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作戰的問題，基本不該由國防部長回答，相信連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都不敢輕易作答。邱國正承認很難定義，卻硬要說，結果一出口就「超譯」得離譜。若如他所言，任何訊息對我不利、對對方有利就是「在地協力者」，那麼，政府每天忙著抓自己人都來不及，哪有時間對付敵人。

首先，「任何訊息」一詞就有問題。邱國正指的應該是「錯假訊息」，否則，難道連確鑿的事實都不能說？其次，「任何訊息」不應包括評論，若民眾批評一下政府就被認定是在地協力者，必然冤獄遍地，二二八事件重演。第三，就算傳播錯假訊息不應該，也要視其動機及嚴重性而定，政府能貼個標籤就入人於罪嗎？

沈伯洋個人喜歡戰鬥，許多民眾則寧願選擇和平。政府要如何備戰是一回事，但總不能為了尋求對峙的快感，先在島內遍地尋找敵人。若揪不出惡意的洩密者，卻把不同意見的人都打成通敵嫌犯，冠上「協力者」罪名，恐無法讓台灣更安全！

台中市二○一七年即在鹹蛋黃中驗出蘇丹紅，次年，政府即將蘇丹紅列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未料，七年後蘇丹紅再度流竄全台，行政院食安辦主任許輔卻說，蘇丹紅的致癌等級和咖啡、茶相同，對食安絲毫不以為意。更離譜的是衛福部，其對策竟是要求食品業者自主管理、自行通報，彷彿民眾的食安僅靠業者的自律和良心即可高枕無憂。殊不知，這根本是一種幻覺，是官員無能的表徵。

細數衛福部處理蘇丹紅的失職，可從三方面檢視。首先，衛福部缺乏維護食安的積極性，稽查表現甚至處處不如地方政府。大陸進口辣椒粉近年多次被查出不合格，食藥署卻自去年五月才提高抽查比例，去年底再改為全面逐批查驗，均無結果。這次蘇丹紅事件爆發，是雲林縣府接獲民眾檢舉，指販售調味品的濟生公司使用蘇丹紅，然後各縣市紛紛查出相關問題。食藥署先前指責台中市政府公布台糖肉品含西布特羅，甚至暗示是該實驗室誤檢；可見，衛福部只想長袖遮天，而無意面對問題。

其次，是邊境管理的制度不良，使不肖業者不斷利用破口進出。依現行法令，不符安全規範的食品經查出，只須「退運」，並無銷毀或開罰之規定。六、七年前，外界即擔心這會讓不合格食品轉個彎又偷渡回台。當時關務署官員還笑稱「不可能啦！」但這次蘇丹紅風暴，龍海同記負責人李彥廷就是利用十家子公司交替進口的方式，不斷把退運的蘇丹紅辣椒粉又送進台灣。政府官員談笑風生間的疏漏，正是無良業者的旋轉破口。

第三，政府滿嘴口號，卻忽略魔鬼藏在細節裡。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宣稱，目前的防堵機制是「邊境防堵、擴大稽查、及流向追蹤」，說來好聽，卻全是虛招。綠委林淑芬日前即踢爆，僅從Google搜索，就能發現津棧、佳廣的公司登記地至少有九家公司在同一地址，龍海同記也在其中。專責食安的食藥署或高雄衛生局，為何多年來不曾發現可疑而細加追查？何況，政府只管資本額三千萬元以上的大公司，但李彥廷成立的都是資本額二、三十萬的小公司，都在三不管地帶。

食安體系是紙糊的，社會安全系統也一樣。一歲男童剴剴遭保母以凶殘手段虐死，連移工看了都不忍；但兒福聯盟居間轉介，又安排社工定期訪視，卻視若無睹。這個安置制度，難道一切只事關金錢嗎？兒盟辦理無血緣兒童出養，是衛福部「社家署」許可，但對於男童掉牙、瘀青，卻均採信不合邏輯的瞎掰。尤其，衛福部推動「幼兒專責醫師制度」，聲稱要照顧每名幼童到三歲；但剴剴的專責醫師在哪裡？如此漫不經心，衛福部如何建構有效的安全防護網？

說穿了，食安網與社安網的破漏處處，最大的破口就在「無心」。上層的官員無意建構完善的體系，下面的執行者則虛應故事，末端的業者或保母則只顧牟利賺錢，「安全」最後只剩下一個空殼子。從疫苗、快篩的進口，衛福部的薰天僚氣，已說明一切。

