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勞力士之戰」，民進黨發言人吳崢堅稱，賴清德戴的「不是勞力士」。另一位民進黨發言人卓冠廷則說，只是「低階款勞力士」，而且是「親戚的」。這令人想起，去年「賴皮寮」違建爆發時，賴清德也說房子是「親戚的」。結果，所謂的「親戚」，竟是他兒子。這回，「親戚」不知道又是誰。

賴清德曾擔任醫師，又從政多年，戴個勞力士名表本不足為奇。但除了「未曾申報」，還與他宣稱的「礦工之子」、「父親留下的只有貧窮」之「寒門人設」大相逕庭。事實上，戴名表不是問題，事實真相才是關鍵；兩個發言人，誰說的才是實話？

值此之際，賴清德新組成的政府是否適任，食安問題猛燒，包括停電風波、能源供應、兒少安全問題連環爆。但在綠營眼中，這些問題都可略而不提，卻去瘋狂追殺徐巧芯的勞力士表。民主崩壞，莫過於此。

當然，綠營政治人物並不笨；這一切，都只是為了模糊焦點。賴清德除有許多「親戚」供他背鍋，還有無數黨內同志幫他甩鍋。

「臨床醫師」的形容，很符合「賴醫師」風格。賴清德「醫病醫國」的哲學，最高口號就是「國家希望工程」。他選舉時承諾，要打造「民主和平的台灣」、「創新繁榮的台灣」、「公義永續的台灣」，從這三大面向建構國家希望。

擔任國家政策藍圖召集人的，就是準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鄭麗君說，卓榮泰就是以落實國家希望工程的規畫打動她，讓她擔任副手。事實上，卓榮泰是賴清德競選團隊「總督導」，內定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則是賴「競選總幹事」，工程會主委陳金德則是「信賴台灣之友會秘書長」，這不折不扣是個論功行賞的「報恩團隊」。無論外界如何批評陳金德有多不適任，賴清德對「賴友友」堅持力挺到底，這也可見他性格偏執的一面。

在這幾年副總統的沉潛歲月中，賴清德在官邸以「讀書會」形式接觸各方人馬。由卓榮泰召集，納入鄭麗君的「青平台基金會」，成為他今天內閣團隊的基本雛形。準教育部長鄭英耀、準經長郭智輝、準國發會主委劉鏡清，都是讀書會成員，也因此進入「賴友友」的人才庫。這也說明，賴清德最初一度想童子賢組閣，因為他們都是賴清德沉潛時的密友。就算郭智輝曾遭判刑，也因護短被淡化成「商業糾紛」，不在乎物議。

至於國家希望工程的首要任務——「民主和平的台灣」，賴清德就交給原蔡政府國安團隊，只把幾人職位移動一下，基本上結構不變。短時間內，賴清德基於「尊蔡」和「親美」，不會更動這團隊。

賴清德更在乎的，是打造「創新繁榮的台灣」，要藉由「行動創新AI內閣」來推動；因此，包括郭智輝、劉鏡清、準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準數位部長黃彥男，都是半導體、資安、資訊、投資、會計各方面的實務人才。但這些業界人才會是「誤闖政治叢林的小白兔」，還是經濟再造的推手，仍有待觀察。

然而，在幾波人事中，看不到「公義永續台灣」的希望。新任環境部長彭啟明當然是關心氣候變遷政策的專家，但對於目前扭曲、增碳的能源政策，他能否和那些追求「創新繁榮」的經建平起平坐辯論，守住如淨零減碳和環境保護的立場，外界還在觀察。至於迫在眉睫的勞保問題，準勞動部長何佩珊擅長的是政治性的救急和滅火，能否推動勞保的改革，也還是問號。

豈止何佩珊，舉凡和內政、社福分配有關的人事，都看得到以政治人才為先，溝通解紛能力重於一切。這種布局，絕非企圖大變革的安排，而是追求「穩固守成」，以備四年後繼續連任的考量。也正因為這樣的考量，把可能危及賴清德連任的黨內對手林佳龍及鄭文燦留在團隊、卻擠到邊緣，一主外交，一掌海基會。如此，一方面平息派系紛爭，又不致讓他們握有真正的實權實績打造政治聲望，成為既能「安內」、又不威脅自己地位的安排。

