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強化第一島鏈國家抗中，拜登分別與日、菲領袖舉行峰會，分派軍事任務。峰會前，拜登要和習近平先打聲招呼；為確保拜習電話會談順利，在台協會主席羅森柏格特銜命趕來台北，搶在倒數前夕將我金門實彈射擊喊停。

三國峰會是針對區域安全，台灣有事，但台灣不能參與。更難堪的是，為了拜習對話，軍方規畫朝福建開砲演習的主權宣示行動，只能暫時喊卡。無論是第一島鏈抗中，或美中共管台海，蔡政府都沒有置喙餘地。相比之下，馬英九比蔡英文有用多了，至少能在國際注目下，向習近平傳達台灣追求兩岸和平的多數民意。

蔡政府畢業前引發台海對峙，致使前線的司法管轄與軍事作為都受美中箝制，無法自主。此時，綠營叫嚷前任總統去中南海維護國格，是打誰的臉？

蔡英文自詡台美關係史上最佳，但在大國博弈詭局裡，台灣卻身不由己。其團隊無視內外危機逼仄，卻還替拜登操心馬習二會搶鋒頭。這種國安會若留任，馬英九日後應會很忙。

府院率先架構的人事梁柱，皆屬「賴家班」人馬，「同溫層」色彩濃厚。賴清德擔任閣揆時，卓榮泰曾任其秘書長；五年前民進黨初選的「蔡賴之爭」，擔任主席的卓榮泰亦未倒向掌實權的蔡英文。對此，賴清德應心存感激，兩人亦有足夠的默契和交情。卓榮泰的輩分，高於林佳龍、鄭文燦等學運世代，由他組閣，黨內阻力不致太大。此外，卓榮泰行事比較圓緩，這點有助於他和在野黨的溝通對話。然而，他過去在府院擔任的多為「幕僚」角色，未來能否勝任閣揆的主帥重任，有待觀察。

鄭麗君四年前堅辭文化部長，雖稱是為了家事，也透露她和蔡政府略有扞格。其後，她藉由「青平台基金會」的運作，透過與學界和社團的深耕，保持自己的影響力。前年賴清德參選民進黨主席時，鄭麗君代他到中央黨部登記；去年賴清德參選總統時，鄭麗君擔任其「國政藍圖召集人」，匯集兩百名專家學者發表國家希望工程，幫賴清德打響參選起身砲。尤其，鄭麗君獨派色彩濃厚，這和賴清德可能更意氣相投。

卓榮泰與鄭麗君的組合，當然是賴清德絕對信任的人馬；但「卓鄭配」之強項在於政治，若論行政決策專業眼光之完整，則顯有一大塊空白。正因如此，特別由龔明鑫轉任秘書長，來補強其財經決策的精準度。但此一安排，反而凸顯團隊架構的偏斜；畢竟，讓國發會主委去擔任秘書長，可能矮化財經決策的重要性，這是令人擔心之處。

把自己的親信都安排在身邊擔任重臣，一方面顯示了賴清德需要安全感，另一方面也顯暴露其開闊不足。作為得票率僅四成的總統，外界原本期待他揚棄黨派的門戶之見，以更開放的態度廣納社會賢才共同為國效力；但目前的架構，顯距離人們的想像甚遠。據傳，他原有意延攬和碩董事長童子賢出任閣揆，對方卻因家人反對而作罷，實屬遺憾。民進黨執政這些年，將社會氣氛搞到非藍即綠及互相攻伐，賢達之士會視從政為畏途，也就不難想像。賴政府未來四年，如果能還給社會一個朝野出入自在、不分顏色和平共存的空間，即是莫大的功德。

賴清德這次組建新政府，在國安方面的部署，對蔡政府人馬幾乎照單全收，只在職務上略有輪動。這點，雖說是為了謹守「小英路線」，不得不然；但在觀感上，不免給人了無新意的印象。例如，史上斷交最多又經常發言暴衝的吳釗燮，卻回鍋任國安會秘書長，其實缺乏說服力。包括顧立雄在風雨飄搖之際出任國防部長，雖號稱是「文人部長」，但他能否真正穩住軍心和民心，許多人仍抱持疑問。