國際媒體報導：日本軟銀執行長孫正義預計結合中東金主，共同投資千億美元，以其所持有九成股份的安謀（ARM）為技術核心，發展與輝達相抗衡的半導體核心晶片。

ChatGPT開發者OpenAI執行長奧特曼雄心大志更是驚人，正與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在內的投資者協商，募集5-7兆美元，打造全球半導體新帝國，自行開發與製造AI高級晶片。

但與此同時，科技界狂人，OpenAI共同發起人之一，曾是最大捐助者的馬斯克，卻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以OpenAI違背捐贈受託責任、不公平商業行為等五大罪狀，控告OpenAI高層，違反公司創立時宣示之「專注開發技術而不求謀取利潤，向大眾分享開發原始碼、以非營利機制開發」等初衷，甚至已實質成為微軟子公司。即便其中涉及商業利益與版圖之爭，但亦凸顯AI技術已成兵家必爭之地。

在這波人工智慧浪潮下，除了不會缺席的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關係算力的大型資料中心AI伺服器，與台灣產業較為相關之趨勢，還包括具備人工智慧功能的個人電腦（AI PC），具備AI功能的手機與穿戴式裝置，更是明年起的必備規格。

在全球科技產業一片期待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AI發展可能帶來的隱憂。甫卸任谷歌副總裁，有「深度學習之父」之稱，曾獲AI技術領域最高榮譽「圖靈獎」的傑佛瑞□辛頓（Geoffrey Hinton），日前接受美國電視節目60分鐘專訪時，對於人工智慧未來發展提出高度憂慮。辛頓憂心主要有兩點：未來AI自主判斷與AI慾望可否被人類所掌控。前者如自動駕駛汽車，與具備人工智慧之軍事武器，其AI系統在關鍵時刻所做判斷，是否符合人類社會法律與道德規範；辛頓語出驚人地說：「人類可以阻止任何個人的慾望氾濫，但未來不確定人類可以阻止AI慾望之無止境發展。」

其實在辛頓發出警示前，有識之士早已指出，以ChatGPT為首之生成式AI，其所產生之文字、圖形、影像，已非常人可辨真假，若為有心人使用，足以做為詐騙與犯罪之有力平台，傷害善良百姓，令人憂心。

當然，刀刃可使生活便利，亦可成為傷害他人工具，這其間需要法律與道德加以有效規範。然而近年來科技發展迅速，法律與民眾認知已然趕不上腳步，其間溝渠需要政府與社會加強投資，俾使人工智慧應用利大於弊。

若從宏觀角度觀之，AI人工智慧技術掌握與否，勢必擴大國家與國家間貧富差距與競爭力，強國益強、弱國益弱，台灣經不起在這波歷史洪流中遭到淘汰，必須傾全國之力為之。

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矛盾心情，欣見科技部在日前發布「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中，仿效歐盟、日本、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先見，開宗明義強調台灣人工智慧發展，應以「以人為本」、「永續發展」、「多元包容」為核心價值，不能單純注重工程科技與製造商機，應增加人文科學與人工智慧跨領域研究，務使台灣未來社會均衡發展，降低AI不當使用傷害。

積極而言，AI技術是一種力量龐大的公共財，使用得當可累積人類寶貴經驗與大數據，為社會樹立新規範，建立更具公平、均衡、效率之生活秩序，從教育、健康、醫療照護、安全等層面、全面提升民眾生活福祉，打造未來美麗新世界。願國內有識之士，共同期許之。

「邪惡的平庸性」指出，判斷是非對錯時，關鍵在於我們所選擇的同伴。倘若我們不願或無法決定如何與同伴建立關係，或不質疑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停止思考而漠視他人的需求，邪惡的勢力會如同猶太人大屠殺事件，不斷重演。

筆者從此事件觀察到以下幾點：首先，複雜的社會議題需要跨部會或跨專業人才的整合。在社會安全的設計，主要是由上而下，透過制度的完善機制來承接弱勢群體。然而，隨著專業分工的發展，各專業教育領域多只求各自專業上的深度，而較忽略不同專業社群夥伴的彼此認識、理解與合作。因著專業本位主體性的堅持，使得「以人為本」的照顧藩籬愈趨高漲、四分五裂。特別是，各自專業遇到問題時，第一時間可能將責任歸屬推給其他專業領域。社工人員在此案例中，便成為代罪羔羊之一。事實上，任何一個環節的錯誤均可能是來自於對上級政策的服從。社工也可能只是受害者。「社工不是被打造出來的禽獸，而是謬誤的犧牲品。」

