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電官網顯示，今年到四月底，售電價格是每度二﹒六元，售電成本卻達四﹒四元，幾乎是「賣一度賠一度」。其中，「外購」電力遠高於「自發」電力、被蔡政府當「政績」宣傳的風電，每度購電成本超過七元，光電則將近五元。發電成本居高不下的元凶，昭然若揭。

尤其，發電成本最低的核電逐年降低，由價格最高的「風光發電」取而代之。包括過去抽蓄發電使用核電，如今也改用光電，導致成本倍增。據估計，去年光是「以綠能取代核能」，就大增六百億多元成本。這種作法怎能不虧？

綠電價格居高不下，主要是建置成本太高。台電花大把鈔票購入綠電，買到虧損連連，但民營電廠和綠電設備廠卻賺得盆滿缽滿。台電的虧損終得轉嫁到民眾，等於拿人民的錢割肉餵養「綠能產業」。

不少綠能業者都被質疑政商背景雄厚，已爆發多起弊案。台電虧損的結果，是一步步被掏空。依蔡政府規畫，綠能將持續增加。「割肉養綠」不僅是現在進行式，若無法政黨輪替，也將是未來式。

從這場險局可以看出：侯友宜的踉蹌，就是國民黨的集體危機，覆巢之下無完卵，藍營「小雞們」的焦慮可以理解。問題在，國民黨若連內部都搞不定，卻奢談什麼「政黨輪替聯盟」，只是自掘墳墓罷了。如此，非但得不到其他政黨的合作，選民也會懷疑國民黨是不是做好重返執政的準備。儘管有六成民眾希望「下架民進黨」，但國民黨散漫疏鬆無力號召，民眾黨光靠柯文哲一張嘴巴，誰能幫民眾達成這個目標？

侯友宜現在的處境，和他自己原本設想的「好好打選戰」，想必有極大的距離，他低估了選舉的險惡。說穿了，侯友宜在政大演講遭嗆，隨後的連串網路攻擊，基本上就是「餵藥風波」的序曲。餵藥風波被醜化為「餵毒」，是民進黨「黨政總動員」藉端攻擊的戰鬥模式，目的在凸顯侯友宜市政失措、失民心，演繹其無能掌握國政的問題。就算沒有恩恩案或幼兒園風波，也會有其他戰鬥攻勢伺候；韓國瑜當年曾飽嘗艱辛，侯友宜豈有例外？侯友宜無法輕言辭市長參選總統，正是唯恐新北市政受到攻擊；但千防萬防，卻因侯團隊未能及時轉型擴大為選戰團隊，一再失分。民進黨早已拿著虎頭鍘等你，國民黨和侯團隊卻還在慢吞吞談整合，這種節奏，能贏才怪。

國民黨的危機處理反應本就遲鈍，但朱立倫和侯友宜之間的缺乏積極互動，也是外界不相信國民黨團結同心的主因。反觀民進黨，蔡、賴過去的宿怨眾所周知，黨內心結也所在多有；但面對這場保政權的戰役，個人及派系恩怨可以暫擱一旁，以確保政治利益為先。這種不擇手段的狼性，相對於國民黨瞻前顧後的羊性，戰鬥必然殘酷而血腥。當民進黨明槍暗箭齊發，國民黨還在慢慢點名叫號，當然被殺得措不及防。

總統選戰早就預見是「三腳督」，侯郭矛盾必須及早解決，但全黨上下都在等待「大人」出手，無人願意主動居間穿梭。無論朱、侯之間有何矛盾，國民黨若連營造全黨團結的氣勢都擺不出來，還談什麼挺中華民國及保國衛民？侯友宜參加了黃埔建軍活動，王金平也在號召立委挺侯，韓國瑜作為上任總統候選人，有什麼理由一直在算舊帳？