換言之，無論輿論強調有多少發展難題（如能源政策改革）不能等，但凡是會傷及賴清德連任的變革，現在都不容易看見。在急診室，臨床醫師以救急、救命為要務，至於真正的病根，不是他們關心的事。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將在5月15日卸下總理職務，交棒給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李顯龍是新加坡第三代領導人，執政將近20年，他平順接掌了權力及新加坡的發展軌跡，任內歷經艱難險阻，促進新加坡經濟的轉型與升級，獲得舉世稱道。他的繼任者黃循財年輕有為，政績卓著，稱自己將「懷著謙卑與責任感」接受新職務，新加坡朝野對他期望殷切。

新加坡的領導階層將不會大幅換班，李顯龍將會在離任後繼續擔任國務資政，如同當年李光耀交班給吳作棟，其實仍具決策影響力，「李規吳隨」成為先例，「李規黃隨」乃屬必然。何況新加坡行之有年的發展政策證明方向正確，成效良好，尚無調整的必要。

黃循財已經表明就任後不會進行大規模的內閣改組，他表示新加坡的政治建立在連續性和漸進變革的基礎上，領導層換屆時，先前的領導人將「繼續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貢獻，同時為年輕人騰出空間，所以當我接任時，我也會採取同樣的方法。」這是歷史先例的重複，強人之後，後繼者必然戰戰兢兢追隨跟進，待羽毛豐實後再走自己的路。

黃循財現年才51歲，但歷練豐富，曾擔任李顯龍的首席私人秘書，當選議員後就被委任為國防部與教育部的國務秘書，再獲委任為文化、社區和青年部部長，進而出任國家發展部長、教育部長，現職則為財政部長。他獲絕大多數同僚支持接班，接班路算是平順，但李顯龍的交班路有過顛簸，既推遲又換人，民意對人民行動黨的支持度曾經劇挫，近年再回升。李顯龍雖然卸下總理職位，但心情應該不輕鬆。

新加坡2018年確定的接班候選人是時任財長的王瑞杰，而李顯龍也承諾將在2022年初年滿70歲前交班。但是，2020年大選人民行動黨遭遇嚴重挫敗，其得票率比五年前年大選大跌近8%，而反對黨工人黨的席次則由六席增長至十席，王瑞杰所在的選區僅以53.4%的得票率勉強勝出，創下人民行動黨最差紀錄。主要原因：新冠疫情嚴峻、王瑞杰缺乏個人魅力。李顯龍痛定思痛，在制度上設立了反對黨領袖一職，並且接受王瑞杰卸職，形同放棄接班。直到黃循財獲得了執政團隊19名成員中的15人支持，而且在疫情期間擔任抗疫工作統籌小組的聯席主席之一，表現優異，方確定其接班地位。

黃循財接班可說是有備而來，他兩年前啟動「前進新加坡」（Forward SG）活動，旨在審查和更新新加坡的「社會契約」，被認為是刷新執政風格的重要表徵。這個活動提出的報告，以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包容性、公平和繁榮、堅韌和團結的社會」為主旨，獲得民意普遍肯定。李顯龍也讚揚黃循財和第四代團隊努力贏取人民信任。

李顯龍領導的執政團體近年的政績良好，經濟表現獲得國內外高度肯定。工業升級以「不淪為過氣的新興工業國」惕勵，力爭上游。其國際金融中心的高速成長，尤令人刮目相看。新加坡大舉吸納中國資金、企業和人才，取代香港的金融窗口角色，香港轉口貿易運輸中心的地位也被新加坡取代，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陡升。美中貿易戰帶來對中國企業的地緣政治風險，推升了新加坡的營運中心地位，光是2022年，就有逾500家中國企業將總部遷往新加坡，顯示新加坡取代香港，成為中國資金、企業對外的跳板。

