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的是，就在陳耀祥說要回去教書那天，中天遭NCC裁罰的一個專訪案由北高行判決撤罰。這已是陳耀祥任內第十起被司法打臉的案件。歷數其任內斑斑劣跡：下令關中天新聞台，為蔡政府寫下壓迫言論自由的醜陋新頁；一路放水護航鏡電視過關，縱容三立電視違法入主中嘉。能把自己人格和政府法制扭曲成這樣，陳耀祥的脊椎還在嗎？

就算陳耀祥好意思回台北大學教書，但學生會怎麼看他？他蹧蹋的不僅是NCC的獨立性，也踐踏了台灣媒體的言論自由，更毀損了社會大眾及新世代對民主政治的信任。為了區區官位，把自己和國家公器一起賠掉，陳耀祥還剩下什麼尊嚴？

陳耀祥會變成這樣，當然是有原因的。他生存的環境，他的任命，都把他塑造成如此。四年前外洩的總統府密參文件，蘇貞昌幕僚稱某兩名學者色彩偏綠，「可配合處理中天」；其後，NCC果然一路依指示前進。整個蔡政府，陳時中、陳吉仲、陳耀祥都是同類人物。只能說，蔡政府是個「怪物政務官」製造所。

最近，經貿陣線陸續傳來一些訊息，都相當不樂觀，也極富挑戰性。包括電價上漲壓力極大，長榮航空機師和台鐵工會醞釀罷工，工廠和企業缺工，都反映了陳年未能改善的產業結構，包袱越來越大。其中最令人沮喪的，則是經濟部發布的去年十二月外銷訂單衰退十六％、而工業生產出現連「十九黑」的消息，表現遠比市場預期低迷。蔡政府原本聲稱今年景氣就會回春，但以現有表現看，下半年能否復甦都成問題。

眾所皆知，外銷接單和工業生產統計都是「領先指標」，比起財政稅收或海關進出口統計等，更能提前反映景氣的興衰。根據經濟部接連兩天公布的數字，外銷訂單方面，去年全年訂單年減十五．九％，較前年衰減逾千億美元，衰退金額是史上最高，衰減幅度也是史上最深。工業生產方面，去年全年年減十二％，不僅是連兩年衰退，也是史上首次出現雙位數跌幅。工業生產已連續十九個月衰退，且六大製造業都呈現負數，電子零組件業和機械設備均年減逾十七％，可謂一片哀鴻。

台灣這兩年出口、接單和工業生產受挫，有國際因素作祟，也有國內政治及產業結構性因素使然。國際因素方面，由於美中的對峙及科技制裁，導致全球化的貿易體系遭到破壞，自由貿易斷鏈。此外，不少國家的經濟並未在疫後如願復甦，加上俄烏戰爭和以巴戰爭之擴散效應，有些重要航路遭到阻斷，各國及區域性貿易形態徹底改變，難以再返。尤其，台灣未能加入RCEP組織，產品的競爭力便受制於關稅劣勢，難以與同儕國家抗衡。

國內因素方面，則是蔡政府抗中政策之影響，使台灣不少輸陸農工產品遭到關稅或貿易禁令報復，加上中國大陸本身經濟表現欠佳，台灣的出口受到深重牽累。根據財政部的統計，去年全年台灣出口為四三二四億美元，年減九．八％；貿易順差雖達八○五．六億美元，但其中對陸港的貿易順差即八○五﹒五億美元。亦即，扣除對陸港的順差，台灣的順差幾乎是零。如果兩岸關係及貿易繼續惡化，今年過後，台灣極可能淪為貿易逆差國。

我們之所以羅列這麼多經貿產業數字，主要就在提醒賴清德：當台灣的經濟好景被蔡英文用光之後，接下來大家要面對的，就是緊縮、低迷、缺電缺工、高學歷低就業的時代。蔡政府的浮華大內宣，已耗盡人民的信任；整個年輕世代，都投向反對陣營。未來賴清德的施政要如何維繫社會信任，必然是一件艱苦的挑戰，他必須及早未雨綢繆。