比起四年前的大選，國民黨目前的選情，其實沒那麼糟。郭台銘的變數有化解空間，國民黨立委提名人則強將如雲；只差在黨中央和侯陣營迄未整合，未能號召集中火力，讓母雞、小雞齊一戰略，有步驟地聚焦於民進黨這些年的失政，喚起選民「下架民進黨」的熱情。侯友宜不能讓黨內同志進場支援，是他的失策；但沉不住氣的同志妄談「換侯」、「政黨輪替大聯盟」，則是喪志的表現。國民黨若不把自己的基本盤做穩、做大，卻在亂局中吶喊什麼「藍白合」、「大聯盟」，都只會添亂，而無助大局，更中了民進黨下懷。

別忘了，去年底的九合一大勝，顯示選民對國民黨是有期待的，也燃起了「下架民進黨」的民怨之火。國民黨要做的，是迅速解決黨內的歧見和三心二意，全心全意往前衝刺，幫選民實現期待政黨輪替的心願。至於「母雞」是否較弱的問題，就要看母雞能否迅速羽翼轉豐，催化「小雞戰術」開路，以收開疆闢土之功。

以南韓為例，除了官方抗議外，仍繼續禁止日本福島水產品進口，國會也通過譴責日本的行為。南韓未來也將啟動「國民安心」計畫，以消除民眾對日本核廢水排海後，食用水產品的顧慮。

中國大陸也公開表示反對，並批評日本的行為自私自利，因為核汙水的排放，會對環境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並要求日本應先應和周邊國家進行協商，在未達成共識前，不可先排放核汙水。

香港及澳門也反對日本的措施，聲稱任何廢水對人類健康都有傷害，排放核廢水入海絕非負責任行為，未來也將考慮限制日本福島地區水產品進口。就連離日本較遠的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國家，也大多表達反對立場。

相對於其他國家，我國雖也表示反對，但後續反應卻相對溫和，立法部門也幾乎沒有發聲。由於日本政府並沒有公布完整的海洋生態監測計畫，所以未來台灣必須自行監測鄰近海域。政府同時也準備建置預警系統，一旦有證據顯示損害漁民權益，或是危及國人健康，就會向日本政府求償。

不過此規劃可能不切實際，因為日本排放核汙水，台灣埋單檢測費，已經不合理。未來若是真有問題，日本是否會接受台灣的結果也不確定；而且通常國際求償曠日費時，可說是緩不濟急，無法提供實質的保障。

目前連日本國內對於核汙水入海，仍存有很大安全疑慮下，台灣絕對不可以輕忽其影響。最近原能會表示核汙水四年後才會抵達台灣，更掛保證不會有輻射安全疑慮，就顯得過於草率。

在美國的支持下，預計日本仍會執意排放核汙水入海。核汙水處理有多種方式，日本選擇對本國最有利的海洋排放方式，此種「以鄰為壑」的政策，風險由世界共同承擔，防治檢測費用也是由各國埋單，當然會引發質疑。

我國政府除了應表達反對立場，也要強烈要求日方確實以科學、透明、客觀及安全方式處置核汙水，相關處理的方法必須明確，並接受嚴格的國際或是第三方機構監督，可以證明核汙水安全無害。

另外政府也應將核汙水排放可能影響，讓民眾了解整個來龍去脈。日本預計在未來數十年排放約130噸核汙水，不但影響不易評估，也較難掌握受波及層面；所以必須建立長期動態觀測機制，才能發揮預警作用。

未來在長期排放核汙水下，福島地區首當其衝受影響最大，所以對由福島地區進口品的檢驗措施必須落實，甚至還要強化；更重要的是產地證明的核實也要到位，避免發生迂迴輸入的情形，才能確保國人權益。

政府在去年解除日本福島地區產品的進口禁令，期望日本可以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日本對台灣的解禁雖然表示歡迎，但迄今日本官方仍未表態支持台灣加入CPTPP。CPTPP將在下月中旬召開執委會，有可能會討論成立台灣申入工作小組；在此關鍵時刻，預估台灣不會對日本排放核汙水，有進一步抗議行動。

「吃核食，飲核水」的形容或許言過其實，但是在日本核汙水長期排放下，對台灣影響深遠；台灣在福島議題一再退讓，維護國民健康成本及風險也不斷提高下，究竟可以為台灣換來什麼？

