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量」與「重量」，大家都學過，現在前者突被綠營指為「中國用語」。綠委王定宇說，這對國軍精神戰力有相當影響；賴品妤更說，這是「中國戰略性的輸出慣用語」，「大剌剌地進行思想統戰」。一個單詞，就彷彿造成了精神汙染。

糗的是，網友立馬挖出蔡總統說過：高「質量」的台灣製造取代中國製造，成為輸美主力。原來，「匪語匪詞」早已滲入高層腦中。賴品妤臉書三年前談故宮文物修復，兩度用了「質量」，如今迴力鏢砸中自己，證明自己早在統戰最前線。難怪國台辦嘲諷民進黨政客跟不上節奏，遲早被年輕人拋棄。

民進黨抗中，腦抗、體不抗。去年研究禁用小紅書、抖音，今年有教科書說土豆即馬鈴薯，教育部立刻說審不過。連先嗇宮祭個伏羲氏，都要查處。但最近共機連兩天飛到廿四海里鄰接區，別說我機升空對抗了，連拉聲警報都不敢。

當年輕人琅琅上口檔次、智能、視頻、躺平等語，民進黨卻仍以為冷戰圍牆還沒拆呢！這種嘴砲抗中的政黨，還在當思想警察，距離人民也太遠了！

去年底OpenAI推出ChatGPT人工智慧（ＡＩ）聊天機器人程式，短短兩個月使用者就破億，效能強大令人驚豔。目前，南韓、印度和中國等國都已出現ＡＩ女主播，顯示生成式ＡＩ趨勢銳不可擋。科技帶來便利但也造成衝擊，世界新聞媒體年會討論此一議題，則關注ＡＩ將帶來的訊息混亂與偽誤，認為需要設法監管，以避免失控。

近數十年科技的發展，大大改變了新聞事業與閱聽大眾之間的關係。網路的普及，引領紙媒向電子化轉型；科技平台及社群媒體的勃興，帶動了自媒體發展，也刺激主流媒體重新聚焦定位並調整商業模式。對社會而言，科技的發展使得訊息傳播更為容易，但也切割了人們的互動，更造成意見市場的破碎化；不同的言論小圈圈各自劃地為王，也讓社會的共識更不容易形成。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則又更推波助瀾，讓偽誤訊息輕易地十倍速擴散。尤其，有些隱含敵意、歧視或偏見的假訊息，在科技的包裝下，可能讓人誤以為無害或信以為真。如何善用科技快速產製真實可靠的新聞，有效拆穿並勝過假訊息，是這一代新聞媒體人的志業與挑戰。

這次在世界新聞媒體年會上，來自比利時、瑞典、丹麥和法國的媒體集團的代表均同意，媒體應該善用ＡＩ技術來收集資料，但最後的編寫工作仍應由新聞工作者完成。使用ＡＩ，必須建立公平、可問責、透明、可解釋性等準則。今年六月中，歐洲議會已通過《人工智慧法》草案，將潛意識操縱、大規模人臉辨識、社會信用評分等列為禁止發展事項。反觀台灣，社會上的假訊息危害事件難以勝數，政府機關連一般詐騙都無能處理，我們的腳步實在落後太多。

再看，前幾年Deepfake（深偽）技術推出，讓新聞界信守的「眼見為憑」原則，變得極為脆弱。近幾年，從地緣政治對抗到內部的政黨競爭，全球四處可見政治人物利用各種造假技術打擊對手，群眾則往往莫辨真假。新聞工作者必須加倍努力，提供閱聽者更有深度的內容，也幫民眾釐清訊息的虛實。

ＡＩ對新聞業造成的衝擊，在一方面，是媒體查證新聞的難度及成本將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政府面對訊息傳播的態度若是出於私利而非公益，則非但無法打擊假訊息，反而會侵害媒體的第四權行使。

科技為新聞產業帶來的另一挑戰，是原本有價的「內容」被大型科技平台輕易複製運用，從而稀釋了原有的收益。從澳洲、美國、加拿大到歐洲，陸續出現了媒體產業向Google、Meta等平台要求付費的議價談判，目的就是要打破科技平台無償或低價使用媒體新聞內容的霸權。如果科技業者以「無成本」的方式大量蒐羅、轉載媒體苦心創作的內容，這對新聞內容產製者絕不公平，當然也會損及媒體生態的健全。

科技和ＡＩ的發展，對媒體是機遇也是挑戰。如何避免假訊息變成內容農場的劣質產物，需要新聞媒體產製更優質、更有說服力的報導作為對應，同時嚴防掌權者利用假訊息危害民主政治。在科技及ＡＩ的洪流中，媒體人光保持清醒還不夠，還要有夠快速的行動能力。