我們相信，賴清德確如他所說的那麼認真、不應酬。然而，經濟及產業的發展，恐怕是其個人弱項；在他競選的過程中，人們甚少聽他發表過相關政見。因此，對於台灣即將來臨的傳產困境及經濟挑戰，乃至中共可能祭出的制裁及威嚇，他都必須及早關注並擬妥對策。畢竟，身為總統候選人和身為總統的責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只要能說善道即可，後者則必須以具體政策解決人民的困境。在謝票的路上，賴清德不妨想想台灣經濟的未來。

按OECD剛釋出到2020年的「附加價值貿易」（TiVA）統計推估，至2020年為止，中國大陸仍是全球製造業的單一強國，占全球製造業比重達35%，次之的美國為12%、日本6%，印度與南韓分別占3%，包括台灣在內，法國、義大利、加拿大、英國各有2%的占比。

中國大陸在2000年後開始脫離加工出口區的結構，其出口最終產品成長幅度顯著提高，並為其帶來了貿易紅利，該時期中國大陸在2002年成為世貿組織會員，外資大量進入，帶動當地技術與可在地供給半成品與原物料的發展。再者中國大陸主力出口的製造業也有變化，1995年技術層次較低的紡織成衣是主要出口產業，2020年電子業已是出口主力，對此台灣電子五哥應該功不可沒。由於中國大陸享有高度的製造能量，2020前美國依賴中國大陸產品的情形，三倍於中國大陸對美依賴程度。

不過這份分析的OECD資料時期只到2020年，2018年川普主導的美中關稅戰雖然開打，但2021年以後拜登政府才高調提出近岸回流及友岸外包，試圖降低對中依賴與去風險化，至今各界不免疑惑美國與世界最大製造強國的依賴關係是否降低？依美國貿易數據，進口自中國大陸的比重從2017年22%高峰降至2022年17%，尤其是機器設備、鞋類紡織與電話機組等都明顯減少，取而帶之的雙邊貿易為從越南進口的紡織成衣、從墨西哥進口的汽車零組件、玻璃、鐵、鋼等產品。

從直接貿易的數字來看，美國確有在降低對中國大陸依賴，但是可能只是局部現象，因為同時間越南及墨西哥自中國大陸進口的比例也在升高，且中國大陸在這兩個地方的投資活動也明顯增加。

這個現象也發生在泰國及柬埔塞，美國進口自這兩國的成長幅度，恰與中國大陸出口到這兩國的成長曲線極為類似，這「共生共伴」的一進一出現象，一般認為可能是原本由中國大陸直接出口至美國的產品，藉著「繞道」第三國再出口。這個改道策略，可能是中國企業回應拜登友岸外包訴求，將產線移至第三地落腳的展現；或者也有規避中國大陸直接出口美國會面臨反傾銷、301條款關稅的問題，乃在第三地微幅加工改變原產地後再轉銷美國，這雖然有法律上爭議，也是2023年拜登政府宣布對中國矽晶太陽能產品經東協四國出口，將採反規避措施的緣起。不論如何，美國減少自中國大陸進口幅度，實際上可能不如表面數字。

不過友岸外包的發展，確實反映在跨國投資流向上。被美國視為「友岸」的墨西哥、日本與加拿大，其2022年外來投資比重明顯高於2012-2016年的平均外資占比。其次，全球資金流動也有「地緣政治化」的取向，IMF調查顯示，在2010年大概只有37%跨國資金流通，會流向地緣政治立場接近的盟國間，不過在2021年已升高有50%之多。

美國想要打掉重練歷經數十年演變的全球製造業版圖，其過程如預期是困難、緩慢與需付出代價，而且還不確定是否有成效，例如美中直接貿易藉由繞道第三國成為間接關係，大概就不符拜登原訂目標。去風險化思維在主要國家政策與跨國企業經營策略上，近年來有往下扎根但並非不可動搖。再加上拜登與川普大選結果難以預料，政經秩序是否會再次翻新而影響全球製造業分布，只能停看聽。然而全球疫情後的「以備萬一」的企業思維躍然紙上，全球製造業版圖只會朝向分散化與區域化發展，「區域製造」的布局，應是台灣製造業最妥適的面對之道。

