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功德說夢，兒子不捧場，美國爸爸也打臉。美印太司令喊話，「台灣人要想清楚。以色列應對恐攻，一天就動員卅六萬人，是個好榜樣」。民進黨執政，台灣走向全民皆兵，年輕人被美軍操練打巷戰，何來「悠然好日子」？

蔡英文治國，創造史上最大貧富差距。在野時滿口分配正義，下台前，卻以股市兩萬點和獨厚半導體的扭曲政策自豪。財經政策向金字塔頂端的富人輸誠，面對薪窮的年輕人，只能以社福補貼收買。但補貼能縮短貧富差距、促進階級流動嗎？

參加該論壇的年輕人抱怨，民進黨只會抗中保台，政策都不實際。鄭麗君辯稱「是系統出問題」。這系統，不就是蔡政府？接棒的賴清德想把「小確幸」換成「台南夢」，仍是文青系。

賴清德借作家葉石濤的文字，宣示施政要作「台南夢」。但作家卅多年前回望年少的鄉愁，竟成治國方針；賴神是看不懂國家內憂外患，還是覺得年輕人很好哄騙？夢話連兒子都不信，省省吧！

在那場慰留記者會上，只見王耀庭恭敬地彎腰，握著經濟部次長兼台電董事長曾文生的手，堆滿笑容感謝他的慰留。但曾文生的臉，卻別開九十度，看著其他地方。這可悲的一幕，說明了一切：這名卑躬屈膝的總經理，在董事長面前，其實沒有任何專業或尊嚴可言。他之所以受到慰留，是因為董事長目前還需要一名墊背者，而所謂「基層出身」的王耀庭正好適合扮演這角色。

幾天前，王耀庭才大義凜然地請辭，宣稱要承擔起一切責任。幾天後，他卑微地感謝上級慰留，並迅即轉身訓斥外界的「逼迫」，更自稱是為了負起責任而留下。這場辭職秀，荒腔走板至極！其中，除暴露王耀庭「破涕為笑」的突梯滑稽，更充斥他前言不對後語的的矛盾說詞，也洩漏台灣發電政策與供電執行支離破碎的事實。

曾文生眼前還需要王耀庭幫他擋著，因為王耀庭一走，立刻揭穿了台電供電不足的病灶。如此一來，火勢必然向上延燒，董事長曾文生、乃至經濟部長王美花都將直接受到波及。那個景象，是蔡政府不想在五二○之前看到的場面，因此無論如何須暫時把王耀庭留下。這並不表示王耀庭不可或缺，只是目前這缸渾水，還需要他這個塞子。

王耀庭大發狂語說，「換一千個我也不能解決問題」，此話倒是所言不虛。台灣能源政策被扭曲了八年，電力結構一天比一天脆弱，光換一個總經理，當然不能解決問題。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本來就不是一蹴可幾。能源問題更是如此，蔡政府迄今還不承認政策錯誤，即將接任的賴政府也看不出有任何正視問題的宏圖；此時撤換王耀庭，頂多只是讓民眾消悶解氣一下，供電不繼的痼疾依然未解。

王耀庭的另一句狂語，「全世界坐到這位子沒有人可以解決問題」，則更真實到令人毛骨悚然。王耀庭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悲情，承認無法解決問題；但他又相當戀棧，為政策辯護不遺餘力。如此矛盾的心理，他究竟想把台電帶向何方？人們不難發現，王耀庭雖身為總經理，但其胸壑之中並沒有多少統籌電力供需的瞻矚與志業，而更像是埋首於供電和建設執行的技術人員。原因無他，能源政策既是蔡英文總統的指令，台電只能把自己矮化為遵命執行者，不論上級的指令有多麼不符合台電的經營目的。把台電當成政治工具的，不就是主政者？

對王耀庭而言，這場悲喜交集的辭職秀，能以慰留收場，同時幫經濟部化解一波指責，他自己應該是滿意的。對更該負責的曾文生而言，王耀庭幫他擋下一局，至少是個廉價好用的墊背。但對於廣大的用電民眾而言，大家剛剛支付了更高的電價，卻面臨更深不可測的缺電危機，商家店鋪和住戶在夜間面對停電無法正常工作及生活，卻還被台電指為「酸民」，這些憤怒要向誰訴說？

