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五二○就職演說指點國會戰場，呼籲議事運作應遵守程序正義，多數尊重少數，少數服從多數。立法院數人頭，在野多數應尊重民進黨少數；一旦號召群眾包圍立院，議場內的藍白兩黨反成少數，在野少數應服從場外多數。但執政上街頭，賴總統才登基，民進黨就啟動在野模式。

賴清德把一中憲法寫成兩國論說帖，兩岸關係和朝野攻防都成為五二○演說焦點，重大民生政策卻被忽略。賴清德指出，社福議題「要延續擴大」、貧富差距「要不斷改善」、社會安全網「要持續強化」、轉型正義改革「要繼續做下去」、只要政府在「勞保絕對不會倒」等，內容比空心菜還空心，空氣中瀰漫著濃濃芭樂味。

賴清德五二○前召民進黨立委餐敘，定調「表決可輸、論述要贏」，鼓舞綠委「反守為攻」。立院全武行之外，民進黨又念起「賣台」符咒，召喚「抗中保台」幽魂，芒果乾大放送，寄望二○二六重溫太陽花政治紅利。賴總統不惜一戰，賭上的卻是台灣前途。

過去八年，「獨立機關不獨立」的亂象罄竹難書。屬於一級憲政機關的司法院和監察院，前者無論是院長許宗力或大法官，幾乎皆以「為民進黨服務」為目標。至於監委的提名，也無不以政治酬庸為主要考量。陳菊擔任監察院長，更創下「被監察院調查者擔任監察院長」惡例。監院運作為民進黨護航、整肅在野黨行徑，數不勝數。

如此亂象，亦蔓延至二、三級獨立機關。如近日才傳出蔡總統「喬人事」的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已成民進黨掌控媒體的頭號打手；應確保選務中立的中選會，兩任主委陳英鈐、李進勇都是一面倒傾向綠營。不當黨產委員會和促轉會更成「東廠級」打手，專門整肅國民黨。所謂的獨立機關，已失去超然和中立。

更有甚者，即連政治色彩較低的獨立機關也不時出現亂象。如運安會前主委楊宏智頻繁於上班時間搭公務車泡湯、訪友還報公帳，因而「被請辭」丟官；核安會前身的原能會前主委謝曉星，則因對女部屬性騷擾而狼狽下台。蔡政府時期的「獨立機關」，酬庸且藏汙納垢，成為紊亂國家運作的亂源。

這一切亂象，當然與總統和閣揆的提名不當有關，也是過去八年民進黨一黨獨大、葷素不忌通吃的具體表現，無論人選爭議再大，都能輕易過關。但如今立院三黨不過半，這樣的亂象必然受到節制。賴總統就職演說已表現體認到這個政治新局，加上他一向的道德標準，應該會更謹慎行事。

賴總統未來四年，包括司法、監察兩院，所有獨立機關人事都將任期屆滿，必須重新提名。今年七月ＮＣＣ正副主委和兩名委員將率先登場，接著是八月底的不當黨產委員會和考試院，十月底則有包括司法院長在內的七位大法官，明年還有中選會提名，後年則是監察院和核安會。賴清德任期屆滿前一年，則將再提名四位大法官。

亦即，賴清德的四年任期，無論連任與否，都攸關獨立機關運作甚鉅。民主政治的獨立機關，應超乎黨派，獨立行使職權，不受政治力干擾。無論從體制設計或政治現實看，賴總統與其閣揆都不可再「蔡規賴隨」，將獨立機關當成黨派酬庸分贓的工具。

問題在，賴總統上任後面對的第一個人事案，是蔡英文卸任前提名的四名ＮＣＣ委員及正副主委，仍暴露了民進黨的一意孤行。蔡、賴兩位前後任總統和陳建仁、卓榮泰兩位前後任閣揆仍採黑箱作業，甚至傳出蔡總統及媒體大亨干涉人事的傳聞。起手式即如此拙劣，未來的人事和運作，恐將引發朝野猜忌廝殺，甚至演成人事不定而機關停擺的結果。

對此，賴政府必須及早思考因應之道。首先，要放下「贏了總統，就整碗捧去」的權力執念，提名前充分徵詢在野黨及社會各界意見。其次，回歸獨立機關的精神和職責，用人唯才唯德不唯黨，洗刷「獨立機關成民進黨附隨組織」的惡名。此外，最近國會改革法案中的強化人事同意權，包括公聽會、審查期、半數立委同意、不得為虛偽陳述或資料不實等，均有助於立院提升審查品質，應速完成立法；至於在野黨更應嚴格把關，汰劣存優，將國家運作帶上健全方向。（系列完）

