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吳釗燮一個人也承擔不起所有功勞。大家對外交「麻痺感」的養成，需要長年累月的反覆訓練。蔡政府的大內宣，綠營網軍側翼的攻伐，都居功厥偉。蔡總統引以為傲的宣傳詞是，「讓世界看見台灣」；但邦交數減至十二，想參加的國際組織CPTPP、RCEP、WHO都進不去。我們除了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兵凶戰危，還看見什麼？

諾魯這是第二次與我國斷交。二○○二年扁政府時代，諾魯就曾琵琶別抱；時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吳釗燮即曾口出名言，稱台灣應以「辦喜事」的心情看待此事。但天算不如人算，三年後諾魯又與我復交，那是辦喪事嗎？

去年十月，淡大教授黃介正即曾質疑，諾魯總統突然下台，顯示外交部情報失靈。吳釗燮為此痛批黃介正，指他發言不實，枉具學者身分。如今斷交，吳釗燮難掩措手不及之驚愕，他敢說這是「第二次辦喜事」嗎？

民進黨常說中華民國「不是正常國家」，現在它快把邦交國丟光，這更像正常國家嗎？

回顧這次選戰，藍營幾乎是在搖擺不定和內外紛擾中度過。初選前後受到郭台銘不斷掣肘，藍白合協商階段則遭到柯文哲戲弄，可以說，國民黨是從藍白合破局後才開始凝聚，展現罕見的團結。過去藍營的菁英與地方派系之分，本省與外省的省籍猜疑，這次已不復見。趙少康最後出線搭檔，成功拉高聲量和支持者熱情，即是明證。

國民黨之所以輸掉總統選戰，主要原因是缺乏對人才的長期培養，臨陣選將當然不足以致勝。試想，民進黨從賴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就刻意栽培他，蔡英文甚至不計嫌隙拔擢他出任行政院長與副總統，幫他打造不同歷練的光環和能見度。相形之下，侯友宜的中央最高資歷就是警政署長，儘管其新北市長任內政績不錯，但畢竟只是地方層級歷練。選戰一開打，侯友宜面對一些全國性議題都相對生疏，尤其最初兩場與大學生對談表現僵硬，使他失去年輕族群支持。

國民黨敗選的另一因素，是選戰策略的老舊。例如過度倚賴「陸軍」和組織動員，卻不重視網路的「空軍」造勢，且訴求都顯得老氣，難觸動年輕世代。這次藍營提名的不分區立委高度年輕化，頗受好評；但政黨文宣從頭到尾只圍繞侯趙，不見安排新人現身亮相，平白浪費了這張「年輕牌」。

此外，民眾黨這次汲取當年蔡英文發動「小豬撲滿」捐款及結合網紅的經驗，成功利用小額捐款策略號召「小草」認同。包括支持者輪流扛著阿北的「人形氣球」，接力行走千里，都是很成功的社會動員。表面上看，這種非傳統的造勢策略只是插花，但其「遊戲化」的設計卻具有低門檻易入的趣味，能讓基層民眾自由地參與響應，形成社會動員風潮。遺憾的是，國民黨在這方面毫無著墨，把支持者阻隔於門外。

上述人才培育、選戰策略、社會動員的問題，都是國民黨必須積極改進的工作；包括藍營的政黨定位，也必須隨社會環境變遷調整。如今外媒提到國民黨，都稱之為「親中政黨」，這當然是偏見；但可想而知，台灣年輕一代一定也受到同樣宣傳的影響。兩岸保持溝通是和平的要件，目前也有只有藍營有能力做到，卻屢屢遭到抹紅。藍營必須努力經營一套有效的論述，說服有顧慮的民眾，這是迫切要務。無論如何，國民黨若想在四年後贏回政權，主席必須提出具體可行的「兩年中興、四年光復」計畫，才能重新擦亮國民黨的招牌。

國民黨未來的坦途無他，就是必須認真深耕全民，努力監督揭弊、追求公義，以擴大自己的民意基礎，不能只盯著日漸縮小的藍營基本盤掙扎。只要心中以人民為念，對民進黨的施政積極監督鞭策，努力追求真相揪出弊案，賣力扮演好在野黨角色，一定可以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同。而只要能提出具公義價值的法案，便不怕民眾黨不追隨，何需一味苦待藍白合？

加上未來四年，國民黨將失去政權達十二年之久，具有中央歷練者更少。屆時，有幾人能角逐大位，必須早兩年把人選備妥。擁有地方執政優勢又是國會最大黨，下回若再錯過，就沒機會了！