觀察目前賴政府的「卓鄭配」和國安人事，都屬於低限度的保守布局，僅在小圈圈中覓才，很難看出多少改革銳意，遑論開創新局的宏圖。但即便只是如此謹慎的部署，仍將有不少蔡總統倚重的派系人馬遭到排除或冷落；屆時，會不會引發黨內的另一波爭鬥風波，仍難逆料。「蔡下賴上」雖然不是政黨輪替，但人事更迭仍可能造成意外心結，就要看主事者手腕是否高明。

美國總統拜登剛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電話會談，會中相互警告；財政部長葉倫訪華，進行艱苦的談判。半年前，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華為適時推出新手機，展示突破美國封鎖的成果；兩國多月前，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跟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進行會談，聚焦於他說的「滿布地雷」的台海議題。美方都沒有達成期盼的美好結果，因為中國立場與意志堅定，且深懷謀事技巧，是很難纏的對手。

拜登去年與習近平會晤並沒有達成太多實質的共識，這次電話會談後雙方發布的新聞稿南轅北轍，相互警告意味濃厚。可以預見，會後華府與北京的鬥爭仍將繼續，美國對中國各方面的遏制不會縮小範圍與力度，中共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台對壘的鬥爭也不會趨於緩和。 拜登面臨連任選戰屈居下風與烏克蘭戰爭後繼無力的雙重壓力，他要展現能與北京當局溝通與施壓的能耐，也要警告中國不得協助俄羅斯軍需工業。

中國則聚焦於台灣議題，話說得很重，習近平表示，中美關係必須要扣好「戰略認知」這個「第一顆鈕扣」；他明確告知拜登，如果「縱容支持」台獨勢力分裂活動，則觸碰到了中共的「第一道紅線」，北京「不會聽之任之」。習的警示明晰與強硬，前所未見。台灣問題不僅是美中關係的核心議題，而且是雙方關係最可能的引爆點，中方在準總統賴清德就任前來個下馬威，要求美國不得助長台獨氣燄。

財政部長葉倫訪華出發前警示，中國在乾淨能源上生產過剩，若向世界傾銷，美國將課徵關稅。中方則以「不要借題發揮」回應。葉倫先後與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及總理李強會談，她最關注的議題在於保護美國產業，要求中方處理好電動車及太陽能等清潔能源領域的過剩產能問題。中國方面不會全盤接受，畢竟已將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列為「新三樣」，做為舒緩內部經濟困局及確立世界領先地位的戰略性產業，如何能在美國施壓下即退縮？ 中方在官方新聞稿中並未對葉倫的「指導方針」作出具體回應，而僅關注美方對中國經貿限制措施，可見雙方歧見甚深，矛盾難以全然化解。

葉倫或許還關切中國減持美債問題，希望中國加持美國國債，至少不要減持，以免妨礙美國經濟的穩定。這是中方對美談判的籌碼，除非美國在貿易壁壘的設定上做得不太過分，否則中方不會輕易允諾。

美中之間的博弈，現在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雙方各有籌碼應對。美國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打壓的意圖未減，但又發現與中國的博弈相當艱難，是「難啃的骨頭」，打壓效果多不如己願。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日前在歐洲將「恐中」表現出來，她喊話歐洲國家共同因應中國經濟模式對美歐經濟開放體系帶來的挑戰，並直言「這是需要（政府）干涉的事」。她指出，中國有效且十分成功的經濟計畫，從貿易、生產到消費的成長都日益對美歐經濟帶來壓力。她呼籲各國共同「挽回美歐企業在中國非基於市場體系競爭下所失去的經濟機會」。

中國的體制有其弱點，但舉國體制在謀劃整體策略與動員、執行上有其優勢，不僅能緩解外來壓力，亦可增強對外競爭實力。中國正試圖發揮體制優勢因應外部威脅，而且已在某些領域突破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

