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九年，兩岸簽訂「共打協議」，有效壓制了當時猖獗的詐騙事件。從二○一○年的二﹒八萬件，降到二○一三年的一﹒八萬件。蔡政府上台，兩岸關係急凍，共打擱置，詐騙案又暴增。截至去年，已突破二﹒九萬件，民眾財損超過四十六億元。

蔡政府今年五月底宣布成立「打詐辦公室」，但除了一味宣導，卻拿不出有效辦法。其中關鍵，就在多數詐騙案已是跨國、跨境犯罪，兩岸互為上下游，時有所聞。「共打」名存實亡，兩岸司法機關只能各行其是，事倍功半，兩岸民眾遭詐騙往往求助無門。

兩岸司法互助名存實亡，影響甚廣。今年三月，金門陳姓上兵逃去廈門，法務部去函大陸要求遣返，迄今未獲回覆。曾引起香港「反送中」浪潮的陳同佳案，嫌犯欲來台投案卻不得其門而入，演成「台灣主動放棄司法管轄權」的荒謬情境。兩岸共打遇到政治，只能閃邊。

這次警學會議，蔡政府極為低調，也是政治因素使然。除擔心「見光死」，恐是過去常常抹紅兩岸交流，怕如今難以自圓其說。

這也正是超思的角色遭到質疑的主要原因。超思登記資本額僅五十萬元，負責人秦語喬只實際出資一千元，卻能取得蔡政府八千八百多萬顆蛋的專案進口特許，共獲得一﹒七億補貼。這樣的架構和脈絡，任何人看了都很難不懷疑其中存在某種「五鬼搬運法」。這點，正是農業部必須講清楚說明白的，沒有任何閃躲空間。

然而，農業部次長陳駿季的答覆卻避重就輕。他說，資本額不代表貿易能力與資金調度能力，外界不要陷入一人公司迷思。他還說，超思進口的巴西雞蛋有三貨櫃檢驗不合格，損失八、九百萬元，該公司「吭都不吭一聲」，顯示其資金調度沒問題。陳駿季的說法，其實毫無說服力。試想：超思能拿到近兩億元的補貼，損失幾百萬元算什麼？

超思負責人秦語喬有經營進口蛋的經驗，也有取得國外訂單的能力，這點無需否認。問題在，當國內蛋荒已經火燒眉毛，為何農業部和畜產會卻執意由超思自遙遠的巴西進口雞蛋，而且把六成進口蛋的配額都交給它？這些巴西雞蛋來台是採取「海運」，光是船運的時間，就要廿七至四十天不等。若再算上從巴西內陸產地運到港口，以及來台驗關到上架的耽擱，雞蛋從生下來到端上桌可能超過兩個月的時間。試問：這是紓解蛋荒的好主意嗎？讓民眾吃放那麼久的蛋，就算有冷鏈，能確保新鮮嗎？

陳吉仲的農業政策，因過度流於政治算計，所以充滿扭曲，從這次進口蛋的操作已一目了然。例如，為了快速進口雞蛋，不惜高價支付空運補貼，其中澳洲蛋每顆補貼高達卅二元，這已是蛋價的數倍。美國雞蛋也要補貼廿多元，土耳其蛋則是十六元，泰國蛋則是七、八元。這種補貼進口蛋來抑低市場蛋價的做法，從另一個角度看，根本是在戕害國內蛋農，使他們失去飼養蛋雞的欲望，必然造成市場的惡性循環。

再看，陳吉仲以中國大陸的雞隻施打「疫苗」，因此不考慮進口其雞蛋。這個理由，或許言之成理。然而，比起這次進口的巴西蛋被驗出氯黴素超標，可能引發再生不良性貧血及致血癌疑慮，何者對國民健康的危害更嚴重？何況，超思進口八千多萬顆巴西雞蛋，僅抽驗了七十五批次，如此草率的檢驗，不會造成大量的「漏網之蛋」嗎？這點，農業部可以不在乎，但衛福部和整個蔡政府都不在乎嗎？

