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族群歧視，民進黨堪稱鼻祖。什麼「中國豬」、「外來種」，張口就來；歧視性的「支那」，琅琅上口。全世界都採「新冠」的科學用語，唯民進黨官員堅持用「武漢肺炎」。語言歧視暴力，俯拾皆是。

嘴巴不饒人，政策上，民進黨的歧視也無所不在。疫情期間，所有外配子女都可來台，唯獨陸配子女禁止入境。從在野到執政，綠營全力封殺通訊投票，說是不信任大陸台商，卻歧視了所有旅外公民。大選為營造「境外勢力介選」氛圍，竟把新住民列為查緝首位；民眾黨要提陸配徐春鶯當不分區，還沒個影就被打趴。

四年前總統選舉，「樹菊阿嬤」陳樹菊說支持韓國瑜，綠營支持者瘋傳「老人智力不足」、「老人好騙」。這次民進黨年輕選票流失，「禁抖音」，立刻成民進黨主流訴求，認為「年輕人容易被洗腦」。四年前歧視老人，如今歧視年輕人，原因就是這些人不再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反歧視」，根本是笑話。民進黨反對的，始終只有「不支持民進黨者」。如果王志安酸的是他黨，民進黨應該會拍手叫好吧！

航空業是疫情海嘯第一排，華航因擁有不少貨機機隊，除支撐了疫情期間的大半收益，也有助減緩人力衝擊。但以客運為主的長榮，只能被迫縮編機組員；前年十月國境解封後，因本土機師養成不及，愈發仰賴外援。根據民航局資料，近兩年，長榮外籍機師增加人數為五十七人，本國籍機師增加僅四十人，前者增幅為後者的六倍之多。加上本土機師不滿外籍機師待遇更高，因此發起罷工；正值春節假期，許多旅客唯恐受到波及無法成行，所幸最後一刻解決。

長榮遲緩的應變，也反映了台灣航空界和旅遊界的共同問題。疫情三年機場成空城，許多國家都趁此大興土木整建航廈及新建跑道，尤其加快設備智慧化、無接觸式服務的腳步。以香港赤□角機場為例，就將「無接觸式技術」更廣泛地運用於旅客設施，推出全新的自助登機閘口、引入升降機無接觸式按鈕面板等，除降低病毒接觸傳播機會，也使旅客登機流程更加便捷。

反觀桃機的軟硬體，卻未利用疫情期間更新，甚至許多自動辨識通關系統都因機器老舊故障，讓旅客進出飽受折磨，機場服務也飽受批評。不少機場餐廳、免稅商店在疫情期間縮短營業時間，迄今尚未完全恢復；在廉航復航後，不少搭乘紅眼班機的旅客常常只能枵腹，抱怨連連。

不只機場內，機場聯外客運迄今也未完全恢復疫前服務水準。就連民眾自駕前往搭機，不少當時關閉的周邊停車場已挪做他用，部分則仍緊閉大門，都讓機場聯外交通益發不便。這些都是兩三年前即可預先設想、盤點，但交通部及機場公司顯然都未放在心上。解封已一年多，還缺漏不斷，也難怪桃機的國際排名四年間會從十三名掉到八十二名，因為政府根本不在意。

解封後，兩岸觀光交流仍停擺，加上日籍旅客流失，蔡政府將重心放在新南向，卻面臨泰語、越南語導遊不足的問題。蔡政府新南向政策喊了快八年，但觀光署對於觀光人才培育，既無增加稀少語系考證名額，也未提前輔導在台為數眾多的新住民人才投入導遊市場，不少新住民因卡在中文測驗能力而被拒於門外。這些問題，觀光業早已不斷反映，觀光署卻直到國境開放滿一年才著手規畫。這種「走一步算一步」的消極心態，說要打造觀光大國，根本只是自嗨。不少旅遊業者也一樣，解封後面臨人力大量短缺，只能邊招募邊開張，根本沒做好準備。

