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退選的理由，五花八門。例如，陳歐珀是與詐騙集團主嫌往來甚密，楊家俍則曾觸犯兒少法留下前科；林飛帆是涉及性騷吃案，李正皓則是偷拍前女友惹議。其中，除了陳歐珀，其餘都是青壯世代。

在退選部隊中，林飛帆是太陽花學運代表人物，楊家俍曾任民進黨發言人，張秉鈞也曾在民進黨中央任職，皆堪稱民進黨的「青年標竿」。李正皓則是名嘴，又是「由藍轉綠」的樣板。民進黨引以為傲的世代交替，如今藏汙納垢。

對這些，民進黨和支持者還以「知錯能改」為其辯白。事實上，這些惡行都是在提名前發生的事，他們卻仍獲提名。若不是東窗事發引發物議，並危及選情，民進黨會甘心換人嗎？

所謂「民主大聯盟」，其實看不出什麼民主精神，卻是民進黨執政的縮影：由上而下，民進黨權力掌控者殺伐決斷，恣意妄為，立委提名亦如此；由下至上，青年世代有恃無恐，沾染惡習仍自傲自慢。「民主大聯盟」變成「退選大聯盟」，並非偶然。

現行警方取締「車不讓人」的認定原則，是汽機車距離斑馬線上行人未達三公尺者。配合新法上路，四月間，交通部、內政部與警政署共同開會研議，警方遂提出更嚴格的標準。儘管警方美其名是「保護行人」，但說穿了，其實是為自己執法方便，以「一刀切」的方式最為省事，卻完全忽略了城鄉不同道路狀況的現實差異。

這種一看即知行不通的政策，為何政府卻快速拍板？原來，當天與會的交通部路政司官員未當場提出異議，顯然樂於把改善道安的責任與界定標準全交由警方承擔。不料，兩個月後警方公布執法標準，輿論譁然，王國材才連忙踩下煞車，但已難以止怨。可議的是，過去兩個月，交通部上下對此渾然不覺不當；卻在網路負面聲量高漲後，王國材才一夕間如大夢初醒，顢頇至極。

台灣駕駛普遍欠缺禮讓文化，行人在斑馬線上遭撞死，成為台灣可恥的日常；但要如何執法提升禮讓行人的意識，政府卻拿不出辦法。這次政策之所以引發高度爭議，不僅基層員警認為不可行，連行人路權團體都不認同。關鍵在於，這種鋸箭法處理道安問題的做法，根本是治標不治本。

每起車禍發生，某些路段成為車禍熱點，皆非起於單一因素，而是人、車、路交織的綜合因素。嚴格執法固是養成禮讓文化的手段，但交通工程及道路環境完備，更是關鍵。例如，透過行人庇護島分割過長的斑馬線、路口緣石突出、斑馬線後退等，都是有助人車安全的設計。此外，透過號誌設計行人早開、早閉時相，可有效區隔行人與車輛行動，都能有效降低人車衝突。

台灣地狹人稠，道路狀況多元，一夕更改規則，交通打結是必然結果。此外，將更導致行人與駕駛對立，警民衝突不斷，交通部等於把責任甩鍋給用路人以及警方。更糟的是，因未針對問題對症下藥，便無法達到保護行人的作用，反而造成車輛壅塞；一旦過了大執法期，必定故態復萌。

然而，中央和地方都不願用心改善道路環境，每回發生重大車禍，各級官員的制式反應都只有「加強執法」一招，完全忘了好好檢視道路環境的可能缺失。別忘了，執法是窮盡交通工程後的輔助手段，不是優先、更非唯一選項。

面對車禍事故死傷事件逐年攀升，交通部始終拿不出對策。究其原因，除了行政怠惰只想「切西瓜」抄捷徑推給執法，更缺乏數據分析作為決策依據的思維，施政淪為抓瞎。台灣大型車死傷人數連續四年破萬人，事故率節節上升，但對事故成因，交通部不僅一問三不知，還出現轄下機關互踢皮球的荒謬狀況。再者，王國材為了解決機車事故死亡日趨嚴重的問題，打算開放機車部分路權；但機車路權與車禍間的關聯性，包括那些路段或時段是車禍熱點等數據分析，卻付諸闕如。這樣的決策品質，能不讓人質疑嗎？