新加坡是彈丸小國，但地緣戰略地位特殊，李顯龍堅持不選邊站，貫徹政治軍事依附美國，經濟依靠中國，兩邊不得罪的路線。這個執著是新加坡經濟持續高度發展的定海神針，黃循財應會維繫不變，繼續推進新加坡的高速運轉與發展。

反對死刑者，大抵基於人道立場，認為死刑是殘酷不人道的刑法，牴觸人性尊嚴，是一種授權過於空泛的國家權力；或死刑有不可回復性，有誤判可能，不管為了怎樣崇高的理念，都無權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基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考量，應完全禁止。

但國人普遍的觀念是「殺人償命」，每個待槍決的死刑犯都曾奪走幾條人命的前提事實，當有助於權衡；況且，我們的傳統文化相信嚴刑峻法可以嚇阻犯罪，讓良善國民得到保護。現下，社會安全網千瘡百孔，誰能為被害人討回公理正義？倉促廢死恐雪上加霜，讓整個系統崩解，社會和全體國人得承擔後果。

每個人都想實實在在地活過他的一生，希望把日子過好。因此，死刑的存廢，無須精準作知識的批判乃至專家爭勝的論辯；在社會安全喪失基本秩序的現下，國人情感的走向不是說變就能變的。在文明發展到人人都相信並尊重任何人的生命價值不容無理剝奪時，才有可能體認死刑的殘忍，朝向廢死而行。

也正因此，死刑存廢的複雜性非單純人權問題，要有整體性思考，現階段尚無廢除死刑的文化底蘊和社會風潮。大法官即便從超然高度思考問題，其決定亦恐難不會留給社會非議空間；更何況大法官的決定，本來就具有一種反多數民意的性格。人權保障及人性尊嚴的維護，應站在保護眾多善良人民身上，而不該錯置於少數犯罪者身上；如果死刑存在就會讓台灣在國際社會的人權聲譽倒退，對於那些還在暗夜哭泣的受害家庭卻視若無睹，恐怕才是人權倒退的根本。

期待這次憲法法庭理性辯論最後的共識，是開啟我們內在之光、用它洗淨雙眼，讓黑暗和負面情緒朝正面能量發展。當殺人等嚴重犯罪的發生趨近於零，達致「善治」社會時，廢除死刑自然也能成就了。

二○一二年台南湯姆熊男童遭割喉命案，凶嫌曾文欽落網時曾經嗆說：「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被判死」，歷審都獲得無期徒刑；最高法院認為曾文欽從小生活成長環境不健全，考量他身心狀況，且多年飽受精神疾病所苦，犯下殺人案「尚非全然出自於無可饒恕的惡性」，仍有教化改過可能，因此維持更一審判決無期徒刑定讞。

如此判決與凶嫌令人震驚的話語如出一轍，法官竟然實現了凶嫌的免死願望，引發社會譁然、助長犯罪人士氣焰，讓受害者家屬情緒崩潰。如此諷刺的司法真相，也讓往後層出不窮的殺人案一件比一件殘忍。讓人不禁懷疑台灣的司法判決依據是否能夠保障受害家屬？也讓民眾憂心司法不存後，恐將促使私刑案件增長。

一、基於人性尊嚴，不可剝奪生命？這種論點無非就是在前提上就命定「廢死」，其他不用談。但人性尊嚴在我國憲法上卻未明定，它最少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內容是「自主、自律、接受自己的選擇」。可惜這一部分被嚴重忽視，以至於闖紅燈被開罰單的人也主張他的人性尊嚴被糟蹋，只要對己不利的，都可以無限上綱到侵害人性尊嚴。這種概念已經是無物不可生了，故也無法生出任何具說服力的意見。

二、國家不可殺人，否則就跟殺人有罪的規定相矛盾？雖然如此，但國家卻不否定為了正當防衛，必要時可以殺害殺人者。故其實不是國家殺人，而是「國家代替被害人正當防衛」，因為被害人已死，倘若國家還不能替他爭取「你在被害那一瞬間的權利」，那國家的存在對這個被害人有何意義？雖然這種正義是遲來的正義，但遲來的正義還是正義。對殺人者的同害報復，不就是回復正義嗎？寬容者若對於「不寬容者」必須挺身反抗，那國家為何不能以殺止殺？