其次，這是誰的社會安全網？社會安全網的定位是在於「政治監督」抑或「照顧品質」？每一個社會秩序的建立，無非都是先從政府的資源挹注，逐步建構一套有系統的安全網絡。然而，追求管理主義與績效文化的過程，「執行者」和「被照顧者」的相互主體性往往被忽略。例如：何以社工無法依規定訪視？是哪一個環節或脈絡因素造成？一般而言，在華人社會的家庭訪視並非如此容易，這代表個人私領域被「監控」。倘若此前提成立，這套社會安全網可能僅是如同「國王的新衣」，沒有實質「照顧品質」的意涵。換言之，在國家體系中的社工，雖必「照單全收」這項制度任務，但這可能是一套不符合本土文化的「衣服」，無法實際落實於弱勢家庭的照顧，這些都有賴未來更多執行者從實務和研究的角度提供具體發現。

最後，如同昨天民意論壇楊金寶教授提出的問題：「邪惡的平庸性」是否正肆虐台灣？筆者對此問題尚無答案，不過願提醒：所有的暴力都是由社會整體關係所構築。當我們正在找尋「代罪羔羊」的同時，不妨也多一點思考：「如何讓制度的執行者有更好的夥伴，一同攜手向前、克服各制度環節所被隱藏的漏洞。」

還記得小燈泡案發生時，蔡英文總統親筆信寫下：「阿姨不會讓你白白犧牲，這個社會破了很多洞，我會用盡全力來把他們都補起來！」如今八年過去，蔡總統所承諾的社會安全網卻破洞愈補愈大。加上台灣的貧富差距，在蔡總統任內達到歷史新高，更讓台灣的弱勢人口雪上加霜，投靠無門，成為最無助、最悲慘的族群。

以此起虐童案為例，男童因父母入獄，祖母無力照顧，因此由社會局透過兒盟引介的保母接手顧養。保母鑒於男童孓然一身，孤苦零丁，於是便毫無忌憚地虐待、凌辱。而身處第一線的基層社工，在繁重的工作量下，又沒能在例行的家訪中察覺異狀，使得一條無辜的生命白白犧牲。

這起不幸事件的種種環節，始於「弱勢家庭的支持體系脆弱」、「兒福聯盟的訪視監督失靈」、「基層社工的人力資源不足」，而最重要的是終於「政府空洞的政策與浮誇的口號」。社會安全網從蔡英文的1.0到賴清德的2.0，口號愈喊愈響亮，破口卻愈補愈大洞，這說明了執政者一心想著選舉，忙於爭權鬥爭，什麼打造一個韌性的社會網絡、讓所有公民不會落單、讓悲劇不再發生云云，都是騙人的糊弄話。

蔡英文八年執政之，台灣已經走向一個「叢林社會」：上凌下，強欺弱，富壓貧。在目前的教育制度與房屋政策底下，窮人永遠無法翻身，再加上殘破不堪的社會安全網，注定台灣社會已成了弱勢族群的永世悲歌。

當前的學校教育極度重視生命教育，甚至把生命教育納入課程的一環，可惜似淪為形式主義。一○八課綱開始，從小學到高中三個不同階段都有學習目標與規畫，生命教育更有「五大核心素養」。試問，落實了嗎？

如今，台灣社會出現保母不懂得尊重生命，把施虐幼童過程拍攝傳訊欣賞，似乎把幼童的哀號當成聽輕音樂，令人髮指！而兒盟的品管機制也出問題，才會讓有牌照的保母欺負沒有父母保護的幼童，這是兒盟的失職，也是社會保護幼童機制有問題。

過去，台灣曾有大學生虐貓，也曾有社會人士虐狗當休閒，如今則是虐童當有趣，社會進步了嗎？再傳虐童致死，不僅生命教育該檢討、法令過鬆該反省、兒盟監督失職該批判，我們的生命教育無法扎根落實同樣令人遺憾。