（系列完）

大選接近，選舉攻防回到重大財經議題─是否該重啟兩岸ECFA協商，包括「服貿」和「貨貿」？柯文哲拋出議題之後，引發綠營圍剿，侯友宜也不落人後力挺，戰火一片熾熱。許多國人不清楚ECFA和貨貿、服貿間的關係，也不明白和台灣經濟有何關連；聽到民進黨說會將經濟鎖進「一中」，讓400萬白領工作被陸人搶走，當然恐慌不已。然而，情況是否真的如此？我們平心靜氣來解析「服貿」。

2000年後，WTO推動貿易自由化受阻，國際間興起「自由貿易協定」（FTA）熱潮，各國互利商談，免除所有貨品關稅、開放受高度管制之服務貿易和投資。目前，東亞各國間基本上都有FTA，貨品貿易免除關稅、服務市場大幅開放；僅台灣和北韓、蒙古是極少數例外，台灣20年來的出口成長動能，也已落到東亞末段班，但多數民眾都不清楚。

國際間的FTA，除「東協-中國」以外，都是貨貿、服貿合為一體，並一次完成簽署；且因是討價還價的結果，所以都是「包裹表決」，沒有逐條表決的。兩岸ECFA目前只有「架構協議」，附帶了「早收清單」，僅涵蓋台灣5%的出口項目和極少的服務行業。貨貿和服貿是ECFA最主要的內涵，服貿簽署後擱置立院未能生效，貨貿則還沒開始談，對台灣在大陸市場競爭愈來愈不利。

台灣和大陸政治對立，遭大陸打壓無法簽署更多FTA，已造成台灣製造業中僅高科技電子業因國際需求高漲，加上已加入「資訊科技協定」（ITA）多免關稅而一枝獨秀；其他製造業出口仍須交關稅，加上勞動成本高，造成大量出走或萎縮，製造業結構畸形發展、缺乏韌性，對全球景氣循環更加敏感。

服務業問題更大。兩岸先前已相互開放勞力相對密集的服務業，像最能代表服務業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等；但相對需要專業技術、高薪和高獲利的銀行、證券、保險、會計、設計、法律、顧問、醫療、教育、電子商務等行業，受到高度管制、難以大量進入，只能透過服貿協議，彼此開放市場，才能獲得「市場准入」。

台灣服務業競爭激烈，服務業中小企業家數從「太陽花學運」前的2013年106.4萬家，快速增加到2021年的128.3萬家；僅僅2021一年中就有10萬家服務業中小企業成立，企業規模微小，難以投資設備進行數位轉型，生產力低且失敗率極高，也造成薪資難以快速提升。2013年批發零售業平均總月薪落後製造業3,000元新台幣，到2022年已落後達8,000元。中研院院士、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謝長泰最近指出，問題出在服務業平均規模太小，無力投資研發和設備提升，生產力和薪資難以提高。若和對岸簽署服貿，可大規模進入大陸市場，即可擴大規模，有能力研發創新和投資設備，生產力和薪資自可快速提升。

但FTA必須「彼此」開放市場，綠營在政策上一向「守護」經濟相對弱勢者，加上意圖和中國「脫鉤」，乃大聲疾呼「服貿」將導致大量陸企以低薪攻台，造成大量失業。其實，台灣早已開放半數服務市場，包括批發零售業，根本沒多少陸企敢來投資，因為難以和台灣競爭，鎩羽而歸者甚多。其實，只要在「服貿2.0」中搭配國安配套，以「總量管制」限制陸方來台人數，就可以從根本上補實「服貿1.0」的縫隙，讓民眾完全放心。

當年推動「服貿1.0」時，國民黨因ECFA架構協議打了勝仗而輕敵，加上未能學歐美讓「黑箱」稍微透光和外界「溝通」，以致因溝通不足終於引發「太陽花學運」而擱置。要重啟服貿，須有周延的規畫、配套，及具有執行力的政府，才能說服民眾支持。台灣服務業不能繼續蹉跎，「服貿2.0」可以好好討論。

回想新聞披露之際，還以為是眼花錯看中國幾年前的紅藍白幼兒園事件！疑似對幼兒「餵藥」（更惡劣還有稱餵毒），這在我認知的台灣幼兒園裡，絕對沒人有膽子會做出這檔事。幼兒園近年爆發人才荒眾所皆知，原因之一就是教保人員時常接到疑似虐童的投訴，在零體罰早已成為教育界定律的今日，要是動了小孩還留下瘀青或傷痕，這位人員恐怕就難待在幼教界了。扯上對幼兒餵不明來源藥物？恐怕是看完「絕命毒師」影集的後遺症了！