孩子的心靈成長，第一信任感是來自父母，其次就是保母、幼兒園老師。我常看到我教出的學生，畢業後能繼續從事幼教工作者，多半都是喜歡孩子，對繁複的工作也都能愉快勝任。尤其面對天真無邪的幼兒，在LINE社群上，總是分享很多感人而溫馨的故事，那是孩子除了父母之外，最親密接觸的團體，呵護經營尚且不易，如果雙方堅持偏差角度，甚至缺乏信任，未來的孩子成長之路將備覺艱辛。

但是親綠媒體從譴責新北市角度，一路追殺，使得親藍媒體似乎也跟著失焦，竟然要全面普篩。師生之間的甜蜜感受，家長與老師間的溫馨託付，人與人間的相互信任，都被重重擊碎。用極微量的偏差卻以為抓到小辮子。有時孩子哭鬧不想上學，只是撒個嬌，卻引導家長怪東怪西，用鬼剃頭的驚悚畫面帶動風向，甚至糾眾抗議或聲言要對簿公堂。

我關心的只是一路走來所有的過程，請問大人們，經歷這些舉動之後，到底要如何對幼小孩子的心靈做妥善交代？是教他往後如何戴上有色眼鏡，防止老師對他施毒、不當管教？還是從此要細心蒐集任何幼兒園的不法行為，向家長告密？而上班的父母，也會因腦海中不時出現孩子被凌虐的畫面而不安？抑或像我鄰居說的：乾脆放棄工作，自己顧好孩子，從此不假手他人？

適逢幼兒信任感的建立時期，呼籲政治人物和家長應明智以對，不要輕易葬送孩子對大人世界的美好憧憬。而全台的幼教老師，切勿受這事件影響，請繼續堅持你們愛孩子的初衷、敬業樂群，為教好下一代繼續加油！

高雄市清查發現，四位醫師用苯巴比妥治感冒，且用在孩童；孩童驗出就怪教保員？還未釐清事實就說餵藥餵毒？教保員心寒，幫忙餵藥被說成「長期餵毒」；幼保出現離職潮，幼教聯合總會發布聲明呼籲「生病不入校、老師不餵藥」，苦的是家長和教保員。教保員不幫忙餵藥，家長必須請假；幫忙餵藥，又恐成了箭靶。

泛政治化，扯上選戰攻防，衍生恐慌、破壞互信、家長不安、幼保員心寒，社會無端遭殃，大選之前還有多少風波？

當天中華國際幼兒文教聯合總會發聲明「全國教保員全面停止餵藥服務」，主打「還給教保員基本尊嚴」，更喊出「生病不入校，教保不餵藥」；直言事件導致全國教保員遭受無情撻伐與人格霸凌。

家長對教保員的不信任，源自於新聞事件和特定政治人物的言論造成民眾惶恐，更有民代拿著不準確的數字試圖影響輿論，造成追蹤報導及想要蹭聲量的民代，皆引用極其錯誤、不合常識的數據，以訛傳訛的流言，讓忙於工作的學童家長無法判斷事實真相，進而引發恐慌。

部分家長基於關心，對過去幼兒園教保員協助孩子們餵藥的服務產生質疑。但試問，教保員的資格是否需要包含完整的藥理背景，方能適任？如果不是，由於教保員無法了解受託藥物的成分及藥效，卻因「為孩子們餵藥」這種額外服務而受到無謂的誤解與汙辱，對於教保員的傷害是何其巨大？

科學問題科學解決，法律問題法律解決。板橋幼兒園疑似餵藥案已回歸司法檢調程序，進行科學化處理，汐止幼兒園的案件也經質譜儀檢測為陰性。誠摯呼籲試圖將此事件轉化為「滅侯專案」的政客們，趕緊收手，不要再讓家長們恐慌了！想想，倘若逼所有家長們對幼兒園喪失信心，未來國家不論誰執政，如何重建園方與家長的信任？