曾文生在慰留記者會上說，台電一點都不想要「聲量」，只希望社會「歲月靜好」。是啊！誰不想要歲月靜好。但連穩定供電都不可得的日子，要如何靜好？

賴清德總統即將於520就任，新內閣宣布的金管會主委彭金隆是保險專長，各界寄予厚望。有關保險業的監理，目前最重要的議題是，2026年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7號公報（IFRS 17）及台灣版保險資本標準（台版ICS）等挑戰。其實，從去年開始，金管會保險局就已經三度給予這兩個制度許多權宜措施及接軌的過渡措施，絕非如壽險業者所言監理過嚴的情事，甚或已趨於寬鬆。

金管會從2018年開始，對壽險業的保險商品、精算、風險管理、資本要求，就採取比較多與嚴謹的監理措施，主要原因是台灣壽險業資產愈來愈大，2010年底為12.1兆，2020年底為31.8兆，十年間成長高達163%。2010年底可運用資金為10.6兆，國外投資占34.5%，2020年底可運用資金為28.6兆，國外投資居然占64.9%。由於壽險業的資金有超過九成來自於保戶，股東僅出一小部分的資金，因此壽險業的資本適足與財務健全性對於全體保戶（在台灣約可說是全民）的保障是重中之重的關鍵。

上述的狀況，對壽險業資本適足與財務健全性產生二大威脅，首先負債端主要是台幣保單之預期理賠責任所形成的保險負債，但資產端卻主要是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

其次，負債端是長期間的保單，而資產是相較短期間的有價證券。上述二大威脅使壽險公司的財務狀況，深受匯率、利率變動的衝擊，亦會產生流動性與新興風險，特別是股東出資較低的業者。

過去媒體習慣用「大魔王」來形容壽險業者接軌IFRS 17的挑戰，好像壽險業的負債以公允價值評估後，會讓淨值（股東權益）大幅下降，致使業者需要大幅現金增資。然而在目前全球利率水準、而資產負債同時以公允價值評估下，再加上主管機關給予的權宜措施，有可能接軌IFRS 17後，壽險業的淨值可能不會有明顯減少的威脅；例如：主管機關將高利率保單全期平行疊加0.5%之流動性貼水，使得壽險公司的負債並不會明顯增加；目前看來接軌IFRS 17似乎已經不是如同遇到大魔王般的挑戰。

除此之外，在之前低利率時代、賣高利率保單，合適嗎？主管機關直指這是相當危險的。2019年5月開始整頓高利的儲蓄險亂象，2020年持續調降保單的責任準備金利率與實施門檻法則，驅使保險公司在銷售新保單時，就需調降預定利率、調漲保費；此政策主要影響的是短年期儲蓄險，希望引導壽險市場逐漸回歸保障之本質。

同時，高利率保單驅使壽險業整體國外投資比重過高，這也是在全球非常特殊的狀況，2018年8月將原本沒有規範之國際板債券（在台灣發行），納入國外投資總額控管。更進一步，為改善壽險公司資本的適足情況，主管機關於2020年4月實施，若壽險公司淨值占資產比率連續二期未達3%標準，則需提改善計畫，並且於2021年正式修改保險法，在原本比較沒有反應實際情況的資本適足比率下，增加淨值比率3%的新監理指標。另外，2022年10月允許一些壽險公司金融資產重分類，以解決因美國聯準會暴力升息造成淨值不足甚或為負的亂象，此舉是有相當大的爭議。最後，自2020年至今，為強化財務資訊透明與健全資本適足管理，主管機關與壽險業者則花費大量心力於2026年接軌IFRS 17及台版ICS。

誠然，如上所述，主管機關會對壽險公司有比較多、嚴謹的監理措施，然而也是壽險公司不斷出現「風險大增、資本可能不足、保險商品失去保障性質」之行為所導致。若壽險公司一味批評主管機關太過嚴苛，則是有失公允及失衡；最後，我們也希望未來主管機關，基本上對於壽險公司的監理，要有政策的一致性與平衡性，否則不利於未來壽險業的健全發展。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的思想，也是佛教因果報應的自然法則規律，更是一般國民共通的法律感情。一個國家建立的法律制度，應順應自然法則規律，才符合天道天理。

古人說：「順理為善，悖理為惡」，刑罰的處罰，也應落實殺人償命的因果法則規律，才符合人情義理。

殺人償命，代表人類生命的價值至高無上，任何人均應相互尊重愛護其他人的生命，不得任意剝奪。否則，如果蓄意殺人，既不尊重被害人的生命，就應該付出相同對價，接受死刑審判，代表每個人的「生命等價原則」。

