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對不同黨團編有助理費，民眾黨每月少說有五、六十萬元；不分區選票也有政黨補助，民眾黨每年有一．五億元。這些錢來自民脂民膏，數字不少，怎會不夠用？難不成，錢都進了黨中央口袋，由柯文哲一手控制？

四年前曾傳出柯文哲把黨工、幕僚都塞去黨團，全黨「寄生國會」。如今，連他自己也加入寄生行列，恐是習慣成自然。柯文哲口口聲聲「國會自主」，如今卻反客為主當起「太上黨鞭」，不嫌難看？請問，哪個政黨主席會跑到黨團上班？何況，柯文哲從未當過立委，頂多是個見習生；黨職寄生公職，違反體制。

過去柯P被批過寄生民進黨、寄生國民黨，如今又被批寄生國會，這絕對不是什麼光榮的事。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之所以要寄生，目的在搶聲量、搶曝光，以免自己被邊緣化罷了。

「共生」與「寄生」之別，在於前者是彼此互利，而後者只對寄生者有利，對被寄生者則有害。由此看，柯文哲是不小心說了大實話，認定民眾黨團戰力不佳，若放任其自由發揮，對自己是弊大於利吧！

台積電赴海外設廠，主要是因應新冠疫情期間全球晶片供應短缺而起；美國廠在二○二○年五月提出，熊本廠則是次年十二月設立。但晚了一年半才成立的熊本廠，卻比亞利桑那廠早了一年半開工，美國政府和美國工人的效能如何，便一目了然。前年底，拜登總統主持亞利桑那廠上機典禮時，曾發出「美國製造業回來了」的豪語。然而，該廠建置進度並未因拜登的關切而改善，工會杯葛和工程師適應不良頻傳，凸顯美國製造業回歸之困難。

美國廠和熊本廠的興建，雖分別獲得美、日政府的補助承諾，但兩國政府履踐承諾的態度卻是天差地別。美國雖通過了《晶片法案》，要以三九○億美元補貼在美國投資設廠的晶片廠；但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已發出三波補助款，台積電和韓國三星都落空。第一筆補助給了英國航太公司貝宜，第二筆給了美國的微晶片科技，第三筆最近給了美國晶圓代工廠格芯。美國用晶片法案吸引外國晶片廠前往設廠，俟對方上鉤，兌現承諾的態度明顯不佳。

反觀台積電熊本廠，日本政府承諾補助建廠經費之半，近一千億元新台幣很快發出，讓建廠進度一路暢行。也因此，台積電近日決定繼續建造「熊本二廠」，日本政府也隨即宣布將提供七三○○億日圓（合一五五五億元台幣）補助。日本政府承諾的補助，口到手到；不像美國老大哥，吊足了台積電胃口，始終不見蹤影。

台積電在美、日設廠，還有一項基本差異：美國廠是採台積電「百分之百獨資」模式；熊本廠則和日本企業合作投資，台積電占八十六％股份，其餘則為日商「索尼半導體」和日本最大汽車零件供應商「電裝」（Denso）所有。熊本廠生產的晶片，主要是十幾到廿幾奈米的車用晶片，透過與日商的合作，更能準確切合當地市場的需要，同時還能外銷。全球車用晶片市場正需料孔急，熊本廠能快速投入生產，對於台積電的全球布局當然有極大助益。

熊本廠之所以能以如此神速的效率建成，除得力於日本政府的補助和配合，主要歸功於七千名工人夜以繼日的工作。協助熊本廠建廠的，是日本前五大營造商，在鹿島建設領軍下，台積電開出高於市場五、六成的薪水，請日本工人分三班廿四小時連夜趕工，寫下了廿個月完工的「熊本奇蹟」，連韓國媒體都大嘆驚奇。反觀美國，台積電原想派台灣工程師前往協助建廠，卻遭當地工會怒斥是要用「廉價台灣工人」降低成本。如此嚴重的東西文化差異，彼此缺乏互信與共識，在光速的晶片年代如何抓住得住瞬間的商機？

