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部長「過人」之處，是把最難的工作當得最簡單。其要訣在每天嗆罵中國，縱無關外交部業務，也要搶先別人開罵。至於邦交國又被挖走，或國際上遇到任何不利，一律祭出「中國打壓」箴言。若還有其他異聲，再奉送「中國同路人」大帽，萬變不離其宗。

過去六年，台灣與美、歐關係確有明顯進展。但非因吳部長才幹過人，而是西方國家疑懼中國崛起態勢，大打「台灣牌」。不甘韜光養晦、急於扮演新強權的習近平，算是吳釗燮最大貴人。紅光曝照下，一切掉漆表現，都能暫時遁形。

優雅、冷靜、機智、寵辱不驚，是正常外交官崇尚的品質；吳釗燮卻徹底顛覆此一形象。問題是，他有志成為戰狼，卻缺乏做派的實力，只能在部屬與外媒的揄揚中自得其樂。一遇徐巧芯這類口才便給的立委，氣急敗壞的表現，便暴露他面對挑戰時，ＥＱ與ＩＱ都低到令人傻眼。

吳釗燮是近廿年在任最久的外長，蔡政府國安團隊常任成員，未來還要繼續掌理國安會。上級如此青眼，當然是吳釗燮的幸運；但這對國家是否幸運，就另當別論了。

在供電打擺子的同時，我國的減碳成績也每下愈況。去年底國際公布的「氣候變遷績效指標」，台灣再度位居末段班，排名再退四名，居全球倒數第七。蔡總統即將卸任，但她的能源轉型政策的一敗塗地已經歷歷在目，除了為國內帶來供電不穩與不足的危機，減碳更是交出滿篇紅字，愧對地球。儘管如此，蔡總統和多名高官仍趕在卸任前去參加大綠能公司的剪綵典禮，企圖為自己的能源成績擦脂抹粉。但這臨去的背影，只留給國人黯淡的前景，留給產業界深重的憂慮。

蔡總統八年前提出的能源轉型方案，企圖以綠能取代占比兩成的核電，要讓核能在二○二五年落日。日本二○一一年的福島核災，確實加速了全球反核的潮流；但近年在全球減碳的時間壓力下，加上能源價格高漲的壓迫，歐美及日韓等國紛紛重新肯定核能的優點和貢獻。歐洲最大的核能機組——芬蘭的奧爾基洛托核電廠三號機去年啟用，日本最大核電廠柏崎刈羽核電廠上月重新裝填燃料，準備今夏重啟。這些趨勢顯示，在發展綠能的同時，核電重新成為各國推動減碳的重要選項。

國際趨勢已經逆轉，但蔡政府仍堅拒調整能源政策。依蔡英文的計畫，明年底核三廠二號機除役後，我國發電就只剩「火力」與「綠能」兩個選項；只要其中一項出了問題，就會發生跳電或大停電。以四一五危機為例，當天大潭的火力機組傍晚發生故障，入夜後太陽能光電歸零，風力發電的供電量也少到僅剩不到一％，只能全靠火力發電支撐。這不僅危及供電，還製造空汙傷害國人健康，更加深我國減碳不力的形象。

如果蔡總統的能源轉型只是短期陣痛，很快就能達成供電穩定和有效減碳，人們當然可以咬牙撐過。但現實是，我們的供電吃緊危機紓解遙遙無期，電價高漲則已無可逃避，更嚴重的是，無論二○三○年的減碳中期目標或二○五○年的淨零目標，我國都難以達成，必將受到制裁，並影響產業競爭力。

所有問題的根源，並非台電執行面的問題，而是上位的政策方向偏差。近日，準總統賴清德倚重的企業家童子賢公開建議核二、核三延役，並剷平核一和核四，仿效芬蘭興建新型壓水式反應爐；如此一來，台灣不僅能達到減碳目標，平均電價也有機會下降卅％。

童子賢的主張，仍有待進一步檢視，但方向基本上是正確的，符合當前國際社會在能源發展與減碳努力求取平衡的趨勢。簡言之，發展綠能與使用核能並不互斥，若能謹慎妥善地使用核能，不但能為提升綠能爭取到更多時間，也有助於達成減碳節能的目標。對台灣而言，多一個核能選項，即能分散能源供應風險。直白地說：當夜晚綠能供應不足時，若還有廿％的核能，台灣供電一定會比現在更穩定。