亦即在生命法益的利益衡量上，被害人的生命價值與殺人犯的生命價值維持等價原則，故殺人償命符合刑罰所追求的「對等正義」，亦屬於以往大法官解釋犯罪之處罰，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倘若殺人毋庸償命，代表被害人的生命價值，比不上加害人的生命價值，因此違反憲法上人人平等的平等權精神。

如果殺人不需償命，代表犯罪加害人的生命價值，高貴於被害人的生命價值。尤其在殺害多數人的情形，如果殺人不償命，代表多數被害人的生命價值，竟低於殺人犯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在生命法益衡量上顯然偏頗不公，有違賞善罰惡的天理，導致法律變成保護加害人（不保護被害人）的工具，對於被害人生命權益，無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以致違反憲法上的比例原則。

人人如果能認識殺人償命的因果法則規律，則在蓄意謀殺他人前，應可預見自己也將被宣判死刑，因此殺害他人，即是殺害自己，可阻止其殺人動機，而可本於自由意志選擇不殺人，以維護自己與被害人生命權益（不種惡因，即無惡果）。尤其死刑具有殺一儆百的刑罰威嚇作用，可警惕其他人不得殺人，以維持社會治安秩序。因此縱然死刑備而不用，亦比廢止死刑更具有維護社會秩序的價值。

德國曾經發生納粹集中營集體處死的人類悲劇，因此為防止政府濫用死刑而在基本法規定廢止死刑，有其歷史背景，與我國國情不同。世界各國如美、日等進步國家，仍維持死刑制度，可見死刑並無違憲問題。

又德國國民道德教育相當成功，從中小學即導入宗教教育與倫理道德教育，因此培養國民普遍具有博愛世人的價值觀，國民道德素養相當高，守法觀念普遍，具有優良法治文化環境，縱然廢止死刑，對社會秩序維護較無影響。

反觀我國，中小學教育並不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國民道德素養與德國國民道德素養比較，仍有相當距離。殺人償命的刑罰犯罪處罰，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最後一道正義防線，相當具有必要性。

在法治文化環境尚未改善前，貿然廢止死刑，恐將使我國治安更加敗壞。尤其大法官並非行政或立法機關，欠缺民意基礎，不應承擔治安政策成敗責任，死刑制度存否，已經涉及國家統治權行使的政治問題（高度立法裁量事項），並非單純法律問題，更不宜由憲法法庭越俎代庖進行裁判。

死刑制度在審判程序上，為防止傷及無辜，應有法律規定「特別正當法律程序」加以保障，在我國法制史上，也採取嚴謹程序保障措施，此部分或可參考，作為未來法治精進之借鏡。

四月十五日預估的尖峰供電燈號是綠燈，備轉容量率十六點○八％，沒想到一部大型複循環機組（一一○○ＭＷ）跳機及一超高壓變電所的匯流排跳脫，造成備轉容量嚴重降低（二點八％？），甚至接近限電情況，看來供電燈號發布的數字及功能是不足的。

四一五事件凸顯電網供電韌性的兩個主要內涵：一、電力設備忍受天災地變的物理韌性。二、電力調度的運轉韌性。未來新建的大型燃氣機組不斷地加入幾個集中大電廠，單機容量約一一○○至一三○○ＭＷ，在遇到單機或整廠故障時，只能面對它們的巨大衝擊。

台電的「電源不足時期限制用電辦法」執行及通報機制規定，實際或預估系統供電餘裕在五○○ＭＷ（約是一部台中電廠燃煤機組）以下，視電力系統運轉情況，即考慮是否舉行記者會說明並持續發布新聞稿，籲請用戶節約用電。若統計執行需量反應與相關應變措施後，系統供電餘裕仍低於五○○ＭＷ時，台電緊急應變小組應決定是否執行負載限制（又稱限電）。若決定實施限電，即研討「台灣電力公司預警限電陳核表」給經濟部。四一五當天的實際情況到達哪個階段，只有台電及經濟部才清楚。

四一五當天的確沒有發布要民眾節約用電的訊息。於供電裕度短暫不足時發出電能緊急狀態警戒訊號，並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簡訊通知用戶配合節電等方式，搭配供給面（發電機短時間超載、降壓、降頻運轉）及需求面（購回電源）緊急措施，在國外行之有年。藉由用電戶集體的力量，不論是在冬季或夏季遇酷熱嚴寒供電嚴峻時期，在國外都有避免輪流停電的案例可供參考。有趣的是，在台灣，緊急節約用電訊息的發布卻極其困難。