這份偵結報告能快速到來，至少有幾個功能。首先，幼兒家長可安心些，別輕易相信有幼兒園老師會向孩子下藥這種言論；其次，老師可安心些，這幾個月被戴著有色眼鏡看待的不安與無力感，我們都能體會；再次，孩子可安心些，老師在學校給的餐點，是可以大口大口吃的；又次，新北市教育局官員們可安心些，所轄幼兒園的親師生沒有胡作非為，孩子也平安，這是萬幸！復次，遭到懲處或懷疑的幼兒園，這幾個月肯定想破頭都不知道為何會遇到這種事？暫時可以壓驚寬心，被撤照的幼兒園也有了提申訴的底氣。最後，醫療院所曾開設方劑的人員，開出的處方終不致對孩子有不良後果或反應。

各方就此暫時可以得到喘息，也應從中獲得一些啟示甚至教訓。回想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曾否對前述任何一方的行為（或不曾有的行為）有過存疑？懷疑從何而來？我們又是否曾經相信？在信息快速傳遞的今日，在真實虛擬世界交雜的今日，遇上這樣的事件，該有哪些應對和判斷？沒有安全的社會，難以找到立身之處；沒有信任的社會，更難找到立足之地。

走過失去互信的一段時光，我們要如何拾回信任？會是碎裂後再次拼湊的信任，還是浴火重生後讓信任更為堅實？藉此事件有過反省後，應當不難做出選擇。

我所實際經歷的是，無論在國內國外，可能是上司、同事、客戶、或所能接觸到的任何人，不分國籍、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態、是否有其他人在場□□□，真有不少人會隱約或直接以言語或肢體接觸來試探或推進你對他逾矩的接受程度、作對象的可行性評估。

或因自尊心強、不願讓人忽視我的專業能力，也因心中總掛念著儀表、形象的重要性，特別當在國外時，對外國人如何看待評價台灣人與台灣女性更敏感。最根本的原因應該還是膽小、怕沾惹麻煩，怕可能引發更黑暗可怕的事。當感覺受到性騷時，我便會本能地立刻板起臉、認真、嚴肅、犀利、明確向對方表態：我不會接受、不是你可欺侮的對象，你必須馬上停止！

奇妙的是，事後我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我將其歸納為：有品的，只是一時鬼迷心竅失去理智者，他們竟會流露出感謝、欣賞我的態度。並且從此對我更敬重、禮遇有加甚至更認真與我共事、給我更多好機會。我猜他們可能慶幸我明智果斷地阻止了一場可能發生傷害虧損雙方的錯事、災難，因而肯定我吧。

反之，則是沒品的，習慣或樂於欺侮他人者，事後便會壞情緒、莫名其妙地開始霸凌我。但無所謂，在我心中這種人沒地位，我極度鄙視、不願繼續與他們共事。因為有此品格行為之人，出事是遲早的事，不宜為伍，能避多遠避多遠。

我曾聽聞，這種人對其所欺侮得逞的對象是輕視的。甚至有些事後竟會四處得意地傳播他的侵略戰績並醜化受害者。甚者更因自私的理由，如不想再見對方、不想繼續與對方共事，而封鎖、封殺對方。如此一來，受害者除了當下身心受害，於生活、職場、社交等方面的受害情形更讓人無法想像。

因此對於#MeToo的潮起，我非常心有戚戚焉，非常贊成應該如此清理、調整、教育我們所處的世界。

對於遭遇性騷的情境要事先有心理準備並擬好因應之道。於大庭廣眾之下的標準反應與大聲嚇斥大家應較知悉；而若於職場或社交場合的獨處情形，根據自身的實際經驗，我感覺最安全且務實的作法，是有感覺到異性在言語或肢體上發出曖昧的星星之火時，真得要立即板起臉、認真、嚴肅、犀利、明確拒絕，從根本澆熄撲滅對方一廂情願的激情與幻想。對方真的多會因此冷靜，有如自夢幻中被敲醒般。

若對方只是一時鬼迷心竅失去理智，此明確態度與具體行動便可能救了雙方、避開惡事，事後可能如我一樣反得到敬重與機會。或者縱使短暫間，工作或社交受到影響，另擇更健康的良木而棲也好。即或不然，保住當下的安全、幫自己貼起不可侵犯的標籤、得到自己內心對自己的肯定，無論如何總是生命中最基本重要的事。

