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台積電從頭到尾沒說要在龍科設一奈米廠，是被蔡政府炒出來的。當時蘇貞昌還創造了「手指圈地」奇蹟，硬把一大塊民地畫進龍科，搞得居民組織自救會抗爭。如今台積電順勢退場，蘇貞昌又有話說了；但看在民眾眼裡，感想只有「厚顏」二字。

蔡總統動不動就蹭半導體業，王美花沒遇見黃仁勳也能蹭ＡＩ供應鏈，彷彿這些都是蔡政府的功勞。事實上，若無當初李國鼎、孫運璿等先進人士的遠見，大家現在哪有這屋頂可乘涼？民進黨卻想把功勞攬為己有，蘇貞昌更等而下之，想把自己的錯誤決策推到別人頭上。

中捷藍線也如出一轍。分明是林佳龍改路線繞彎道，賴清德卻要說嘴，指控盧秀燕圖利誰；去年選舉玩一次，今年選舉再搞一回。如此指鹿為馬，到底在展現什麼人格特質？

民進黨是個奇怪的政黨，當年口口聲聲公平正義、民主透明；如今卻理想、仁義盡失，還落得如此扭曲厚顏。拜託，比比才幹吧，別再比臉皮厚度！

台灣過去進口移工，都集中在勞力密集的傳統製造業和農漁業；而服務業因進入門檻較低，以本國勞工為先，從未使用外國移工替代。這次觀光旅宿業者反映缺工嚴峻現象，固然不是假議題；但究其原因，主要是旅宿業的薪資待遇太低，工時又長，無法吸引年輕人就業。相對的，不少中高齡民眾雖有工作意願，業者卻因管理考量而不願聘雇。在這種情況下，即形成招聘及雇用上的落差，使旅宿業陷入缺工。

引進移工來填補旅宿業的人力需要，固然是最便捷的途徑；但如此一來，台灣就愈發踏上「低薪鬼島」的不歸路，沒有回頭的機會。近年來，國內旅遊住宿的消費行情並不便宜，較之他國甚至顯得不太合理；然而，旅宿業的平均薪資卻遠低於其他產業。據調查，台灣勞工前年的年薪中位數為五○﹒六萬元，餐飲旅宿業的中位數卻僅卅六﹒八萬元，整整低了兩成七。既然國內旅遊的消費價格不菲，業者其實應設法調升員工待遇，而不是一味指望以廉價進口移工取替。

進口移工除將導致低薪的固著化，更值得憂慮的是，將對本國勞工造成排擠。旅宿業的服務工作性質單純，進入門檻較低，因此能作為中高齡勞動者或就業中斷者重新出發的職場。稍早勞動部曾為旅宿業辦理過一次人力媒合，有五千多人應徵，但業者最後只雇用了四百人。可見，想要進入這一行業的人不少，只是問津無門。也難怪，全產總批評開放旅宿業移工是「飲鴆止渴」，更可能引發「破窗效應」，讓更多移工湧入服務業，排擠台灣年輕人的工作機會。

二○一六年，我國的移工人數為六十二萬人；到了今年，移工人數已增加到七十二．八萬人。亦即，蔡政府任內七年半，用種種理由開放產業及公共工程引進移工，數量已相當可觀。如今，若再為服務業開放進口移工，固方便了需工孔急的旅宿業，卻將對本國基層勞工的再就業造成全面打擊。

台灣固有許多優質產業源源不斷地創造更高價值，但另一方面，有些產業則因缺乏新的技術及觀念，長年陷於低薪的窘境。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其他國家都在研究如何運用中高齡人力，唯獨台灣卻抱著即將破產的勞保基金而不以為意，還在拚命引進移工。據國發會統計，二○二一年日本六十五歲以上高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為廿五％，韓國為卅六％，台灣卻僅九％。據央行統計，日本五十五到六十四歲中高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為七十八％，韓國為六十九％，台灣卻僅四十七％。這些數字，均顯示政府對於本國成熟人力的運用缺乏關注與規畫，卻只想用最簡單而廉價的移工解決。試問，那麼多想要工作卻被社會排擠的民眾，在生計無著下，不會形成各種社會風險與社會問題嗎？

蔡總統和經濟部長王美花動輒引台灣的高科技業自豪，但別忘了，在社會基層還有許多需要工作、同時也有工作能力的人，需要政府為他們規畫工作機會。以政府對旅宿業的體貼，如果官員能拿出一半的力氣為需要工作的本國勞工著想，那麼，移工或許不是最佳答案！