在國外，基於要承擔多少風險的角度，來決定需要多少備用或備轉容量。決定了需考慮什麼樣的系統情境後，自然就知道需要準備多少備用或備轉容量，及對應的運轉風險。要將事故或停電風險降至零，實際不可行也無經濟效益。龐大的電力系統，現在及未來都不會是完美的，無論電源裕度是否充足，事故及停電還是會發生，但需要最大程度地減輕停電事故對公眾的影響。因此，現有電網的可靠度標準和各種運轉韌性的提升措施是必要的。

目前電網的規畫、運轉與管理幾乎由台電公司全權負責，系統穩定度、可靠度、供電瓶頸因應對策及低頻卸載規畫等系統運轉資料，外界能獲得的資訊及參與度相對不高，台電說了算。如果台電未來只是眾多電業參與者之一，卻由台電單獨掌握電網可靠度和市場規則的話語權，將面臨公正性和效率的問題。

為整合民間龐大的資源，電業改革及供電資訊的透明和規則公正性是必須的。電力交易平台供過於求，風、光電和儲能的交易及饋線與選址等，都應在透明資訊下運作，才能加快民間投入並優化效益。

電網供電安全的重要性不遜於資訊安全、飛航安全或金融管理，為確保長期電網妥適規畫與獨立公平運轉，經濟部應根據電業法，盡速建立電網規畫運轉監督機制。獨立的電力調度運轉單位，若能避免非技術性因素介入，確實遵守電力調度規章，並接受獨立電業管制機構查核，讓供電韌性真相透明，否則再多董總下台，還是無濟於事。

此問題的根源是：當今「數位」時代，政府仍將具有競爭屬性的發電與售電市場，以及具有獨占屬性的輸電與配電市場，延續過去「類比」時代的壟斷方式經營，剝奪了其他電業經營者的「競爭權」，以及眾多消費者選擇不同供電來源的「決策權」。在此情況下，實難以真正落實政策治理與公司治理的「問責accountability」！

具體言之，在國營綜合電業結構下，任何發電部門、輸配電部門、售電部門的重要決策問題，幾乎全部都要由董總批示及負責，甚至要陳報上級機關首肯。不但行政成本太高，決策流程緩慢，缺乏效率，更權責不相符！以我擔任台電獨董經驗，即使是董事會群體決策並由各事業部門執行長推動的業務成敗，甚至是上級長官的授意，最後仍然是由董總成為「代罪羔羊」！

大家都知道：獨占市場需要嚴密管制；競爭市場需要鬆綁開放。兩種不同的市場邏輯，硬是套在一個巨無霸的公營組織身上，就出現了台電必須「球員兼裁判」的兩難困境。

實務上，台電時而需要服從政策邏輯，時而需要達成商業邏輯。兩者經常混淆，誠難以「課責」！

反之，若是仿照英國一九八八年柴契爾夫人的成功做法，事先切割處理清楚；亦即，讓「發電產業及售電產業鬆綁並開放競爭」，降低政治（政策）干預，以民營為主，公營亦可；「輸配電產業則維持獨占」，執行政策，嚴格管制，盡量透明，可維持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y）壟斷定位。

在此情況下，配套措施可仿先進國家成立獨立電業監理機關，並由電力市場營運者（Market Operator, MO）及電力系統營運者（System Operator, SO），在電力系統安全可靠及考量環保低碳條件下，進行經濟調度，落實市場公平競爭。

這樣一來，廠網分離，「橋歸橋、路歸路」。哪個環節出問題，誰有效率？誰在打混？誰該負責？相對來說，比較清楚。不同部門各就各位，可直接對其「課責」。而不是全由綜合電業董總二人概括承受，權責不清！

職是之故，當前國外普遍採行的電業問責制度多是如此，相去不遠。以日本電力市場為例，二○一六年四月一日全面自由化迄今，發電業一千一百多家，售電業七百多家，日本電力交易所（ＪＥＰＸ）即ＭＯ，廣域機構（ＯＣＣＴＯ）即ＳＯ，其角色功能與權責定位，十分明確。

唯獨台灣，從二○二一年七月一日台電正式成立「電力交易平台」掛牌營運迄今，百分之百「球員兼裁判」超過兩年者，全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個電力市場是這樣運作的！