在這方面，商業部長雷蒙多就領教了。她去年9月訪問中國時，華為推出新款5G手機，雷蒙多活生生「被這款手機突襲了」。中國確實不好對付，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今年1月底跟王毅會談，他述說雙方深度討論台海兩岸議題並分享各自立場，但因議題「滿布地雷」，所以不能公開內容；其中的凶險可想而知。

這就是中國，充滿鬥爭精神，有謀有略，西方國家遏制中國頗受掣肘，甚至受害的可能是自己。

我很誠懇地希望頂尖大學與一般大學有所不同，一般大學注重教學，希望學生畢業以後能夠投入建設國家的行列。我國沒有好的自然資源，但是經濟仍然不差，都是靠大學的教育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專業人員，在各行各業上都有貢獻。但是頂尖大學卻又肩負著另一個神聖的任務，那就是要提高國家的學術水準。

學術與國家的建設不一定有關，以數學為例，數學家當年發明虛數時，誰也不知道虛數這個觀念有何用途。自然界是沒有虛數的。可是對電機工程師來講，虛數非常有用，如果不懂得虛數，很難理解電路。物理的情況也是如此，伏特當年發明的是伏特電堆，但他其實不知道自己是電池之父，相信大家都知道電池對我們有多大的用途。麥斯威爾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自然界有電磁波，對他來講，這是學術研究的結果，他一定沒有想到，我們現代的無線通訊就是根據一個純學術的研究結果發展出來的。

歷史似乎和我國的經濟沒有多大的關係，可是不注重歷史的結果是政客們往往犯大錯。美國入侵阿富汗就是因為當時美國的領袖人物對阿富汗的歷史毫無觀念。歷史的研究是純學術的研究，一個國家如果不注重歷史的研究，是十分遺憾的事。

要有好的學術研究成果是相當難的，純數學本身就已經非常難懂，讀懂高深的數學，只有少數人有此能力，在數學領域上有創新的觀念，更是難上加難。因此我們要提高國家的學術水準，只好寄望於頂尖大學。這不是我國的現象，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是如此。英國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的，仍然依靠劍橋和牛津；美國有所謂研究型大學，研究型大學的數目也是不多的。

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大學都在學術上有非常好的成果，但是我們實在應該注意頂尖大學在學術研究上的成果。要有卓越的學術成就，大學必須要有在學術上卓越的教授；政府要負責，使我國的頂尖大學可以請到在學術上有優越成果的教授。但是最重要的乃是頂尖大學必須要重視學術，任何措施都要想到學術的卓越。我們該檢討的是，頂尖大學在大肆擴張之際，有沒有也非常重視學術上的成就？（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四一○的四項訴求或許是歷史的必然，理念也無庸置疑，尤其是廣設高中大學，追求教育平權，緩解升學壓力，確實迎合社會需求，但缺乏前瞻思維，又無完整配套，釀成前所未有的災難，也是不爭的事實。四一○促成教育會議召開，醞釀教改會，進而提出教改藍圖，最終由教育部推動。這場教改由黃武雄埋下火種，經郭為藩部長護持、李遠哲院長背書、吳京部長點火，掀起專科升格大學潮，而今卻釀成大學退場、學歷貶值、技職摧毀，教育遍體鱗傷。這場歷史共業，相關人員不容卸責，政府更得全面承擔。

先就退場議題而言，四一○提出廣設高中大學，是要求多設立公校，但政府便宜行事，無視未來人口結構，不理學者示警，逕以專科升格充數，加以選舉胡亂承諾，大學不斷增加，至二○○九年時曾高達一百六十四所。當少子化來襲，私校招生問題浮現，政府卻雙手一攤，不願承擔責任，反而一面凍漲學費，一面祭出退場條例，逼私校走上絕路。為解決高教過剩問題，政府需提供誘因，鼓勵經營不善私校改辦社福文教機構，更需鬆綁學費限制，提升私校辦學品質，公校也得整併，適度縮減招生名額，才是亡羊補牢之計。