台灣第一檔ETF-元大50（0050）於2003年6月發行，當年底ETF資產規模35億元，日成交值僅占市場交值0.28%；然而，到了2023年7月底為止，已有239檔ETF、16家投信參與發行，總受益人數高達654萬人，幾乎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參與ETF投資，資產規模則總計約3.1兆元，日成交值占市場成交值更高達22.1%。

ETF能大行其道並風起雲湧，主因除了存股盛行、長期投資帶動定期定額持續不間斷外，盤中零股交易的推出，大幅降低年輕小資族的進場門檻，也是原因之一；另外，近幾年COVID疫情肆虐，在家工作普及也使得適合網路交易的ETF大量受惠。在ETF蓬勃發展之際，國內ETF市場投資人的一些迷思，則值得探討並加以導正。

迷思之一：年輕人適合以高股息ETF來壯大資本暨累積財富嗎？根據統計，2023年上半年，台灣前十大台股ETF中，有五檔中就屬高股息類型ETF，其中前兩名資產規模都超過2,000億元。究其原因，除了高股息ETF原本就有為數不少的退休族群購買，及以追求穩定配息的法人機構大量持有之外，近期竟也成為年輕小資族的追捧對象。然而，從投資學角度觀之，長期累積財富所仰賴的利器為「複利」的效果，撇開每期投資金額大小，決定「複利」威力的因子之一為投資時間長短，而另一則為投資報酬率高低。年輕小資族最強大的本錢就是時間及較高的風險承度，所以在一定的投資區間內，年輕人若要以ETF為投資標的，應選擇市值型或成長型ETF，才會有較大的「複利」的效果，也方可在一定投資間內，壯大資本暨累積財富，並為未來退休金奠定厚實的基礎。

迷思之二：高股息ETF配息頻率是否愈頻繁愈好？如上所述，高股息類型ETF深受投資人青睞，投信業者也抓住投資人愛配息的心態，紛紛推出「季配息」甚至於「月配息」等ETF產品；然而ETF就與股票一般，一旦沒有順利填息，領的股息就像是右手進左手出，並沒有真正入口袋，且亦會面臨貼息風險。另外，若ETF配息頻率增加，為了達成目標配息金額，必須執行停利的次數也會增加，對於以壯大資本暨累積財富為目標的投資人而言，高配息頻率反而不利。此外，對於不需要定期性現金流入者而言，領息後再將配息再投資，反而增加交易成本。

迷思之三：ETF屬被動性投資商品，不會有過高的槓桿風險？一般投資人對ETF的刻板印象即是：它屬於一種追蹤指數的被動型金融商品，因此其槓桿風險不會太高，惟現在台灣ETF市場的商品琳瑯滿目，例如目前就有33檔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槓桿型（如元大台灣50正2）及反向型（如國泰中國A50反1）ETF，基本上不論是槓桿型和反向型ETF，都必須以相關的期貨合約來複製報酬率，以每日追蹤報酬的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方能達到產品本身設計之槓桿倍數。

再者，投資人買賣槓桿型和反向型ETF，除了必須承受一般投資風險之外，尚必須承受期貨正、逆差可能導致追蹤誤差過大的風險，同時也存在每日因必須動態調整複製投資標的指數倍數，尤其須轉倉時所產生的額外交易成本。總之，買賣槓桿型和反向型ETF，如同間接投資如期貨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一樣，必須承擔比一般傳統型ETF相對更高的風險，尤其是高倍數的桿型和反向型ETF，其存在相當程度的槓桿風險，投資時不能不慎。

總而言之，在選定ETF投資時必須了解本身的投資目標，尤其是年輕小資族在人生投資的初階段，必須以壯大資本暨累積財富為首要目標，切勿為了追求短期配息的小確幸，而盲目一窩蜂追逐高股息暨高配息頻率的ETF，而應正確選擇市值型或成長型ETF，方能享有較高「複利」的效果，也才可以在一定投資間內壯大資本暨累積財富，並為將來累積足夠的退休金。

另外，也冀望有遠見的投信業者，應多多效法國外，增加發行累積型（將每年資本利得自動滾入再投資）ETF，來讓國內投資人有更多元的選擇，以利其享有更大複利效果，進而更有效率地累積財富。

二○二○總統大選，韓國瑜便以高民調勝出獲提名，無奈選情不如預期，當時許多民調單位也是幾家歡喜幾家愁。這種狀況若存在，找十家民調公司來都無法給出有意義的參考值。如果只有一家真的準，難道要拿其他九家不準的數字來跟這家平均？