總括而言，台積電熊本廠的設置是基於「商業模式」的考量，和車用晶片產業直接連結，整體供應鏈也更易於掌握。而亞利桑那廠則主要是出於「戰略布局」，政治因素難以掌握，而文化差異又難以克服，最後只能期待不成為爛攤。熊本廠的開幕，不僅象徵台灣科技出口日本的驕傲，也映照了美國政府的光說不練與其勞動競爭力的黑洞。正如張忠謀所言，人工智慧（AI）的晶片正值需求強勁，要有熊本廠這般效能，才足以因應。

英國衛報報導，日本內閣府15日表示，2023年來經通膨調整的名目GDP成長1.9%，但以美元計算後，規模是4.2兆美元，落後於德國的4.5兆美元。這是日本繼2010年把全球GDP第二名讓位給中國後，再度排名滑落。原因之一是日圓兌美元匯率過去兩年大幅貶值近20%，去年就貶值7%。

然而，日本經濟排名下滑趨勢似乎尚未中止。國際貨幣基金（IMF）表示，印度在大量且不斷增長的年輕人口支撐下，GDP預料將在2026年超越日本，並在2027年超越德國，成全球第三。

大約半個世紀前的1980年代，日本經濟表現亮眼，GDP直追美國為全球第二，甚至在1990前後最高峰時，人均GDP一度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甚有洞察力，在1979年即出版《日本第一》一書，預見到了日本的巨大潛力與趨勢。40年過去了，時移勢轉。

要全面且深入探究日本經濟為何在二戰後能從廢墟中迅速崛起，還被譽為「日本第一」，必須從宏觀的、歷史的角度觀察，就此而言，又有兩個角度，一個是「基本面」，一個是「偶然面」。

基本面指的是日本的改革開放，這個比近代中國早了約100年的改革開放，即是從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奠定了日本作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政府、教育及工業化基礎，可視之為日本的改革紅利，這個紅利釋放出的生產力和能量持久綿長至今，雖然邊際貢獻力已出現遞減。

基本面之外，還有三個相當關鍵的偶然面因素：

一，侵華紅利，日本在明治維新取得現代化初步成果後，即對仍處於西方帝國殖民主義欺凌下的中國發動攻擊，分別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以及從1931年開始的侵華戰爭中掠奪了大量的土地、資源及戰爭賠款，為日本進一步的工業化作出巨大貢獻。

二，戰爭紅利。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1960至1970年代的越南戰爭，作為戰爭主導者美國的戰略前沿，因此分享了巨大的戰爭經濟紅利。

三，全球化紅利。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行動，迅速擴展，日本得以抓住契機，通過貿易，使生產力與競爭力迅速體現在日本的巨額貿易順差之上，成了「日本第一」的重要基石。

正是上述這些紅利的疊加，讓日本經濟的巨大能量在二戰後出現了爆發式的釋放，成為全球的製造業大國、貿易大國及外匯儲備大國，但是也同時出現了巨大的經濟（房市與股市）泡沫及快速的貨幣升值（從320日圓兌1美元升值到80日圓兌1美元），終於在1991年泡沫破滅，經濟下行，從「失落的十年」到現在的「失落了30年」。

從日本由盛而衰的歷程與經驗，或可總結出幾點啟示：

一，國家發展說到底，只有本身的持續改革才是正道、才是硬道理。明治維新給日本打下了現代化基礎，但未能長久持續。日本走向了派閥政治，腐敗叢生，大大耗損了原本的紅利積累。