要走出行人地獄，沒有速成藥。然而，以交通部的卸責心態，恐怕很難等到那一天到來。

世界競爭力評比包含四個面向，分別是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基礎建設，並有300餘項子項目。此次台灣在政府與企業效能、基礎建設等評比都有進步，也是促使整體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然而退步幅度最大的為「經濟表現」，特別是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二項子項目，我國在64國中，分別從2021年18、27名，跌落至本次的45及37名。

我國國際貿易表現評比不佳，可歸咎於全球景氣不佳，畢竟台灣出口績效向來與全球景氣是唇齒相依關係，在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產業鏈庫存過高，以及國際大廠砍單的影響下，導致出口表現至今已「連九黑」，依財政部預估，最快在今年9月出口才會轉為正數。

這個情勢應可歸結於通膨與升息效應，仍明顯限縮美歐等整體終端消費市場的需求，而台灣是全球供應鏈一環，在消費品的終端需求未回復前，專攻中間零組件與半成品的台灣，出口表現與經濟自然不容樂觀。特別是近期美歐央行紛紛減緩升息速度的舉動，反映出全球主要市場繼續處於物價上漲未停，同時面對經濟衰退風險的雙重壓力，也讓未來展望充滿變數。

至於IMD評比我國的國際投資表現退步，主要還是反映出我國「外人直接投資」（FDI）情形欠佳的老問題。長期來我國吸引FDI的表現評比向來不好，通常是落到40名以後的後段班，也就是即便台灣政府財政穩定，企業經營管理效率高、且本地技術創新能量也備受肯定，但來台FDI金額始終不如預期。我國1990年外來投資金額為13億美元，至2021年FDI共累計了1,049億美元，有78倍的成長幅度，然而對照同一時期的日本與南韓，日本外人投資成長了123倍達到2,233億美元，南韓更是成長247倍來到2,587億美元。

有人認為台灣不受外資歡迎，可能是地緣政治風險過高。然而從受廣泛運用的《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地緣政治風險指標，顯示地緣政治並非台灣的特有風險。該指標指出，台灣的地緣政治風險實際在2020年後才微幅升高，對比於日本與南韓，在北韓試射導彈期間，韓、日的風險等級，都高於兩岸軍演下的台灣。該指標基本認為，較高的地緣政治風險會導致較低的投資及就業率，但風險比台灣高的日韓，外人投資卻遠高於台灣，可見台海緊張局勢與美中戰略競爭，恐怕不是台灣無法吸引外資的絕對因素。

最近加碼台灣的外資，除了離岸風電外，反而多是Google、微軟、亞馬遜、艾司摩爾（ASML）等跨國高科技公司，不論是考量美中科技對抗下的台灣地位、或台灣高素質又勤奮的理工人才等因素，還是一樣決定陸續來台設立研發中心或製造據點，可見地緣政治風險確實有變化，然而台灣的魅力仍存在。

由此觀察，外人投資落後的主因，應該還是糾結於長久來的問題，包含法規的合理性、政策安定性不足、投資審查程序冗長、台灣特有標準等，都是不利於吸引外資的因素。舉凡離岸風電等再生能源開發爭議不斷，穩定供電已是重大隱憂；又勞動法規仍囿於工廠環境視野，對工時與出勤要求都欠缺對不同工作型態的彈性，不利於招募產業發展所需人才。再者，公務機關行政流程的數位化程度不足，數位政策跟不上國際腳步，例如避免強制外商將資料在地化已是國際主流趨勢，凡企業能即時提供政府資料調閱需求，就不應限制企業將相關資訊儲存在境內，但我國對金融機構處理的資料，仍要求儲存地在我國境內為原則。這些相對保守的政策與法規都可能是外資對台灣卻步的因素。

上升的國際排名是肯定，但不能自滿，因為對不足之處的認知能力、解決方案的創意與改善速度，才是台灣真實競爭力的關鍵。

在台灣，管路系統維護最大的漏洞，在於閥類及構件用了數十年直至損壞，才藉由故障點被動式更換，卻少有定期巡檢，甚至未能以該閥類構件之產品壽命周期為標準，在未故障時就主動提前更換。然而，未達損壞標準不代表不需進行更換。