民調準確度不穩定的原因不一而足，在台灣主要是調查方式未與時俱進。首先是機構效應，不同機構的樣本受訪者可能偏向某陣營；其次是年齡層問題，年輕族群不用市話，如何準確調查到這些人？最後則是灌水，若對手陣營支持者有系統灌票，如何呈現真實投票行為？

這些問題的答案，台灣的主要做法是加權調整，即知道抽樣樣本可能有偏差，就在不同群體的結果間這邊加一點，那邊減一點。但怎麼決定加權方式？怎麼確定手機跟市話的比重？這就存在大量個人經驗，也是導致各家民調準確度不穩定的原因。

做民調前，要有長期進行的基線調查，經費跟時間的投入無比巨大。更重要的是，市話＋手機民調的做法要符合科學，就須確保知道「只用手機」的比重，然後抽樣時要在那個群組內抽。否則只會放大手機跟市話都接觸得到的族群，結果同樣失真。

另一個難以克服的挑戰就是對手灌水，以及支持度只是空氣票。市場調查或民調都只是態度調查，會隨著時間或短期事件改變，也不代表會實際投票，因此只適合做為策略決策參考。

所以在選前某個時間點進行態度調查，然後就認定誰是最強參選人，顯然禁不起推敲，這是為何美國主要採用初選來推出候選人。維持一個支持者名冊（或認同卡簽署人），然後要求實際到投票站投票，來增加灌票成本，進而降低灌票影響。同時也在初選前進行充足的辯論與動員。這比起受眾被動在家回答問題，更能反映真實投票所需完成的動作，更可能判斷出最強參選人組合。

第一，在法國兩輪決選總統選制下，各政黨多數時候沒必要整合出單一候選人。首輪投票可發揮準初選功能，政黨會等結果揭曉後再決定是否要支持得票領先兩位中的一位。也有例外，就是透過合作確保最適候選人進入第二輪。因此，二○一七年貝魯領導的民主運動黨在首輪投票前就宣布支持馬克宏。民主運動黨和馬克宏所屬前進黨間的合作基礎不是初選，而是權力分配。

二○二一年，面對馬克宏政府日漸右傾和極右派壯大，左派支持者發起人民初選，經四十六萬人線上投票，前社會黨籍司法部長陶比拉脫穎而出。然而，陶比拉最終只得到一八一張公職連署，低於法定的五百張門檻，無法取得參選資格。排名第二的綠黨領袖雅多則在首輪投票得到四點六三％選票，可見初選和民意間的巨大落差。

第二，法國到二○○七年才由左派社會黨開啟制度性的黨內總統初選，並在二○一七年得到右派共和黨參考採行。一七年至今，初選替這兩個主要政黨帶來災難。一七年，黨內初選出線的共和黨候選人費雍在首輪得廿％選票，落居第三，未能擠進第二輪。去年，同樣在初選出線的珮克雷斯更只得到四點七八％選票。展望二○二七年，長期做為右派主要政黨的共和黨只能仰人鼻息，看極右派民族聯盟及馬克宏所屬復興黨的臉色。

無獨有偶，七○年代初期取得左派主要政黨地位的社會黨也成為初選祭品。二○一七年，黨內初選出線的阿蒙在首輪得到六點七六％。去年，同樣在初選出線的伊達戈得票率更滑落到一點七五％。社會黨被迫加入梅朗雄領導的新左派同盟。

不論是二○二○或二○二四，筆者都認為郭台銘是台灣最好的領導人；如果郭台銘當選，才能真正克服阻力，解決台灣的難題。外界認為郭董民調落後為何還堅持參選，筆者年齡略長於郭董，我認為郭台銘在人生的這個階段，選上、選輸對他來說其實不重要，他思考的是在自己的餘生，如何還能夠為台灣及大陸（亦即中華民國）有所貢獻，為養育他自己及家人的土地盡一分心力，明年一月十三日的選舉是個讓郭台銘落實貢獻的過程。

但從這個出發點，筆者認為，現在台灣面對的歷史任務，非郭台銘不能，如同民進黨的林義雄，他為陳水扁排除萬難，讓民進黨順利執政，留下歷史定位。沒有林義雄，就沒有陳水扁，這不也是人生歷史的責任嗎？