二，國際競爭比的是終極生產力，當中國在近代迅速崛起後，日本的表現就相形見絀了。

三，長期而言，人口因素極其重要，日本已吃到苦頭，中國大陸與台灣均須引以為鑑。

四，匯率因素是雙面的，它既是日本退居第三的原因，但其實也同樣是日本經驗持續弱化的結果。

五，日本第一風光雖然不再，但150年現代化累積下來才有的高素質文明，仍然是許多國家值得認真借鑒學習的榜樣。

可惜上述優先法案，並未觸及立法院審議預算功能的改善。審議預算是國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這八年來已被民進黨敗壞殆盡！例如比二兆八千四百多億元政府公務預算多兩倍，高達六兆二千餘億元之民國一一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附屬國營事業單位及非營利基金預算，第十屆立委已違反預算法規定，未於去年十一月底議決，如今任期屆滿無法審議。

國民黨的新一屆立委，此時本應亡羊補牢，怎可不將附屬國營事業單位及非營利基金預算列入優先法案，加速審議？

同樣的，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的功能，也被民進黨敗壞得一塌糊塗。

八年來，審計部所提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民進黨所主導的立法院均不在法定期間內完成審議，卻逕行適用決算法第廿八條「立法院應於審核報告送達後一年內完成其審議，如未完成，視同審議通過」之惡法規定，來放水、敗壞中央政府總決算制度所要彰顯的，行政院透過決算向立法院負責、透過決算以解除中央政府機關所負之財務責任、透過決算公開財政事實以利人民監督與考核、透過決算防止浪費公帑、透過決算作為考核中央政府行政效率的憑藉，以及透過決算作為編製下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之參考等功能。能主導本屆立院議事的國民黨立委，實應將決算法第廿八條之惡法規定列為優先修正法案，以恢復並強化中央政府總決算制度的憲政功能。

又提出修憲案是立法院唯一擁有且最重要的功能，卻也未受國民黨重視並將之列為優先法案。中華民國憲法歷經七次增修條文之修正，早已殘破不堪，特別是國家體制敗壞、立委選制不當。

蔡英文在二○一五年三月卅日所提立委票票不等值、國會無法完整反映民意、國會缺乏多元性，及政黨不分區席次分配門檻五％過高等亟需改革之問題，她全未解決。國民黨立委如要改革國會功能，實應立即提出符合廿一世紀的憲法修正案。

有謂，修憲門檻太高，使憲法之修正成為不可能之任務。不過，經歷了這多年來的憲政苦難，憲法之修正、改良已是朝野各政黨及人民的期望，而本屆立法院國民黨團預計提出之不在籍投票法草案，如能火速通過，將使因疾病、身心障礙、工作、求學，或因故無法於投票日返回戶籍地之投票者可以投票，而提高投票率，有機會達到修憲門檻，使憲政邁向絢麗多姿的春天。

看起來，民進黨「只能裝死到底」，也是「只會裝死到底」。這些對內或許有用，對外（大陸）根本沒用。

說白了，誰理你「熱度過不過」？考慮著「拖久了，沒熱度就過了」，拿著對內糊弄的手段用於涉及境外案件。冷血於前，無能於後，有這樣幹的嗎？

你是政府，不能五天十天過了，還想以從前模式解決；也不能一路裝作不知就不聽。前者猶楚國刻舟，後者如晉國盜鈴，評其顢頇無能，並不為過。想用撫慰金打發？誰跟你撫慰？

民進黨沒資格想著要擦槍走火，兩岸要走火早走了。

再繼續裝死，將無以行主動，無以名立場。言則嘴上不認錯，實則將帥喪權失海。何其愚也！

這次航展展示了國際軍工產業新趨勢，除了各大廠商推出的重型裝備外，許多傳統軍火公司也開始將目光移至AI人工智慧與無人化戰場，最大原因也與各國普遍面對的少子化問題有關，如能在人力吃緊時透過資訊系統與無人載具的支援，維持一定的火力與決策支援，都是當前軍事發展的趨勢。雖說如此，但戰爭依然離不開後勤補給，如俄烏戰中，雙方雖都有先進裝備支援，但在缺乏人力與油彈補給情況下也限制了攻勢。這也是各國雖在無人載具以及尖端科技上力求突破，但依然會持續關注運輸載具的安全、耗材耐用度的提升、反制無人機來確保部隊安全，及如何節省油耗與透過更為精密的感測儀器尋求精確打擊以節約彈藥。

