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黃國昌和柯文哲說法屬實，那就無比諷刺；綠委罵違憲，府裡卻早就在喬比例。當時蔡英文叫柯文哲進府摸頭，國民黨還苦思要不要接受朝野對話，原來是自作多情，蔡英文從頭到尾就只鎖定民眾黨進行密室交易。幸好柯文哲擋掉，否則現在就不能為大家劇透了。

不過，看守總統處處把手伸進下任政府，不知置新總統於何地？國安團隊已經全盤交付，赴陸旅遊禁團令跨過五二○，NCC人事也在賴政府上任前先喬好，連大法官可能也要在卸任前為蔡英文趕業績廢死；而所有跨屆的決策，都必須由賴清德概括承受。

當然，上述皆屬傳聞，總統府嚴正駁斥。不過，蔡英文傳出喬NCC人事，並不是第一遭，四年前總統府外流的密件，把府院黨喬NCC人事的始末揭露得更詳細，總統府雖不斷否認，但後來所有人與事的情節發展，卻完全按照外洩的劇本走。

NCC人事按照政黨比例，是否違憲，尚可討論，但民進黨已不斷用實踐證明政黨比例的迫切需要。

現任外交部長、賴政府內定的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就是例子。近日他在立法院備詢時，答詢內容充滿了對立性與羞辱性，影射依憲法質詢的立委是中共同路人；把國會議員對外交事務的合理質疑，譏諷為「中國欺負我們的時候，立法委員補進來踢一腳」。最後，他更以俗辣叫囂，「你可以去告我藐視國會」收場。這樣幾近歇斯底里的表現，已經超越文明的底線。

吳釗燮是蔡英文總統面前的紅人，蔡政府執政期間，他先是短暫擔任國安會秘書長與總統府秘書長，然後就接任外交部長達六年餘，成為中華民國最具影響力的國安外交官員。如今，他又內定出任五二○後的國安會秘書長；以他立法院答詢的心態、視野、乖張高調的嘴臉，可以斷言：吳釗燮將是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最大破口。

不必諱言，台灣外在形勢十分嚴峻，有虎視眈眈的中共、有美中對抗的大環境、有資通訊科技領域的國際合縱連橫、也有國內不同立場人士的戰略判斷。國安會是總統的「大腦」，其功能就是協助國家領導人做冷靜的分析判斷，團結內部力量俾便有效解決外部挑戰。但吳釗燮最擅長的卻是撕裂內部，先在內部區分敵我。吳釗燮當然自認為是正港的「台派」，而那些在野黨立委就是「陪伴中共在後面補踢」的非台派。還沒有開始討論問題，國安高層就在內部區分自己人與非自己人，台灣內部怎麼可能團結？不團結的台灣怎麼可能同心協力應付外部挑戰？

外交事務有戰略面、有戰術面、有操作面，吳釗燮任外交部長斷交數暴增，這背後固然有中共挖牆腳的因素，但是戰略、戰術、操作當然也有檢討的空間。如果連國會議員都不能質詢，提個問題就被扣上中共同路人的紅帽子，還盛氣凌人擺出「你去告我」的氣焰，這樣國安官員的水準，怎不令人憂心？

政壇盛傳，吳釗燮是蔡英文向賴清德「力保」的國安會秘書長人選，而這個力保背後，則有「人選少動、局面少變」的美國期待，彷彿吳釗燮是老美信任的人選。「美國信任」未必屬實，但「蔡英文寵信」卻是不假，吳釗燮在立法院趾高氣揚、目空一切，原因正在於此。問題是，美國當然希望台海局勢維持現狀，但是台美雙方對於「現狀」的詮釋卻截然不同。如今兩岸之間，地理上沒有海峽中線，時間上共機擾台無日無之，體制上海基海協形同陌路，國際上台灣的空間日益緊縮。表面上，台海雖符合美國期待的「沒事」，但大環境卻對台灣越來越不利。