（《2024大選變局》系列五）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民生議題解決之道，追根究柢，只能靠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點點滴滴努力，用對的政策發展經濟，增加財政稅收，政府才有本錢擴大公共建設、發展綠能、強化國防、能源轉型、興建社會住宅、解決勞健保行將破產困境，做好老年照護等施政要務。

猶記25年前，「台灣奇蹟」曾經是繼「日本第一」之後，成為世界各國爭相仿效的對象。然而今天，台灣只能倚靠台灣海峽地緣政治穩定與否，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

我們當然不能否定前幾任總統在經濟發展上做出的努力與貢獻，但是從國際經濟論壇（WEF）與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的報告，台灣在國際間相對競爭力逐年下降，卻也是不爭事實。在此，我們歸納出幾個常見的經濟政策盲點，希望新政府可以記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首先，若要重新將台灣經濟發展推向另一個高峰，政府與相關智庫應該從內心承認台灣只是小型經濟體，不可罹患與美中日相提並論之大頭症，在發展道路之選擇，應該以瑞士、荷蘭、新加坡、以色列為師。這些國家與台灣相似，欠缺天然資源，卻能發展出國際級的產業與經濟，憑藉的是用對了經濟發展政策。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新政府內閣組成之後，首先該做的不僅是內省，更應該外引正確思維。內閣團隊成立後的集訓會議，應該將此列為重要討論議題。

其次，經濟與產業發展政策切忌列入太多的政治與選舉考量，將一切資源分配變成雨露均霑，反而應該遵循80／20法則，集中將主要資源投入強勢產業。試想：政府其實就是國民繳納稅金的操盤者，委託一個代為理財操盤的經紀人，民眾希望的是政府把錢投入在未來會有大回收的產業。

如今國際競爭日趨劇烈，美中歐日印等大國控制市場並主導技術與標準，且相互制衡。面對新的國際經濟競爭型態，政府應該制定有效政策，鼓勵企業以台灣為根基，積極走出去，爭取國際資源：運用國際資金、延攬國際人才、深入國際市場。政府做為產業後盾，不僅需要與各國洽商經濟合作協議，更應考慮以財稅減免方式降低企業國際化初期風險。

投資台灣當然也是為國民創造就業的一個重要手段；但古今中外經濟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成敗，根本因素在於對投資者的吸引力，與其對投資地穩定安全的信心，所有內外資企業在台灣是否加碼投資，台灣優秀勤奮人才與完整產業供應鏈，的確是正面誘因，但是兩岸關係穩定與否卻也具有絕對性的影響。

發展經濟必須具備穩定能源及電力。為了維護最後一道防線，在2040年綠電占比超過五成之前，台灣絕對不能放棄核電，任何執政團隊都應該以務實心態讓核一、核二、核三繼續延役，至於環保人士憂心的核電廠燃料池爆滿，及核廢料最終儲存等兩項難題，隨著技術進步，世界先進國家如美國、法國、英國、日本均已有現階段解決方案，絕對可以做為台灣學習模範。

政策取捨經常是兩面刃，有利必有其弊。選擇之道無他：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退一萬步想，如果台灣遭遇中共航運封鎖，現階段主要發電原料液化天然氣無法進口，僅靠水力發電加上核電，已然可以支撐最基本之民生用電，使社會在數月之內不致陷入無電可用之混亂。

新政府千緯萬端，發展經濟成效是施政的根本，方向走對了，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2024開新局 改革再出發 系列完）

各方說法令人眼花撩亂，尤其是美方說法儼然言之成理，但若究其實， 根本就是連歷史事實都弄不清楚，只想用打擦邊球的政治語言，博取一些不明歷史真相者的好感而已。

首先，諾魯提出的兩個前提條件來看，二七五八決議案文字很清楚，但諾魯所謂的「一中原則」內涵為何就不清楚了？其實就連美國的「一中政策」內容也是來來回回變了好幾次。從華府與北京的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前後順序，就來回折騰不知多少次；再到其後為對付李登輝的分離主義路線，再加上「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為參加單位的國際組織」；到了小布希再加上「反對兩岸片面改變現狀」。而所謂的「現狀」定義，依當時亞太助卿凱利的說法是「由美國界定」；到了川普出任總統時，則是在「三公報一法」後再加上了「六項保證」。也就是從川普時代開始，美國始對聯大二七五八決議案動手。