如果超思真的是一家長期熱心熱血的公司，民眾不會在乎它如何以小搏大，如何領走兩億補助。問題是，這家微小公司的超級大生意，不僅隱藏著不透明的金流人脈，還掩映著蔡政府農業政策的荒腔走板。除了罔顧農民、產業和市場，不顧消費者的健康，更把國家公帑透過黑箱操作注入到不明人士荷包裡。這種居心叵測的運作，才是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事。

民眾可以不在乎超思的背後有什麼黑手，但你能容忍自己和孩子在不明不白下吃進過期的問題蛋嗎？你可以容忍政府假藉紓解蛋荒之名，把資金送進特定政商人物的口袋嗎？今年，人們有機會吃到半個地球外送來的蛋，卻很難有什麼振奮之情。

「台灣是出口導向國家」、「出口是台灣經濟的命脈」這樣的語詞常見於對台灣經濟的介紹中，但是一來從來沒人規定經濟非得出口導向不可，二來出口若是命脈，就很容易致命。面對出口連續衰退，我們可以有兩種思維，一是比較結構性、根本性地考慮改變出口在GDP與經濟成長中的重要性，另一是比較淺碟式地維持既有結構，努力保持或找到所有有利於出口的政策與動能。在經濟順風時，後者實易如反掌；當經濟逆風時，後者就常力不從心，只能期待風向轉變。

這樣的困境與我國的產業結構有關。我國的出口產品近八成為中間產品，必須依賴最終產品做為出海口，沒有獨力增加銷售的策略空間，一旦最終需求萎縮、訂單不來，就幾乎無計可施，當然就會出現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出口衰退。偏偏我國的貿易依存度高達GDP的1.2倍以上，在全球除了以轉口貿易為主的國家外幾乎名列前茅，順風則罷、逆風則苦。近一年來這樣的痛苦顯露無遺，各產業庫存去化緩慢，即使有新增訂單多是短單，擔心ECFA被中止，甚至也擔心海外觀光客來的少，使得「人進來、貨出去」的目標很難達成。

事實上，要靠人進來、貨出去就發大財是不容易的事，否則以台灣的出口比例與能力，我們早成首富。想要出貨多，對資源窘迫的台灣就易造成「五缺」之類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出貨多就易造成價格破壞，努力出貨或有助出口額增加，但莫忘出口額是「營收」而非「利潤」，若出口只能賺到「毛三到四」的利潤，有限資源運用的性價比或效益成本比顯然是偏低而應該改弦易轍，更何況為了促進出口，政府有形無形的補貼政策不計其數，卻從未評估其有效性與合理性。

對於改弦易轍，政府並非沒有努力。健康的出口不應長期依賴政府協助，而是要找到高利潤的市場契機，為此，無論是六大核心戰略的5G、AIoT、智慧應用、資安等軟體產業或是高階製造中心，都是值得努力的目標。只是一遇出口衰退，關心的焦點還是又回到舊有產業上，豈不諷刺。

當前政府財經部會為了「拯救出口」想必正苦思「良策」，但在尊重市場及資源有限的前提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乃是鐵律，政府的有限資源時必須避免一再錯置。

另一方面，沒有一本教科書告訴我們「出口愈多愈好」這種事。一個國家若能有較高比例的內需也代表資源可以為己所用，對於提高生活品質具有重要意義。當台灣透過長年出口已經累積不少經濟成果時，如果可以反映在內需消費的提升，必然是健康的發展，因此台灣當前溫熱的內需其實是令人欣喜的現象。若以購買力平價（PPP） 來計算人均所得，我們常自傲於人均所得高於許多先進國家，因此消費溫熱也是理所當然。