再就學歷貶值來說，廣設大學雖讓人人有大學文憑，但在少子化下，大學錄取率破九成，不少學校寧爛勿缺，學生素質不斷下降。加以大學過多，稀釋整體教育資源，部分學校為省經費一再犧牲教學品質，形成學店化現象。大學文憑含金量下降，青年低薪成常態，絕非台灣教育之福。廣設大學惡果已現，為解決學歷通膨問題，高教勢得分工。部分培育學術人才，部分養成實務幹才，部分訓練技術人力，各司其職，各校才得以存活，也舒緩文憑貶值。

另就技職崩解來論，早期政府鼓勵私人興學，多以技職為主，培育不少基層人力，成為台灣經濟起飛助力。教改上路後，向高中大學傾斜，形成先高中後高職、先大學後科大的趨勢，嚴重排擠技職生存，尤以私校衝擊最大。技職走向普通教育，原有特色喪失，又未獲平等對待，教育資源更欠缺，淪為次等選擇，產業人力亦現困境。為扭轉技職劣勢，教育部宣示強化產學合作，建構優質技職環境，推動技職宣導，落實職涯探索，吸引學生選讀，仍無由解決問題。透過跨部會討論研擬技職長遠擘畫，創造優良就業環境，提升技職人才地位，方能吸引學生選讀技職。

教改卅年，不少政策立意良善，卻因民粹綁架，釀成無法收拾的殘局，從未有人給個交代，也不見當局反省。高教擴張惡果浮現，過剩大學如何轉型，學歷貶值如何改善，技職尊嚴如何找回，政府應集思廣益共謀解方。

賴清德總統上台後應速召開教育會議，重新檢視教改各項政策，根除卅年病灶，找回教育競爭力。

第一錯，菁英思維主導：教育永遠在理想與現實間拔河，目標可以遠大，但現實、民情、資質、人性交錯下，機制如何啟動方能達標，考驗主事者的智慧。但教改主事者全是學界菁英，他們是自由開放的得利者，從未體會中下層學習的艱難，更沒有「橘逾淮而為枳」的智慧。李遠哲主張雙語，說自己中小學時五種語言並進互不影響；黃武雄主張學校教育只須做兩件事，一、打開孩子的經驗世界；二、發展其抽象能力，第三件事便是留白；史英則大推建構式數學。菁英群各有理論，卻從未在台灣教育環境中進行過實驗。教學現場的老師環顧資質、家境差異懸殊的學生，還真不知他們如何能在「留白」中學習，如何「主動建構」數學概念，更不敢在沒有實證基礎下，拿孩子的未來打賭。所以，四一○教改團體的主張在教育界掀起論辯，本不易得到社會共識，但在二李出面護持後，居然輕騎過關，從此這套菁英思維主導了教育至今。

第二錯，政治意識掛勾：四一○教改宣言中第三訴求「推動教育現代化」強調民間與官方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觀，官方必須放棄「規畫限制封閉」的後封建心態，建立「發展鼓勵開放」的新世界觀，台灣教育在政治主控下長年維持的中央集權制必須打破，讓權力下放。第四訴求「制定教育基本法」則強調必須擺脫四十多年政治戒嚴所造成的威權主義，納入現代化教育精神。這兩大訴求中的關鍵字應打動了李登輝總統，因為恰恰提供其建立台灣意識的切入點。於是在教改口號下，改變歷史重視時序、正統的「規畫限制封閉」心態，而以杜正勝「同心圓史觀」的略古詳今解構中國史。但弔詭的是，在去國編本統一教材的同時，卻藉由課綱審核及教科書審核，「規畫限制封閉」有關中國的敘述，建立「中國台灣一邊一國」的概念，卅年有成，導致兵凶戰危。

第三錯，主事者沒品格：二李無庸置疑絕頂聰明，一得諾貝爾獎，一掌控政壇迄今影響力猶存。但毫無「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的坦蕩。後繼者亦如是。教改在他們手上盤弄，成為攫取個人權位的工具，絲毫未顧及台灣前途、福祉與未來，這是台灣人民最大不幸。

回首教改卅年，學子知識品德兩失，錯誤已釀成海嘯，但人民能否發聲自救？立院能否為民喉舌？眾志成城方能扭轉台灣滅頂之災。

近十年來全台已有十五所大專院校陸續退場，而面臨中年失業危機的教師們，較幸運的能至他校繼續任教，一部分人則成為兼課教師，或是中小學的代理教師。無法取得教職的只得轉換跑道，有的為支應家中開銷，甚至不得不賣掉房產…令人不勝唏噓。