上午看診時間有兩個時段病患比較多，一是九點半之前，一是十一點半以後；九點半之前病患比較多是因為孩子要上學，家長也要趕上班，十一點半過後可能是上班族午休之前溜出來。

在診所裡，天天可以看見家長帶著小孩，背著書包來看診，看完之後拿到藥，趕緊先在診所內吃一包，然後剩下的藥帶到學校去，中午幼兒的吃藥工作自然落在幼教老師身上。帶病上學在台灣是很普遍的事，年紀愈小的幼兒愈容易群聚感染，只要班上有一、二個小孩子感冒，很快病童就像粽子一樣成一串，老師們要餵藥的人數自然暴增。

我們不妨想想看，家長平時要餵小孩吃藥時的情景，容不容易？然後我們再想想，自己餵一個小孩吃藥已經很不容易了，那一個人要餵一群小孩吃藥呢？

孩童是否在幼稚園被餵服不該吃的藥？這問題很單純，也很容易釐清責任歸屬。我就看不懂，一件很簡單就能夠釐清的事情，怎麼搞得像#MeToo一樣，彷彿全國的幼教人員都成了嫌疑犯？

生病不入校、老師不餵藥，這在國外是基本常識，但是在台灣，就像台灣要在奧運百米賽拿金牌一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經過一番政治操作之後，誰能從中獲利？家長、孩童、幼兒園，有沒有誰是贏家？

此前，布林肯還在媒體的激烈追逐下，前往季辛吉的豪宅內親身祝壽。而網路媒體所不能諒解的，就是以巴黎和會的形式讓中南半島流離失所，現實主義者和其談判外交的大謀略，為何仍繼續主導著美國菁英階層的外交思維呢？

於五月底季辛吉生日的派對現場，布林肯面對記者提問並不作回覆；但在上周末訪華啟程之前，則在與到訪華府的新加坡外長維文的記者會上反覆強調：「中、美的激烈競爭更需要有持續的外交溝通，以確保不會演變成惡意對抗，甚或是衝突；而找尋彼此的合作契機，也將能造福全體人類。」

國務卿即席發言的觀點，在相當程度上已回應了季辛吉的憂心與殷殷呼籲。

反之，網路傳媒與新世代的意見領袖，習以為常在虛擬世界之下發展出的「取消文化」，一不對盤就封鎖，這等的眼不見為淨和充耳不聞的自視甚高，卻已然成為務實外交與和平發展上最大的社會制約與民主公敵了。

據悉，布林肯與中國大陸外長秦剛的會談長達五個半小時，並就美國所關切的公民遭到政治拘留、南海航行自由與供應鏈安全等問題提出主張；隔天由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出面主持的會談，中方再次對一中原則的不斷被置換、掏空，重申其警告並表明一貫立場。

前國務卿季辛吉係於二戰之後的哈佛大學攻讀學位，於博士論文的撰述期間，更針對拿破崙戰敗後的歐洲秩序，尤其是維也納會議和其實踐，具體做成研究結論，並成為日後的從政指導，是「權力平衡」的必要鋪陳。

事實上，物種競爭本就相生相剋，這倒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發明，神奇之處則在於如何將對峙的現勢消弭，類似退兵五十里的緩和；與一旦能取得均衡，如何就其情境作成有效論證，有賴彼此的內部說服與再加碼的長時間維繫了。

因此，「衝突、緩和、轉進、互惠」，這是一套以季式拳法為圭臬的教戰守則；已然陷入政爭與成長困境的拜登總統，確實希冀在中美經、軍分離之下有一絲空間來延緩攤牌的危機時刻，從而能開展其工業振興與基礎建設，並使所謂的印太經濟戰略有成形與落實的可能。

一、律師與當事人之祕密溝通，不分民刑案均有適用。憲法法庭判決主文只提到「律師或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潛在犯罪嫌疑人間」之祕密溝通，似乎只考慮到刑案，但此乃基於原因案件為刑案所致，不應據此解釋為律師與民事案件當事人之祕密溝通，即可任意搜索扣押。