少年加入黑幫，原因來自原生家庭喪失功能，在學校也找不到成就感，於是在體制外尋找自己角色認同，而機會結構則是讓他們進入黑幫的重要原因，並也學習犯罪動機，彼此傳遞一種「我未成年法律會保護」、「這沒什麼」的價值觀，就不會覺得觸法有多嚴重，為後來成為黑幫大咖做準備。

「每一件犯罪的發生，都是複雜問題的總和呈現」。加強家庭教育與學校輔導，仍是防制少年犯罪和加入黑幫的最佳策略；因而，加強曝險少年監護人在親職教養的能力，及他們對於家中曝險少年的督導責任，從家庭的源頭作管控，並加強學校老師管理權限，至關重要。另外，沒有犯罪機會就沒有犯罪的發生，沒有黑幫也就沒有黑幫少年；黑幫提供少年犯罪機會，只有抑制黑幫成長，持之以恆掃黑，才有減少黑幫少年的可能。

由於少年年齡較輕，身心尚未成熟，社會經驗不足，人格尚在形成，須接受家庭和社會的保護；如此，少年法制的措施，是為了謀求從事違法行為少年的自身利益，基於保護主義優先原則是必須的；然少年觸犯重罪侵害他人權利，為防止再犯以確保社會安全，侵害原則仍需考量。觀諸日本近廿多年來的少年法修法動向，是朝向對少年犯罪嚴懲化及考量被害人觀點而修正。反觀台灣近年來因應兒童權利公約、大法官釋字第六六四、八○五號解釋，朝向曝險少年去標籤化及縮減司法介入事由、尊重少年主體權及保障程序、建立移送前程序保護及被害人參與權。

因應現今少年犯罪樣態之組織化及多樣化，曝險少年類型目前只規範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等，宜重新再檢視，至少應增列「參加不良組織者」，以避免司法過度退縮。

再者，需再重新審視少年刑事案件處分及提高刑事程序比重，例如：一、針對十歲以上未滿十二歲有觸犯殺人等重罪者，是否由少年法院再適用少年保護事件之規定處理之。二、少事法第廿七條絕對刑事案件之刑度，是否從五年以上降至三年以上。三、保護處分、刑事處分執行完畢後三年塗銷，是否區隔不同年限。這樣重新思考，至少讓少年知道雖其未成年，基於健全成長，法律會強調保護優先，給予少年機會；但若觸犯重大犯罪，侵害原則也需考量。

管教權基本上是以兩個型態存在於社會裡的三個場域，第一個型態是屬「自然親權」下的父母管教權，它存在於家庭場域，父母對未成年的兒童或青少年負有管教的權利與義務，此規定在民法第一○八四及一○八五條之中；第二個型態是屬「國家親權」下的國家管教權，它存在於一般學校場域及少年矯正學校場域等，係由教師代表國家執行管教權，此明訂在教育部所職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之中。國家便是基於這兩種型態的管教權運使，以作為國家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三字經裡論及「養不教，父之過（父母管教）；教不嚴，師之惰（教師管教）」的原因。因此，政府在討論教師管教權的同時，必然也要觸及父母管教權，否則只苛責教師不檢討父母，不僅是對教師的身分歧視，更嚴重踐踏教師尊嚴。

管教權內涵基本上是「生活教育」、「倫理教育」與「偏差行為防治」的綜合體，它以人性本惡為認識，以恥感教育為核心，以鼓勵、指導、糾錯、矯正為手段，以達到積極培育優質公民與消極降低偏差行為為目的的過程，此過程除了鼓勵與指導外，更會觸及對孩子的糾錯與矯正，而當父母與教師對於孩子偏差認知與行為進行糾錯與矯正時，勢必要賦予他們一定程度的管教權力，也勢必要去包容管教過程中難免會觸及的強制力運用，此稱之為「性格雕琢」。

基於上述管教權型態與內涵的認識，教育部於研擬學生接受管教與教師執行管教的相關法規與措施時，便應注意：

一、父母管教範圍與教師管教範圍應相等，換句話說，社會如何容忍父母管教小孩，就該如何容忍教師管教學生。

二、不該以冰冷的法律「管理」的觀點，過度評價具有溫度變化的親權「管教」。

三、正視「管教」與「輔導」有基本差異，就時序上來說，無論在家庭或學校，基本上都是以管教先行，從管教過程中看到孩子有所異狀時，再後送輔導、諮商、醫療或其他資源接手與協助。