如果我們覺得更健康的台灣經濟應該像一般先進國家般，有著更高比例的內需消費，而不應有藉由補助、壓低薪資水電價格等扭曲資源運用而力拱出來的過高比例出口，則正面對出口衰退的此時正是思維與政策轉變的最佳時機，實在不必要過度糾結於出口的衰退，更何況全球未來經濟逆風的機會很可能遠多於順風！

全國教師工會聯合會和其他團體認為這種政策有問題，教育部七月十四日有答覆，但避重就輕，答非所問。三位總統參選人被迫對此問題表態，也都沒有表示應該立刻停止在中小學雙語教學。

其實，任何一個腦筋清楚的人都會知道，在中小學進行雙語教學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不懂教育部為什麼不做一個實驗，請一位老師用英文解釋如何解雞兔同籠問題，或者教小學生分數的加減乘除。我相信，經過這個實驗就可以知道，在中小學推行雙語教學有多大的困難。

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小學是注重教科書的，孩子們不能完全聽老師講，在下面抄筆記就學會了。學分數加減乘除，如果沒有例題，實在不可能學會的。我們要推行雙語教學，是不是所有小學生的教科書都要有英文版本？即使有了這種版本，對小學生而言，他們究竟是要學英文，還是學數學？英文版的數學教科書裡會有多少生字？我懷疑教育部能夠寫出小學英文版數學教科書的官員，恐怕是不多的。

我國曾經推行過建構式數學，造成很大的問題，很多孩子因此而數學不好。辦教育絕對不能將孩子變成白老鼠，因為這可能害他們一輩子。

我不懂為什麼我國要在中小學推行雙語教學？是要提高我們的中小學生在體育、音樂、歷史、中文等等學科中的程度嗎？還是要提高中小學生的英文程度？任何一個腦筋清楚的人都知道，這兩個目標都不可能用雙語教學政策達成的。

任何一家科技公司的主管都不會貿然推行一個新技術的，通常都是這個公司的工程師已經經過很多的實驗，發現這種新技術的確有效，值得推行，才能推行。我國的官員在推行任何教育政策時，有沒有先實行很多的試辦？

我建議教育部的官員和工業界多多聯絡，看看他們是如何發展新技術的。我可以保證，這種新技術的推行絕對不是因為某位公司裡的高層主管不加思索的強力推行，沒有一個公司會做這種事情。

雙語教學荒唐到極點，教育部應該立刻停止在中小學推行雙語教學，不能將學生當白老鼠。

對老人來說，目前雖然有些課程、照護、老人共餐，但都是零零散散。辦理的單位有政府、民間、宮廟…，經費來源也是有一搭沒一搭，靠政府、民代幫忙爭取、善心人士捐獻，缺乏整合與長期規畫。

少子化之後，很多學校都會退場，政府可利用這些閒置校舍，改造並重新規畫為「老人學校」，由政府承辦，永續經營。

老人就像以往當學生一樣，每天上下學；有學校組織、有班級組織、安排老師來上課學習。課程有知識性、體能性、實做性、趣味性，甚或健康照護性；科目可以是走路、爬山、慢跑、打球等，也可以電影欣賞、唱歌、下棋、做美食、教您使用手機、上網。課程可彈性一點，快樂一些。

除了聘請專家當老師，老人也可輪流當老師，甚至當主任或校長；發揮自己專長，指導烹飪、攝影，或說說當年勇、介紹旅遊等；從準備教材中整理過去的資料、過去的回憶，從中獲得樂趣。

政府辦的老人學校可以提供午餐，如果經費許可甚至可以提供晚餐。如有廚房設備也可由老人負責做出拿手好菜，重溫年輕時同學共餐場景，甚至可幫助孤苦的老人，餐飲準備也可提供老人就業機會。校務行政除由專業人士擔任之外，一些行政工作也可由老人分擔，人人是學生、老師、志工，大家都沒閒著，快樂過每一天。