三、死刑沒有威嚇力？誠然，從長期來看，死刑沒有絕對的威嚇力，多處死刑不一定會減少殺人罪。處罰竊盜，長期來看也一樣不會降低竊盜罪，但我們應該廢止對竊賊的處罰嗎？當然不能，因為犯罪的原因非常多元，我們尚無法知道真正的犯罪原因是什麼，故無法用處罰為手段，或以矯正為手段，希望能將整體犯罪率降下來。此外，死刑對「一般潛在犯罪人」的威嚇力雖然不足，但對「個別犯罪人」的威嚇力，卻十分確定。我們從死刑犯都要求廢死，而不是主張冤獄，即可知道，死刑其實對個別犯罪人有莫大的威嚇力。我們從一般生活經驗中也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死刑難道不是對極端過錯者的懲罰嗎？故死刑對應的極端過錯，乃不可觸犯的規範問題，不是成本效益問題。

四、被告無辜、社會有罪？極端左派的說法常認為，人是基因、家庭、教育與環境的產物，故錯不在個人，在於社會，這是一種「個人可以不負責任」的極端說法。但若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為其行為負責，則社會共同生活將無法持續，規範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求各人為其行為負責。我們冷靜看待罪大惡極者，莫不是從持續違反小規範開始，繼而重要規範，以至於最後觸犯紅線規範。我們既要維持社會運作，怎麼可能沒有規範，又怎麼可能不讓被告為自己行為負責？

五、歐洲有許多國家已經廢死，我們也必須廢死？歐盟有其二戰前後的歷史因素以及經濟同盟等誘因，但亞洲仍有幾個重要國家並未廢死，廢死與否牽涉的是國民法感情與法價值問題，即便有廢死議題，也應由「國民公投」來決定，怎會由大法官幾人就決定牽涉整體國民法感情的事務？

六、死刑有可能誤判？誠然如此，但這是事實問題，不是價值問題。倘若擔心誤判，即不應處以極刑，或者處以低於極刑的其他刑罰，如終身刑等，我們為何要以事實來翻轉價值？

很長一段時間，女性主義與流行時尚存在著衝突與矛盾。女性主義運動從七○年代開始，便建立起一套批判時尚的論述模式，認為流行時尚是壓迫和物化女性的機制之一，女性主義者拒絕流行時尚，是表達對父權體制和資本主義所規範的女性形象的不滿和反抗。

然而，經歷過幾次的女性主義運動，婦女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感和存在感日益增加，這不僅體現在作為政治主體和工作主體的地位，也體現在她們作為消費主體的角色和身分。流行時尚使她們的身體更具有流動性和可見性，甚至，有女性主義者會以時尚方式表達其政治立場，或基於戰略目的而選擇某種穿著。

川普擔任美國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演講時，幾十名女議員身穿白衣出席，她們利用白衣代替沉默言語，表達對川普性別歧視的不滿。因此，衣服不僅是一種美學表現、物質消費，也是一種政治抗爭的符號。

時尚對許多女性來說是政治性的。從前女性政治人物為了避免被認為頭腦簡單，一直與流行服飾保持距離。英國前首相梅伊則不諱言熱愛時尚，常因特色穿搭而備受矚目。她曾在女性高峰會中說︰「女性在工作環境下能穿出自我是種挑戰，但我認為女性可以既聰明又時尚，可以擁有事業而熱愛時裝。」

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和經濟現象，流行時尚具有其顛覆性，是一種質疑、抵制和對抗規範的行動。女性主義對時尚的批判和參與，其核心在於時尚作為視覺表現和物質服飾，如何從身體角度強調女性的主體性。十九世紀著名女性主義者露西．斯通說：「如果我不能徹底擁有自己的身體，擁有對自己身體自主支配的權利，那麼擁有選舉權、財產權或是其他任何權利，對我而言，意義都非常有限。」