所以，不用懼怕，大家站起來，將身心準備好，以勇敢的行動，當下制止或事後舉發，一起為未來建立起更明亮健康的職場與社交環境，保衛自己的安全、價值、人生願望！

鏡電視自取得營運執照後，隨即爆發各式各樣爭議，幾已背離社會公器的精神，按理ＮＣＣ非但不應讓其上架，反應撤銷其營運許可。然而，ＮＣＣ卻無視各種亂象，一路護航放水，其中若說沒問題誰能信？尤其，鏡電視自設台至今，政治介入傳聞一直未斷，讓人合理懷疑鏡電視順利上架，ＮＣＣ是「奉行上意」。

陳耀祥因鏡電視案已被列為瀆職案被告，雖尚未定案，但目前已是刑案嫌犯，理應迴避與自己有關的案件審查，他非但未迴避，還主持鏡電視上架案並投票讓案件順利過關，這樣的結果豈能昭信國人？而這樣一個公信力幾已蕩然無存的新聞台，閱聽人對其報導或評論豈會有信任感？又豈有存在價值？

鏡電視在政治力介入的陰影下，已喪失媒體獨立超然的立場。鏡電視原始董事長裴偉一再對外夸言與政府高層的良好關係，甚至在股東會上表示「已請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施壓ＮＣＣ主委陳耀祥」，旋即引發政治風暴，乃改口說是「膨風」，為的是讓股東對設台有信心。但裴偉改口後，時任閣揆的蘇貞昌卻說：「第三人在外面要講什麼話，這不是總統、院長能夠去控制，也不必去查，那把一個有爭執的東西，來問院長、問總統，質疑院長、質疑總統是不對的。」引發更大爭議。如果裴偉真是膨風而傷及總統與行政院長令譽，政府應立即徹查重辦，但蘇貞昌非表態「不必查」並將問題導向「股東的爭議」，顯是刻意誤導，以掩飾政府縱放的醜陋居心。

為鏡電視取得設台執照卻遭拔除董事長的陳建平，在ＮＣＣ通過鏡電視上架後，發出聲明指控「鏡電視新聞台本是一件臭不可聞的政治弊案」，並痛陳民進黨黑手干預、一再遮掩鏡電視的弊端真相。但他仍希望司法、檢調能守住公平正義的底線，勿受主政者操控，只不知能否如其與社會大眾之所願？

鏡電視上架與董監變更案，ＮＣＣ曾向立院做出「調查有結果才會繼續審查」的承諾，如今食言而肥、強行通過；面對蠻橫鴨霸的ＮＣＣ，立院在野黨團必須硬起來，不僅要拒審ＮＣＣ預算及相關法案，並應拒絕陳耀祥列席立院，直至ＮＣＣ主委易人或政黨再輪替為止。

由於科技的進步，新聞媒體的報導有很大的改變，社群媒體與搜尋引擎慢慢成為人們取得新聞資訊的主要來源，數位平台和新聞媒體的關係也變得更複雜。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我們更關切，科技的進步是否使新聞報導更專業？是否能提升媒體的傳播價值？

首先，現今媒體環境的複雜化，使許多人忘了守門員（gatekeeper）理論，也就是新聞媒體在獲得新聞素材後，是經過篩選和編輯，才成為新聞報導，這個過程的每一個步驟，其實都包含了媒體和媒體工作者的理念和判斷，這是新聞傳播學的最基本理論或概念，媒體工作者必須時時記住：讀者是經由報導的新聞來看外面的社會和世界，所以自己要像一個守門員一樣，守護新聞素材的真相。

但是，我們如今在媒體上所看到的，卻是越來越多以偏概全、扭曲事實、捕風捉影、未經求證的新聞報導，例如最近的幼兒園餵藥的報導中，讀者在不同的媒體上可能讀到各種片面的報導，報導者在匆促趕稿之時不知道有沒有想過，經過自己剪裁之後的一篇新聞稿，對於幼兒園的教師、家長、兒童將造成什麼樣的心理？又將給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新聞工作者沒有權利替讀者決定或選擇，必須公平、公正、中立的呈現取得的新聞素材，但是常常因為媒體的政黨、政治、企業、意識形態、或社群團體的取向，人們看到或讀到許多隱藏在報導背後的、經過媒體取向所篩選過的、片面的、誇大的、醜化或美化的報導，引導社會大眾走向媒體所想要的看法或想法。