歸根究柢，蔡政府防疫政策的躊躇不前，是造成解封亂象的主因。蔡政府關上國門時何等迅速，但解封卻從二○二二年暑假一直拖到十月。反觀新加坡，在九成接種率及一二○萬的累積確診兩大數據的支撐下，二○二二年四月就宣布全面解封；總理李顯龍更在前一年十月就向人民預告政府解封標準。這種有節奏、有策略的做法，讓各行各業都可提前因應，迅速恢復常軌。

疫情三年，台灣進步了什麼？只能說，可惜了！

然而，全球各國在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仍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世界經濟論壇預估到2040年全球基建投資需求每年達3.7兆美元，而這個數字也與知名管顧公司麥肯錫所估計的3.3兆美元相差不遠。

鑒於此，加速引導民間資金投資基礎設施顯得更為重要。壽險資金與退休基金皆屬於資金部位龐大的機構投資者，它們對基建投資感興趣的原因可概括歸納成下列四點：一、基建投資已被發現能夠幫助達成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目標，尤其是在應對氣候變遷方面。二、基建的長期穩定收益特性可與壽險或退休基金的負債結構相匹配，降低再投資風險。三、基建專案通常有較低的累積違約率與較高的違約回收率，大致上可以類比投資等級公司債券。四、大多基建股債都屬於未上市性質，不隨市場震盪變化，對於機構投資人來說相對是較低波動度與較高流動性溢酬的資產類別，也有助於投組多角化。

台灣過去在基建資金上高度仰賴政府預算。立院去年專題研究報告指出民間資金透過促參法參與公建之累計金額占比僅6%。此外，根據國發會的預估，單單是與淨零轉型相關方面所需要的民間投資，至2030年至少需要4.2兆元。然而，台灣的退休基金卻投資海外基建2,500億，對於本土基建投資比率卻是零。相較之下，國外大型退休基金，如加拿大魁北克退休基金（CDPQ）與德國最大退休基金（BVK）卻積極投資台灣，在智慧倉儲、冷鏈、與風能等項目上至少累積300億的投資金額。

另一方面，保險局監管的壽險業可運用資金超過30兆元，但投資國外比例長期超過六成，在國內實體基建案的投資比率僅有0.4%，遠低於國際資產配置常見的1.5%-2%。因此，公會近期提出未來三年增加3,900億元在地投資的目標，應當被新政府重視，並交由金管會規劃配套獎勵措施，分階段落實。

再從國外經驗來看，促進民間投資的另一個關鍵在於資產管理業的發展。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保險公司高達九成比例是透過資產管理業者設立的基金投資基礎建設。透過資產管理業者間接投資實體產業的好處除了在於資產管理業者較擅長案源開發、專案評估或營運維護之外，也有不同標的的風險分散功能。雖然金管會證期局已於2017年開放投信設置私募股權基金，但是七年來僅有四家設立基建型私募基金，包括：第一金（智慧電網、資料中心）、國泰（綠能、水處理）、合庫（長日照）、與聯邦（太陽光電），不管是從家數、規模或種類來看，金管會都應在既有思維上作出調整，加大力度發展本土資產管理產業。

台灣在去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評比中提升至第六名，然而，在這項榮譽背後，我們也面臨一個值得關注的重大挑戰：在「基本基礎建設」這個項目中，台灣僅排名在後段的第37位，這數據反映出我們在基建設施迫切需要提升的現實。鑑於此，新政府的金融主管單位應當積極引導民間資本投入本土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升級。這不僅有利於機構投資者在資產面獲得長期且穩定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這將能夠提升民生福祉、促進數位創新，並推動台灣社會朝更永續的發展方向快速邁進。

這類網紅所延伸的錯誤價值觀，近年大量複製到青少年或大學生的社群模式。從生活社群、商業行銷，甚至到政治宣傳，這些擴散的粉絲文化，逐漸擴大社會影響力。

例如日前兩位直播主Toyz與超哥，在直播中像是表演，又近真實的打架，占據了社會新聞多時的版面。直播打架事件，對社會做了最不好的示範，但兩位網紅似乎更有了支持的觀眾，網路流量擴大。