民生設施設備之使用年限，會因其場所、環境、檢修有無，或技術的進步等條件而有所不同；且建議更換年限之設備，是奠基於「有定期進行檢修及大修」，且設備設置的環境中沒有其他障礙者。並且若設備處於易受氣候、鹽分、腐蝕性或其他不利因素影響之環境，其性能可能在達到「建議更換年限」前就已劣化。

此外，設施設備的建議更換年限，更會隨著技術及社會的變化而需重新審視、檢討。民生設施設備必然會隨著使用時間的增長而產生劣化，建議依照施工品質及場所特性，訂定使用年限建議，並規定業者於設備上標示建議使用年限，提供汰換時參考。

綜觀《災防法》規範的火災爆炸防救災業務計畫，雖由內政部及其消防署彙整，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針對所管轄對象空間或系統的火災／爆炸安全，律定相關部會局處的主協辦機關權責分工，每兩年提出修正；即核電廠的火災防災計畫由原能會改制的核安會提出、化工廠管路／危險物品輸送，則由經濟部工業局及國營事業提出。

然而各主管機關，在依《災防法》立法宗旨與作業程序之分工設計下，論述各該化工原料之成品管路製程、危險物品儲存處理／運輸／使用過程衍生火災／爆炸風險控管減災管理方案時，卻多指派低階的局處官員或承辦人出席跨部會、跨局處、跨領域的防災業務計畫審查會議，更顯示不願意尊重災例凸顯的公共安全水平不足之風險事實。而新的兩年計畫，絕大多數內容仍沿襲兩年的格式，未能面對及檢討最有意義且最有價值的當前人文社會本土災例，也未能提出關鍵必要的減災投資作為共同列管。

在未來一次次的災例中，無非又上演著主管機關或中央、縣市首長面對鏡頭的沉痛檢討再檢討，卻在事過境遷、熱度退燒後，仍未見通盤、全面的改善。本次新竹氣爆與二○一四年高雄氣爆，兩者雖都歸屬氣爆，但後者不論規模、死亡人數均遠高於前者，加上後者卅二名罹難者中包含五名警消、二名義消，因此引發的社會關注高上許多。

本次事件幸無死者，但仍有一名嚴重燒傷患者；讓人反思，高雄氣爆是否有造成台灣公共安全實質改變？抑或僅是形式上的檢討反省？

但與瓦斯管路外的一大氣壓力相比，管路內部壓力僅提高約七點六％，應在管路設計容許範圍，除非原本的管線和設備有明顯損傷，才有可能因壓力提高而洩漏；如果僅因瓦斯供壓過大就氣爆，那應該很多戶同時發生。相關單位應進一步探究爆炸民宅內部瓦斯管線和爐具狀況，並非直接將民眾傷亡全歸咎於瓦斯公司人為疏失。

天然瓦斯主要成分是甲烷，天然瓦斯公司向中油購買天然瓦斯，必須有瓦斯槽貯氣作為調節配氣用，然後再敷設供應用戶使用。中油的供氣幹管是高壓的，而瓦斯公司輸送天然瓦斯之壓力很小，至用戶端僅二百至三百毫米水柱，因此天然瓦斯公司接受中油供氣，從貯氣槽送出後皆需減壓。

本次瓦斯洩漏事故，凸顯天然瓦斯的供氣安全有檢討必要，供氣過程若有異常壓力或流量變化，應即時啟動緊急應變措施，尤其發生管路異常流量變化，應採用「瓦斯緊急遮斷閥」及時切斷供氣；在管路遭受外力破壞而斷裂時，「瓦斯緊急遮斷閥」可在瓦斯壓力異常、瓦斯外洩、五級以上地震時自動遮斷，適合住宅區及公共場所安裝，以避免類似氣爆事件發生。

私立大學受國家補助較少，導致學費較貴，是正常不過的現象。如果有人認為私立大學本就應該在學費上跟公立學校一樣便宜，這是對高等教育的誤解。畢竟就讀私立學校，本身就是學生對於未來道路的一種選擇。