蔡總統即將卸任，她曾對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說，二○二四年以後的能源政策已跟她無關。賴清德競選時曾說，若能解決核安與核廢問題，不會排除核能。錯誤的決策，比貪瀆還可怕；賴清德不必為蔡英文的政策背書，但他有責任做出改變。

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2021年家庭財富差距統計，台灣最富有前20%家庭每戶平均財富，是最貧窮家庭財富的66.9倍，這則報導勾起了許多市井小民心中的痛楚：自己會不會因為全球化、科技化浪潮逐漸淪為社會底層的貧窮階級。

貧富差距擴大憂慮，是個超過百年歷史的老問題。馬克思在157年前發表資本論時即預言：資本主義經濟將造成巨富與赤貧；可是百年過去，全球經濟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只是每當社會與經濟發生重大轉折時刻，這個鬼魅議題就會再度成為一般人對於未來的主要隱憂。

2006年大前研一出書警示M型社會即將到來，當時引起很大回響，但經濟發展與開放，是不是造成台灣所得財富M分配元凶，迄今未見客觀與廣泛探討。

首先澄清，所謂貧富差距，指的應該是財富不均而非固定所得差異。否則，一位擁有億萬資產但不工作的富翁，可能被解釋為赤貧階級，再者，經濟發展與成長並非財富分配不均的充分條件。瑞士經濟富裕，但國民間貧富差距程度並不顯著；反之，印度落後貧窮，其財富懸殊卻是世人皆知。

財富累積可能來自勞務初始所得，也受投資盈虧等二次分配影響；換言之，財富改變與不均化，並非完全起因於初始所得分配不均，更有可能受重分配機制的影響。所得分配決定於貢獻價值可取代性，重分配則較可被制度設計關係人操控，產生不符合公平正義法則之財富移轉。我們大膽假設：不公平的財富重分配制度，可能才是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元凶。

什麼是最常見的不公平財富重分配機制？不完善的稅賦制度設計、房地產增值的不勞而獲、股市投資為資訊明顯不對稱（俗稱內線交易）、金主集體坑殺散戶，都是典型且常見的財富重分配殺手。此外特定事業（金融保險、砂石開採）持續寡占暴利，更是造就少數巨富階級的幫兇。

最近十餘年來政府因應貧富差距惡化，不知開過多少次會議研商，提出多少解決構想。究其內容不外乎兩項：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市場。惟如前所述，貧富差距原因並非一定來自初始所得多寡，關鍵可能在於重分配機制不公正。所涉影響不僅是經濟成長與分配議題；更嚴重的是，重分配機制已經扭曲社會公平與正義。近年來，非因個人貢獻所獲取之經濟利益，如土地增值緣自都市發展與環境優化，其財富增加須繳稅賦，卻相對個人綜合所得稅為低，難道不是貧富落差的主要元凶？

談到產業結構轉型，台灣當然需要創新與知識加值的產業結構，但創新與競爭力背後，代表著生產力與競爭力提高；換言之，如果台灣需要發展具國際競爭力產業，就該採用高效率化經營理念，但那意味著：同樣的經濟成果與產出，我們可能擇優聘僱更少的員工，初入職場的一般年輕職工也可能獲取較低薪資，但這個產業科技化與菁英化的議題卻經常為政治社會學者所詬病。難道為了解決短期失業問題，台灣真的要回到勞力密集的產業發展政策嗎？

這個問題答案顯而易見：唯有獎勵高效率與高生產力企業，提升產業長期競爭力，才是社會發展之正解；否則台灣社會最終只會得到均貧的下場。但如何抗拒短期高失業政治壓力，堅持高產出效率、具國際競爭力產業政策，考驗政府最高階層道德勇氣。

解決貧富差距惡化，絕對不是經濟與勞工部門單一的問題，徹底消除社會上存在已久、不公不義、優惠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二次分配制度，才是台灣長期發展關鍵所在。在此一面向之上，國發會、財政部、內政部、金管會、公平會、中央銀行，應該擁有更重的社會責任，主動提出抑制財富重分配不公之有效政策。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廿一條但書明文規定，相當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其合議制成員中屬專任者，應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又依行政院組織法第九條第三款亦規定，ＮＣＣ屬於行政院所設相當中央二級獨立機關。至於ＮＣＣ人事同意案，則由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列為院會報告事項後，交付委員會審查，再提報院會行使同意權。