從公開的民調來看，雖然郭台銘暫時落後，但依然是「關鍵少數」，郭台銘支持誰，另一方就會被邊緣化。郭台銘可以第三方的身分，提出公正可行的初選方式，藍白誰不同意，郭台銘就可與另一方整合，邊緣化第三方；而若藍白兩方都同意，則郭台銘這位「整合者」的地位，在中華民國政治史上可說是前無古人。

當然，這樣的前提，是郭台銘不能堅持「選正的」，郭董自己也要接受初選的結果。

川普身家僅郭董三分之一，放在美國稱不上頂級富豪，才會對總統職位汲汲營營；而以郭台銘鴻海集團創辦人歷史定位，早已高過李登輝之後的民選總統；畢竟總統任期只有八年，不及郭台銘數十年來為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

因此「選正的」，只是郭台銘賽局策略的一個槓桿而已，而這個底牌也到了該掀開的時候。侯辦提出的「美式開放式初選」，筆者以為美國是公辦初選，有選民名冊，台灣的政黨在沒有名冊的情況下，等於是憑身分證就可以到任一投票所領票，會有在不同投票所重覆投票的問題，有執行上的困難。

因此，當下最科學、最接近選舉結構的初選方式，還是民調。如果到最後連郭台銘也無法整合成功，那麼就只能靠選民主動棄保了。

一帶一路倡議背後，有著深刻的大陸內部與國際政治經濟背景因素，即便大陸極力否認一帶一路與地緣政治的關聯，該倡議所涵蓋範圍之大、包含人口之多，其建設將涉及到沿線參與各國間的利益。雖號稱經濟合作，影響將無可避免會外溢到政治層面，進而影響地緣政治格局。

國際對一帶一路的批評包括：債務陷阱、喪失國家自主性、透明度不足、造成貪腐與人權問題、民主倒退、資源掠奪、新殖民主義等。國際也因而出現許多抗衡計畫，然而似乎均未達到目標，許多計畫係既有方案的重新包裝（例如「藍點網路」、「重建更好世界」、「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實係類似計畫的重新包裝、「全球門戶」計畫亦被批評只是「新瓶裝舊酒」）；許多計畫也都有資金無法到位的情形（例如「重建更好世界」、「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與一帶一路都有「口惠而實不至」的問題。

相對的，前述國際對一帶一路的批評，可能也有部分誇大。研究顯示，至二○二一年底為止，一帶一路出現爭議項目僅占五點三％，出現爭議的金額占十點四％，推動上大致順利。在各國與美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距離上，大陸並沒有因為一帶一路的推動而明顯改變「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推測因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希望分散風險，反而更積極與大陸以外的國際體系交往。此外，參與一帶一路也未明顯使參與國家的貪腐情況出現惡化。而民主退潮是近年國際的普遍現象，似乎與該國是否參與一帶一路並無正相關。

大陸對外投資與援助，一向號稱秉持著「不附帶特殊條件、不干涉內政主權」的原則。然而，近年隨著大陸的野心持續高漲，不斷向國際推銷「中國夢」、「中國方案」；身為全球最大單一債權國的大陸，很難避免利用手中的籌碼影響他國政策，以擴大自身利益。此變化也成為各國是否持續參與一帶一路的隱憂，值得持續關注。

「帶路倡議」或西方抗衡一帶一路的相關計畫，均有各自的優點與弊端，難以絕對的標準衡量成功或失敗，各國均試圖在不同的計畫中評估對己最有利的方案。若能減少意識形態考量，以客觀的角度看待國際間的合縱連橫，避免選邊站，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方能為我國謀求最大的利益。

哈瑪斯頗有破釜沉舟、視死如歸之勢，令世人震撼。使得美國外交、國防及國會領袖先後來到以國，連總統拜登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抵達以國，準備與總理內唐亞胡會談如何解決以巴衝突。然而，就在拜登到訪前夕，加薩醫院遭炸造成重大傷亡，導致阿拉伯國家領袖取消與拜登的會面，以阿敵意螺旋更為上升。

原本美國的積極外交是表示對以國的支持，也是欲勸說以國要適可而止，以免戰事擴大到不可收拾地步，如今事態卻更為嚴重。以巴衝突是一無解的國際難題，因為涉及到種族、宗教、生存權等複雜問題，而事實真相已經被現實的國際政治掩蓋，如今要追究誰應負起衝突的責任，卻已失焦。以巴雙方乃至於西方與中東國家，敵意螺旋在多次殺戮中不斷上升，報復的手段愈來愈殘酷。