賴清德總統於520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出未來在經濟上將全面推動「五大信賴產業」：半導體、人工智慧、軍事工業、安全監控、次世代通訊。顯而易見的，這五項產業發展應該與國家安全關聯性十分緊密；關於這點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假使產業發展能對於國家安全保障有所助益，當然是多數國人所樂見，但畢竟經濟策略與政治目的基本出發點不盡相同。如果本末倒置，可能導致事倍而功半。其實對於國家安全的最大保障，應該是搞好經濟，國富且民強，如此世界各國必然正視台灣，即便中國大陸，亦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

比較賴總統提出的「五大信賴產業」，與2016年蔡英文就任總統時提出的「五大創新產業」，最大不同是：生物技術產業、智慧機械產業、綠能產業，消失了。

成功的產業發展戰略，需要根基於既有基礎與相對其他國家的資源稟賦，回顧台灣半導體產業45年發展歷程，沒有人可以忽略1985-2015國際供應鏈分工，與大量旅外高階人才經驗回流，這兩項重要加持因素。

如果我們為了政治高象徵性的「國家安全」考慮，貿然放棄對於經營多年的生物技術、綠色能源，與精密機械產業優先排序，把可能不盡擅長的安全監控、軍工產業列為資源投入優先排序，會不會就像孫中山先生所擔心的「還沒拿到彩券，卻拋棄了扁擔」？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而經濟則是造福國民，使幼有所教、民有所養、老有所終。兩者間，究竟孰為本，孰為末，實在很難斷言。但以現今台灣產業面臨空前劇變與國際激烈競爭而言，集中選擇台灣應該發展，但有能力發展的產業，需要相當大的智慧。

其實不論新政府選擇何種產業為優先發展項目，現階段台灣產業發展面臨最大的兩項議題都是：電力與能源不穩定、優秀人才質與量的不足。前者需要下定決心、大破而後大立，後者則須打破傳統思維禁錮，積極援引國際優秀人才。可惜在賴總統就職演說中，我們並沒有看到關於這兩項未來成功關鍵要素的著墨，著實令人憂心。

賴清德總統與行政院卓榮泰院長所選擇的兩位經濟首長：國發會主委劉鏡清、經濟部長郭智輝，均來自企業界，產業界對這兩位具備豐富經營的閣員，普遍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他們可以務實地解決常年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五缺」難題。不過，從賴總統這次就職演說，我們看到的是：巧妙地迴避了這幾個惱人的疥癬。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生前名言：「將錯誤政策下的事務做對，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費。」我們希望：面對未來四年希望達成的政策目標，賴總統及卓院長，儘速召集財經部會首長，及民間飽學有識之士，於啟動經濟施政之初，即選擇與定義清楚最該做之事，如解決電力與能源不穩定性、擴大爭取全方位國際優秀菁英，排定優先順序與年度目標，責成相關部會擬訂行動方案，按部就班推動，避免過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低效做法，俾於四年內為台灣經濟開創新局，另闢蹊徑，重新回到經濟發展高成長國家之林，至於應該發展什麼信賴產業，反而是在目標下自然競爭演繹而出，並非策略前提。

俗話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們深切期盼，賴總統領導的政府是一個有遠見、有魄力、有戰略思維的政府，而不是一個看似忙碌，卻處處規避重點與困難的妥協政治操作，則未來台灣經濟發展與真正的國家安全，才有務實的保障。

首先，不能只是一味地把「餅」作大。在財政收支劃分的討論中，財源來自國稅的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每每以「餅」做為譬喻。諸多修法版本有一點共識—把「餅」作大；由於長久以來我國財政中央集權集錢，把「餅」作大以促進中央與地方間的「垂直公平」，方向固然正確，但切忌矯枉過正。

按國民黨黨團版本，以今年數字（營業稅總收入減除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之全部收入、所得稅總收入之百分之廿五，以及貨物稅百分之十）試算，統籌分配稅款金額合共將會突破兆元！突然暴增、約為原規模二點五倍的統籌分配稅款，暫且不論如何分配，結果必然會造成三步一「館」、五步一「站」，各式「蚊子中心」林立的濫用情形；而在社會福利層面，則是看到各種補助不斷加碼，漫天撒錢的浪費亂象。