二○二一年十月廿一日，美國彼時的亞太副助卿華自強表示，台灣所以無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等聯合國單位，甚至是藝術家、記者與人權工作者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是因為中共錯誤引用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但其實真正阻礙我國加入聯合國體系的是一九五○年通過的第三九六號決議案，而該案還是由美方與我方等反共勢力主導通過。這個對聯合國專門組織的參加／參與進行規範的決議案，略謂「建議聯合國大會所採對一國代表權之態度，應為聯合國其他機構及專門機構予以考慮」，等於預先規範了聯合國下轄的專門組織／經社理事會等相關單位，必須接受第二七五八的相關決議案管轄。這大致已回答了台灣是否能參與國際體系的問題。

至於二七五八決議案是否決定台灣的地位？該決議案通篇沒有「台灣」之名，當然沒有提及地位。但如果回到二七五八決議案當年（一九七一）時空背景，可以清楚知道，決議案全文雖未提「台灣」，但該案是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當時稱自由中國）與台海彼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赤色中國），二者之中誰能代表中國」的問題。在這樣的概念下，根本無所謂台灣問題存在，因為當時的概念非常清楚，「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均主張台灣和大陸都屬中國，這也是當時國際社會的共同認知。

在歷史問題上，羅森柏格錯用台灣的概念去打擦邊球；最嚴重的是，她沒有說清楚，當她表示「沒有排除任何國家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時，這個「台灣」的國家定義與定位是什麼？這代表美國的政策態度嗎？

至於美國對諾魯斷交之舉表示失望，其實我們也真的很期待美國重新與中華民國恢復外交關係。

種族滅絕的定義是猶太律師拉斐爾．萊姆金於一九四四年提出的，在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實施大屠殺之後，他推動了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的制定。種族滅絕通常被視為是「罪上加罪」，其定義是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

戰爭與種族滅絕間存在著明確差異。正如國際法院先前明示的，使用武力，即使規模很大，「其本身並不構成種族滅絕行為」。如果每場戰爭都是種族滅絕，這個詞便毫無意義。尤其國際法院必須考量一個重要事實：這是一場在密集城市中進行的不對稱戰爭，哈瑪斯為此準備了十多年，特別是使用部署在平民區下方的隧道網絡。

去年十月七日，哈瑪斯等恐怖組織對以色列發動戰爭，他們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野蠻行徑，包括謀殺、酷刑、強姦、殘害了一千兩百多名以色列人，以及劫持包括嬰兒、老人和病人在內的二四○位平民作為人質。哈瑪斯的暴行完全違反了國際人道法，人質至今飽受折磨，哈瑪斯也拒絕國際紅十字會與人質接觸。

根據保衛自己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以色列被迫必須做出反應，尋求在加薩被扣為人質的嬰兒、兒童、婦女和男性人質的獲釋，並確保哈瑪斯和其他武裝團體沒有能力繼續攻擊以色列人民和領土，即使他們明確誓言要「一次又一次」這麼做。

問問你自己：哈瑪斯的軍事基地在加薩的哪裡？答案是許多加薩平民的死傷，很大程度上是哈瑪斯將其戰鬥人員安插在加薩民間的結果，包括清真寺、醫院、學校和聯合國設施，明顯違反戰爭罪。哈瑪斯將平民當作人體盾牌，並試圖造成大量傷亡，以激起公眾對以色列的輿論。

南非的指控基於兩項主張。一是關於加薩平民死亡和破壞的規模，毫無疑問，在加薩的戰爭給平民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許多人失去生命。然而，這並不表示種族滅絕已經發生。

二是來自以色列官員或前官員的各種聲明，他們聲稱這些聲明證明了實施種族滅絕的特殊意圖。這些經過精心挑選的發言，忽略了以色列領導人所發布的、澄清以色列實際意圖與官方政策的許多聲明，包含1.以色列的目標是恐怖分子及其軍事設施；2.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平民的傷害；3.確保人道援助。

以色列無意實施種族滅絕的真正證據是，以色列堅定不移地持續努力促進人道援助從埃及進入加薩（自戰爭開始以來已提供超過六千三百輛卡車的援助），並且與聯合國及國際社群合作，這很難說是有種族滅絕的企圖。