服役時，一位參與過東山島突擊戰的士官長告訴筆者，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勇敢，事實上是戰場教出來的；每一次戰役讓他對「共匪」的恨意愈深，他就愈勇於殺敵。這應該就是「敵意螺旋」最好的註解。

兩岸關係不同於以巴，同文同種、宗教大同小異、各自有生存空間，不同之處在於政治制度及信仰。政治理念可藉由多方接觸了解彼此的想法，先求同存異，讓時間磨掉兩岸歧見，再找出適合共存的方法。如果兩岸持續不溝通，雙方敵意螺旋會在無形中增加，非台灣之福。因此，台灣不能存有「中共尚無能力犯台」，或是「美國等盟邦會全力相挺」的迷思。

國際常以理性角度來預測中共的行為，但從北京毫無規畫即放棄「清零」政策，任由人民四處旅行，使得全球再度緊張防疫，就可看出中共非理性的一面。我們不可認為中共不會蠢動，世人不也「理性」認為俄羅斯不會入侵烏克蘭、哈瑪斯無能力攻擊以國嗎？

西方國家支持民主友邦，不是真為民主信念；真正的目的是要維護他們的國家利益。換言之，是要友邦當他們的馬前卒。試問，誰能否認台灣正在為美國擋子彈？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孫曉雅月初說「美台維持現狀、不建交，會有和平穩定與繁榮等好處」，說穿了就是維護美國的利益。

以巴戰火未歇，我們不能抱著觀火的心態，因為台灣靠中國太近，卻離美國太遠。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預測，三年後如果共軍犯台將慘敗，但台灣也成焦土一片，是兩敗俱傷。明年當選的台灣總統，恐要深思應對之道。

不管真實狀況為何，現在美國面臨兩個選擇，其一是繼續甚至擴大對中國科技封鎖；另一方面，一些美國公司希望取消制裁，因為大陸市場龐大，放棄極可惜；且再多的制裁也無法滴水不漏，反而加速中國前進的腳步。如此一來，全球將一分為二，世界科技也會兩極化，變成西方國家與金磚國家兩大陣營，各擁盟主，分庭抗禮。對美國而言，這場無硝煙的戰爭並非全占優勢，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超出預期。

Mate 60□Pro上市就熱銷，中國目前是否能大規模生產七奈米晶片，我們尚不得而知，但我認為在晶片應用上本就不一定要使用最先進製程的高階產品。比如可以利用晶片設計、封裝及特殊生產技術處理，搭配次級光刻機技術，使其在應用表現上達到相同的成果，這在良率及成本考量下不失為一個良好的替代方式。更何況中國大陸還一邊在研發更高階的新技術。台灣以半導體產業自豪，過去大家認為大陸半導體在設計方面落後台灣三年，製造則差距五年，目前看來，中台之間距離愈來愈短，我們還能領先幾年，需好好評估。

華為手機只是一個產品，這家公司還是全球最大的五Ｇ通訊大廠，現在又推出超低耗電功能的五Ｇ基地台、「穿戴產品」及智慧型電動車。許多國家都無視美國對華為的制裁，採用華為先進的五Ｇ技術。這次新手機發表後，美國對其的制裁似乎已雲過風輕，華為全面開發新產品，利用手機、物聯網、互聯網，到所謂「萬物互聯」，可說是革命性與創造性的布局。

除了半導體外，中國在其他科技上的突飛猛進，也非常值得我們關注。比如量子世代即將來臨，對於這個台灣尚屬先進的議題，中國大陸已積極投入。再如電動車，大陸電動車的銷量已占全球市場近六成左右，且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國產品牌，各車廠也積極掌握電池及電子零件的製造。另外對於人工智慧的全面整合與合面智慧化，大陸也在全力衝刺。當然美國的圍堵一定會對中國科技發展帶來極大困難，且中國同時發展這麼多項目也非易事，除資本外，特別需要大批菁英人才，人才是否充足是致勝的關鍵因素。

見微知著，台灣不僅不能鬆懈，既要維持半導體產業的優勢，提防中國大陸的追趕，更要投資新興產業，如人工智慧、量子電腦等等，才能儲備未來的競爭力。然而目前僅半導體產業就已面臨人才短缺的困境，更遑論還要培養及儲備未來科技所需的人才。因此如何透過各種方式，蓄積人力資本，創造競爭力，值得政府審慎評估、未雨綢繆，結合大家的努力，才能讓台灣在世界科技舞台上永遠占有重要的席位。所謂「得人才者得天下」，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