自己的小孩雖有固定工作，收入亦屬中上，也有交往對象，但卻買不起房，亦未存足育兒準備金，而僅追求閒暇時出國旅行，偶爾吃吃大餐的小確幸。看在眼裡，我們這些老傢伙也只能以「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勉強不得」自我解嘲。

誠然，在不吃不喝得超過十年以上才能存足購屋金的今日，除非家有恆產，否則賣掉南部透天厝只能買雙北一間小住宅。問題是退休後兩夫妻去住哪？即便有退休金，難道不必為養老長照打算？我們還能怪年輕人不婚、不育嗎？

此外，年輕人未有非分之想、腳踏實地的去做，沒有去追逐能力所不及的金錢遊戲，是我們足堪告慰的。人無橫財不富的貪念一起，誰能跳脫歹徒精心設下的陷阱？看到人家穿金戴銀、日進斗金，誰能不受誘惑？

友人提及六十年代石油危機，父執輩合夥做生意；時局雖內憂外患，但肯做不怕沒飯吃，民心踏實。反觀今日面臨台海危機，許多人熱中短線操作，現金入袋方不致惶恐。

我們都明白「知足者富」的道理，但颱風假一早攤開《聯合報》看到「貧窮台灣」報導，不免有感而發。

乍看之下，簡潔易懂的「體感貧窮」一詞，背後卻隱涵深邃、複雜、多重、變異及其動態的概念內涵。換言之，體感貧窮的意涵解讀，可以從窮人到貧戶、從絕對貧窮到相對貧窮、從客觀貧窮到主觀貧窮、從特定事件的過渡性貧窮到無所不在的生活性貧窮、從福利身分的中低收入戶到社會低端人口的近貧族群、從官方最低生活水準的貧窮線到貧窮資格的認定爭議、從個體性貧窮到區域性貧窮，以至於從外顯的「體感貧窮」到內隱之「身心怯志」，作延伸性思考。如此一來，貧窮的相關概念，就不僅止於個別、物質、客觀、外顯、生理等範疇，而理當就「個體—制度—大環境」的論述軸線，找出舒緩生活困境的各項配套措施。

畢竟，檢視生活的經濟不安全，是要有勞動意願、就業能力及所得維持不足等結構性限制的綜合思考，而此一更形擴大的貧富階層化或階層深化的「生計難民」，早已成為當代台灣社會的重大危機。台灣社會裡，從不婚、晚婚、少生、不生、難生，到租不到屋、買不起房、無法生養，讓「立業—成家—安居」的願景，對照於「失業—畏婚—無殼」的怨景，成為「體感貧窮」預期中的演變後果。

不同世代的體感貧窮意涵也有差異，例如，就業人口之於工作貧窮、退休養老之於年金貧窮、兒少貧窮化之於家戶所得不佳或喪失。要從體感貧窮的既存現象，找出原因與改善措施，才是止貧、扶貧與脫貧的重點。當體感貧窮已變成具有集體意義的社會事實，要如何從針對貧窮的個案工作處遇，延伸到擺脫貧窮的照顧管理機制設計，亦即涵蓋教育、勞動、產經、衛福、內政等跨部會、跨領域、跨專業的脫貧政策與服務體系，才是體感貧窮現象值得討論之處。

思考體感貧窮議題，不只是個別遭遇、家庭境遇和社會不公待遇，而應復歸於積極性差別待遇、社會性投資，以及不利境遇者之人權視角等多方面關照。這部分亟待總統參選人端出關於「生計難民」的可行解方。

台灣新住民及其子女已經超過一百萬人，我們基金會專注照顧的就是經濟極為弱勢的他們，且這些家庭多數沒有男主人。女性能工作的，百分之百都去工作，而她們的收入，絕大多數每月薪資平均不到二萬元，這些很少的錢就要撐起家庭經濟。