二、律師保密義務範圍，不限於與當事人之祕密溝通內容，尚應包括律師為準備訴訟之工作產品（稱為Work Product Doctrine）。可惜憲法法庭判決就此並未論及。基於控辯雙方訴訟對抗之公平性，律師研究案情所得訴訟策略等工作產品，雖非與當事人祕密溝通內容，亦應受訴訟權與律師工作權保障，排除於搜索、扣押之外。否則無異容許檢方可偷看辯方手中有哪些牌、打算怎麼出牌，如此一來還會有公平審判嗎？

三、憲法法庭判決理由提到「有事證足認律師或辯護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即不受祕密溝通權保護。舉輕以明重，如有事證足認律師本身參與當事人犯罪活動，則律師與當事人祕密溝通內容可能構成犯罪證據，自可予以搜索、扣押。

最近有名的例子，就是川普私人律師柯恩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前，幫川普支付封口費給成人影片女星，透過白手套安排成律師費，構成商業紀錄登載不實。柯恩事務所在二○一八年被搜索，後來認罪判刑三年。

四、律師與當事人祕密溝通，不是絕對權利。律師倫理規範第三十七條參考國外立法例，設有例外，包括「避免任何人之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危害」、「避免或減輕因委任人之犯罪意圖及計畫或已完成之犯罪行為之延續可能造成他人財產上之重大損害」等。

例如，台版柬埔寨案嫌犯若向律師透露被害人關押地點，律師可不受保密義務限制。或是受害金額通常以億計的金融詐騙案，如果仍在進行中，當事人向律師諮詢，律師不得協助當事人脫產，並可為避免投資人持續受害而揭露。美國著名的安隆弊案爆發後，法官就認定安隆的管理階層與內部律師間的溝通，不得主張祕密溝通的保護。

少年司法實務中，少年曝險事由最多的應屬「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情形，尤以近年來新興毒品對少年身心造成甚大影響，此類曝險少年之處理更是刻不容緩。然而，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制度性質上係屬行政福利作為，已滿十八歲之人並沒有適用空間。但新制從知悉、發現少年曝險行為，到後續通知、開案評估或請求少年法院處理均需要一定時程，如果少年曝險事由發生時未滿十八歲，之後滿十八歲始被發現；或發現時未滿十八歲，通知少輔會或開案評估過程中滿十八歲；甚或少輔會請求少年法院（庭）處理時，曝險少年已滿十八歲，是否尚得通知、開案、輔導或處理？相關辦法均無提及，易生適用疑義。

再者，少事法規定於今年七月一日前發現少年有曝險行為時，尚得依現制移送或請求少年法院處理。然而七月一日之後，其輔導流程既均應依新制，原已在司法警察機關處理之曝險少年，依法不得逕為移送，且應依少事法規定決定是否要通知少輔會，再由少輔會做後續開案評估處理。此類案件是否均能在七月一日前妥為處理不得而知，何況目前各縣市對少輔會之人力、經費挹注，並沒有隨著新制調整改變，少輔會能否即時角色轉換及具備相關處理能力和人力，都值得觀察。

此外，新制施行後，相關機構知悉或發現少年有曝險事由時，是否要通知或轉介少輔會，因有裁量權，解釋上，縱曝險少年有保障必要，亦得不通知或轉介。此類案件有無輔導、如何結案，相關法規同樣無明文規定是否需通知少輔會，對於曝險少年保護可能造成漏洞。

另新制施行後，僅少輔會對曝險少年有專責請求少年法院（庭）處理之先議權，惟曝險少年曝險行為中，可能伴隨查獲第三、四級毒品、危險器械等物，如相關單位決定不通知或轉介少輔會，或少輔會決定不予開案輔導或辦理結案時，相關辦法均未對相關物品應由何單位及後續處理方式詳為規定，實屬疏漏。雖然司法院日前已亡羊補牢，於少事法增訂處理方式，但如前述，對於無需請求少年法院（庭）處理之曝險少年，司法程序並無介入餘地，以少事法明定其處理即有僭越權限之疑；何況其他單位或機構如選擇不通知少輔會處理，則相關物品如何處理迄今一樣沒有規定。