對上述種種不利發展，以吳釗燮為首的國安外交官員，可謂一籌莫展。吳釗燮領導下的外交部最常做的三件事，一是越俎代庖扮演陸委會角色，頻頻嗆聲中共；二是在台灣內部區分「台派」與「非台派」，把意見不同人士影射為中共同路人；三是在外交部內獨斷專擅，破壞部內公務體制的專業文化。

吳釗燮在國安外交體系呼風喚雨長達八年，但他自己已然成為國安的最大爭議。他幾乎沒有檢討和自省的能力，對外隨時開□中共，對內任意影射立委，似乎只想在國安會秘書長的位子上等待下一個外派機會。斯人斯職，斯言斯行，台灣人民除了看「周處除三害」的電影，還能做什麼呢？但賴清德仍然確定沒問題嗎？

去年底，賴總統競選時曾宣布六大金融產業政策，包括金融業加強投入公共建設、發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與金融科技發展中心、推動永續金融、普惠金融，並強化金融資訊與基礎設施安全。不過，到了選任金管會主委時，卻以處理壽險業資本監理如何接軌國際制度為主，形成宣告施政目標與指定人選之間的巨大落差。

台灣金融產業曾被社會期許成為國家經濟發展重要支柱；可惜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拖累，政府進行長達近十年的金融重建，連帶導致金融發展進程受阻。如今世界正進行著第四次工業革命，金融業也掀起FinTech浪潮，可是政府不平衡的產業發展政策，卻使得金融業產值占GDP比值由2002年7.9%，滑落至去年的6.47%。

台灣金融業為何無法維持高GDP占比，創造更多高薪白領的就業機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20多年來幾次企圖發展金融產業的宏偉擘劃，受到外在金融風暴衝擊、營業稅結構扭曲、反中政治主張抬頭，以及地緣政治對抗等不利因素影響，早就失去發展成為區域中心的機會。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台分行現在只剩下31家，便是台灣金融市場重要性日益低落的明證。

台灣雖已無成為金融中心的機會，但維持金融產業健全以及滿足人民金融交易需求，仍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台灣金融業至少有六大結構性問題需要改正。這包括保險業的資本提升、金融創新與新創企業的市場導入、產業家族化與公股民營機構的合理管理、違規裁罰的時差與有效性不足、資本市場未入先進國家之林與債券市場發展的遲緩，以及金融產業國際化程度有限等。

台灣亟需解決的金融問題，顯然不是賴清德競選政見涵蓋的內容，新任金管會主委也尚未提出施政主張。值此新政府上任之際，社會期待新人事新氣象，新的金管會理應提出全面且切中時弊的金融監理及發展政策，充分掌握執政「蜜月期」的政治紅利。

面對經緯萬端的金融問題，建議新的金管會應先以兩項原則，化解產業發展的燃眉之急。第一，嚴守金融監理紀律而不應有針對性的「管制寬恕」。以保險業的資本監理為例，政府的資本監管可以有時間的緩衝，但若要調整監理標準，則應充分說明降低要求的合理性。畢竟樹立監理權威，避免政治扭曲監理的公平性是金融監理的最高準則。

第二，積極導入新的「市場與行為」監理模式，合理擴大監理範疇，配合金融創新浪潮，並需特別強調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監理原則。面對FinTech興起，「機構監理」的做法早已落伍，其結果只是讓社會暴露在有剝削疑慮的「法外」金融交易環境。以最近引發議論的「山道猴子」金融悲歌為例，政府以沒有「融資公司法」而不將租賃公司納入監理，就是「機構監理」已不符合社會實際需要與期待的明證；只要政府金融監理模式不變，未來類似爭議仍會出現，而金管會的監理威信就持續被斲傷。

金融產業活動涉及多方重大利益，金管會難免會受到不同政治壓力掣肘，甚至可能出現「左右為難」的監理困境。「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期待新金管會能以嶄新且公開透明的監理模式，爭取社會而非利益團體認同，全力維護健全、公平且開放的金融競爭環境，並更要以保護弱勢金融消費者的權益為職志。

