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白合的基礎是要下架貪腐政黨，現變成比民調，愈喊愈low，令選民不耐。民眾黨民調原已下修，但柯文哲利用藍白合議題叫牌，反讓藍營躑躅，差點忘了國會是更重要戰場。區域立委選舉，就是藍綠對決；面對國會淪為綠營保皇黨的堡壘，藍白兩黨應聯手出擊搶過半，才更重要。

藍營去年揭竿力抗不公不義，是勝選主因，立委選舉應延續此主軸。可惜藍營困於總統候選人整合，揭弊力道未能充分發揮，如今選戰節奏又被柯文哲帶著跑。朱立倫一心計議藍白合作，卻把黨內立委戰將如雲當成散兵游勇，顯然策略偏差。

對柯文哲而言，選總統是為擴張政黨票，藍白合則是手段。但對國民黨來說，藍白合與國會過半一樣重要，切不可只顧追著這頭，丟了那頭。

無論藍白合作能否成功，國會必須過半，才有啟動改革的力量。老趙揪侯韓站台是提醒朱主席：總統與立委選舉須相互為用，只看著頭上，忽略腳下，是危險的。

近日民眾黨立委陳琬惠爆料，三立集團在二○一八年以廿六點六億元購買味全的桃園埔心牧場，一路暢行無阻地將該「農牧用地」變更為「影城用地」，故事亦如出一轍。陳琬惠質疑，當時的桃園市長鄭文燦一路護航，除建議內政部將該區土地修改為供文化創意觀光兼遊樂設施使用，並在卸任前六天核准三立自辦市地重劃，還親自參加開工典禮，一路照顧到家。執政者如此無微不至，試問有多少企業能享有這般貴族待遇？

細究「味全埔心牧場」變成「三立影城」的過程，充滿耐人尋味的轉折與巧合。第一，三立在二○一八年七月成立影城公司，十二月就買下味全這塊廿六公頃大的牧場；如此眼光精準，外界難免會有質疑。第二，山坡地的牧場要變更地目為影城，必須經過內政部、文化部等中央部會的專業審核，絕非一蹴可幾。但三立影城卻一路過關斬將，輕鬆達陣，若非有力人士的護航，恐怕很難做到。第三，埔心牧場土地原為味全公司和國有財產署共同持有，依《土地法》規定，味全處分土地，土地共有人的國產署享有優先購買權。但這次交易，國產署自始至終未曾表示意見，是否也應對外界有所交代和說明？

鄭文燦的角色之所以受到質疑，除了他的熱心程度非比尋常，更重要的是，他是否利用自己在執政黨內的地位，積極遊說中央部會同意此事，讓三立不必費太多脣舌即如願以償？尤其，他在自己任期即將屆滿前即急急與三立簽訂協議書，發布細部計畫，並在下台前數日核定三立影城自辦市地重劃，並參加影城的開工典禮。鄭文燦非要趕在自己任內完成此事，莫非此案在行政程序上存在爭議，他唯恐桃園一換黨執政，此案一遭外界質疑，計畫即可能發生不測？

細數民進黨執政下發生的這些企業「神盜壘」及「保送得分」的情事，每一件都前所未聞，令人瞠目結舌。以超思進口蛋為例，究竟是誰從中獲利，仍是一個巨大的謎團；蔡政府寧可賠上農業部長陳吉仲和畜產會董事長林聰賢兩員大將，也不肯說出真相，其幕後獲利者的地位可想而知。賴勁麟的十八家綠能公司，演繹的又是另一種傳奇：利用無盡繁衍的母子公司，將蔡總統綠能政策的各項利益滴水不漏地掃進自家庭園，才是目的所在。至於潛艦國造計畫中錯綜交織的龐大利益，則以「愛國」為名，把所有醜聞連同正當性一起鎖進密箱暗室，人民沒有知的權利。

相形之下，去年衛福部開放進口快篩試劑，小吃店化身的「高登環球生醫」竟以兩百萬資本額取得十六億元的標案，同樣令人瞠目結舌。若非業者騙術高明或有特殊門道，就是官員太過昏庸。至於如果如立委質疑，鄭文燦一路護航三立，中央官員也唯唯諾諾配合，說明綠色執政的政商關係已「麻吉」到深入骨髓，完全無畏民眾議論了。當牧場被剷成影城，也同時見證了蔡政府蕩然的生態信念。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今（11）日針對「特別預算常態化破壞財政紀律如何改善」，邀請主計長朱澤民、審計部審計長陳瑞敏、財政部長莊翠雲進行專題報告。主計總處指出，預算在籌編推估時，無法掌握執行時的政經變更及臨時突發性、緊急重大事故，為妥善應變及處置，預算法訂有特別預算。這種說法，只對了一半。