十二年國民教育結束後，高等教育並不是國家認為每個人都應具備的條件，放眼全世界也是如此。賴副總統提到的高等教育適性及公平與否，學費並不是關鍵因素；若以學費作考量，事實上公立大學入學分數差距很廣，缺額也不少，如台東大學、金門大學等去年缺額率都達五十％以上，因此多數級距的學生其實都有機會選擇就讀學雜費相對便宜的公立大學。也就是說，補助學雜費這一政策與賴清德提到提升適性、公平的選擇，似乎有些牽強。

良好的資源有助於提升學生適性發展，當前高教資源的嚴重傾斜大大影響其中的公平性。要提供良好的資源，足夠的資金是必要條件。然而以東吳大學等私立大學為例，教育部每年僅分配約一億補助款，台大則是廿三億；在教育部分配款不足的情況下，私立學校的收入來源主要倚賴校友集資和募款，學雜費收入並不足以完全支撐學校的運作。

目前私立大學提升資源的最大困難，並不是學費太貴，而是捐款扣除額過低，影響私校收入。賴清德提出來的政策只能減輕學生的負擔，學生繳的部分學費改由國家來出，如此只在學費金額上平等的政策，並不能提升私立大學教育資源，也絕非實質平等。私校不只在補助款上與公校有大幅差距，最倚賴的校友捐款更無法像公立大學百分之百抵稅，而是最高只能扣除五十％，影響校友們的捐款意願及學校的資源提升能力，才是私立大學發展的主要問題。

若執政黨對於私校問題，只會為了選舉與青年選票而推出治標不治本的政策，可以想像未來幾年若還是由其執政的話，台灣高等教育的適性與公平恐怕遙遙無期。

現在教育部和國防部合作提出了三年畢業以便服兵役的計畫，勢必令各大學重新修正學則，但是各大學的教務會議或校務會議會買這個帳嗎？大學教授的自主性很強，有多少大學會乖乖的修改相關規定，令人存疑。恐怕執政黨只有修改大學法第廿六條，才能讓大學乖乖的配合。

至於大學生願不願意提前畢業？也要看本身的意願。我推測主要會有兩種情況：成績比較好的反而會傾向於讀四年，除非他們讀完第三年時就考上研究所，不然他們會讀個四年，畢竟碩士學歷已是基本條件。至於成績在後段班的，沒有意願考碩士班的，能提前一年畢業；少一年的花費，減少家庭負擔，更是不無小補。但是三年的成績單拿出來到就業單位應徵，怕是非常弱勢的。

兩個部會對於這項重大政策，是否曾經委請大學作過研究或模擬？令人懷疑。

老實說，國防部為增加招生誘因採行此案，已屬可議，完全忽略高等教育具有培育人才、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功能，自主治理與績效責任等課題。而專案一提出，各大學行政單位又多了個「三＋一方案」服務關鍵績效指標（KPI），增加大學額外的行政負擔工作。

尤其，人口少子女化已帶來高等教育生源減少，高端人才養成需要環境培育及學習風氣的養成，「三＋一方案」形成國防軍事去參與教育工作，教育去參與軍事推廣工作，結果是搞得不倫不類的四不像，既沒有解決募兵的缺口，還相對降低學術學習的品質。

國防部面對兵員的壓力，可謂花招進出，例如已備受爭議的「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招生。但學問的養成有一定的過程，需要相當的資源條件配合，學校師資、校園環境軟硬體設備，固不在話下；學校的傳統校風、學風，更在在影響學生氣質的養成，如今三年完成學業、一年當兵，更難達成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學目標表，一張大學文憑無法彰顯學力，反變成廉價商品。

大學四年級的最後一哩，還要做好以下二件事情：

一、梳理一下自己的學業，首先，需要看看自己有沒有、需不需要重修，都要好好梳理一下，作業或團體討論是否已完成，該重修而沒有重修，學位證畢業證不一定能夠拿到的。

二、各系針對專題研究的學生提供研究環境與設備、研究訓練課程、研究發表與競賽等，要將過去所學的原理及專業知識應用於研究過程，發展成實務經驗及成果，或是研究過程可以帶進職場體驗，提升溝通能力、增進專業實力、參與產業合作、釐清未來就業方向等。