因公共運輸之漲幅將由TPASS月票吸收或政府補貼，目前每年約九十億元預算，未來補貼預算將明顯增加，尤其擴大地方政府財務壓力，將排擠其他公共建設預算。成效方面，檢視TPASS月票去年七月上路至今已有十九縣市加入，共有廿三項方案。根據統計，交通月票平均每月加值都在六十多萬人次，基北北桃占全國約八成，且超過九成是原來的公共運輸使用者。四月廿五日聯合報觀察站特別指出「交通政策非福利，撒幣要精準」，因此如不針對問題盡快找出因應對策，原先推動交通減量促使道路安全績效提升百分之五的目標，將難以達成。

首先建議交通部應堅持當初推動時，要求各地方政府於每年計畫實施期滿二個月內，依據研議之改善公共運輸服務品質的各項措施說明實施情形，並依據所訂定之關鍵績效指標KPI提送成果報告，如未達績效目標，應規範其問題改善或退場機制。

評析TPASS月票KPI難達成的問題，一是因當初推動倉促，需求評估分析不足，加上大部分區域的公共運輸基礎建設與服務不足，只能以供給導向的方式由各區域訂統一票價，未符合各區域汽機車族的個別轉移使用需求。建議除應盡快改善公共運輸，未來應有更多元化需求導向的月票選擇；包括個人選擇起訖區域、使用運具組合、使用天數等。

二是接駁轉乘不夠便利，不易吸引需要最後一哩接駁的使用者，建議應調查各式社區使用接駁運具需求，推動社區接駁之公共自行車、共享機車、小黃公車等，由社區配合提供適當停車位以便利無縫使用，並提供需要民眾以菜單方式選購接駁運具之優惠月票。

三是私人運具的管制不足，建議在已提供適當公共運輸替代選擇之區域，規畫實施抑制私人運具使用（如提高使用成本）等措施，並宣導爭取民眾支持配合。

公共運輸欲透過補助以達到永續營運之良性循環，唯有政府、客運業者及民眾通力合作。政府以問題與需求導向方式改善公共運輸，並適當限制私人運具使用，發揮推與拉的效果；客運業者則善加運用補貼款，因應需求而增加服務班次、提升服務品質，促成使用汽機車的民眾願轉移使用公共運輸，甚至不再持有汽機車，有需求時就使用共享汽機車。如此才能促成交通減量，改善交通安全與效率，並達到社會公平及交通平權的目標。

整建後的史博館背面，拿掉之前突兀外加在紅牆之上的綠色冷卻水塔，恢復本來樣貌，讓人對正面整建的成果也充滿想像。

然而，走到史博館正面，卻大失所望。紅牆被挖空，變成外推鋼構加上深咖啡色玻璃帷幕寫著「MUSEUM SHOP」的博物館商店，與古典建築格格不入，在視覺和風格上造成斷裂。另外，以前充滿庭園造景美學的龍溪亭，六根亭柱被刮除紅漆變成裸露水泥柱，周遭植滿韓國草，顯得不倫不類。

博物館原先的開放式大門象徵歡迎，整建後變成大門緊閉，訪客只能右轉再左轉繞路走小徑才能進入大廳，讓許多訪客困惑。這不僅是物理的閉塞，更是情感上的隔閡，減少訪客的流動和參與感。設計者整建時，似乎忽視開放性對於公眾場所的重要性。

過去的多窗透光設計，讓人在欣賞文物時，也能享受植物園荷花池的自然美景。然而，整建後處處封閉的窗戶，卻對訪客形成密閉空間的壓迫感與心理壓力。

此外，改設在展廳中央的簡易樓梯，以及四樓全部改裝成餐廳的空間重分配，讓人感覺喧賓奪主。展覽空間的狹窄會限制展品的數量和多樣性，對教育和文化傳承的使命造成障礙。

歷史是資產或包袱，存乎一心。整建後門窗緊閉的博物館，辜負原本俯瞰植物園荷花池的開放視野與思維；讓人懷念以往到二樓荷豐水月咖啡廳或四樓英式茶館，自在悠閒地在光影流動中，細細品味歷史風華的時光。