更甚者，以色列發布襲擊預告以降低巴勒斯坦人民的傷亡，即便這會增加自己部隊的風險，這些都再再強調了以色列毫無實施種族滅絕的意圖。

南非指控的唯一目的，就是詆毀以色列，並否定以色列為避免下一次屠殺再次發生、為保衛國民不受大規模火箭襲擊、及為尋求超過百位人質被釋放的努力，這些被哈瑪斯挾持的人質在加薩已超過一百天。在屠殺發生後短時間內，南非招待了哈瑪斯的領導人並表達對哈瑪斯的支持，顯示南非已成為恐怖組織的同謀，而這個恐怖組織在十月七日對以色列平民進行了一場種族滅絕。

首先是法律層面。十月下旬以色列進軍加薩後，慘絕人寰的畫面在國際媒體上播送，引發了輿論的洶湧聲討，不僅歐美出現停戰示威，南非更在十二月廿九日向國際法院控告以色列「種族滅絕」。以色列雖然第一時間反擊南非「歪曲現實」，卻不能阻止案件推進。

一月十一、十二日，這起案件在荷蘭海牙展開兩天的庭審聽證，南以兩國激烈交鋒，南非主要從巴勒斯坦遭受的漫長不公出發，稱哈瑪斯襲擊平民的行徑當然有錯，但任何暴行都不能成為種族滅絕的理由，以色列也不能以此開脫違反一九四八年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事實；以色列則延續一直以來的對外口徑，宣稱自己才是受害者、真正進行種族滅絕的是哈瑪斯，同時反嗆庭審是「史上最偽善的作秀」、南非是「恐怖組織哈瑪斯的法律辯護人」。

平心而論，南非的用意當然出於停火止戰的人道考量，但國際政治往往是拳頭至上、實力說話。先不論國際法院的正式裁決往往經年累月，即便海牙真的應南非所求進行暫定裁決，喝令以色列停止軍事行動、允許人道救援進入加薩，有歐美當靠山的以色列也不會聽從。

當然，如果國際法院真的定調以色列在加薩進行「種族滅絕」，就算無法在現實戰場發揮作用，也稱得上是一記諷刺的耳光，畢竟猶太人曾是國際公認的「種族滅絕」受害者，如今卻搖身一變成為加害者，一面在哭牆前訴說流亡之苦，一面又讓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其實這樣的諷刺也無須國際法院來給，畢竟只要以色列存在一天，就永遠陷在這樣的道德泥淖中：因為被「種族滅絕」的苦難而獲得立國基礎，卻也持續被「種族滅絕」的指控糾纏。

而地緣層次的博弈，則昭示了以巴衝突的實質難解。觀察這次衝突便能發現，曾被阿拉伯世界奉為政治正確的以巴問題，已在中東地緣格局的變化下，逐漸轉型為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的代理衝突。哈瑪斯看上去是阿拉伯武裝組織，本質卻與葉門的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與伊拉克的民兵毫無二致：都是伊朗的地緣棋子，構成了德黑蘭布局中東的「抵抗軸心」。

哈瑪斯當然有自己的鬥爭議程，但不可否認地，其所為也往往要替伊朗的國家利益服務。以十月七日發動的「阿克薩洪水行動」為例，哈瑪斯挑戰了內唐亞胡領導的右翼政權，也成功攪亂了沙烏地與以色列的建交進程，讓伊朗暫時免除了「以色列勢力滲入海灣」的威脅。而在以軍進攻加薩後，伊朗又先後動員了真主黨、胡塞武裝、各地民兵，在紅海、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等地製造了緊張局勢，不僅是要牽制以色列對加薩的攻勢，也是有意對美以展演自己戰爭潛能與地緣布局。

當然，考量到軍事體量與實力的差距，伊朗不會貿然對美、對以宣戰，卻也不會停下對「抵抗軸心」的經營。不論加薩戰火會以什麼方式終結、哈瑪斯又會否真被以色列消滅，伊朗與以色列美國的時代博弈，仍將繼續。

我想趁大眾記憶猶新之際，利用三個實際場景來分析我的觀察。場景一，政論節目主持人批評某候選人動輒以「科學、理性、務實」自我標榜，卻透過內部民調的造假伎倆，掩蓋自己屈居「老三」的事實。他引述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政治是一項志業，政治需要道德」的名言，斥責政治人物不應迷幻支持者，欺騙自己的群眾。一名受邀來賓憤怒指責「Ｘ老三」害慘年輕世代，因為台灣將在八年、十年後「菲律賓化」。