更嚴重的，這些新聞報導常常是以人為對象，而非以議題為重心，過度聚焦於煽情和個人隱私的細節，對於事件中不管是加害者或被害者窮追猛打，使用誇大、重複的技巧，放大或強調某些內容，例如最近許多#MeToo事件的新聞報導雖然鼓勵了受害者勇敢站出來，卻少看到從議題上針對如何建立有效的保護或申訴管道的探討。

由於選舉季節的接近，相關的新聞報導版面（或電視台的節目）明顯變多，隱藏在細節裡的魔鬼也就更多了。雖然人們想要了解的是各候選人的政見、政策、或對議題的看法，但是看到的卻總是各種民調、候選人加持的活動、候選陣營的互相放話和挑釁，以及製造出來的網路聲量。這些充斥在媒體的光怪陸離的報導、造謠、假新聞，已經使人們對選舉失去信心，也失去興趣。對新聞媒體的守門員智慧，也不再信任。

我們很慶幸仍然可以享受新聞自由帶給我們百花齊放的新聞報導，我們更期待新聞工作者能夠擁有守門員的智慧，重拾社會對新聞報導的信賴。

新聞當然可以由ＡＩ產生器來撰稿，但沒有一家專業媒體敢這麼做，ＡＩ產生器的產出是蒐集、整理、歸納資料庫大數據素材，但素材也是人工餵養，若有人刻意散布大量假消息，ＡＩ新聞就是ＧＩＧＯ（垃圾進、垃圾出），複製另一則假新聞。

ＡＩ產生器無法做第一手查證，對兩造的意見也只有間接的資料庫素材引用，不能有真正的平衡報導，所以ＡＩ新聞並不具備由「守望環境」進而「形成決策」的古典價值，因此無法處理爭議或高度政治性、複雜性的事件；現在的ＡＩ虛擬主播，還是以傳統新聞作業、人工撰稿，經輸入後ＡＩ主播再以語音、動作演出，所以可以說其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讀稿姬」，並非ＡＩ新聞。「讀稿姬」內容是人工餵養，當然和正確與否無涉，若有錯，也是人工作業不慎，似乎沒有影響內控編審流程，但還是有些問題可討論。

新聞播報涉及主播與觀眾之間的信賴關係，在老三台時代，很多人相信電視新聞，說這是某主播講的不會錯，現在新聞台是多了，主播也多了，但主播還是收視率的賣點，所以會有電視台高薪挖角，顯示主播與觀眾間的信賴關係還是存在；現在以ＡＩ合成聲音影像，取代真人，成了「假主播播真新聞」，這是否會影響閱聽人對新聞的信賴？主其事者須慎思。

其次，新聞產製是一連串「守門」的過程，記者採訪剪輯、編審看稿、主管核稿，期間經過層層守門過程，以避免出錯，而主播則擔任最後「守門人」角色，如果由ＡＩ讀稿姬取代真人，是不是代表最後一關守門的棄守？

科技進步，電視新聞製播當然要與時俱進，早期外出採訪，人工跑帶回公司做新聞，後來變成ＳＮＧ，現在則是直接上傳網路；早期棚內都是實景，現在是虛擬棚，主播背板千變萬化，隨時帶入新聞畫面；早期畫面切換要勞駕導播，現在透過預存在電腦，再由主播、主持人或名嘴直接觸控大螢幕切換畫面；這些科技運用當然有其必要，但須謹守的是，無論科技如何演化，都不能影響新聞的「真」。

新聞的理想是盡可能真實的再現，而不是盲目於科技的炫，約十餘年前，台灣流行一陣子的「電視新聞動畫化」，有些新聞場景無法真實重建（如凶殺案、災難事件），媒體把畫面做了模擬，以動畫呈現，這是「真實重現」抑或「製造新聞」？與新聞的「正確」與「真實」要求有無違背？

有研究生透過深度訪談，訪問電視台新聞主管、記者與學者，寫成「電視新聞動畫化之倫理研究：真實再現？」論文，結論是動畫的重建與再現過程，只是迎合感官主義；虛擬的再現，未必呈現資訊原貌，此外多層次守門的干擾，影響了新聞真實性。

該論文結論用來討論ＡＩ虛擬主播，是否也部分契合，執意追求新科技，讓新聞庸俗化娛樂化，是不是只是滿足感官主義而缺乏深層意義；如果虛擬主播被接受，改天電視台用烏龍派出所的兩津勘吉，或柯南、蠟筆小新來播新聞，是不是更有娛樂性、更可搶到收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