預算法雖規定特別預算的四個條件，但只有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經濟重大變故、重大災變這三款有其道理。第四款所指「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則和突發、緊急重大事故無關。以前瞻建設計畫編列特別條例及預算為例，一編就是「八年」，哪來臨時突發或緊急？把建設名堂弄得琳瑯滿目，金額加總起來變成8,400億，就變成「重大」，任何建設豈不都可以走特別預算的旁門左道？

事實上，預算法針對年度總預算中異常、緊急性的情況，已內建彈性因應的例外條款。例如預算法第5條，除了以一會計年度為限的歲定經費之外，允許依設定之條件或期限編列「繼續經費」，分期繼續支用；或是依設定之條件，編列「法定經費」，於法律存續期間按年支用。因此當初前瞻建設計畫，其實可以突破年度預算之限制，無需動特別預算的腦筋。

此外，還有「移緩濟急」機制，年度預算執行遇特殊事故時，得經行政院會之決議，呈請總統以命令裁減經費。或當年度預算「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各機關得請求提出「追加」歲出預算。兩者都有搭配財源籌措的紀律，要求財政部應籌劃抵補或籌劃財源。

由此可知，年度預算備有彈性因應「異常、重大事故」的機制，已能發揮「特別預算」的功效，且有搭配財政紀律規範，適度約束政府在年度總預算範圍內得以靈活運用。而特別預算本身，常排除公共債務法舉債上限、預算法的資本收入、舉債收入不得充經常支出等相關規範，出發點有抵觸財政紀律之嫌，籌措財源上也易迴避責任，本應儘量避免。

然而，特別預算的編列，扁政府八年共六項，馬政府八年共四項，蔡政府七年共五項，23年來共15項特別預算，頻繁、浮濫到接近「常態化」。尤其，蔡政府的特別預算金額高達2.57兆元，更充滿爭議。從因果關係看，顯然和過去七年稅收「超徵」1.33兆有關，讓政府產生財政狀況良好的幻覺，於是「超花」而編列了鉅額舉債的特別預算，以致2023年底預算數的累計債務高達6.7兆。如果今年稅收超徵不多，經濟景氣若使明年稅收短徵，則債務將遽增，無法因應少子化、超高齡社會的長期需要。

尤其前瞻基礎建設計畫8,400億，不符合「特別預算」的緊急、重大變故等條件，最大問題就是長達八年，計畫趕不上變化，許多建設都忽略人口變數的影響，極可能淪為蚊子建設，且造成地方政府財政嚴重惡化。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3,800億，也是充滿爭議。除1,380億元「與全民共享經濟成果」外，其他2,420億元，主要為撥補台電虧損、勞保虧損等等，違背社會保險財務自給自足、台電應調漲電費以收取合理收入的精神。最近幾年度總預算，已有數千億元的撥補，又夾帶在疫後特別預算中矇混過關，明顯就是基於選舉考量，不敢從事勞保改革或合理調漲電費，迴避財政紀律法「對於政府支出成長之節制、債務之控制及相關財源籌措，不受政治、選舉因素影響」的規範，讓蔡政府可以蔑視財政責任與國家利益之相關規範。

因此，建議修訂預算法，將特別預算的「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條件刪除，並增訂「民眾就預算事件，得向監察委員、審計官、檢察官檢舉，為機關或附屬單位起訴、上訴或參加其訴訟」，堵住特別預算的巧門和漏洞。

中共此舉，對行內人來說，沒公告也等於公告一樣，仍擺出了選後算帳架式。會這樣說，是因為當初公告調查期限時，即已接近選舉，延長期限又「恰好」在選前一天，易讓人覺得此與選舉及中共綢繆兩岸選後局勢有關；而此次延後的理由，單以台灣內部討論來看，沒人爭論我方是否構築貿易壁壘，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中共推遲理由提到的複雜，恐怕是著眼於政治而非經濟。然而，中共做如此決定，對希望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是否有利？

答案恐怕是見仁見智。因為中共應該是採納了多方意見，考量不影響現在台灣大選節奏，才決定推遲時程。延長後相關議題討論就會變少，民眾接收到的資訊會相當有限。但能推遲多久呢？公告引用的「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第卅二條規定很清楚：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但延長期不得超過三個月。換句話說，最遲還是要在我總統大選投票前一天完成調查。