台灣本地人至少有人脈可以連結，找親朋好友幫忙，但新住民幾乎是人地生疏舉目無親；如果不是中國大陸來的，日常溝通的語言就有問題，更不用說中文書寫。至於在家教母語不太可能（其實母語是優勢），因為工作已經花掉太多時間，以致沒有剩餘時間。

個人相信「知識會帶來財富」，有受教育的新住民孩子將來一定會有前途，並進而帶領家庭改善經濟情況。他們不應因家中經濟導致學習受阻。個人曾遇到帶二個小孩的離婚婦女，收入只有二萬多，卻要支出一切費用，小孩十六歲就被迫打工自賺學費，最後得憂鬱症。但在獲得經濟援助後，小孩竟在大學二年級時在班上得到第一名！可見經濟條件改善了，學校成績就會進步的。

台灣有很多高所得的人，若這些有錢人肯撥出一些小錢來幫助窮困小朋友的教育經費，一定是不損己又利人吧！

「蒸汽機本身，並沒有引起工業革命」，而是「工具機的創造才是促使蒸汽機革命的真正原因」。在「工具機」的廣泛使用與不斷改良之後，產生「機器協作」的分工過程，使得肇始於一七六○年代的工業革命能夠運用大量的勞動人力與機器來進行快速生產。但同時機器也擠壓到工人，形成競爭關係。機器的勞動力出現，立刻成了工人的競爭者。資本家借助機器進行自動增殖，與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數目成正比。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的基礎上。分工使這種勞動力片面化，使工人只具有操作局部工具的技能。一旦工具由機器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隨同它的使用價值一起消失。工人就會立即失業。

為了對抗資方不合理的剝削行為，許多大規模的勞工運動揭竿而起，一八一九年在英國曼徹斯特發生的彼得盧屠殺（Peterloo Massacre）、一八三○年代的法國里昂工人起義、一八四二年英國爆發現代第一次的總罷工。一八四四年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造成重大的傷亡，成為無產階級對抗資本家剝削的標竿事件。隨著生產模式的進步，既有的社會組織變得沒有效率並且與經濟活動產生衝突，這種衝突進而發展為階級鬥爭。

兩百多年後，廿一世紀人類的創造力迎來了另一次巨大的飛躍，人工智能（AI）技術進步迅速，造成新一波的工業革命。而更有甚於十八世紀的蒸汽機，人們發現，AI除了可以進行各種繁重的複雜工作之外，還能夠推理、抽象思考、快速學習和理解複雜的想法，具有更高效的生產力，現代的法律亦難以制約。「AI本身，並沒有引起工業革命」，而是「AI工具機的創造才使AI的革命成為必要」。於是世界重蹈馬克思《資本論》的敘述，隨著AI產業的快速發展，許多人的工作機會逐漸減少，很多職業被淘汰，無數家庭被迫面對失業。

於是，一八四二年的總罷工又以類似的理由在二○二三年爆發了好萊塢最大規模罷工，示威遊行的編劇和演員抗議AI取代他們的創作和演出，破壞了他們賴以為生的分潤機制。歷史正在重演，接下來揭竿而起的會是律師？數學家？會計師？或者是教授？「絕命毒師」的男主角在演員罷工時，大聲疾呼：「我們不允許你們奪走我們的尊嚴！」而誰會是廿一世紀的馬克思，寫出《AI資本論》，鼓動革命，顛覆利用AI剝削白領階級的邪惡資本家？（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

由於人為因素是組織最底層的因素，當檢討事故的人為疏失時，重點應不追究個人責任，而應著重於理解發生疏失的背景和發生的事實，這就與整體組織的安全文化息息相關。檢視五年前的普悠瑪號及二年前的太魯閣號嚴重事故，都是人為疏失造成，主要還是源自組織因素。