四、「處理不適任教師」與「限縮教師管教權」應該脫鉤，把限縮教師管教權做為淘汰不適任教師的作法，簡直割肉補瘡。

最後，我國現行師資培育學程中不見有關偏差行為防治的相關課程，導致教師一進入到教育現場，遇到學生偏差行為時，便顯能力缺乏與不知所措，因此盡速檢討現行師資培育的教育學程內容，植入必要的「偏差行為防治」課程，以提升教師管教韌性，讓每位教師都能教、會教、敢教；遇到偏差行為學生都能管、會管、敢管，這才是我們所期待的教師管教。

「選民結構」包括意識形態選民，就是跟定「投黨」者，以及俗稱的中間選民，會「投人、投事」，且分散給各候選人，柯文哲獲得廿六點四六％，已經很不容易。賴清德獲票四十點○五％，可證他開拓中間票源能力非常有限，但也展示了綠營鐵票的高度。

所以，若欲改變現況，藍營鐵票與中間票均不可缺。否則就保障了永遠可躺著等當選的西瓜。

選舉中有「1+1必小於2」的現象，本次若藍白匯流，雖不會到達侯加柯的五十九點九五％，但一定過半而超越賴清德。故當前台灣存在「和平優先」的絕對多數民意，因為選舉制度而被扭曲了。

解決少數代表性總統，理論上，最簡單的就是恢復行政院長必須由立法院同意，重回內閣制。但實務上，要修憲非常困難。若要避免複雜立法程序，就是在野黨基於公開競合程序的結盟與匯流。而實證發現，中間選民較願支持經過競合程序、而非密室協商的人選。

台灣如果規撫各國經驗，參酌創新，發展公辦「政黨／政盟初選」，並與不分區席次結合，經由深入討論與實驗，有可能為人類開拓新制度。

柯文哲是政治人物中，少數有科學訓練，在過去也比較強調數字決策的人。但人性是：一旦變成當事人、一旦得失心太重、且不存在有影響力的諍友，會忘記自己的原則。

柯文哲最後堅信研究方法有明顯錯誤的民調，使他誤認可靠年輕人當選。但二○一四、二○一八年的實證資料顯示，他最大的票源是知識分子，這些人並不會出現在凱道上。

在藍白破局前夕的十一月廿一日，柯文哲競辦智庫執行長蘇進強召集各界學者再次達成「勸合」的建議，並為卡住的民調爭議提出解決方案。柯文哲一度同意「願合」，並著手安排相關事宜。但僅幾小時後，柯文哲又改變心意放棄了，反而形成十一月廿三日藍白不歡而散。

往者已矣，要向前看。政黨結盟非統一，不必事事相同，主議題合作即可。民眾黨的四項國會改革主張均為關鍵，需要志同道合者，才較易實現。

柯文哲是否能再按一次鈴？「意識形態」選民會永遠跟定一黨走。但中間選民不一定永遠跟著一人走。柯文哲能否以和平議題匯流兩者？還是再重演一次決策搖擺不定而分裂？

柯文哲的「變」是他的個性優勢，唯一劍雙刃，也要避免過猶不及。

相較於選前，原來選後有些事只能合作，藍白沒得選！這是基於「在野政黨發展、民主體制設計、人民頭家利益」而應該進行的合作，也是實踐競選承諾的當然道路。合作的議題範圍來自於，在野黨對於執政黨提出的共同質疑，以及各自許諾的議題。這些「待合作事項」如果選後就化為烏有，那兩個在野政黨都應該被唾棄。

眼前就有一些無關憲政體制修訂，只要藍白「合」就能「作」的事，例如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能源轉型空間的修法倡議。前者是考量台灣政治運作劣跡、民主監督制衡原則，在野黨要投誰都可以，就是一票都不能投執政黨候選人，除非在野黨背信忘義、不甩民主！後者的戰略思維不在於反核或擁核，而是經濟發展的務實考量，以及為實踐非核家園而應為的理性抉擇；聽起來似乎矛盾，但《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的修法舉措，應該被視為爭取空間實踐能源轉型。