或許有人認為，就算法令這樣寫，中共還是能彈性調節何時公布。僅從規則條文來看，調查完成與發布決定可以是兩回事，調查完成不用立即公告。但問題是，自從上海封城又迅速解封後，外界已可看出中共對大陸民意壓力相當敏感。在兩岸敵意螺旋未消情況下，這麼清楚的規定不按往例執行，中共恐怕也要冒著被網民批評「跪台」的風險。

而目前台灣選情膠著，甚至綠營民調仍領先，如果情勢繼續下去，中共沒有冒險的動機。此時公布，可藉大選聚焦重要議題，還有機會好好討論，逐步醞釀，讓民眾正視選後影響的現實感，卻捨此不為，要拖到選前一天，訊息傳播的速度與解讀深度，能影響多少選票？又會強化台人哪種投票行為？恐怕誰也拿不準。

無論如何，情勢已演變至此，國人應該要有心理準備。台灣過去的兩大經濟發展引擎：中國大陸與美國，除了本身經濟前景仍待自救外，他們或因內部貧富差距，或因發展階段與兩岸惡劣關係，已經不像從前，屬於對我相對有利的環境了。目前大眾對親美導致我方弱勢產業該付代價尚未重視；而即便對大陸，我方宣傳備妥的應對劇本，其實是沒招：去ＷＴＯ爭端訴訟，政府早就喊了多次；估計我最大損失，稱最差也僅占我去年全年出口四點三％。比率看來雖小，卻仍會傷害我弱勢產業、惡化貧富差距問題，這將在選後逐漸明朗，政府卻還在粉飾太平。人民能做的，至少該盯緊當前總統參選人提出解方了。

高爾丁於一九七二年取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指導教授正是一九九三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史學家福格。師承芝加哥學派的數量經濟史研究方法，以供給與需求架構和歷史長遠的視角，研究長期演化下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演變。如技術改變勞動需求，而教育則培育新技術的人才供給，勞動供給與需求的改變則影響相對工資的決定。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廿世紀隨著經濟發展，工作機會增加帶動婦女參與勞動市場，兩者呈正相關。但高爾丁以供需架構取樣美國二百年的資料，發現工業革命後十九世紀農工轉型，工業化反減少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勞動報酬由按件計酬制改為固定月薪制，不利於已婚婦女的就業，使已婚女性選擇留在家庭。至廿世紀後，隨著由工業轉向服務業、女性教育提升、離婚率增加與避孕的技術進步，提高婦女工作選擇的自主性，進而帶動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故女性的勞動參與實為一先減後增的Ｕ型，而非正斜率的曲線。她的後續研究包括女性追求事業和家庭的歷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避孕藥對女性職業和婚姻決策的影響、女性婚後姓氏做為社會指標，以及大學生中女性現在反占多數的原因等。

至於男女薪資的差異，從歷史上看，高爾丁發現性別薪資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教育和職業的差異來解釋。雖然性別薪資差距已逐步呈現縮小，但在可見的未來並沒有收斂的跡象，目前在先進國家兩者差距仍明顯存在十至廿％。高爾丁認為薪酬不平等與其說是歧視，不如說反映了工作職場靈活性和工作與家庭結合的高昂成本。可能來源包括支付較高工資給願意長時間工作或對工作時間較不受限的「貪婪工作者」（通常為男性），此對想要彈性工作兼顧家庭的女性，如同是一種工資的懲罰。

她的研究也發現男女薪資的差異不僅因選擇職業而不同，即使相同職業依然存在顯著的薪資差異。更發現職業內差距大於職業間差距，前者約占三分之二，後者三分之一。職業內差距主要在於女性為照顧家庭與工作間的選擇考量，尤其在第一個小孩出生後，需要更具彈性工時的工作與兼顧照料家庭的需要，故預期未來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報酬將影響女性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從事的工作和薪資報酬。

高爾丁的研究顯示，婦女在家庭與工作間的選擇才是造成男女薪資差距的關鍵。目前的情況是男女雙輸，男性犧牲與家庭相處時間，女性則犧牲職業生涯。給職場更大的勞動彈性，可帶來兩性雙贏，這或許是真正走向性別平權的關鍵一步。