如果從背後看整修過的史博館，不論紅牆的色澤質地、雕梁畫棟的紋理筆觸，有模有樣，與荷花池相映成趣，覺得滿好的。

等轉到館舍正面，看到入口兩側一整排掛著「Museum shop」深咖啡色的玻璃盒子，已經不是大驚失色，而是根本以為走錯地方了。

先不敢論斷，且抱著看羅浮宮貝聿銘設計的玻璃入口那般期待，試著入館一窺堂奧。但一走進「門廳」，面對的卻是一堵高牆，那是一種被「震懾」的感覺！狹窄的門廳空間，兩端服務台與售票處之外，又是柱子又是指示牌，來賓必須勉強從柱牆間的缺口進出。這真是國家級博物館的門廳嗎？進深沒有了，中式建築「門」、「進」的形制完全被打破了！

後來明白，之所以要把中央大門封起來，是為了在正中間加建一座大樓梯。「樓梯」經常作為大空間的核心，這可以理解，但在這有限的空間做這樣的大動作合適嗎？接著，是一連串讓人「驚豔」的事：各層空間是被打開了，圍繞著樓梯行動，很方便；但已經沒有以前迂迴轉折、寧靜隆重的氛圍；反而是一區區一覽無遺、像極了各縣市文化中心展場空間的感覺。

每一層的通道很多，但展區變得瑣碎。看到一片片大牆掛滿了溥心畬、傅狷夫等國寶級書畫作品，真叫人心痛，不忍卒睹；加上展牆竟然全是白的，燈光似有若無，展品無法被凸顯，觀展者完全沒法進入看展的情緒。我跟朋友說，我只有一個形容詞：「Cheap」！

走到三樓，看到應該是舊展場保留下來的黑牆紅底的展間，才找回一點感覺，或是一點記憶。

說到記憶，許多朋友，包括專業界的，不斷地描述以前在四樓邊喝咖啡邊憑窗眺望荷花池的美好經驗；而現在的咖啡廳，不論擺設與內外關係，已完全讓人不復記憶。

「記憶為何物？」這是離開史博館後，我不斷問自己的。

即使不在乎上一代的記憶，也總該懂得尊重現場曾經有過的美好空間品質，試著保留下來吧？

這個案子誰操刀的，我不知道，但我想讓他聽到的是，好的設計不一定需要大動作。如果設計是為了能見度，那我必須說，這個能見度我們是看到了；像是正面深色玻璃盒子「Museum shop」，裡頭沒幾張桌子，卻把史博館重要的立面全擋住了。需要這麼「被看到」嗎？或是說，設計需要這麼粗暴嗎？

文化革命不能否定其正面的意義，但革命之後如果拿不出有意義的新東西出來，那只剩下蒼白與荒謬。現況的改變難免，也會引發反彈，尺度的拿捏確實不容易。

但主其事者（包括設計者）如果能體認到文化的演繹是漸變過程，而不是「自以為是」，就不致會做出令多數人「震驚」的事情了。

這座園林係紀念史博館首任館長包遵彭先生，他是個博物館學專家，跟著國府來台，一手創立歷史博物館，任職長達十三年，鞠躬盡瘁於公事，於任內積勞成疾而不幸過世。接任的王宇清館長覺得「館不能無園」，特請當時正值壯年的楊英風先生來設計，楊英風先生將五行相生與相剋的精神放到景觀設計中，構築出這座深具有中華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的園林。

這座園林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五日清明節落成後，因紀念包遵彭先生，取其字龍溪，由王宇清館長命名為龍谿園。除勒石紀念外，並請曾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先生手書「龍溪亭」三字匾額掛於亭上。龍谿園採蘇州園林風格，內有奇石、花木與亭榭，別饒清趣；曲水繞其間，並有石橋置其上，周圍有楊柳垂橋，配合著歷史博物館的豐富館藏，象徵著傳統源遠流長。更重要者，園林與街道間有植栽圍籬，由兩座古典大門石柱筆直延伸而來，這跟街道做出細緻的區隔，又創造出「鬧中取靜」的意象，曾經在很長時間裡，都是家長帶孩子來史博館參觀後休憩的幽靜環境，包括我的童年時光。