如果說「建築走讀」是讓民眾以建築的實體空間體驗，進一步了解建築自身想要表達的意念及意圖；那「建走短評」就是以第三方的角度，以文字做為讓民眾或是專業者（及設計者）了解建築物之外傳達的「資訊」所在。無論用什麼角度「短評」，均需以建築物為主體，透過自身所看到或讀到的資訊來加以詮釋，方得以精準表達。

以史博館整建為例，筆者以為有「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建築設計」、「博物館經營管理」等專業層面，可做為後續評論本案目前成果的角度。有關其中的歷史、政治意識形態及世代輩分之爭等社會性議題，若做為「評論」的基礎，就容易落入爺說他有理、婆說我才對的二元對立之中，無法有討論及交流的空間，除對未來類似文資建築或老屋新生整建等討論並無助益外，也容易造成各界對立及自身的矛盾，實不樂見。

「本是同根生，相『建』何太急」是筆者近期關注本案發展後的感觸，以此來鼓勵目前還身在本案中工作的各方建築前輩及夥伴們要持續堅強，也當自省對本案提出觀點時，盡可能以建築物為主體來表達各自觀點。

「新舊並置」應是接下來的時代表徵，而在台灣，此觀念要成為民眾生活的日常，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你我都在這條「世代交融」的路上，彼此會需多一些寬心學習並同理相待，共勉甚好。

首先是俄烏問題，目前俄羅斯在戰場上順利緩步推進，然而美國於四月底通過六一○億援烏法案，以及英國、加拿大等國跟進加碼下，西方提供烏克蘭武器進度將逐漸加速。另一方面，為打擊俄羅斯軍工生產能力，美國加大對中國援俄軍民兩用物資的警告，揚言祭出二級制裁，其手段可能包含將中國銀行逐出SWIFT與凍結中國企業資產，引發中國擔心。

在美國壓力下，中國除否認對俄援助外，其長久之計乃擺脫對美經濟依賴，尤其是金融領域。然在這波金融恐嚇下，人民幣國際化可能遠不足以抗衡美方的制裁威脅。創建一個能夠擺脫SWIFT且不經由美國銀行結算的金融體系，將是一勞永逸的作法，不僅益於中俄兩國，對其他非西方聯盟的國家亦頗具吸引力。今年十月將在喀山召開的金磚國家峰會，可能將擺脫美元列為重要的議題。

另一個經濟合作的重點是能源合作，特別是僅剩達成價格協議後即可興建的「西伯利亞力量二號」。俄羅斯天然氣輸中，可彌補歐洲市場損失，中國則需天然氣來增加能源供應安全與降低碳排。雙方能源合作愈多，愈有助於人民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份額擴大，愈能減少對美元依賴。

在國際與區域合作上，巴勒斯坦各派系二月在莫斯科會談。四月哈瑪斯與法塔組織於北京會談，顯示中俄在中東問題的協作。而近兩年分別加入上合組織與金磚國家、且涉入以哈問題甚深的伊朗，其國防部長阿什蒂亞尼在四月上合組織國防部長會議上猛烈抨擊以色列、美國、北約和西方國家，與中俄聯手抗美的氛圍不謀而合。

今年七月的上合峰會，白俄羅斯將成為會員國，俄國防部長紹伊古最近提出上合組織應擴大軍事演習範圍，呼應已舉行第四次的中俄伊三國「安全紐帶」聯合演習。預計上合組織今年區域軍演將會更加擴大，特別是中東與中亞。這種合作若擴散到聯合國與G20的運作中，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秩序亦不足為奇。

在俄烏戰爭與美中科技戰的烘托下，以美為首的西方聯盟，與中俄為首的集權聯盟分庭抗禮之勢已非常明顯。中俄合作將由三方面展開與西方的對抗：由區域安全合作擴散到全球組織，以瓦解美國的政、經、軍威脅；中國將以更迂迴方式供應俄羅斯軍民兩用產品，以破解西方經濟制裁；在能源與金融合作上逐步擺脫石油美元，挑戰美國金融獨霸地位將成為新戰場。