從事兒少保工作者總知道一段話：世上有許多事可以等待，但孩子是不能等的，他的骨在長、他的血在生、他的意識在形成，我們對他的一切不能答以「明天」，他的名字是「今天」。顯然，我們必須先勇敢面對現實可能的疏漏。

新制施行在即，但盼對於上述曝險少年保護問題，行政院與司法院應盡快建立共識，以利基層踐行，不要讓少年再次陷入曝險危機。

於是，高雄市鐵路地下化後又蓋了輕軌，地下化鐵道也多設了七個小站；至於到底增加多少搭乘人數，或減少多少原本路面的交通，沒人在乎。

少子化是全台趨勢，地方政府從縣市到鄉鎮區都加碼生育津貼，卻忘記一個縣增加其實是另一個縣的減少，應主導政策的中央政府卻只會噤聲。

每天都要用電，核能有風險、石化能源會排碳和空汙、再生能源不穩定，這些取捨我們卻從不認真討論。

總統一方面說希望增加兩岸交流， 但是前總統希望邀請對岸的大學生過來，在野黨去對岸參加海峽論壇，她的副總統馬上酸「被賣了還幫人家數鈔票」，似乎和對岸開個會或是來個學生團體交流，台灣人民就會笨笨地被統戰了。

三個選總統的人，整天把捍衛台灣掛嘴邊；永遠在算計如何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全台灣就像看著沒穿衣服的國王招搖撞騙，國家認同、兩岸關係、能源政策、少子化卻沒人在乎。那個願指出國王沒穿衣服的人，在哪裡？

同數位服務法，AI法亦採「抓大放小」監理架構，以服務或使用行為的風險高低界定管制密度。例如，有極度風險如影響人類感知造成身心損害、應用於社會評等（social scoring），及在公眾場合進行生物辨識或監控等使用行為應禁止。有高風險者如應用在基礎建設、醫療、教育、雇用、執法、移民審查、行政／司法流程管理之服務，須建立風險控管SOP、資安標準、資訊揭露、第三方事先簽證、並確保資料所有權後，方可啟用。其餘低風險產品或服務僅需負擔一般義務，即可提供。

相較歐盟，AI領先的美國僅參議院開過一次聽證會，OpenAI□CEO奧特曼在會中表達生成式AI可能被誤用，導致假訊息及犯罪攀升，主張成立聯邦專責機構，制定使用標準及業者法遵義務。另一領先者中國大陸則在四月時就已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辦法草案，要求業者的服務範疇必須符合公序良俗、國家安全，且須事先取得許可。

有趣的是，美高科技業者一反過去主張，政府應無為而治，此次疾呼管制，是什麼原因呢？此因大語言模型（LLM）乃黑盒子，設定參數多達上億，連主事者都無法確知是哪些因素構成答案。換言之，生成式AI某種程度已脫離人類掌控，故科技巨擘期待立法，限制施行領域，避免其對人類產生「滅絕性的危害」。

其次，生成式AI需要高速運算能力及巨量資料，形同高科技產業的軍備競賽，只有巨擘或旗下公司才有資源投入。與過去新創業者常造成熊彼得所謂的「破壞式創新」不同，生成式AI的技術掌握在大業者手裡，成為他們產品升級的利基，反有助於其維持市場主導地位。故大業者贊成管制，加諸業者法遵義務，等同提高小業者的進入門檻，可將競爭限縮於大業者間，形成穩定的寡占結構。

反觀台灣，雖然沒有足夠資源與美中業者競逐生成式AI，但目前不設防作法，高科技業者極易透過開源方式，取得我們的個資，包括敏感性和機密性資料，這將使台灣詐騙及假新聞更加猖獗，情節嚴重者甚可動搖國本。故針對生成式AI之立法刻不容緩，歐盟模式可能較契合我國情，建立風險等級，並依不同風險等級課以業者不同義務，才能在合理的行政成本下，兼顧創新及控管，保障消費者福祉。時值總統大選之際，企盼各黨參選人重視生成式AI衍生之問題，並提出對應政策。（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