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後出生的新世代,即將大學畢業,而今年入學的大一新生明顯減少,就出生率來看,此勢必挑戰著全國公私立大學之規模結構、經營與必要之調適。國立大學有政府之財務支持,師生比尚非問題,而私立大學必須藉由「學費」來支持大比率之師資及行政資源支出,就教育事業經營效能,勢須對辦學有重新定位與面對威脅之心態變革。
身為私立大學的教師,在各門專業迎向錯綜複雜、斜槓整合局勢下,如何自我提升調適教學框架,除了考量自身之學術研究品質與工作權外,以「互為學習為中心」之知能傳授及人格培養,在此關鍵時刻至為重要。
近年除大都會區外,許多偏鄉之學生其家庭經濟狀況並非充裕。此次某位總統參選人提出要補助私立大學學生學雜費,有許多家長表示應先休學,等政策下來再讓其子弟入學;相對於國家各項建設龐大的支出,學費補助只是區區零頭,但對部分弱勢家庭卻是「大事」,此亦可看出今日大學區域化、社區化之趨勢主因「經濟問題」所致。
上世紀台灣大學生出國比率高,北上或離家向外拓展人生經驗之風氣卻逐年縮小。如此下來,台灣學生之視野格局將普遍變窄,其國際競爭力亦漸弱。此實值得領導人深思,到底我們的大學教育與技職教育該如何調適,才得以學用合一?
日前參訪了梁啟超故居的「飲冰室」,看到一百多年前梁任公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反觀晚清民國以來的現代教育日益物質化、機械化,學校幾乎成了一個販賣知識的場所,而修身之學則棄之如敝屣,全面退卻、衰落。同時,上層社會人士的精神人格也日益墜落,如此下來,中國有可能重蹈西方覆轍。」這句話在百年後仍宛若鮮活的現實描述。
民國初年的教育家,他們作為領導者,均有博學多光譜之思想與貫通古今天文地理與人文哲學之涵養。蔡元培認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傅斯年認為「在大學裡得到學問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證書乃是很次要的事。」梅貽琦認為「所謂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張其昀認為「大學教育應以通才為根幹、專才為枝葉、培養學生之胸襟、態度與品格。」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二○二二年發表了「教育的未來」之報告,認為「教師不一定擁有獲得真理的特權,他和他的學生一樣也必須處於不斷進步的過程中。」
總結是:「我們迫切需要改變方向,因為人類的未來取決於地球的未來,而這兩者目前都處於危險中」,「大學應重新定位為新的教育社會契約,重建我們彼此與地球、與技術間之關係的社會契約」。緣此,因應時代變遷,公私立大學分工,院系所整合交流,無框架共享式之教與學,正是實踐此契約之新導航!(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