少子化現象衝擊高教市場，如今學生的「需求」已凌駕於一切。許多政策的調整，諸如實習、證照…等畢業門檻的放寬限制，無非是方便學生可盡快取得文憑。但又不希望文憑貶值，顧及學生受教權，期使他們能習得一技之長，分寸的拿捏就考驗教育主管人員的智慧，及教師們引發學習動機的功力了。

筆者嘗聞因缺曠課嚴重而屢屢被提醒的學生言：「ＸＸ學校只要有註冊，考試有考就不會被當，為什麼老師的要求這麼嚴苛？」筆者思忖，此乃大學太多導致供需失調的緣故。因此每到期末，就可看到某些自律欠佳的學生辦理休退學，遊走各校間，然而讀了Ｎ年卻畢不了業。作為導師的筆者也曾致電家長，請他們注意子弟缺曠情形，卻得到「不是少子化嗎？各校都缺學生，你們給我孩子過，下學期我們仍會來註冊！」的回應。

另一種現象則是，要求較嚴格的教師，可能因選課人數不足或學期中就已退選大半導致課開不成。但沒有測驗標準，缺課幾節無關緊要，隨便繳份報告就可過關的教師，卻頗受歡迎。為捧住飯碗，教師們各出奇招無可厚非，但若無法貫徹教學目標，豈非劣幣驅逐良幣？

以體育課為例，筆者選擇不斷練習才能達標，或兩人、多人互相配合（如桌球的推擋、壘球的傳接）方可取得高分的項目，評比學生努力不懈的態度及團結精神，令其體悟「天下沒有白吃午餐」的道理。

筆者認為保護兒童，除了立法，也要提防賣「偏方」假友軍。有政府官員和宗教保守派，對持有真人性影片，有實際兒少受害的案件唯唯諾諾，稱其「讓人兩難」，卻對無實際受害者的虛構影視作品重拳出擊，揮霍兒童救命錢，就是賣偏方的假友軍。

賣偏方者口口聲聲為病人好，讓病人散盡家財，不只是讓病人做「無用功」，更讓病人錯失治療機會。政府預算花在無效治療的費用每多一元，能實際挽救兒童的經費就少一元。假保護兒童之名，卻把預算砸在安慰劑，實際上是戕害兒童。

打擊「湯姆貓與傑利鼠」無法減少虐貓。政府官員要績效，不是靠打擊虛擬人物濫竽充數、搞遮羞布。更何況主張嚴打虛擬人物的團體，尚且無法防止「自己人」虐童，信賴他們的「藥方」無異請鬼拿藥單。預算省下來，用在真正有用的措施，不知道能多救多少孩童？

事件一開始就有所謂的陰謀論，認為可能與恐怖攻擊脫不了干係，有的反華媒體甚至開始潑髒水，認為中國是幕後黑手，繪聲繪影地在網路上散布傳言。然而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跡象或理由顯示有任何蓄意破壞行為，美國政府也將之定調為意外事件，只能說是一場巧合的悲劇。

一個多星期過去，清除斷橋及殘骸的工作還在持續，待清除完畢後可望先恢復航運，但接踵而來大橋重建工程才是重頭戲。拜登勘災時已表明聯邦政府將支付重建大橋的全部費用。但有很多人認為拜登此舉是為了討好馬里蘭州選民，以便贏得該州十一月的總統選舉。據傳重建工程並非易事，因為它坐落於「跨域深水區」，在技術上需要克服許多問題，保守估計可能要數年，金額亦可能高達十多億甚至廿億美元以上。美國國會眾議院對於聯邦政府是否要負擔全額也未置可否，部分共和黨籍國會議員甚至拒絕就此追加預算，看起來拜登政府與國會將會再有一番角力。