網紅文化之所以會產生，主要原因是由於人們娛樂需求的多樣化，浮誇行為經過原創性的演繹之後，使網民不用動腦深思，從直覺觀看新媒體的過程中得到快感。但由於網路的自由無邊和價值觀的不同，難以認定「成功者」的定義，造成人們對網紅行為的評論或觀念也有著很大的差異。「流量大就是錢」，只要能讓人點閱，就能分潤到錢財。

從YouTube、IG或抖音上的表演中學到的展示經驗，一直伴隨著手機原生世代，就像廿世紀培養了沉浸在電視氛圍中的「電視迷」，廿一世紀培養了追逐網路社群影響力的「網紅迷」。但是，許多網紅在操作注意力經濟的方式與資訊素養很差；像此次亂開商場中的食物偷吃又放回，還PO在網海中供人觀看，只顧網路快速成名的捷徑，卻也掉入身敗名裂的陷阱。

其次，法律與道德觀念拋之腦外，網紅迅速獲利的方式，更是動搖青少年的金錢觀念。有量有話就大聲，「以量致富」的錯誤迷思，連帶拖垮原本腳踏實地、誠實勤勞的工作精神與價值觀。各種非典型的想法就會出現，為了增強訂閱者的黏著性，而不停地展現或表現，迷因擴散下，浮誇、炫耀、情色、特異變成主流。

然而，隨著資訊世代，多數人透過數位平台獲取新聞資訊已成為主流，YouTuber、網紅等KOL（網路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已不容小覷。網紅在眼球經濟與媒體近用的行為中，有表演程度好壞與商業介入與否的問題，但已經是媒體發展中重要的基因，不能因為表演的舞台位於「虛擬」的網路中即能「隨便為之」。

網紅手上握有和媒體相等的武器，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網路上的廣告代言與業配，一樣不能踩到法律紅線。不能只是想紅，網紅們還是要守住分際，尊重社會上的普世價值。

長榮機師罷工事件落幕，內心憂喜參半，喜的是消費者鬆一口氣，可以安心的出遊度假；憂的是日後罷工事件將層出不窮，政府部門的提前部署措施為何？消費者的權益如何確保？

回顧此次長榮機師的三大訴求：調漲飛行員薪資、調漲外站津貼、停止聘用外籍正駕駛。前兩項就是想要調薪，第三項的理由是「長榮航空擴大聘用外籍機師，對旅客飛航安全造成嚴重潛在威脅及負面影響」。但是威脅在哪？負面影響在哪？是否各國航空公司外籍機師飛來台灣都有飛行安全威脅？然而，交通部林國顯次長回應表示「引進外籍機師沒有飛安問題」。

廿八日在主管機關「積極協調」下，雙方達成共識與四點協議：一、調漲機師薪資。二、調漲外站津貼。三、公司同意不直接進用外籍正機師。四、工會同意至一一五年五月卅一日前，不再就上述三項爭議發動爭議行為。

此協議看來，機師工會大獲全勝、長榮公司照單全收，但消費者還是高興不起來，消費者是最大的輸家。因為該協議等於同意一一五年五月卅一日以後，工會在主管機關協議下，將可以明正言順的發動罷工；況且在有樣學樣下，後續台鐵、高鐵、捷運、客運…罷工事件將絡繹不絕，消費者權益不保的元年即將來臨，業者同意加薪的同時，是否就是票價調漲時？

長榮機師罷工事件落幕，正是主管機關好好省思如何落實消費者權益保護措施的時候。例如，要求勞資雙方定期溝通協商、罷工要求事項於幾年內不得再提出、罷工預告期要讓消費者有應變時間；罷工非屬不可抗力情事，旅遊不便險應列入理賠範圍，並明訂罷工引發的退費機制等等。