隨著女性服飾選擇的自主性，將女性運動擴展到正式組織和運動之外，重新將時尚作為愉悅、權力和女性意識的行動場域。她們利用視覺手段，通過服裝的探索來改變世界。從身體自主的角度，女性應該擁有衣飾選擇權，不管穿不拘小節的勁裝，還是粉色的雪佛龍連衣裙，都不應被指指點點。所有女性都無須因為其穿著與身體特徵，受到無謂的歧視與批評。

「高關懷學生」顧名思義，就是一群缺乏愛與溫暖的孩子，其中「需要被關懷」的原因很多，就筆者的實務經驗中，大多數問題來自學生的「家庭」。

由於這些青少年正處於叛逆期、學習成就低，個案的家庭不是「單親」就是「隔代教養」，家長大多忙於工作、疏於或無力管教，陷於管不動、講不聽、教不會的無奈中，於是就放任孩子隨波逐流、順其自然。也因此孩子在家庭得不到關懷、在學校被「標籤化」下，開始向外尋求認同感，而宮廟、陣頭、幫派就是青少年最容易得到認同與慰藉的地方。

在筆者最近處理的案件中，某校一群青少年學生約三、四十人，放學後攜械相約在公園裡「談判」，校方在獲知相關情報後報警協處，警方遂將一干人等全帶回派出所，訊問後通知家長領回，不料竟沒有一名學生的家長前來領回自己的孩子，最後由學校教官及老師陪同孩子至深夜。顯見，這些孩子的家庭功能與管教責任完全喪失，完全推由學校來承擔。

這些高關懷學生，除了有在學校內推動的「三級輔導」制度外，在筆者服務單位，也結合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積極推動「春暉志工認輔制度」，運用校外的資源，來彌補高關懷學生家庭功能的不彰。而這些具教育背景，且受過專業訓的志工，藉由密集的聯繫、訪視與關懷，逐漸建立信任關係，並定期追蹤個案狀況。筆者更曾帶領高關懷學生登雪山、走中橫、泳渡日月潭，完成這些孩子眼中「不可能的任務」，透過不斷的鼓勵、激發潛能，讓孩子們證明「自己也能做得到」！

而這些孩子，現在都已成年，曾經有一名筆者多年前帶領過的高關懷孩子，透過臉書輾轉聯繫上我，並寄了張喜帖給我，很開心的跟我說：「教官，我要結婚了！」我真替他感到榮耀，也為自己感到開心，因為他終於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找到自信與自我，更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孩子心中永遠記得，在他生命最徬徨無助的懸崖邊上，願意拉他一把、陪他走一段路的那個人。

其中教育部於四月十七日公布本準則繼一○九年之後的第二次修正內容，令人遺憾的是，兩次的修正結果卻把我國校園霸凌防制思維與策略自絕於國際之外。也就是說，當聯合國兒童保護機制及教科文組織都已經提出成熟的校園霸凌定義；當我國學界都已經長期採取上開國際定義深化研究校園霸凌時，唯獨教育部在一○九年與今年修法一再迴避全球民主國家對校園霸凌的認識與操作，確實匪夷所思。

教育部此次修法依然沒有將校園霸凌的定義與來源清晰說明，可預見日後在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勢必呈現「國際學理說」與「調查人員自己說」兩個觀點之亂。很難想像強調法治國原則的台灣立（修）法結果，竟然連要處理什麼主體（霸凌）的定義都「沒說清楚」或者是「不說清楚」。

例如，國際通行之有關霸凌行為定義當中，必然有「勢力失衡」要件；然而我國在一○九年修法時，為了把教師納入霸凌適用範圍，教育部當時召開座談會聽取學者專家意見時，不顧全場學者專家一致反對，硬生生地把「勢力失衡」要件拿掉，造成後來校園調查實務上極端的困擾與混亂。今年修法時既然知錯，改將教師移到校事會議的機制處理，是否該把此一要件恢復，做為疑似學生間霸凌事件的調查處理依據？