類似的趨勢也出現在參展的中共軍工廠商中。固然本次參展的目光集中在「武直十」直升機以及自製的民用機C-919，以及各種先進戰機模型。但可以注意到中共積極發展軍民融合，期望將軍工產業打造成為產業升級的火車頭。有別於其他國防展中共極力推銷重型軍火裝備，新加坡航展的目標市場並不在於傳統裝備的推銷，反而是在軟體面與人才面的培養上。這也代表未來中共軍火外交不會是只有單純的出售裝備，而是包含資訊通聯指管系統的整合、北斗衛星的使用、感測裝備的鏈結以及專業人才的培訓，都會以一條龍方式包裝呈現。這都說明中共積極布局軍工產業，更期望在當前紛亂重組的國際軍火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次航展我國也有不少廠商參與，無論是在零組件或是無人機反制系統上都有許多裝備陳展，也是各國軍火商關注的焦點。畢竟對他們而言，台灣不再是只有軍火消費者的身分，未來更是可能的軍工產業合作夥伴，甚至是競爭對手。這些評語都證明，我國國防產業的努力是可以持續發展的方向。

當虛擬貨幣成了詐騙集團的新歡，看起來以區塊鏈為基礎的虛擬貨幣是有兩面刃。其中一面刃允許用戶在彈指之間轉換所有權，不會有違約或遭中介第三方操縱的風險，可自動化進行交易，創造一個完美可靠的數位記錄。也因為虛擬貨幣不需要可信任的中間人（銀行、政府等），本身可提供完整性更高、自我稽核能力更強，以及更好的自我監管。

然而另一面刃則是第一面刃所帶來的問題，現在看起來就是洗錢的天堂。國內的虛擬貨幣涉及洗錢，多年來主管機關不明，回顧民國一○七年十一月台灣將接受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的評鑑，一向被認為有高度洗錢疑慮的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卻始終未納管，中央銀行、金管會、法務部等部會吵翻天，主管機關一直搞不定，行政院只能「以拖待決」。從彭淮南到楊金龍都主張虛擬通貨應納管，但都只聞樓梯響，央行高層坦言，網路監管不容易。當時金管會建議可參採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作法，由負責洗錢防制申報的洗防處擔任。但法務部認為，國際間作法，洗防處有些是放在法務部調查局，像我國；有些是放在金融監理單位，像美、加及澳洲等國。

不論主管機關是誰，它就是一個「去中心化」的雲端作業，想要買賣虛擬貨幣者僅需申請電子錢包就可從事交易及買賣，並且所有的使用者可以共享一本帳簿，自我稽核能力更強，以及更好的自我監管。但卻有如手機漫遊門號、預付卡，都是追查犯罪的「斷點」。

理論上來講，政府若想插手，看到這本共享帳簿，明瞭交易的明細，參與虛擬貨幣的稽核與監管，可能政府主管機關也需要有電子錢包，否則又將如何知悉該帳簿內那些用戶有向政府做實名制登記，那些用戶沒有。但實際上警方檢視網路公開帳本，也只能知悉錢包地址、金流，無法得知使用者，追不到贓款及幕後罪犯；嫌犯被查獲常自稱幣商，聲稱是在正當交易虛擬貨幣，不是詐欺贓款，檢警舉證困難，起訴率低。所以最後落得「人人皆幣商」，成洗錢防制漏洞。

既然虛擬貨幣已成詐團洗錢工具，NCC、數位部、金管會卻稱無法可管，行政院雖追加十三億元投入打詐活動，卻被檢察官指稱是「國家級詐騙」。虛擬貨幣已成為詐騙集團新歡，政府相關部門在互踢皮球之餘，切記不要以石器時代的思維，錯用現代知能，來解決科技犯罪的問題。