由於筆者支持黨外運動及從事新聞工作的機緣，施明德到台南與友人聚餐時，多次被告知，得能聽聞施明德析論不少情事，乃為黃年大文續貂。

紅衫軍事件後不久，有天深夜在友人家飲酒聊天，筆者請教施明德，不引領紅衫軍轉進總統府的理由。施明德詳細分析多種可能的變化：

其一，帶領群眾往總統府衝，即便政變成功，但先賢們所奠立的民主、法治基石勢必蕩然無存。後續登場的，可能是第三世界長年動盪不安的情境。

其二，當群眾逼近總統府時，駐守憲兵部隊很可能開槍制止，導致許多無辜民眾流血、傷亡。

其三，陳水扁一旦離開台北，宣布紅衫軍叛亂並戒嚴，指揮部隊鎮壓，進而台灣內亂。演變至此，不但美國可能干預，更授以大陸出兵統一台灣的好理由。

在百萬紅衫軍圍城，波濤洶湧的當下，施明德不改冷靜、克制，深思種種演變，以及後續的諸多可能。置身難以抗拒的磅礡氣勢中，竟以一人之力遏阻政變的洪流，唯大智、大仁、大勇若施明德能夠。

當晚筆者還請教：紅衫軍甫結束，拒絕訪問大陸的安排，不但錯過成就歷史高峰機會，也漏失獲諾貝爾和平獎可能。施明德笑笑淡然回說：訪問大陸，什麼時候都可去。

國際期刊當代中國以問卷設計不同的「統一台灣」手段，其他包括五十八％支持「在台灣外圍發動有限度的軍事行動」；各有五十七％支持「對台灣實施經濟制裁」和「維持現狀，以強化經濟與軍事實力，直至統一」。顯然無論是從學者或公民視角檢視，超過半數以上認為台海已蘊藏潛在高度危險。

適逢中國轉型社會進入高風險階段，群體性事件及維權抗爭爆發頻率及規模有漸增趨勢，衝擊社會秩序穩定。無論是從各地封控疫情爆發中產階級「白紙運動」到退休人員「白髮運動」，勞工運動、金融詐騙、同志運動、土地徵收、房屋拆遷、環境汙染及少數民族分離主義抗爭問題，均凸顯中國隱藏高度社會不安全感。

習近平曾警告，必須防範國家七大風險，須防範非政治性的抗議轉變成政治性運動，防止爆發「顏色革命」，慎防「黑天鵝」與「灰犀牛」事件。直言之，二十大後中國更邁向高風險社會。

若中國經濟持續萎縮衰退及伴隨高失業率，不斷滋長「相對剝奪感」誘發民眾不滿，致社會維權抗議方興未艾，在多領域爆發抗爭頻率及規模增長，隨著社會抗爭次數逐漸攀升，「非政治性風險」可能擴散至全國，最終演變成「政治性風險」，攸關中國社會穩定及黨國政權存續。

近年來中國公共安全支出增長率已高於經濟增長率，且連續十年支出總額高於國防經費，此不僅揭示黨國體制對內外治理危機挑戰的擔憂，同時也折射出民眾負面情緒趨於暗潮湧動，亟待進行結構性改革。中國不應一再強化其國家「專制性能力」，而是應增進國家對公民社會協商對話「基礎性能力」，緩和威權黨國體制與公民社會對立及衝突。

中國社會處在急劇變化的轉型期，若不注重公平和公正，將使得群體性事件更易產生。儘管中國社會情勢短期內應可維持穩定可控局面，但長期則可能激化社會衝突。

從既往中國對外發動軍事戰爭動機來論，相當程度是運用對外戰爭轉移內部社會矛盾。是故，主張「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一中原則帶來戰爭」之賴清德新政府，應戒慎恐懼勿觸及「法理台獨」、「台灣正名」，避免招戰；應約制激進兩岸路線飆漲，免於瀕臨兵凶戰危之險境。