中俄兩國事實上尚未正式結盟，現階段尚屬軍事上的夥伴關係，只不過舞台和姿態略有不同，且首度涉及台海，引起相關國家的關注。美國針對此軍演的變化訂定戰略計畫，尚無不可，但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造成中俄不得不結盟，因為如果有一天，美國真的需要兩線同時作戰，那將是大災難，美國本土可能將首度變戰場。美國目前最重要的是盡快協助烏克蘭打贏俄烏戰爭，烏克蘭如打敗或投降，美國在盟邦（包括台灣在內）的信用度將大打折扣。

關於防中俄聯盟，美國二十一世紀三大國際戰略大師之一，同時也是卡特總統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早在一九七七年就曾經提醒，美國一定要避免發生中、俄、伊朗結成大聯盟的情況，因為這對美國霸權是最大的潛在危險。另外哈佛大學知名教授奈伊也曾於二○二一年警告，美國必須要小心不能把俄國推向中國。

過去冷戰時期，美國曾助中國發展，企圖遏制蘇聯；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威脅到美國的霸權，美國就反過來遏制中國，除軍事上尚未直接衝突外，其餘包括政治、外交、經濟、貿易、科技、網路等方面都爭先恐後抗中，另也針對中國威脅，結盟日、韓、菲、紐、澳、印等國，但忘了「有作用必有反作用」的自然定律。今天假如中俄真的結盟，那也算是一種戰略平衡，不足為奇，但對美國很不利，須審慎因應。

結盟雖然可以增加朋友，但也要考量會增加什麼敵人，特別是在周邊國家。另外須估算結盟是否符合本國的利益及國家政策、聯盟及敵人的實力如何等，才會曉得該不該結盟、該跟誰結盟、不該與誰起衝突，藉此保障國家安全。台灣身處台海「安全困境」，戰略應是朝「審慎的靈活」方向走。

美中鬥爭不但傷己且不利全球，美國應考量如何以建設性的戰略因應中國的崛起，並有效管理美、中之間的協同與競爭，且不過度反應霸權受威脅，以免逼迫對方也展開結盟以求戰略平衡，這應是未來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嚴肅考驗。

福建號採用電磁彈射系統，無疑是科研一大成就，作為首艘配備電磁彈射之非核動力航艦，也引起注意。不過，美軍航艦全面核子動力化，是因軍艦本身不必加油，航空燃油攜帶量便可大幅增加；儘管如此，其投入伊拉克戰場時，仍然每七十二小時必須重新加油一次，如果航艦自身也要燒油，持續戰力自然更低。而福建號選擇傳統動力，是因為目前尚無法製造搭配航艦的核子主機。

另外，有關福建艦彈射系統使用直流電，優於福特號之交流電，以及其相位陣列雷達天線卅二面，優於福特號之十二面等說法，部分在理論上可成立，回到現實世界，工程師必須在「先進」或「成熟」之間選擇，並非引用更新技術，就代表性能一定更佳。單憑原理或簡單數字，很難論其表現高下。

至於同時配屬重型戰鬥機與隱形戰鬥機，是否優點？殲卅五隱形戰機仍在研發，官方尚未證實其存在，距離登艦服役還要相當時間。同理，「攻擊十一」無人機曾現身山東艦甲板或福建艦模型，是否足以論證已列裝或將要登上航艦？反之，美軍X-47無人機已經公開完成航艦起降，登艦孰早孰晚，還很難說。

現役殲十五戰機最大重量卅二點五噸，但美軍超級大黃蜂也近卅噸，實無多少落差。進一步說，航艦空間極度珍貴，重戰機除非確認酬載與航程高人一等，否則體積與重量龐大，並非優點。

蔡政府的文宣內容，技巧性略過布林肯在聲明中也提及，台灣曾於二○○九年至二○一六年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參與WHA。值得注意的是，當年獲邀正值馬政府期間，並非靠某些國家的使力。反觀蔡執政的八年，我方始終無緣參與WHA、國際民航組織年會ICAO或任何國際組織及會議，當局除連續表達遺憾與不滿，對造成與國際脫軌的原因卻無視，也不願面對國際新形勢，以為單憑美國的口惠即能換取入會門票。