民主的核心價值與政黨的合作空間，在於如何令政府運作更趨「透明化、課責化、正當化、體制化」。以透明化、課責化而言，善用立法權、監督權、預算審議權、人事同意權之外，更應該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運用「調查權」為六成人民頭家解謎！就正當化而言，則是衍生自朝小野大的民主授權結構，應該就《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二條增列兩輪投票絕對多數制之規定；就同法第十五條，盡快提出「不在籍投票制度、推動電子投票」修法提案；嚴格執行同法第卅八條規定，對於同一組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限制進行實質管制與查核，以維持公平競爭。這不僅是對於在野政黨發展有利，也是台灣邁向實質多黨制的體制創新需求。

前述攸關政治環境的體制化議題，只是立即可行的待辦清單；展望未來四年，更應該將創新延伸至多元複雜的國計民生課題。這與民意機關職權行使有關，也是當前在野合作有實力做得到的主題！例如「網路管制、網軍產業、兒少網路保護實務、數位發展部、通訊傳播委員會」等課題與組織，整合起來就是一項亟待創新的體制變革議題。最後，延伸至民主體制設計的運作現實來看，在修憲門檻過高、遠水救不了近火的前提之下，在野合作的劇本應該秉持民主制衡原則，實踐「透明化、課責化、正當化、體制化」等目標！

在諸多迫切需要改革的行動中，最關乎未來世代福祉的是氣候變遷因應及淨零目標的達成。

關於「非核家園」的法治，是不是可以成為選後台灣的第一道法治防線，進而成為新總統、新國會、新政治的改革關鍵指標？

「非核家園」一語，自環保團體於九十年代倡議，並於二○○二年的「環境基本法」正式入法。從環境運動成為政治目標之轉變，應該是在二○一七年一月「電業法修正案」第九十五條第一項：「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一筆定乾坤，既無「逐步淘汰」（類似德國的改革路徑）之規畫，亦無相關配套，例如能源占比以及能源替代等規畫。立法理由非常簡陋：一、本條新增。二、配合於一百十四年以前達成非核家園目標，第一項明定核能發電設備停止運轉年限。三、第二項明定政府應訂定計畫，積極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相關作業，以處理蘭嶼地區現所貯放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相關推動計畫應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訂定。電業法此條俗稱「二○二五非核家園」的法源業經二○一八年公投廢除，並由經濟部公告，於同年十二月二日起「失其效力」。

由於能源政策動向必是新國會的首要課題之一，台電代理董事長曾文生表示，預期國會將討論核電延役議題，台電也已做好準備。他強調核電延役需修改「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及相關子法。輿論也熱議台電鉅額虧損，未來三年電價恐將調升。能源調度嚴重失衡的台灣，核電將會成為新民意的關切重點。

是以，有關核電廠延役的議題，相關「法治」應該如何回應，將成國會議程。前述「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固規定一般運轉執照之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十年（核三廠一號機運轉執照期限至一一四年五月十七日到期，或為二○二五非核家園之分界），但也規定「期滿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內申請換發執照。未依規定換發執照者，不得繼續運轉」。同時由主管機關「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已於去年九月廿七日改制為三級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修改其「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第十六條：「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有效期間累積達四十年，仍須繼續運轉者，經營者應於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前五年至十五年，填具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換照申請書」即可。

從環境運動到政治口號到成為法律，民進黨非核家園的法治不明，導致紛擾不斷，台電瀕臨破產，納稅人一再貼補。欣聞國民黨現任及當選立委已著手提案修法刪除核電三廠延役需要五年前申請之規定，至於對已經停機的核一核二可以另定電廠重啟之規定。電業法第九十五條修正案的「二○二五非核家園法源」經二○一八公投否決後，在賴清德院長任內回復到沒有法源的狀態，會不會因為法治的紊亂反而導致核電廠延役以切合能源轉型過渡又遭到延宕？考驗台灣的民主體質，也考驗台灣的能源轉型得否重歸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