美國公開介入台灣選舉，從眾議院議長強生會見台灣駐美代表宣稱「支持台灣嚇阻大陸以及大陸的任何軍事挑釁」，到總統拜登也宣稱派遣高級代表團訪台，並在選後立即來台。

美一系列預防性措施，目的在影響台灣選舉過程、結果及警戒新政府勿提出過於激進兩岸路線，並具威懾中國勿對台動武或經濟制裁之目的。

許多重要的國際組織，近期紛紛宣布推出混合金融氣候融資或能源轉型專案，例如世界銀行下的國際金融公司，籌集了八千萬美元的能源包容性基金，為小型可再生能源的發電和儲能專案提供債務融資，也替工商業的電信基礎設施和微型電網供電；亞洲開發銀行、全球人類與地球能源聯盟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則宣布計畫建立混合金融夥伴關係，從慈善和公部門籌集廿億美元，尋求全球私人資本，挹注亞洲的能源轉型專案。

混合金融到底在紅什麼？它是指有計畫的運用公私部門資金及其他資源，為倡議或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專案提供資金。即透過不同風險的結合調整，運用慈善機構或公部門的催化資本，驅動私部門資金，解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各項挑戰。

面對金融創新和全球挑戰，混合金融的概念逐漸演變。在二○○○年時，傳統官方發展資金無法滿足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的資金需求，混合金融因而崛起，應用面包括公私合作夥伴關係、發展「為成功付費」，及影響力債券和優惠貸款等，適用於協助基礎設施、醫療保健、教育、可再生和潔淨能源等。

美國二○一三年啟動的「Power Africa」，就是成功的混合金融永續案例，透過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千禧挑戰公司，提供補助金、技術支援及其他優惠，運用公共資金降低風險，成功驅動大量私人投資，讓許多非洲的能源專案像提高電力普及率等永續計畫得以推進。

對於推動SDGs，混合金融更發揮重要作用。SDGs每年面臨五至七萬億美元的資金缺口，混合金融能吸引私營部門的資金，支持對SDGs有貢獻的專案，補足缺口。無怪乎國際上已成立多個夥伴關係來推動混合融資。例如世界銀行集團的「發展融資最大化」，和聯合國的「發展融資」議程等。

要發展混和金融，關鍵之一是必須建立透明的責信生態系並培養人才投入，這部分需要政府帶頭踏出第一步。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即是透過設立亞洲轉型融資夥伴關係的混合金融平台，由星國政府及慈善機構提供優惠資本，承擔專案風險，催化商業資本加入融資。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更資助建立全球金融科技學院，並經營「FLEX」平台，協助投資者、金融科技公司及專業人才發掘創新途徑及相關商機，開闢媒合專業人才進入產業的管道。

目前台灣的混合金融發展不多，與金管會大力推動永續金融相比要落後許多。面對充滿活力、不斷進展的混合金融國際趨勢，國發會、金管會皆可參考國外做法，導入混合金融機制，並與社會創新的政策鏈結，讓公共和私人資源共同協作，朝永續共融的國家發展目標邁進。（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永續創新學院院長）

立法院長是立法院院會的主持人，立法院長應嚴守議事中立，使立委皆能善盡議事言責，以監督行政部門，這可以英國平民院為例。平民院議長是在英王宣布國會開議後，即以政治中立的原則主持議事並綜理院務。為使議長能中立主持議事，英國乃以制度化或潛規則方式，促使議長安枕無憂，例如議長不再過問黨務，在單一選區不再有對手競爭，連選皆可連任。美國的情形則完全相反，如參議院係由副總統主持議事，眾議院則由該院多數黨領袖出任議長，其完全不以全民利益為考量，政黨利益係參眾二院議長主持議事的唯一原則。

中華民國立法院長制度究竟係採美制或英制？如以院長係由區域產生或不分區席次取得資格言之，其權位既皆受之於所屬政黨資源，如何政治中立？姑且不論威權時期的立法院長係執政黨的中常委，解嚴後立法院長仍在各政黨扮演「決策圈」成員的角色。甚至民進黨完全執政後，立法院長形式中立，實質卻完全實踐政黨中心主義，通過任何法案皆以貫徹政黨立場為依歸。