上述是行政院提名ＮＣＣ新任委員予立法院決定，立法院可針對獨立機關委員行使法定職權的規定，且立委在既定規範下，也應善盡良善監督及回應民意的職責。

今因部分ＮＣＣ新任委員具有爭議或不適格，立委於程序委員會表決暫緩同意案，並要求新閣揆卓榮泰五二○上任後重新提出名單。但內定的翁主委卻以ＮＣＣ委員任期屆滿如未能依規定提任，因部分業務須送委員會審查，經過半委員通過審查後，才得予施行，如尚未取得型式認證的新款手機，第一支手機要進口到台灣時，須經委員會確認審驗，若委員會無法運作，勢必受到影響。

這是何等弔詭的邏輯，提報同意名單遭否決，就要脅民生消費將受影響，如果這不是強迫立法院埋單，什麼才叫強迫埋單？更何況，國會審查密度以最嚴謹態度為之，實屬對於這份工作盡責的基本態度，也是幫民眾權益把關。

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五項規定，委員任期屆滿未能依規定提任時，原任委員之任期得延至新任委員就職前一日止，不受第一項任期之限制，換言之，縱新任委員無法就任，審查職務之行使並不受影響，何來無法買蘋果手機之理由？翁副主委如連轄下主管法規都不甚熟稔，未來如何挑ＮＣＣ主委之大梁？

回想現任ＮＣＣ主委陳耀祥對於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成立調閱小組調閱資料時，態度乖張、冥頑不靈搬出大法官解釋第七二九號，請立法院先說明「特定議案」定義；先前還燒出「中天、鏡電視、中嘉」等三大案爭議。這些作為都已經違反獨立機關對廣電事務明公正氣及超然獨立的基本原則，更有逃避立法院監督權責之嫌。

國會當前欲以修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請行政院重思提名名單、或邀請新任委員說明等方式監督，皆屬對普羅百姓與對立委本身職責負責的態度。作為消費者，僅希望獨立機關保持中立，如因新任委員經立法院行使同意權難產時，更應拿出配套措施解決問題，而非以嚇唬手段，放話果粉會買不到手機、葬送小民購買手機之自由，徒留超然獨立之虛名。

首先，詐騙集團固然極為可惡，唯現行法制下重大犯罪如殺人、縱火、強制性交、強盜等皆規定於普通刑法內，並未另立特別刑法如殺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縱火犯罪防制條例予以規範；即便如性侵害犯罪另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子法，亦僅係補充加害人強制治療及被害人保護細節，並未另訂法規處罰。只因詐欺集團猖獗就隨意另立特別法，造成已故林山田教授嚴厲批評的「特別刑法肥大症」，只會使現行刑法體系更加紊亂。

此外在懲詐方面，草案將增訂鉅額所得詐欺罪，按現行刑法第三三九—四條加重詐欺罪刑度為一年至七年，實際判刑約二至三年，服刑滿二分之一就可申請假釋；法務部草案規定若是詐欺所得達一千萬以上，法定刑加重至三到十年，三人共犯，或使用網路、冒名政府名義詐欺、深度偽造詐欺，有複合式詐欺手段者，可加重本刑二分之一，「騙得愈多、關得愈久」，法理上並無問題，值得讚賞。唯草案在假釋方面則引入美國「三振條款」，規定詐欺須服刑滿三分之二才能申請假釋，累犯要四分之三，犯三次以上則不得申請假釋。但現行刑法不論殺人、縱火、強制性交、強盜服刑滿二分之一皆可申請假釋，亦有犯罪情節輕重不分之弊。

德國刑法法諺：法律繁雜是治安敗壞的開始。政府雖有打擊詐欺集團的決心，唯手段上應更加聰明。按詐欺集團在心態上無非是出於不勞而獲，相較於一般服刑，「強制工作」對詐欺集團無疑更具威嚇效果。雖然根據釋字第八一二號解釋，認定「強制工作」有違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意旨，但誠如部分法律學者所言，若能依《憲法》「比例原則」及「明顯區隔原則」再予權衡，仍是可行之制度；因此立法上若能適度恢復「強制技職訓練」，應是可行選項，讓詐欺集團「怕」及「痛」才能有所成效。

康德有言：道德自由不是事實，而是假設；不是天賦，而是工作。國人要有這樣的信念，讓普世的正念價值在台灣社會能夠實踐，給每個國人一項這樣的工作，並且當作信仰來完成，不勞而獲的詐騙行為才能在台灣社會消失，無辜民眾才不會受到牽累。