如今，耗費六年的光陰，國立歷史博館重新開幕，我赫然發現蘇州園林竟然已經變成日本枯山水景觀，傳統建築中特有的「內外有別」全然被打破，不只周圍鋪著韓國草，奇石與花木不再，沒有水源川流不息，石橋消失無蹤，後面的圍籬更不見了；只有直接面對著馬路的「涼亭」，原先的「龍溪亭」匾額則已不知下落。楊英風先生設計的龍谿園至此已可宣告死亡。該館或許怕遭人物議，再移來楊英風先生的「龍嘯太虛」雕塑置於其間。但我不免疑惑，破壞了大師的園林，再置放大師的雕塑，究竟意圖何在？雕塑擺在什麼位置都能給民眾觀賞，具有休憩意義的園林卻就此瓦解，這難道不是在傷害國民感情嗎？

在大門古典石柱的左側，原本同樣屬於園林的角落，本來茂密的樹林不再，剩下的幾棵大樹全都被侷限在韓國草的範圍內。韓國草上置放幾塊鐵牌，上面寫「懷舊是危險的嗎」，並註記地面碑石文字是拿原先「還我河山」碑石底部切除的石料製作而成。我不太明白，史博館的公共藝術計畫，為何能如此大膽以破壞文物的手段來完成其公共藝術，甚至公告周知於社會？而且，現在我想來龍谿園懷舊都已不能，史博館卻跟大眾自我揶揄說「懷舊有危險」，莫非是暗指，當我們不滿這種荒謬的整建工程，想要訴諸於輿論，這種懷舊帶來的危險才真正開始？

該館正門地上的石磚本來有書法大師王壯為先生設計的館徽，內容是仿刻西周鳳紋，卻在兩年前被改成不像鳳鳥的幾何紋路，現在地上館徽石磚不再。我望著館上骯髒的綠色琉璃瓦，更看著館前兩側的深咖啡玻璃盒外罩，不敢相信這是史博館經過六年整建的成果。館內中間有雙向的樓梯，才開幕兩個月，樓梯已開始磨損不說，各層空間全被打開，讓人一覽無遺，直接看到四面盡頭的白牆，整體空間打破古典建築特有的「門」與「進」概念，不再有任何觀賞過程中特有的莊嚴感甚至神秘感。

史博館變成這種模樣，尤其龍谿園就這樣憑空消失了，這是對包遵彭與楊英風這兩位大師的不敬！請文化部長回答國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並請立法委員問責。

我認為我們應該很冷靜地檢討一個問題，為何教改如此受人詬病？就以廣設大學來講，現在有好幾所大學被迫關閉，很多大學教授雖然學富五車，卻已失業。很少國家發生這種事情，我們要檢討的是教育部的文化，因為教育部的確有一種很特別的文化，才會造成很多問題。

首先我要講，教育部被一批極有理想的學者包圍，他們多半留學美國，看到當年美國的強盛，當然以為美國的教育制度一定是相當好的，值得我們採用。但是他們忽略了一點，教育與國民的想法有關。國人認為大學招生必須公平，聯招的最大好處就是公平。教改無法完全廢止聯招，因此造成升大學有兩個管道，這些學者在制定申請入學管道時，又被迫規定考生只准填六個志願。這種四不像的入學制度造成學生和家長的困惑，也無所適從。

美國對學生的成績評等不是給分數，而是以ＡＢＣ表示。不知何故，有些學者認為我們也一定要改，不能再以分數評等。以國中升高中的會考來說，成績只有七個等級，學者們發現大事不妙，因為考到最高等級的學生變多了，建中和一女中無法選擇學生，因此他們大肆修改考題，考題中有很多難題。這都是照抄美國制度的結果。

可是教育部還是要負最後責任，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教育部擬定很多政策時，有沒有深思熟慮。廣設大學就是一個沒有深思熟慮的例子。即使沒有少子化，設立太多大學一定會使得很多大學收到的學生不是很理想。這應該是普通常識，但是教育部習慣於草率行事，所以才會有廣設大學的政策。

消滅專科學校，也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過去的台北工專和高雄工專對我國的經濟建設有非常大的貢獻，國家不可能沒有技術人員。如果我們看空中巴士或者波音公司，一定會發現絕大多數的員工是技術人員，而不是大學工學院培養的工程師。

教育部還有一種特別的文化，那就是沒有檢討的習慣，也沒有感覺到外界的批評會對他們造成任何壓力。教育部草率地推出雙語教學的政策，多少外文系的著名教授表示絕不可行，但是教育部仍無動於衷。

我們不要將教改政治化，因為教改歷經很多政權的轉移。但我個人希望教育部不要被空有理想的學者包圍，對於任何政策的制定，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考慮，事後也要有檢討的機制。否則，十年以後，大家恐怕又要寫教改四十年的文章了。（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