再者，有關學生間霸凌的定義明載「故意」兩字，但此「故意」在霸凌判定上，除了法律上有關「故意」之外，還蘊含一個相當重要的前提，就是該事件必定是出於無端或毫無理由。也就是說，當學生兩者相互打鬧，出手過重者會被歸類在暴力偏差，不會被判定霸凌；學生間玩鬧到最後，有人翻臉並集合諸多事件控訴對方霸凌時，被控訴者基本上也不會被歸類在霸凌。原因很簡單，校園霸凌要處理的對象，是在校園中長期立於橫「霸」角色且四處無端、毫無理由欺「凌」他人的負向優勢學生。

最為誇張的是，竟有自詡為人才庫的調查人員在調查校園霸凌事件時，將申請調查疑似校園霸凌的八個事項，逐項論斷是否成立霸凌；殊不知所謂霸凌是要集合這八個事項是否達到持續故意傷害的程度後，再統整這八個事項論斷是否成立霸凌事件。若連霸凌定義的ＡＢＣ都如此缺乏，怎能放心讓這些人才庫的調查人員進行實務調查？

霸凌是一種情境，裡面當然蘊含偏差行為，國際通行的作法是以既有校規處理其中的偏差行為，另集中可用的教育、管教、輔導、諮商，甚至是醫療資源來矯正該橫霸學生持續欺凌他人的情境。國際如此細膩分工，我國卻混成一鍋粥，總以為教育無用，法律才是萬能。

準則此次修法，將原有條文卅四條擴增至七十四條，看似華麗的修法，卻處處顯現思維淺碟、過程粗劣、結果敵化的內涵。

善意而非專業的修法，有時對事件當事人而言會是另一次無法拒絕的傷害；不論加害學生或被害學生，都可能成為本次修法下的受害者。

猶記得上學期初，我曾在以研究生為主體的班上問到：「覺得自己未來前途是光明的，請舉手！」霎時間，只見所有的國際生都舉了手，然而本地生卻聞風不動。我原以為是自己的英文有問題，所以接著改問：「覺得自己未來前途是黯淡的，請舉手！」並且再將句子中譯了一遍。沒想到，近乎全數的本地生，都舉了手！我肯定他們的誠實，但也為他們不捨。我不禁捫心自問：台灣的高教，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還好，最近我把相同的問題再問一次時，至少有七成的本地生舉了手，對前途持著樂觀的態度。雖然這次的即席民調結果令人鬆了口氣，但我也必須承認：這班同學全數為大一新生！我不能排除新生的樂觀，起因於他們的涉世未深和懵懂天真。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應引導同學，使其在畢業前夕不致落入「背越多，悲越多」的窘境。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思考，為何年齡相仿的國際研究生可在紊亂的世局中，仍保有一顆樂觀進取之心？

就個人觀察，許多本地生的學業表現非但不遜於國際生，甚至還略勝一籌；然而卻有為數不少的同學，或礙於自己不流轉、不標準的英文，在課堂上就先自慚形穢。其實這樣的自卑，完全沒有必要。事實上，大部分的國際生也來自非英語系國家，但他們在講英文時卻不以濃濃的家鄉口音為恥，更不怕以不甚正確的文法表達。他們侃侃而談的勇氣，值得我們學習。當然，盲目地崇洋媚外絕不可取，因為那是落實真正國際化的重大阻礙。

很可能這些來自國外的同學，本身就具有較強的冒險精神，使其願意以樂觀的態度，迎接人生的各式挑戰，其中包括來台就學。個人以為，面對挑戰的態度與行動，或暫稱為「挑戰學」，會直接衝擊人生觀之形塑。如果把「挑戰學」延至大學再授、再學，恐怕高等教育會淪為補救教育。其實「挑戰學」應屬終身學習，且不怕重修；但若在年輕時期即自行停修，失敗主義的陰影或盲目自大的鬼魅將糾纏不停，至死方休。

弔詭的是，學校教育總把「找『到』人生的方向」奉為圭臬，使人誤以為要方向確定了，才能勇往直前。如此之錯誤認知，輕則導致被動學習，重則一事無成。截至目前，我還沒有聽過那些樂觀的同學，已經「確認」了未來要做什麼。反之，他們的共同的特點在於勇於嘗試、放手一搏。他們純真的勇氣，不僅感染了全班，也震撼了我。因為，我也還在摸索。（作者為台大教授、出版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