過去對於房價與交易量的研究多著重於價格與交易量之間的關連與相互影響，或是景氣對於房價與交易量的關係。筆者以空間分析技術探討房地產價格與交易量的空間經濟意涵，研究檢視台北市歷年住宅交易資料，利用熱點分析將台北市房地產交易量結合區位，計算出涵蓋長短期、以及包含自住與投資交易頻繁的熱點地區，稱之為「交易熱區」；再以同樣方式計算兩年內即移轉的交易頻繁地區，稱之為「投資熱區」，並進一步檢驗房地產交易熱區以及投資熱區對房價的影響。

北市近十年房地產交易熱區主要分布於早期開發市區以及市郊地區；兩年內重複交易頻繁的投資熱區則主要分布於北市西區之較早開發地區。這些地區與北市核心區相比，則屬於相對較低房價地區。此結果顯示北市較低房價地區的交易頻繁程度明顯高於高房價的核心地區，顯示多數民眾購屋仍選擇較低房價地區。

研究發現，房地產交易熱區與投資熱區對房價的影響有明顯不同。交易熱區不會助長該地區房價上漲，但投資熱區則會帶動房價上漲。因為投資熱區來自房市短期移轉炒作，故會造成房價上漲；而交易熱區則可能因交易標的眾多，相互競爭促使房價下跌。再者，研究發現投資熱區助長較低價位（一千萬至一千三百萬元）房價上漲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價位房屋，表示較低價住宅易造成投資炒作且價格漲幅最高。而同時位於交易熱區與投資熱區內的中高價位（三至四千萬）房價漲幅則最高。

筆者的研究結果可提供政府參考。過去央行與相關部會對於各都會區房地產交易的熱區進行選擇性信用管制。實際上，房市的長期交易熱區反應多為自住需求；投資熱區則反應短期頻繁移轉之投資需求。故筆者建議應針對房地產短期投資熱區進行管制。而較低價住宅容易投資炒作，因此相關單位對房價與交易量的偵測應特別著重較低價格的住宅標的，而非以地區平均房價與交易量的關係為判準。

前陣子從台北飛往紐約，抵達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時已近深夜。出關後透過網路租賃平台叫車前往曼哈頓，開價約七十五美元。在約定的等候位置上車後，約莫四十分鐘就抵達曼哈頓住所。下車後，除了給予司機五星評價外，也在線上點選合理的小費比例。

一星期後，閒來無事瀏覽一下自己的搭車紀錄，不看還好，一看不得了！那趟從機場前往曼哈頓的行程終點，怎麼變成紐約的另一座機場（拉瓜地亞機場）？更糟的是，車資足足多了五十美元，連同小費合計約一百卅五美元。

猶記當夜行車路線的中途就曾經過拉瓜地亞機場，猜想司機在曼哈頓讓我下車後又循原路去拉瓜地亞機場攬客，可能無心或有意誤將那回程空車費用灌水到我的帳戶上。然因該回程路線與我原先搭乘的路線重疊，從手機乍看行車路線圖時並無看出任何蹊蹺，直到察覺帳單有誤時細看才發現原來潛藏一段重疊的回程。

在周末夜晚察覺自己成為冤大頭著實無奈，尤其當前線上服務人力緊縮，即使平日也很難找到即時對話的客服，更何況是周末。所幸該叫車平台並非無處申冤，仍能透過留言反映帳單問題，於是趕緊在平台留言敘述收費有誤的原委，請求線上協助。有拜有保庇，隔日一早，線上客服就回函「我們已調整了您最近行程的費用總額，超收金額將於三到五天退回您的帳戶。」

幾天後退款順利入帳，那顆懸宕的心才終於放下。這次經驗讓人體會到網路叫車雖然便捷，但偶爾仍會遇上不當收費的情事，不可不慎。儘管如此，因網路叫車平台的價錢有基可比，司機有績可查，路線有跡可循，客服有機可通，透過網路平台叫車仍不失為在異鄉搭車比較平價安全的方式。