期待這件無法挽回的社會悲劇，能喚醒國人尊重所有的生命。建議：一、落實究責，讓所有社福單位不敢輕忽監督責任。二、減低社工的工作量，否則社工難以落實視察。三、學校教育應強化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讓學生更具「人性」，長大後才不會把虐待生命當有趣。

法院實務還從嚴解釋「凌虐」兒少，例如去年十二月媒體報導，同樣是一位保母因深惡八月大男嬰哭鬧不止，憤而用力搖晃，導致男嬰嘔吐、眼睛上吊、造成腦傷影響終生；台中高分院卻不認定這樣算「凌虐兒童」，只認為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傷害致重傷罪，並撤銷原判五年六月徒刑改為四年六月。類似凌虐兒童致重傷的案件，最高法院更曾維持相同見解，輕判二年，法官顯缺乏對孩子的慈悲跟憐憫。

台中高分院在該案的認定上實有商榷餘地，判決書載明「對他人施加身體或精神上之凌辱虐待行為，造成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之程度，即屬凌虐行為」、「可能為帶給他人長期持續或重複出現的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的結果…依一般社會通念認係粗暴不仁者，亦屬凌虐行為」。試問，嬰兒不會畏懼？腦傷沒有痛苦？搖晃嬰兒並非「粗暴不仁」？諷刺的是，同一分判決書有四十多處，醫生重申認定該嬰兒為「受虐性腦傷」。

鑑於這次保母虐幼童事件，強烈要求司法院於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專案報告，說明法院實務上如何區分「普通傷害」、「普通殺人」與「凌虐兒少」；司法為何長期與社會認知脫節？立法院更要修法加重凌虐兒少之刑度，別讓孩子的命比成人還不值。

五年前，台南也發生過一件虐童致死案，筆者當時是羈押庭的其中一個辯護律師，曾親自見聞四百多位「正義鄉民」包圍台南地檢署的驚險場面。事後得知，女嬰的未成年小爸媽，曾是筆者擔任法律顧問的社福團體之輔導對象。當時承辦的社工，在得知兩位小爸媽離婚後，立即通報列為高關懷個案，但很遺憾，主管機關還來不及正式開案，悲劇就已發生了。當時，那位承辦社工看到新聞後非常難過，眼淚完全止不住；「如果當時能多做點什麼就好了」，社工和主管不停的懊惱著。

關於兒福聯盟承辦社工被上銬這件事，其實真的沒有必要。尤其社工涉嫌之行為樣態是「過失」或業務「登載不實」，與擁槍自重、殺人放火的罪犯顯然不同，上銬實在不符合比例原則。一般非酒駕車禍肇事致人於死的犯罪嫌疑人，也鮮少需要被上銬。況且，法務部關於戒具的使用規定是「應注意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體及名譽之維護，避免公然暴露所使用之戒具」。但我們看到的新聞畫面，卻是公然暴露手銬，完全罔顧犯罪嫌疑人的名譽。無論被告身分是什麼，都不該被如此對待。這樣的執法方式，著實過於粗暴。

即使手持正義之劍，也不能如此毫無節制的隨意揮舞，何況這種狀況，並非無法避免。去年十二月發生的案件，遲至三月才輿論發酵，實在很難不讓人聯想檢警的用意。

表面上社工師被視為專業人員，服務手上的每一位個案或家庭。大家都以為社工師像檢察官、法官、醫師一般具有完全專業獨立性，因此出事的時候就被認定得獨自承擔所有的責任。但實際上，社工師在執行職務時，從來就沒有受到專業尊重，沒辦法進行獨立的專業評估與判斷，得極為困頓地在綿密卻往往扭曲的法規與制度限制下工作。社工師沒有被授予相符於專業的信任與權力，卻在出事時第一時間被推上刑台受刑。

社工師從來沒有被視為專業人員，在政府的眼中，社工師就是個依法行政的辦事員。不認為社工是專業，自然也不會以尊重的態度來對待社工師，所以社工人員的待遇一直是低廉的，爭取合理待遇時還會被視為貪心不足。

這次事件，許多人究責為什麼孩子會交到黑心保母手上？因此認為社工師必須負責，甚至被認為是間接的殺手。大家不知道，社工師及社福機構在進行兒童安置時，因為當前政府政策思維叫「回歸家庭」，在回歸家庭之前的中途安置，就是機構安置與寄養家庭；回歸家庭不可得的話，會考慮出養。