場景二，某立委尋求連任，遭控觸犯婚外情。對手陣營在記者會上揭露多部私密影片，影像清晰可鑑。儘管他人指證歷歷，該候選人卻矢口否認，指控影片為深偽造假。他急中生智，重申國人絕對不能讓「敵國」網軍介選得逞，動搖國本，甚至請來糟糠妻掛保證。無獨有偶，同黨的一位同志先前也遭人披露和「敵國」女子發生外遇並被迫棄選。東窗事發後，他猶做困獸之鬥，順勢拖人下水，要求在野黨某立委一起接受國安調查。

場景三，自嘲是「臨時演員」的高中國文教師預錄影片，向參加教改研討會的成員表述自己的心情。她坦言，對於她所指陳的「無恥課綱」亂象，府院黨高層不思反省，反而放任網軍對她施展攻擊。她批評道，在意識形態的蒙蔽下，有人硬說傳統道德是威權時代由上而下宰制式的中心思想，看不見道德超越時代，超越制度的永恆價值。她明確主張，教育必須以培育品德為本，因為「道德生活中有著和諧的秩序，所以幸福就隨之而來」。

選戰結束之後，我特地閱讀了旅美華裔學者黃仁宇的著作《中國大歷史》，想要從中獲取以史為鑑的靈感。該書的末章標題為〈台灣、香港與澳門〉，立刻吸引我的注意力。作者以平淡的口吻說道：「人類之行動在大範圍內展開，只循著若干因果關係，不能由各個人意願左右，更難因著他道德上的希望而遷就。」他進而表示：「注定將發生的事物總會發生，道德與否和事實之來往無關」。

闔上書本之際，我產生了一項頓悟，即是依當前的民心趨向來推估，台灣社會或許會更墮入道德虛無主義的狀態，而政治圈終將成為道德禁區。在政府及人民普遍認定「獲勝才是王道」，一切事物無關道德，本質上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的社會氛圍之下，韋伯揭櫫的「政治是一項志業，政治需要道德」理想只能束之高閣。

企業策略規畫前須先進行SWOT分析，臚列環境機會、威脅和企業強、弱勢。二○一一年台灣開放陸生來台正式就讀，二○二○年大陸考量疫情，決定暫停大陸各地各學歷畢業生來台入學就讀。十年間陸生來台對面臨少子化危機的台灣大專院校，不可諱言有相當效益，尤其這兩年若干私立大學招生困難甚至倒閉事件頻傳，相關大學校長對於陸生來台可說如大旱望雲霓。

陸生除對台灣大專院校招生有所助益，絕大部分台灣老師普遍認同陸生學習態度較台生積極；對於在同一課堂上課的台生，也會產生同儕相互觀摩和比較之機會，了解大陸年輕人的人生觀、學習精神和生涯規畫。台師和陸生、陸生和台生，陸生課餘和台灣民眾間，都因「陸生開放政策」產生不同的觀察與觀念溝通機會，有助兩岸民間真正了解。

其次，兩岸歷史、文化、語言和宗教千絲萬縷密切關聯，元旦期間到廣州旅行，八年前畢業的指導陸生擔任地陪導覽五天，抵達和離開時，該生父母都設宴洗塵和餞別；而十四年不見的過往博導，亦從廣州近郊趕至中山大學與我見面敘舊。兩岸學術和民間交流的開花結果，由兩代師生的熱絡接待可見一斑。中華文化的尊師重道和熱情好客，就是這樣自然而然產生，不需政府大力提倡和刻意營造。

再者，民進黨一向自豪台灣優先，台灣具有大陸莫之能禦的民主自由軟實力，既然如此，對陸生何不採取勇於開放態度，與大陸主動溝通，歡迎陸生來台短期交換和就讀正式學位？選前台灣里長到大陸接受當地政府機構招待，政府質疑或可能影響投票傾向；但反向思考，台灣的民主和自由開放環境，亦可能潛移默化若干陸生，返陸後思考兩岸政黨和政治體制、社會制度孰優孰劣？何者應改進、何者應補強、何者又應摒棄？這才是真正「軟實力反攻大陸」啊！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依依不捨要返陸的陸生，離情濃郁地說：「我覺得交流才能更了解彼此，希望兩岸可以重回蜜月期。」單純的年輕人沒有任何政治心機與陰謀，就是如此直率。民進黨執政八年來與對岸切斷幾乎所有交流管道，生怕大陸對台統戰、滲透作戰、認知作戰，殊不知「唯有主動出擊、方能掌握先機」。希望選後新政府可開放心胸，讓更多陸生來台了解台灣、接受台灣、進而喜歡台灣，這才是真正有助於降低兩岸衝突與軍事風險的祕方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