等資金問題解決後，工程如何進行又是挑戰。過去在美中關係平和的時代，中國企業在美造橋也有先例，例如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在一九八九年地震後的新建工程就是由中國企業承包完成。但現在美中關係惡化，美國在許多層面上都刻意排除「中國元素」，只是基礎建設事關民生，曠日廢時的重建反而會帶來經濟的負面影響。

最近拜登與習近平進行了一○五分鐘的電話晤談，這是繼去年習拜會之後進一步的破冰行動，顯示兩國有意改善彼此關係，或許巴爾的摩大橋的重建可以為彼此搭起友誼的橋梁。這幾年中國有著「基建狂魔」之稱，這個稱號或許有些誇張，但是確實因為在中國國內外有許多世界級的工程陸續完工或正在興建中，而且很多工程還在不斷刷新紀錄，特別是在大型橋梁建設、高鐵、公路等方面。對比之下美國的基建顯得落後。去年七月美國廣播公司所屬的緬因州電視台ＷＭＴＷ就曾報導說，拜登在訪問緬因州時曾指出，美國的基礎建設明顯落後中國，美國全球排名十四，中國排名第二，他為此而感憂心。因此巴爾的摩的大橋重建，或許可以考慮與中國合作。

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國內外有許多著名的橋梁建設，無論從橋梁高度、長度、難度還是造橋的速度都屢創世界紀錄。前年由中國企業承造，連接克羅埃西亞和南部沿海地區，跨越亞得里亞海中兩個相鄰海域的佩列沙茨大橋完工，成了該地居民的圓夢之橋。最近中國境內位於雲貴交界處的北盤江大橋完工，橋面到谷底的垂直高度為五六五米，相當於一八○多層的樓高，是世界最高的大橋。相信以中國的造橋技術，應該可以克服巴爾的摩大橋修復上的技術難題，爭取在最快的時間內恢復通行，解決當地交通問題。如此將可以和緩美中關係，對於區域穩定將有所助益。而兩國間良性的競爭與合作，才能減少不必要的衝突，帶給世界和平穩定的力量。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民間「四一○教改大遊行」提出：落實小班小校、普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等訴求。隨後，教育部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行政院接著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由時任中研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人，兩年後提出成果報告，建議政府教育鬆綁、帶好每個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與建立終身學習社會，作為台灣日後教改藍圖。政府更挹注一千五百多億，全面推動上述方案。

卅年後，全台多數中青年世代，都經歷這些教改，可謂當年教育鬆綁與暢通升學管道的受益者，也是廣設高中大學後，學歷貶值的受害人。卅年間主政者不斷「推出」各種新政策，形成「教改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卻鮮少事後「追蹤評估」！至今留下五大難解後遺症：

首先，當年廣設高中與大學，留下如今大學的倒閉與退場潮，影響技職教育與學校生態甚巨。

其次，暢通升學管道與課程改革，造成學生的文史素養與數理能力整體弱化，尤其在多元入學與一○八課綱下，高中課程支離破碎化；高三整年學生更以準備升學材料為優先，上課淪為其次。結果許多理科教授必須重新為大一新生的數理化補救教學，而文科學生的論述及寫作能力也不見好轉。

第三，大學升學制度設計對文組科系愈加不利，出現一直想念教育的文科學生，卻因指考理科成績稍好，被分發到醫學的護理系。如此人才錯置的升學考試，更造成全台十多所公立女中「理盛文衰」的新現象。

第四，台灣學生至今仍很會考試，但學習動機不強。從近廿年來國際學生能力評量（ＰＩＳＡ）來看，無論升學考試制度如何變革，許多十五歲學生的學習習慣仍未養成，自律負責的態度不足，弱勢及後段學生的成績與學習動機，仍難有起色。這些年來升學制度的不斷變革，反而讓私立中學趁勢崛起，公立學校優秀學生大幅流失，台灣恐步上美國公立學校制度崩解的後塵。

最後，在網路盛行時代，按理更需掌握學習關鍵期，加強學生的文化素養與溝通能力。但政策上反而從小學就全面推動數位學習、中學刪減文言文比例，且未經評估就強行推動雙語政策。如此一來，恐又重蹈卅年教改的老路，台灣教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