回顧蔡總統的兩岸論述，曾宣稱依據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主張「維持現狀」；政府層面曾宣稱「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論」、「兩岸關係非外交關係論」，轉向「兩岸互不隸屬論」。雖未承認「九二共識」，尚提出「九二史實」、「九二精神」及「九二共知」替代方案，最終宣稱從未接受「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儘管蔡政府參與美國印太戰略及採取聯美抗中路線，仍不斷呼籲兩岸秉持民主、對等、和平及對話精神，進行有意義對話、建設性對話，卻仍招致大陸軍事演習常態化、軍機軍艦繞過海峽中線、繞島巡視，甚至因美眾議院前議長裴洛西訪台形成圍台鎖台態勢。欠缺外交休兵默契，台斷交九個邦交國、無法參與三個國際組織，及多個以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名稱辦事處更名為台北。軍事威懾、外交壓制、極限施壓及經濟制裁，皆高於李、陳、馬執政時期，可謂是其政策負債，蔡倡議「維持現狀」尚且如此，更遑論賴高喊「務實台獨」。

蔡總統宣稱台灣社會已形成「不分彼此、同島一命」的信念，「中華民國台灣」已成為主流共識，匯聚不同族群歷史情感，應團結守護國家、捍衛民主自由，創造最大公約數。此種說法宣稱台灣社會已凝聚成命運共同體。然蔡未能召開如李、陳主政時期之國是會議及政黨領導間之對話協商。在國內政黨及兩岸當局皆欠缺對話情況下，台灣社會不是更凝聚認同、團結及和平，反趨向分散、對立、疏離及敵對，台灣團結與兩岸和平之社會資本一再流失。

民進黨主政下的兩岸政策抉擇，淪為反制式、批判性及文青式語言，欠缺多元政策工具及作為。從未將大陸社會納入兩岸政策設計的戰略性思考，也未將大陸崛起之公民社會納入兩岸政策行銷之戰略性團體；連結兩岸公民社會，透過兩岸交流散播自由、民主、人權、市場等價值理念，發揮燈塔示範效應，反讓大陸民眾及中共黨國體制形成緊密結盟關係，致支持武統聲浪飆漲。

令人難以樂觀的是，目前總統大選支持度最高的賴清德，曾倡議「務實台獨」、「兩岸關係是國際關係」、「台灣是事實上主權獨立國家」、「兩岸互不隸屬論」、「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及默認「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甚至倡議「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務實台獨」等於「維持現狀」、「台灣獨立」等於「中華民國主權獨立」，一再挑釁大陸政府及民間社會的敏感政治神經，給予其製造對台軍事威懾甚至動武之藉口，壓縮中華民國做為戰略緩衝的空間，如此的兩岸路線實屬招戰而非控險。

身為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為民眾黨和他自己爭取最大的政治利益，是天經地義的事。但這種以戰逼談、咄咄逼人的做法，是否真有助於藍白合？恐怕就有待商榷。

平心而論，以民調決勝負自然是合理的手段之一，近年來各政黨決定提名，多半都採取這樣的方式。優點是有較客觀的依據，缺點則是可能受到有心人操作，「排藍民調」、「排綠民調」之所以出現，就反映這個問題；再者，民調只反映當下的民意，未必能夠反映政黨的真實力量。

舉例來說，二○二○年選舉，韓國瑜得票率遠遠超過所有民調預期；國民黨不分區得票率也遠遠超過大多數民調的預期。事實上，從以往大選民調與選舉結果分析，民進黨及民眾黨相差較小，而國民黨則落差很大。

那麼，除了比民調之外，還應該比什麼？政績當然是另一種必須參考的標準。更重要的是，既要談「藍白合」，就不單純是比參選人個人魅力的高下，而是要衡量政黨實力的強弱。從二○二○年立委選舉兩黨的得票率與當選席次來看，藍白的實力對比，顯然非一個量級。

這說明了國民黨的實力遠遠超過民眾黨，試想，若以柯文哲為正，國民黨的基層政治人物會服氣嗎？選舉時會全力支持嗎？再□，就算民眾黨提名的立委全部當選，在立法院也注定只是第三大黨，縱使柯文哲當選總統，也很難貫徹施政理念。如此，柯文哲要做藍白合的盟主，顯然不切實際，以柯文哲的政治智慧，自然不會不清楚。

必須承認，柯文哲的力量絕對不能忽視。他在年輕選民的支持度遠超過侯友宜，這也正是國民黨最弱的一環。他在創造議題、引導輿論方面的能力，侯友宜也望塵莫及。如果兩人能搭檔，當然會大幅提高勝算。相反的，如果各選各的，那麼注定兩敗俱傷，這當然是藍白必須合的最大原因。

