽、說和讀華文，同時利用科技的輔助，掌握書寫實用華文的能力。其餘的人至少也具備程度較低的雙語能力。」顯然，他期待雙語皆優的人只占極小部分。但這些人絕大多數是歷史悠久的英語階級的產物，而非語言政策的成果。這些人的華文要超過小學程度可能如登天般難。至於其他百分之九十來自非傳統英語家庭的人，中文即使能超過小學程度，其英文要有達「第一語言」的程度恐怕也難如登天。難道這就是賴與柯的理想嗎？

由上述可知，政府所謂的雙語政策根本是毫無根據的妄想。想要雙語皆優，最後必然演變成以英語為主，而且多數人也必然淪為雙語皆陋。至於中英文雙輸對知識學習的負面衝擊，就更不在話下了。

我國繼受歐陸法系現代羅馬法的傳統，刑事訴訟程序原本採取糾問制。特點在於法官主導審判活動的進行，法官可以依職權主動決定一切必要的調查活動以及調查範圍，可以主動傳喚和詢問證人。英美法系依當事人自治主義，採取控告制。特點在於檢辯雙方在控告範圍內進行訟辯，由雙方自行詰問，法官只負責聽訟，而不能主動發問或搜求證據。

在民國八十八年司法改革會議中，司法院主張全面大修刑事訴訟法的證據法則，要求改歐陸法系為英美法系，嚴謹證據法則，將職權進行改為當事人進行。法務部在檢察官團體強烈要求下，主張維持原法，法官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激烈爭執後，採取折衷方案。變成「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司法單位自詡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其實半套當事人進行，造成日後諸多困擾。

其實不論採取何種制度，辯護律師都必須了解事實真相，才能為被告辯護。了解事實真相必須先接觸證人。辯護律師絕不可能不接觸需傳訊的對象，專憑臆測在庭上矇頭發問。辯護律師不得接觸證人，顯然是不合理，也不是現行法的規定。教唆、串供、毀滅證據是刑事犯罪，律師當然不可以觸犯。審檢辯三方各有立場、各有職分，各有倫理規範要求。法律要求檢辯雙方武器對等，也更必須保障律師有妥善執行職務的機會與能力。

看病不可諱疾忌醫隱瞞病情。辯護律師也必須先了解真相，方能為被告尋求無罪或是法律程序內應受的保護。況且刑事訴訟有認罪協商的規定，除非辯護人知道真相，又如何勸說當事人認罪呢？辯護人不知道真相，又怎能妥適執行職務呢？

為了辯護律師獲知真相，律師便有保守其職務上所知悉秘密之權利及義務。律師不能保守秘密，當事人不會坦白事實。律師與當事人訊息交換係屬特權，不受任何他人或公權力侵奪。被羈押禁見之嫌疑人在律師接見時，不受監聽，律師得以無障礙接見。由此證明，律師秘匿特權是被法律所保護。律師接觸證人亦非法律所禁止。

律師接觸當事人秘密，事務所可能存有相關的文件檔案。檢察官還能搜索律師事務所，把律師電腦硬碟檔案一律沒收帶走嗎？律師依法保守當事人秘密，法院更應維護保障律師執行職務必須之機能。司法強制若是真可介入律師訊息特權，那麼何不廢除律師辯護制度呢？ 憲法法庭一一二年憲判字第九號判決能作成正確判斷，值得喝采。

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律師不是助紂為虐的壞人，是協助司法完善遂行公正公平的機制。

原因就在於，從林智堅被揭發論文抄襲迄今，陳明通與林智堅迄未向社會大眾、台大，還有直接傷害的余振煌公開表達歉意。論文抄襲風暴不但重傷民進黨二○二二大選，更深深傷害台大、中華大學的信譽與名聲，台大國發所可以說被拖累。這麼嚴重的效應，台大學倫案決議只輕輕地點到「陳明通指導不周，但未達解聘程度」，不提對系所與學校聲譽的重傷。這樣抓小放大，不就等於宣告台大將自己做小？

陳明通在風暴期間一再強調他和林智堅是論文原創者，同時一再發表聲明與開記者會，明指暗指「余生才是抄襲者」，可是在台大學倫會調查期間余生不但清楚交代自己引文註解出錯，而當場演算他論文中統計過程，其中有一處有誤，再次演算時還是此處出錯，明顯地證明他就是論文的真正寫作者。相對地，明堅師徒所謂「原創」根本就是假話，陳明通如此誣指余生，師道有虧，台大學倫決議卻不提，不是等於宣布台大校方護短嗎？

當年傅斯年做學問時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對於學風影響深遠。陳明通指導研究生不但沒有發揚這種勤學與實證的精神，反而一個大題目下可以分出不同的小題目來讓一組研究生完成碩論，形同「量產」。台大對這樣的老師所帶出來的學術「典範」，居於只用了「指導不周」來帶過，不去導正歪風，台大如何對得起傅鐘帶給學界的「警訊」呢？

時任台大校長管中閔對於林智堅抄襲案曾說過，「學術倫理與誠信是學術研究基本要求，沒有學倫與誠信就沒有學術名譽，台大不會含糊以對，一定要堅持學倫與誠信標準」，並指出該事件帶給台大很大傷害與警惕，外界許多臆測和情緒性攻擊，對學校名譽是另種傷害。如今管校長下台，陳文章校長上台，台大學倫會顯然忘了學倫與誠信，輕輕帶過，結果就是坐視台大的學倫與誠信繼續遭到社會大眾的質疑。「卡管案」中管中閔、陳維昭與當時力抗民進黨政治壓迫的師生們所堅持「大學的脊梁」不復再見！可惜！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