而在前幾天日本專家及罹難者家屬到富岡基地的紀念園區追悼罹難者時，居然還在保存的太魯閣號出軌車廂內發現遺骸碎片及衣物等非車廂物品，凸顯當初政府的救災救難、檢調蒐證鑑識、運安會調查、台鐵接收保存紀念等單位，在工作整合、協調、交接之組織作業面都有檢討改進空間。這也反映台灣雖小但行政介面多，容易各自為政，是相關組織整合協調困難的系統性問題。

因此台鐵要能有效進行安全改革，首重組織改造並建立安全文化。未來整體組織，包括公司化後的台鐵總公司旗下運工機電、營運安全單位及四個分區營業處；還有上級負責監理及工程的鐵道局、負責監督管理的交通部，及下級委託承包的廠商與顧問公司等。

未來改革關鍵，在於將目前正在進行的安全管理系統（SMS）等改革工作，完整介接台鐵公司化的新組織架構，並進行整體組織的變革管理；包括運轉規章及標準作業程序的增加與調整，整合落實各個組織單位的權責，建立員工的通報文化、公正文化、學習文化、彈性文化，促使員工出自內心具備安全意識，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才能勇於改革。

建議台鐵公司化後，應成立行政院層級的鐵路安全管理委員會，專責整合、協調、督導、成效檢核交通部、鐵道局及未來台鐵公司的各項安全改革工作，才能逐漸建立整體組織的安全文化。

至於目前台鐵的人力結構不佳及專業斷層的問題，也是「人因」之組織改革的重點。未來台鐵公司如需精簡人力，必須提高專業人力薪資、優化機械及運用AI技術等，進行人力結構轉型，減少一般人力並增加專業人才，才能有效降低人為疏失以保障安全，增加營運競爭力。

另外，日本專家建議的，比較迫切的風險評估與風險預防控制，因目前台鐵的安全管理資訊系統（SMIS）建置才剛開始，建議應盡速建立歷年來各項事件事故資料庫，包括虛驚事件、輕微事故、嚴重事故等，並建立模式評估分析鐵路安全風險因子，透過降低風險因子的改善作為，有效提升營運安全。

如同日本專家所言，台鐵應先誠心認錯才能勇於改革。這次發現罹難者遺骸碎片及衣物，引發社會怒氣，質疑台鐵保留車廂只徒具形式，安全改革只是口號。建議台鐵應正式向社會及罹難者家屬認錯，並針對「人因」之組織因素，對症下藥徹底改革。結合整體組織安全文化與外部監督力量，才能防範未來重大事故。

開學以來，由班導師反映得知，許多班級都有一到兩位學生在暑假期間從事或接觸詐騙集團基層車手。問其為何加入？不外乎聽詐騙集團所言「未成年犯案不會留下案底」云云，在重利之下而受引誘。□使學校導一再宣導，在原生問題家庭長大的孩子，難拒絕誘惑，鋌而走險犯案，但造就三尺之冰，真的只是一日之寒嗎？

近十年來，對於學生「權利」，當局者一直以選舉思維來制定政策，取消早自習、延後第一節上課、不得對學生服裝儀容作處分；美其名為學生「自主學習」。但有沒有想過南部鄉下沒有像都市有捷運與公車的便利，亦無高社經地位之父母？結果，會在意的學生，只要趕在老師之前進教室即可；不在意者，就九點多才拎著早餐、穿著「陣頭服裝」成群進校。問原因，竟回「不是不會處分嗎？」或是討厭第一節老師等令人無言理由。

也常看到第一節下課，導師CALL家長、追學生（或叫學生起床）的怪象；學生想來就來，想休假就休，家長也樂得把學校當「高級托兒所」。反正學生有錯都是學校的錯，有事再找民代來施壓，結果就是老師怕麻煩、不想管。長此以往，學生在法治觀念和品德上，焉能不出問題？

南部偏鄉有多少青少年放學直接去打工，一天見不到家長幾次面？以致偏鄉校園社會化問題嚴重。為了台灣未來，多重視偏鄉教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