為避免上述的「道德危機」問題，在把「餅」作大的同時，必須嚴肅檢討地方自治事項，務必使地方政府了解，跟著錢來的是責任；一旦中央權錢下放，地方必須停止過去乞求中央關愛的依賴與心態，落實財政自主。修正《財劃法》，必須同時修正《地制法》，一併檢討地方自治事項，並將諸多經費由中央負擔者，回歸地方政府自理。

《財劃法》是《地制法》的財政面相，筆者一向主張兩法必須連動修法；當下中央地方財政收支劃分的失靈，正是《財劃法》未伴隨地方行政架構的改弦更張而因應調整的下場。今若大刀闊斧修正《財劃法》，《地制法》卻是八風不動、如風馬牛不干，難道是政治版的「一二三木頭人」？

此外，把「餅」作大後，與其討論將「新增的餅」在地方間「如何分配」，更好的作法是將「新增的餅」直接「留在地方」。我國中央與地方財源共有，除統籌分配稅款外，尚有國稅共分機制；將國稅在地方徵起之一定比例，留在地方政府，使其能「直接」享有努力經營地方的成果。

目前國稅中，僅有遺產稅、贈與稅與菸酒稅有共分的設計；《財劃法》的修正，應強化國稅分成機制，將一部分所得稅、營業稅與貨物稅留在地方。

最後、最棘手的問題是，新增的「餅」怎麼分？這個「水平公平」的問題，因為一定不會有「共識」，討論不過是空轉與虛耗，不必浪費時間。筆者建議根據現有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合計數、在各地方政府間的分配情形為基礎。兩款目前分配的情形，是社經發展與政治運作下的「均衡」，以其作為根據，是最好的「聚焦點」，何必捨近求遠、緣木求魚？（作者為政大財政系教授兼系主任、政大財稅研究中心主任）

草案中花東快編列經費二千五百億，已在進行可行性評估，預計在九月提出期末報告。環島高鐵預計經費至少上兆元，要求條例通過後立即進行可行性評估。國六東延花蓮，經費高達八千億，目前正進行初步調查，預計二年後完成路廊踏勘及地質調查探勘，包括調查、環評與施工，約需卅八年完工。但草案要求此三案之交通建設都要在十年內完成。

東部地區民代及民眾的主要訴求是東部聯外與區域內交通不可靠也不安全，尤其聯外交通的不確定性及風險性高，常讓民眾抱怨沒有一條安全可靠回家的路，缺乏基本的交通平權。花東三案其實凸顯台灣西部與東部交通建設差異性過大的問題，即使人口數差異大，但西部有完整的高、快速公路之路網，東部卻沒有一條快速公路。西部十七年前就有高鐵及完整的台鐵電氣化及雙軌系統，而花東鐵路全線雙軌電氣化工程，預估至少還要三年後才能完工。東部鐵路因沒有完整的電氣化及雙軌，因列車停讓受限造成效率不彰、速度慢且容易誤點。

從交通專業評估，國六東延花蓮因地質條件複雜、施工很困難，加上造價高與環境衝擊過大，可行性很低且無替代方案。環島高鐵因環境衝擊大且施工不易造價高，可行性也低，但有建設規模較小之快速鐵路的替代方案。至於花東快，因已有六年前通車的「蘇花改」，加上目前正在規畫也剛通過環評初審的「蘇花安」，蘇花安主要包括東澳至南澳段、震災受損最嚴重的和平至和中段、和仁至崇德段，預計八年後完成蘇花快速公路整體建設，如將規畫之花蓮崇德至台東市的「花東快速公路」，以東部整體連貫之宜花東快速公路完整評估，可在路廊選線盡量避免侵入環境及地質敏感區、建物密集處以降低拆遷量，就會提高花東快的可行性。

而環島高鐵凸顯東部需要效率高且更安全的鐵路系統，東部快鐵應是較佳的平衡性建設方案。目前已將設計標準提高，進行的改善軌道線形及雙軌電氣化，可將營運速度提升至每小時一百六十公里，並大幅減少月台停讓，將可改善誤點增加可靠性。如能調整北宜高鐵恢復至原規畫之北宜直鐵，運用規模小、成本低、期程短、環境影響小等優勢，並整合台鐵更有效率與安全的營運模式，更可符合東部民眾期盼的一車到底不須轉乘的鐵路服務。進而在完整鐵公路互補支援機制下，應可達到東部十年內快速、可靠又安全的交通運輸目標。