然而，這樣的政策思維推動過程，卻先致力於消滅安置機構，無視機構實質辦理的品質，逐年地透過評鑑等手法來關閉育幼院等緊急安置機構，並將中途安置的主力放在變數更多、更困難的寄養家庭。接著設定了極其複雜而未必能及時跟上的標準與要求，使得寄養家庭難以承接安置的需求，迫使社工師及社福機構退而尋求非屬社福體系的保母來支援。保母本來就不是社會福利服務（那位犯案的惡性保母很直接了當的表明，她是做生意不是做愛心，受兒福聯盟委託照顧孩子，沒什麼好處）。

此外，「社會安全網」造成各自分工的困境，對個案或個案家庭張開社會安全網，應該由專業主責社工師來統籌一切，如同檢察官指揮辦案一般，聯合其他專業人員與資源。然而事實上，社工師從來沒有獲得如檢察官般的尊重與地位，而是卑微地拜託各方（包括各級政府）並籌措殘破不足的資源。這樣的「社會安全網」有破洞，接不住個案是必然的。這正是社工工作最真實的樣貌。更可怕的是，因為專業被輕賤為辦事人員，以致被疊加了沉重的業務；哪個社工師手上沒有超過二、三十個案量？我還聽過近破百的個案。社工師被沉重的個案量及繁瑣的文書作業占據了大部分工時，還被斥責為不認真。

這個事件凸顯的是社會大眾與政府對社工專業的輕賤。若不思尊重社工專業，仍以為社工是一種誰都能做的高替代性事務人員，無法真正發揮專業，則虐童致死乃至其他紛雜的社會安全問題，永無緩解的一天。

二○○○年台北市文化局成立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二○○二年筆者一度建議將「鳳凰來儀」以信託方式移至台北市立美術館，讓鳳凰得以有較舒廣的空間展翅，惟此事未獲採納。迨至二○○五年富邦銀行併台北市銀行，「鳳凰來儀」由公物成為私產，使移置成為不可能。這件前公共藝術時代的作品，縱然難以由公家依法移置，但如今的所有者委實可以考量為她覓尋新家，讓鳳凰別再被嘲諷關在雞籠。原本位在台南文化中心，楊英風的另一件作品「分合隨緣」被移置在台南市美術館二館前再展風華，誠乃一個良好的範例。

台灣自一九九八年起按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至二○二二年已投注新台幣九十八億餘經費，設置作品達五三四九件。立法院於二○二二年將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修法，第四章第十五條擴張了公共藝術適用範圍，明訂重大公共工程應提撥工程造價百分之一辦理公共藝術，這導致公共藝術經費爆炸性的膨脹，往往單一公共工程項目的公共藝術經費遠超過昔日一整年公共藝術的總經費，以桃園機場第三航廈公共藝術經費為例，就達五億。上億的公共藝術設置項目只採用公開徵選取得作品的單一方式，缺乏對適地制宜的因應，對於能否建立美好國門意象令人懷疑；桃園機場第二航廈公共藝術以相同的公開徵選方式所擁有的成果可作為殷鑒。

台灣的公共藝術缺乏推廣教育，以致作品「存而不在」，許多民眾可能都視而不見、見而不識，形成公共藝術政策的美意落空。以生活中常能接觸到的捷運公共藝術，台北市捷運局業已完成八十九件公共藝術作品，其中不乏具有國際級水準的作品，如北捷環狀線板橋站的「思映之間」，出自法國藝術家丹尼爾．布罕。丹尼爾．布罕在倫敦地鐵圖騰漢廳路站的「鑽石與圓」作品，與「思映之間」具有相似的風格，但板橋站之作品遠勝於倫敦。布魯塞爾的地鐵公共藝術有地下美術館的美譽，洛杉磯的捷運公共藝術號稱是移動的藝術饗宴，斯德哥爾摩令人驚豔的地鐵公共藝術是都市的藝術冠冕！許多都市莫不將藝術列為都市文化的重要資源，其中捷運公共藝術是觀光行銷的重中之重！可惜負責營運的台北捷運公司並未善加運用資源，沒有好好推廣北捷之美。

「生而不養，生而不育」是台灣公共藝術普遍存在的現象。二○二二年新修的公共藝術法條造成興辦機關為消化預算，產生為設置而設置的亂象。缺乏配套的管理維護與推廣教育，只會令亂象更形惡化。匡正公共藝術的亂象，應當是政府文化施政的重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