「三＋一方案」並不是不好方案，國防部欠缺人力也是事實，國防的政策、制度也需要改變，國防部各軍種學校，如果能因延攬一流師資，充實尖端設備，打造優質學風，將教學品質提升到英美知名軍校的水準，又何必繞個圈，把手法伸進到大學校園裡，結果是書也讀不好，兵也當不好。

這艘仿古船耗資八千萬元，其源起是一群古船研究者提出，依據日本松浦史料博物館收藏一七○六年繪製的〈台灣船圖〉，繪成精準的設計圖，並製作成一米長的模型船。預定採用傳統木料、帆布、鐵釘等材料，依據原本形制與結構，依循傳統工法建造。預計建造完成後在台南運河下水，試航一小段便出水展示，呈現古船建造的完整程序以及明鄭台灣的澎湃海國氣象。

非常可惜，後續的招標、設計、施工，乃至監造，嚴重走樣。

首先，木材的選用違反原定計畫。中國古帆船所用木料，經千年以上的摸索和認識，追求適用及不易腐蝕等性能，主要用松、杉、樟木，其他次要部分才選用他種木材。然則，受委託單位提出的木料是南洋櫸木、相思木、□安木，它們的特性跟傳統木材迥然不同。

走進一艘傳統中式帆船，必可聞到特有的木料香氣，看到特有的木材質感。如今改用櫸木等木料，氣味不對，色澤與質感也都是陌生的。不僅如此，木料的種種屬性都不一樣。

以比重來觀察，□木是○點八五至一點一二，迥異於樟、松、杉（○點六四、○點四五、○點三五）。□木比重這麼高，很容易下沉，影響船體浮水和航行。至於耐腐性等特性，處處不同。選料不當，出發點就有問題。

其次，工法不同。使用傳統的工具，依照傳統的工序，緩慢卻紮實，特別是傳統的接合方式，以卯榫、捻料和鐵釘組合木料。然則，這艘仿古船，只於幾個惹眼處做了簡單的榫接，其他大部分船體都未應用。捻料是麻絮、桐油、石灰做成的，用以捻縫或貼合木材，這艘仿古船改用現代黏著劑。傳統工法有各式各樣的鐵釘，如參釘、吊釘、棗核釘、寬背鉤釘、扒頭釘，仿古船一律改用西洋螺絲釘，或用現代的柳釘機快速釘合。

採用現代機械與工法，其特色是簡單、快速、粗糙，但成品卻是脆弱而不久用。

第三，譁眾取□。造船工程啟動不久，媒體報導謂此艘仿古船造好後將有遠大航行計劃，將前往日本平戶鄭成功誕生的地方，前往金門、廈兩島鄭成功抗清的根據地，再前往南安鄭成功的家鄉。報導一出，各方多表羡慕，沒想到台南市政府如此精練，又快又準，可以發揮這麼高明的文化和政治效用。

然則，遠航計畫是原本所沒有的。為了能夠遠航，抗拒大洋風浪，維持耐航力，勢必削足適履，去除許多舊的工法，而改以現代化、西洋化，只保留外表像古帆船。

結果，二○一○年造船完成、隔年試航於高雄港，一試便敗了下來，主桅斷裂。拖回工地再三檢視，工程人員說無法修復、無法再度下水。沒有人細說原因，其實一根桅桿便有許多問題，木料不對，船底板的木料也不對，桅桿與船身節節相應的緊密結構不曾確實施工…

而後又有幾年，把這艘船接骨塗抹，擺在一個叫做一六六一的展示場。不過五年，不堪日曬雨淋，以解體收場。

「台灣船」天上有靈，會長聲三嘆。一嘆爹不疼娘不愛，不給好的木料，也不給像樣的船匠。二嘆不像美國紐約的「半月號」，同為紀念四百年，人家風光而我一無是處。三嘆，把我當小丑，做了不三不四的展示，不過五年便腐朽敗壞。