我國從李登輝總統時期即推動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案，扁執政時正值東亞爆發SARS疫情，我國深受其害。駐外機構掌握國人受難的危機，銜命促請各駐在國發揮同情心，於WHA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參與的提案。外交部並責成各館處以駐在國於WHA表決提案時的投票立場作為考評，對於若干指標性的國家，則力洽將反對態度修正為緘默或不投票。回顧我友邦的提案，在WHA不僅列入議程，至少獲得普遍性聲援及聲量。

反觀蔡政府的黨政大員，於新冠疫情肆虐初期，趁機嘲諷世衛組織及其秘書長，紀錄猶在，時任副總統陳建仁的發言亦不遑多讓。蔡總統琅琅上口的「口罩外交」，以為外交如同現買現賣的買辦交易，置國人健康於美商利益之下，殊不知她八年叩關WHA，皆徒勞無功。

預期今年仍將不得其門而入的情況下，民進黨當局會循例組成世衛行動團赴日內瓦，由新任衛福部長率隊前往，以公費結合相關公衛團體進行場外交流。希望今年的代表團成員，無論是去蹭溫度，或是與友邦及友好國家進行實質會談，建議當局應慎選代表，在面對媒體和國際政要時侃侃而談，避免過去我方主談者因缺乏國際場域歷練而臨陣怯場、應對失措，卻要幕僚預為鋪陳或事後彌補的窘況。

如果準總統只知道依循前朝辦外交搞大內宣，國人將如何信賴和期待賴政府？

令我感到十分遺憾的是，政府雖然公布了這個數據，卻沒有公布財富差距的原因。如果我國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乃是因為前二十％的人比較勤快，肯勞苦工作，而後二十％的人懶散，我們因此不能只怪政府了。可是這絕對不可能，因為我們實在無法想像三十年來，勤勞工作的人愈來愈勤勞，而懶散的人愈來愈懶散。何況政府官員也說，這是自由經濟高度發展所造成的。

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後二十％的家庭是由初入社會的人所組成，如果這是真的，政府應該公布。比方說，假設後二十％的家庭成員平均年齡是三十歲，當然他們可能根本買不起房子，即使買了，也在大量負債之中，可惜政府沒有數據支持這種想法。

根據政府公布的資料，前二十％家庭平均財富是五一三三萬元。要知道，財富累積的來源不外乎是薪資提高，及擁有的房屋、土地和股票的飆漲。薪資提高是好現象，因為這顯示我國經濟的成長；但房價和土地的飆漲，都會造成我國經濟的虛胖現象。美國在一九二九年股票大漲，結果造成一九二九年大崩盤；二○○八年美國的房價大漲，又造成經濟危機，這絕對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後二十％家庭的平均財富僅僅是七十七萬元。即使這些家庭都是年輕人家庭，這個數字也是低得驚人，因為這種家庭實在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更不可能有幸福感。

貧富不均是嚴重的事，政府應該努力的是提高全國人民和企業的競爭力，如此至少可以使薪資差距不會太大。政府應該傾全力來解決房價大漲的問題，因為房價大漲一定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整個社會更不應該過分重視股票市場的漲跌，因為我們應該鼓勵投資，而不應該鼓勵投機。

我們當然希望富人愈多愈好，但是我們同時要注意富人是如何成為富人的。我們應該使低收入者愈少愈好，因此政府更應該注意為何國家會有眾多的低收入戶。

政府公布這項數據是值得讚揚的，但是沒有深入研究差距加大的原因，是令人遺憾的事。政府更不應該認為這種差距的加大是因為實行自由經濟，而且經濟在成長。這種想法相當不對，因為政府忽略了自己的責任是要減少窮人。至於如何做到這一點，當然也是政府應該好好研究的。

貧富不均的問題不是可以立刻解決的，可是政府至少不應該使這個問題惡化。（作者為清華大學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