機場服務需軟、硬體配合，機場公司提供運作服務空間、設施功能，配合航空公司、各單位、服務廠商提供服務、運作來達成。桃園機場軟體服務持續提升，致能在疫前七年，服務評比總排名逐年提升。唯因旅客快速成長，缺乏硬體建設，航廈超量百分之三十二擁擠使用，空間無法因應作業需求，通關、檢疫費時，一○九年後排名下滑。

機場公司對於疫後運量預估過於保守，依一一一年五月機場公司規畫園區實施計畫第二版，以適度情境推估，機場客運量於一一七年恢復至疫情前水準。未如國際機場普遍趁旅客少時，將航廈擴建、改善擁擠、增加運作及旅客使用空間，喪失硬體服務改善、與提升容量的最佳時機。

機場公司規畫未考量疫後國人強烈的出國需求；國籍航空公司客貨並重策略，疫情期間機隊彈性調度承運大量轉口貨運，維持運能、競爭力，疫後馬上可以依客運需求調度承運；國籍機隊逾百架擴充、汰換計畫，運能不斷提升。去年近三分之二國際航線旅客由國籍航空公司承運，帶動桃園機場旅客量快速回復、月月成長。一、二航廈旅客日容量十點一萬人次，六月航廈開始超量使用，十二月超量百分之十五。其中一航廈十二月超量四成、今年三月已超量逾五成使用。航廈擁擠使用日益嚴重。

為避免延誤登機時間，許多時段班次，旅客必須較班表時間提早二點五至三小時到機場排隊等候。報到、通關、候機時間，較國際機場普遍增加半至一小時。預估今年下半年、明、後年，日旅客量將成長到十三、十四、十五萬人次，旅客須提早到機場時間續增，極不便民。

提供足夠空間與設施，便利旅客報到、通關、交提行李，與離、到機場，是機場服務的主要功能，也是機場經營者的基本應有責任。機場主功能不便利，其他服務再好，大多數旅客也沒有時間使用。

桃園機場長期缺乏基本建設，已嚴重影響整體服務與旅客便利性，亟需將航廈停車場立體興建，支援航廈空間利用、建立新通關動線。機場公司亟需增強規畫與執行能力。

「福馬同城通」卡推出後，我的馬祖鄉親與好友紛紛搭上小三通前往對岸申請，據說此卡有形同「一卡通」的便利，以往需轉換人民幣在福州進行消費，現在只要儲值該卡後就可暢行無阻，真的落實「一日生活圈」。

有議員說，不少馬祖居民都想申請，連江縣戶籍人口一萬多人，長住人口約六成大概六千多人，當中就有約三千人申辦，若扣掉長者、幼童及公務員，幾乎是所有居民都申請了，可見這確實是居民需要的。因為對居民來說，到大陸比來台灣本島還方便，許多親戚也都在對岸，連筆者這旅居在台北的也想申請，不曉得民進黨政府為何要這樣，為了搞政治而讓民眾難為，馬祖鄉親當然怨氣沖天。

從民進黨角度來看，該卡有對馬祖「統戰」之嫌疑，並有涉及國安及個資問題爭議，但稍早中國大陸已表示將開放福建民眾至馬祖旅遊，如果這一回民進黨政府願意支持「福馬同城通」卡，不也能作為賴總統向對岸釋出善意的起點？可惜現在看來，一切又回到原點。筆者認為可惜了！但還是呼籲民進黨政府能順應馬祖民意，讓「福馬同城通」卡適用於馬祖與對岸的「一日生活圈」吧！

首先，安全議題無疑是這次會談的一大重點。隨著俄烏衝突的持續，歐洲對安全的焦慮顯著增加，這促使歐洲國家重新評估其與美國的安全合作關係。習近平此行的部分目的，是試圖說服歐洲將安全與經濟發展分開考慮，從而削弱美國對歐洲安全政策的影響力，這一點在當前美中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尤為重要。

經濟與發展是另一個重要議題。歐洲深知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關鍵性，而中國在多個高科技領域，如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的迅速發展，使得它成為不可或缺的全球科技大國。然而，歐洲在追求科技自主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礙，特別是美國對荷蘭ＡＳＭＬ公司的出口限制更凸顯了這一困境。習近平希望借助此次會晤推動中歐在高科技領域的合作，為歐洲提供美國之外的另一選擇。