關鍵是，藍白要怎麼合？藍白合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下架民進黨」嗎？可以說「是也不完全是」。嚴格說，下架民進黨固然是六成以上民眾的訴求，但真正原因是，在國安上，避免戰爭，維護和平；在政治上，整肅貪腐，確保清廉；在經濟上，防止衰退，促進繁榮；在社會上，掃除詐騙，重建誠信。

這些藍白應該都有共識，不過，在其他議題上就未必如此。例如九二共識，侯柯及兩黨的意見就不盡相同，如果不能建立共識，將來就會發生問題。另外，藍白合後，哪些選區國民黨可以策略性支持民眾黨參選人？勝選後內閣如何安排？歐洲許多國家聯合政府的成功經驗，固然可參考，但藍白必須先協商。

此外，光是藍白合仍不足以保證勝算，非綠陣營包括新黨與親民黨也要盡量爭取，特別是支持郭台銘的力量，許多本來就是藍營支持者，如置之不理，甚至惡言相向，只會讓選票流失。問題是，要先把郭台銘納入協商？還是藍白已有初步共識後再與郭協商？這些都有待研究。有鑒於此，民眾黨與其在民調和辯論上做文章，不如趕快成立專案小組，研究如何進行藍白合；同樣的，國民黨也不能只想以拖待變，必須嚴肅面對現實，認真思考藍白合的有關問題。

總之，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唯智者能以小事大。

不僅會考的數學題目很難，英文題目更加難。可憐的國中畢業生必須要有能力一面閱讀長篇大論的英文文章，一面回答考題。長篇大論的文章中，有時是完全看不懂的詩，也可能與宗教問題有關。如果我是考生，一定會感到非常緊張，因為題目多而難，應答的時間卻又很短。

會考的題目很難，是因為會考現在的主要目的是作為升學之用。其實會考的本意是測驗學生的基本能力，現在本末倒置，會考的題目如此之難，已經無法測驗出學生的基本能力。政府無法經由會考知道有多少學生連基本能力都沒有，這是相當令人遺憾的事。

會考的成績應該有兩種：一、會考總成績；二、會考中基本題的成績。這樣做，可以使得學校經由會考選才。對於學生而言，如果學生知道自己雖然總成績不夠好，但是在基本考題上已經不錯，這個孩子會因此對自己比較有信心。

不僅如此，政府也因此可以知道全國國中畢業生中，有多少學生是沒有最基本能力的。因為我們目前的會考考題太難，政府現在其實無法真正地知道學生有沒有最基本的程度。現在的制度是，如果學生在某一學科中拿Ｃ，就表示待加強；但是拿Ｃ的同學之間仍有很大的差異，有些拿Ｃ學生的程度其實和「Ｂ－」學生的程度相差不遠，但也有學生的程度差到了極點。以英文為例，有些國中生寫不全廿六個英文字母，政府絕對要知道這種低程度的學生有多少。

學生的學業程度不僅與他們未來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學業程度太差的學生長大成人，多數會成為低收入戶。因此，如果我們的教育能夠幫助他們，使他們的學業程度提高，當然會減少低收入戶，也減少國家社會福利的負擔。對國家的競爭力而言，全國學生的學業程度如果普遍地提高，也一定會提高整個國家的競爭力。

如果我們的考題如此之難，很多學生對自己其實是沒有信心的，也會放棄學習。張鎮華教授的建議是相當值得政府重視的。（作者為清大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當病毒流行肆虐之際，接種疫苗仍是最有效的公共衛生策略。17-19世紀在南美洲與非洲橫行的黃熱病（Yellow Fever），是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feller Foundation）於1925年在非洲奈及利亞設實驗室展開製備活的減毒疫苗後，每年致全球30萬人死亡的黃熱病防治終見曙光。研發此疫苗的馬克思□泰勒爾（Max Theiler）也因此於1951年榮獲諾貝爾獎的殊榮。他在頒獎會致詞時說：「無論是創獎的諾貝爾、我及其後得獎的科學家致力於科研，是一心一意想解決人類疑難。因為有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群策群力，黃熱病疫苗才得以問世。」