對受害者的同理心很重要。我受邀加入新竹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保協會），超過十年。我看到參與協會各方人士的熱心關愛，相當感動。而看到犯罪被害人的許多不幸遭遇，有更深的感觸。我也想起一位歷史人物霍姆斯（圖）。

一八六四年七月南北戰爭時，林肯在史蒂文生堡視察和南軍發生的槍戰，有一位年輕上尉對著林肯總統吼叫：「趴下，你這個蠢蛋！」戰鬥結束後，林肯總統和這位二十五歲的上尉握手，說：「我很高興你知道如何和老百姓溝通。」這位上尉是霍姆斯，直說敢言，後來成為美國最偉大的大法官之一。

當年美國法律強調人權，對罪犯亦是如此。這讓霍姆斯相當不滿。他說：「那些保護加害者的人，讓受害者承擔痛苦。這只是掩蓋了內心的邪惡，使你們與濫用者一樣有罪。為無辜者挺身而出，否則就會與罪犯一起沉淪。」

一九八二年，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Reagan）說：「犯罪的受害者長久以來被刑事司法制度忽略。我們很少給予受害者所需的幫助及關注。然而，保護公民免於成為受害者的傷害，是刑法的主要目的。因此，每一位新的受害者代表了我們的系統在防止犯罪方面的失敗。對受害者缺乏關注使這種失敗變得更加嚴重。」

霍姆斯和百年後的雷根感受到犯罪受害者個人沒被適當照顧。大多數犯罪受害者和倖存者認為人們不理解他們的需求和關切，而犯罪受害者和倖存者感受到司法體系在對待受害者和犯罪分子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法律似乎更偏袒被告和已經判罪的罪犯。受害者不知如何表達對社會的不滿，而大眾對於受害者的需求和關切則缺乏理解。

即使我們努力針對司法體系改革，希望確保公正和平衡，仍有鞭長莫及的無力感。或許這是霍姆斯對於如何防止犯罪有如此激烈的言論的原因。而犯保協會的存在，以另一種方式彌補司法體系的不足，使受害者的聲音得以傳達，並促使政府和社會更關注受害者的權益和需求。這些努力旨在加強受害者支持和保護的措施，並讓司法體系更能夠彌補受害者。

彌補法律不足，新竹犯保協會透過協助犯罪受害者，成功的讓社會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犯罪對個人和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從而減輕受害者的傷痛經驗，並促進公正和平等的司法制度，令人感佩。（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

一是侯友宜民調跌落第三。儘管真相大白，但侯被潑的一身髒水還沒洗清，又被扣上「效率低下」的帽子。根據某民調，民意對侯友宜在餵藥案中的表現，僅有廿一點二％滿意，不滿意者高達五十六點七％，還有高達廿五％強烈不滿；另一份聲量調查顯示，侯的負面聲量已近四成，正面聲量僅剩下八％，網路好感度更是一路下探至墊底。雖然餵藥案最終被證實是子虛烏有，但侯友宜民調已因此受到重創，短期內難以回升到先前水準。

二是家長和幼稚園、教保員間的信任受損，加劇對立。「既然家長不信任幼稚園，幼師也希望不再提供受託餵藥的服務」，幼教總會十八日發出聲明表示「停止餵藥服務」，要求還教保員清白。雖然昨天幼教總會再發聲明，指餵藥烏龍事件已經釐清，恢復餵藥服務，但家長與幼師原本應是和諧美好的夥伴關係，如今恐已因為政治的涉入和「信任」的崩解，被營造成對立關係。

三是社會為此付出高昂代價。依靠瓦解「信任」而取得政治紅利，加劇社會對立氛圍。自從確定「三腳督」以來，台灣社會頻傳性騷擾、欺詐、餵藥等事件，政治上天天謾罵，令人感到處處危機。曾經友善熱情的風氣正被衝突恐懼所覆蓋，已讓人體會不到「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幼兒園餵藥案即使已真相大白，但除民進黨外無人是贏家，當初造謠生事的政治人物卻隱身，沒有一句道歉；反而被誣衊的人想通過司法捍衛清白，卻被扣上「不顧孩子，忙著告人」的帽子。希望蔡政府和民進黨主席賴清德給人民一個交代，以後可以少一些政治，多一份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