就成文或非成文，乃至潛規則言之，立法院長主持議事中立，係立法院組織法第二條所明定，但未中立又如何？法卻未加規定，以致民進黨籍院長扮演貫徹政黨的政策執行角色，這可由八年來的立法院議事作為得到佐證。此外，立法院累積的議事潛規則多到不易熟諳，但它是化解議場紛爭，不致在議場幹架的秘方。

新任立法院長即將產生前夕，所有立委固皆有其政黨立場考量，但下列情形卻需多所斟酌：我國的立法院議事規則，係採先付委再二讀的美制；此與英制先二讀再付委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之，院長對議事規則如有任何修正，宜由美制的優劣點去衡量，而非由英制的「絕對中立」去斟酌。

國會龍頭固然要本諸議事中立原則，促使立委平等行使議事職權，以監督公部門，但主持議政的「民主素養」尤其重要；不必要的朝野衝突，應有化解能力，而非火上加油，更不該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議事冷笑話。

立法院長上任後即應熟悉議事規則，不僅須熟稔立院本身的規則，且應由議事幕僚簡報重要民主國家的國會規則，使院長得以增強議事行政知能，並能適時應用。尤其在三黨不過半的政治生態，不但預算案、法律案要獲得可決已有困難，人事同意權行使更是難上加難，卻有非通過不可的政治壓力。經常性的朝野協商，不僅要有豐富的議事經驗，更該具備三兩撥千斤、亂中求同的智慧和耐力，這才是諸位立委考量誰可勝任院長職責，從而投下選票之唯一立論基礎和行為前提。

事實上，「總統接受國會質詢形同總統對國會負責」的看法有待商榷。以我國地方制度為例，直轄市長、縣市長等地方行政首長由地方人民選出，地方議會議員亦由地方人民選出。在法理上，行政首長與議員分別對人民負責，行政首長固然不對地方議會負責，但受地方議會監督與制衡，故仍有行政首長到議會備詢的制度。換言之，議會質詢行政首長，乃是議會監督制衡行政首長的機制，並不意味地方行政首長對議會負責。同樣地，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後若接受立委「即問即答」，即使形同接受質詢，也不代表總統向立法院負責，而是代表立法院對總統的監督與制衡。

或有論者認為，質詢制度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內閣制中，內閣對國會負責的制度設計，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總統制國家，總統既然不須對國會負責，因此總統不須接受國會質詢。但這樣的觀點其實是將美國與總統制完全畫上等號，誤以為全世界的總統制國家都跟美國一樣。事實上，在美國以外的許多總統制國家，國會皆有質詢總統的權力。簡言之，國會質詢行政官員乃至總統的制度並非內閣制的專利，而是各種不同憲政體制（包括我國的半總統制）都可採行的制度。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既然是立法院監督制衡總統的權力，則立法院應有一定的裁量空間決定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的方式，包括是否採取實質上形同質詢的「即問即答」方式。在制度設計上，若總統進行國情報告後完全不接受立委「即問即答」，立法院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之制度，對總統所能發揮的監督制衡功能將非常有限。

我國目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立委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不明瞭處，提出問題，而委員的發言，經總統同意時，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亦即總統向立法院國情報告後得僅接受立委「即問統答」，有意為總統設防線以避免總統接受立委質詢，以為總統接受立委「即問即答」將導致總統對立法院負責而違憲。但目前的法律規定，反而將憲法中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的制度功能空洞化。

因此，國民黨與民眾黨要求未來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應採「即問即答」的方式，並無違憲之疑慮，但可能與目前法律的規定有所牴觸。國民黨與民眾黨當務之急，是新國會上任後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立法院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的細節規定，除了可規定總統應於立法院每會期到院進行報告，而將該制度常態化之外，也可規定總統於國情報告後應接受立委「即問即答」。透過這樣的法律規定，憲法中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的制度功能將更能夠充分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