然而，中法關係的複雜性不容忽視。去年馬克宏訪華雖然雙方均表示滿意，但法國對中國新能源車的進口持續表達反對，反映出在具體行業合作方面仍存在重大分歧。這種矛盾在歐洲對待中國的態度中普遍存在，如德國在新能源車領域的開放態度與法國的保守態度形成鮮明對比。這反映了歐洲內部在對華策略上的不一致，也是習近平此行需要仔細應對的問題。

此外，美國對供應鏈的重構策略迫使更多企業重新考慮其在中國的業務布局。雖然一些企業因風險考量選擇撤離中國，但更多企業選擇進一步投資中國，反映了中國市場的不可替代性。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東南亞的合作尤為關鍵，因為它們能夠協助中國企業進行產地轉移，從而規避美國的貿易限制。

對於台灣，中法間的進一步合作與策略調整，將帶來複雜的外交與安全挑戰。台灣作為一個重要的亞太地區民主體，其安全大多依賴於美國的軍事與政治支持。如果中法間的合作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或使歐洲在與中國的關係中發揮更為平衡的角色，這可能會使台灣的國際立場更為微妙。

「習馬會」的另一大看點是對未來科技合作的探索，特別是在ＡＩ和量子計算等前沿科技領域。儘管這不可能立即解決所有問題，但它們開啟了一扇促進中歐科技與經濟合作的窗口。台灣作為科技島國，科技產業可能會受到這些全球科技合作趨勢的影響，需要策略性地調整其全球供應鏈和國際合作方向。

最後，「習馬會」雖不可能立即解決所有分歧，但這是中法尋求共同點、拓展合作空間的一次重要機會。隨著國際形勢發展，中法都需在保持各自國家利益的同時找到合作的最佳途徑。這次會晤是否能夠成為推動中歐關係向前發展的新起點，將是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對台灣而言，密切關注這些動向並制定相應的外交和安全策略，是保障其在不穩定國際環境中生存發展的關鍵。

惟社會關注的議題，是針對夫人金建希收受迪奧名牌皮包案和蔡姓上等兵救援水災意外死亡案。尹錫悅回答記者說，對於妻子不聰明的處理方式感到抱歉，然而對於民主黨要設立特偵組調查，則表示反對立場。

尹錫悅的理由是目前兩案都在檢警進行調查中，如果政府有包庇和調查有瑕疵，他會主動要求設立特偵組繼續調查，不必由民主黨強制在國會自行通過設立特偵組，這不是調查真相，而是屬於政治攻擊。

民主黨方面則立即反駁。民主黨新任國會總召集人朴贊大批評尹錫悅迄今不懂國會議員選舉執政黨慘敗的民意，還在過自己的太平日子，固執不通，令人民失望達到絕望。

南韓第廿二屆新國會將於本月卅日正式上路，也許這段時間尹錫悅可暫時避風，但民主黨在新國會結合其他在野黨擁有一百九十二席龐大勢力，已公開喊出在國會設立的特偵組就有六個之多，新國會將改名為「特偵組國會」。

此刻，檢察總長李沅石出面公開指示首爾地方檢察長宋敬浩設立專案小組，在月底前調查完畢金建希案，務必水落石出。

對於本案，外界認為尹錫悅一直包庇太太，輕描淡寫沒有說出真相。民主黨方面更懷疑，檢察總長任期至九月，為何此時要趕快結案，不無疑問。

看來，民主黨細心策畫各項特偵組是有其目的。民主黨代表李在明可望八月再度連任，希望能為百分之○點七三微小差距的總統敗選洗清名譽。因此，他的最佳途徑是先在國會彈劾，比照朴槿惠模式，讓尹錫悅提早下台。

不幸的是，至今南韓執政黨仍尚未清醒，不僅黨內四分五裂，還在分析慘敗的原因，近日有學者就指出，尹錫悅失去競選總統時的部分選民，主要原因是這些人原來相信尹錫悅的競選承諾，當選後將嚴懲違法人士包括前總統文在寅及李在明等人，但兩年都過去了，這些人仍逍遙法外。

記者會等於總統與人民的直接溝通。尹錫悅再次允諾，一定會加強「雙向溝通」。從尹錫悅的教訓，希望賴清德上任後，不要進入尹錫悅的深溝裡無法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