1941年，波士頓兒童醫院的三位科學家－約翰□安德斯、湯瑪斯□偉樂及弗雷德里克□羅賓斯（John F. Enders, Thomas H□ Weller及Fredrick C□ Robbins）成功地將小兒麻痺病毒在非神經細胞培養，奠定減毒沙賓疫苗（Sabin vaccine）的基礎，在1954年榮獲諾貝爾獎。因此，古埃及木乃伊看到的小兒麻痺症（poliomyelitis），經由各基層衛生人員在人群的大量預防接種，加上扶輪社的跨國資助，成為繼天花後的下一個全球根絕目標。

顯然地，由黃熱病疫苗、小兒麻痺疫苗及台灣有效防控肝癌的Ｂ型肝炎疫苗，均是疫苗造福人群健康的成功實例。然而，面對全球快速傳播與伺機變異的新興病毒，往往致醫療照護體系不堪負荷，疫苗的研發與製備必須更加快速且及時，才能減緩全球疫情。於此急需下，科學家耕耘三十年嶄新的信使ＲＮＡ（messenger RNA，簡稱mＲＮＡ）疫苗應運而生邁入全球防疫戰場，有效緩解疫情的衝擊拯救生命；因而我國去年唐獎與今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均頒給研發此新疫苗科技的科學家。

mＲＮＡ疫苗的原理，是先決定病原微生物疫苗的抗原（antigen），設計和生產可轉譯（translation）此抗原蛋白（protein）的mＲＮＡ，用脂質奈米顆粒（lipid nanoparticles）載體保護送進宿主細胞，讓宿主細胞自行將傳送來的mＲＮＡ轉譯成抗原蛋白，再於人體誘發先天免疫（innate immunity）與抗原特異性的後天免疫（antigen-specific adaptive immunity）反應，圍剿入侵的病原。

此新技術於1990年在動物實驗中看到效果，開啟往後二十年一連串在人類傳染病疫苗的臨床試驗，這些數據逐步奠定用mＲＮＡ作疫苗的創新觀念（proof-of-concept）。雖然幾家疫苗公司積極開發mＲＮＡ疫苗的新技術，直到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pandemic），才催生mＲＮＡ疫苗臨床應用的新紀元，既可以短時間內快速大量生產疫苗，又可因應病毒抗原的快速變異即時更新疫苗，以抵擋當前流行的病毒株。近年輝瑞與莫德納兩款新冠mＲＮＡ疫苗，均已證實可降低重症與死亡，並能及時協助防控突然發生的新興傳染病的大流行。

mＲＮＡ疫苗，在製程上跳過傳統疫苗需大量培養病毒造成外泄的風險；也避開ＤＮＡ疫苗可能嵌入人染色體的致癌問題；又比蛋白質疫苗在量產製程與期達品質管控更加快速穩定，且能有效激發抗病毒免疫力。在1990年代，科學家已知mＲＮＡ產生的抗原蛋白可刺激抗原特異性的體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包括抗體）與細胞免疫（cellular immunity） 。然而，mＲＮＡ會引發人們不想看到的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產生過度的「發炎反應」，造成免疫病理，且當時可誘發細胞製抗原蛋白產量低。為此，今年兩位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卡里科（Katalin Kariko）與魏斯曼（Drew Weissman）分別以ＲＮＡ與樹突狀細胞的先天免疫研究專長，解決了此重要科學疑難而共享殊榮。卡里科努力不懈找出避免產生過度「發炎反應」且能量產mＲＮＡ的最佳製造法，魏斯曼闡明mＲＮＡ引起發炎的作用機制，為卡理科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分析法。兩人合作在2005年發現假尿□（pseudouridine）取代ＲＮＡ 中的尿□，解決mＲＮＡ過度激活樹突狀細胞所誘發的嚴重發炎反應；且能顯著提高mＲＮＡ產生的抗原蛋白量，提升臨床應用的可行性。

由生化學家與病毒免疫學者的跨域合作探研，開創未來mＲＮＡ疫苗與細胞治療的先河。反思國內著名大學醫學院教師升等仍僅注重個人發表論文的積分，缺乏對科學突破與社會貢獻的導引良制；升等學者的跨領域合作發表的論文算分還要除以二或打六折，簡直是打壓埋沒人才！未來我國政府必須下決心鼎力支持新興傳染病的疫苗研究，建立長期科研的最佳完整環境，包括核定充分的計畫經費，建立穩定運作的第三級生物安全動物實驗室，支援有潛力的上游基礎研究，提供第一、二、三期臨床試驗經費，廣納百川，無論mＲＮＡ、次單位、Ｔ細胞疫苗等各技術研發，給予最大資助。莫忘疫苗是保障國家安全的「生物國防」產業，嘉惠民眾健康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