如今，食衣住行育樂的數位交易已是家常便飯。回顧本次旅美參訪期間，除了少數商家必須以實體信用卡交易外，多數用餐和買票均可用手機線上支付。甚至連紐約市區的地鐵及公車，也已全面接受手機線上支付，乘客只要感應手機即可通過閘門，而且七天內最多只收十二次費用，既方便又可省荷包。當然對那些慣於逃票的旅客而言，他們依舊展現輕功，縱身一跳過閘門！

有趣的是，整趟旅程完全沒有使用現金交易，不僅隨身攜帶的現金一毛錢都沒少，而且還因在第五大道撿到兩毛錢，回程時發現口袋現金比原先帶的還多呢！

數位信用交易讓我們能以一機掌理萬機，使得旅途變得更加便捷順暢，尤其往日出國時現鈔必須精打細算，如今只要一機在手幾乎不需現鈔。美則美矣，但個人在遭遇幾次被坑的慘痛經驗後，籲請大家在數位交易後仍得仔細核對線上帳單，並時時確保手機安全機制無虞，以免當了冤大頭還鼓掌叫好哩！（作者為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在一九九四年衛生署所頒布的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五款，有禁止代理孕母之明文，但因缺乏法律授權，故於二○○七年的人工生殖法通過後，此辦法就被廢止。而依人工生殖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夫妻有一人被診斷出患有不孕症，且有一方提供生殖細胞，而與無償捐贈的精子或卵子於體外受精後，就可植入妻之體內受孕。

此規範明顯在保障一夫一妻制度，完全排除未婚者之適用，且在強調須以妻之子宮來孕育受精卵，若妻無法受孕，亦無法藉由他人受孕，就等同禁止代理孕母之存在。

我國承認同性婚姻後，就女女婚來說，可以任一方的卵子與無償捐贈的精子結合，並將胚胎植入任一方之子宮，仍可符合人工生殖法的規定；只是就男男婚而言，因不可能有子宮存在，於代理孕母禁止下，就無法在國內生育與自己有血緣關係之子女。

現行法制雖未有代理孕母之依據，但若有此等情事發生，是否絕對具有不法性，卻有商榷餘地。

因為依據人工生殖法第卅一條第一項，即意圖營利，從事生殖細胞、胚胎之買賣或居間介紹者，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唯此條文所處罰的對象，乃是針對具有營利性質的生殖細胞仲介者，而未及於不孕夫妻及代理孕母，且因是針對生殖細胞的交易行為，故從事此等行為的醫護人員，亦不會因此獲罪。

尤其若仲介者未收受任何佣金，或是不孕者自行與代理孕母接洽，就不會有人受到刑事處罰。唯在法律並未肯認代理孕母的地位下，醫護人員亦不可能甘冒被主管機關處行政罰鍰，甚至被吊銷執照之風險，來從事此等人工受孕行為，致使不孕夫妻與同婚者，只能花費鉅資求助於海外。

因此，代理孕母合法化似已成必然，唯若法律允准代理孕母，馬上面臨親子關係如何界定問題。因於代理孕母情況，分娩者與所生之子女並無血緣關係，則現行民法採取分娩者為母之原則，恐就必須調整，以免事後造成親子關係糾紛。

其次，開放得為代理孕母的對象，是否要以有婚姻關係為前提，而排除單親或未婚者，即將婚與育加以分離，甚至在人工生殖法外，另立代理孕母法制，亦會是爭執所在。

最具爭議者，當然是代理孕母是有償或無償之棘手問題。因從代理孕母在保護生育權與子女權的前提下，若採有償，就會使懷孕成為交易商品，甚至有使經濟弱勢婦女成為懷孕工具之疑慮。唯若採無償，而僅能給付懷孕、生產或產後健康等費用，且必然得訂有上限下，有意願者必然不多，合法化的實質意義就變得不大，致得有相當縝密的配套。當然，如何保護代孕者在懷孕期間的健康及出生子女的權益，肯定是最上位的思考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