因這一個多月來立法院為諸多提案爭論不休，建議仍應回歸至專業討論，政府未來應將安全、可靠與交通平權等評估指標納入交通建設可行性評估，並針對缺乏安全及可靠性交通的區域，加速評估與建設的流程與時間。

太陽花學運推高了網路政治作戰的風潮，確實在技術和訊息流通上創新了選戰方式。然而，這一點被過度商業化和操控化，網路空戰不再是理想的載體，反而成了各方操弄輿論、散播假訊息的工具。這種做法破壞了公共對話的質量，扭曲了民主的本質，使政治討論淪為表面的符號遊戲，忽略了深層的政策討論和實質問題解決。

太陽花學運激發的青年政治自主性，本應為台灣民主注入新鮮血液。但遺憾的是，這種自主性被某些政黨看作是利用的工具，特別是民進黨在利用這股力量上顯得尤為突出。從二○一四年到二○二四年的選戰中，民進黨似乎將青年選票視為囊中之物，但卻未能對其核心關切—如低薪問題、房價高漲等提出有效解答。這不僅是策略上的失誤，更是道義上的背叛。

更為嚴重的是，民進黨執政期間一系列政策操作，如強推萊豬進口、勞基法的爭議性修改等，透露出一種對既有政治秩序的輕蔑，對學運精神的背離。這種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方式，反映了一種政治獨斷，與太陽花學運倡導的民主參與和政治透明度背道而馳。

最近的立法爭議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民進黨在新國會成立後，迅速提出了「國會擴權！民主已死！」的口號，這種言論不僅極具爭議性，還顯示出對選民智慧的不尊重。這種行為似乎暗示，投給藍白兩黨的選民只能選出不合格的立委，這種態度無疑是對選民選擇的一種貶低。

對於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沒有討論、沒有民主」的批評，事實上，立法院的運作有其固有的複雜性和效率考量。例如，省略某些讀次直接進行二讀的做法，是為了提升議事效率，這在眾多民主國家中都有實例。雖然這種做法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議，但它也反映了代議政治在操作大規模民主時不可避免的一些實際考量。

這些爭議展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太陽花學運當初所倡導的透明和公開討論的理想，在當前的政治實踐中，似乎被某些政治策略和操作所掩蓋。當政黨更關注於策略勝利而非真正的政策討論時，民主的實質意義便可能被稀釋。太陽花學運後政黨的策略性動員，特別是民進黨試圖重現學運的戲碼以對付在野黨，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操弄的表現，這種做法不僅未能有效動員年輕人，反而進一步揭示了黨的策略短視和對過去的依賴。這種重施故技的策略，不僅無助於解決台灣面臨的深層次問題，反而加劇了政治對立，侵蝕了公共信任。

總之，太陽花學運雖然曾經是一道亮麗的政治風景線，但現實的複雜性和政治運作的功利性已大大削弱了其理想的光芒。當政黨將政治理想工具化，而非真正落實其精神時，學運的遺產便成為了一種裝飾，一種被政治化的符號，而非真正的改革動力。太陽花學運的精神被過度消費後，留給台灣的是一種政治的虛無和戲劇性的再現，這是台灣民主發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警示。

國台辦主要處理兩岸事務性的問題，以王毅之地位，出面介入其事，毋寧代表著兩岸的大事更會與國際社會產生連動關係，不容等閒視之；賴清德欠缺兩岸與國際事務經驗，完全低估了其中潛藏的嚴重性。

今日兩岸問題的焦點，絕對不是局限於賴清德個人所想像的層次，認為只要有美國支持就高枕無憂。事實遠超過賴清德團隊的想像，畢竟美國的支援有其極限，而歐盟及日本的幫助頂多口惠而實不至。

中國大陸的最高目標在於兩岸和平統一，可惜賴清德見不及此。陳水扁及蔡英文尚且有所保留，避免踩大陸紅線，賴清德則不然，刻意挑動大陸的敏感神經，讓自己與大陸均無迴旋空間，那是惹火上身的不智之舉。

當然，大陸不會立即動手，而是循序漸進，逐步削弱中華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從而使賴清德只能坐困愁城；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也只會愈來愈窄。如今教廷有意與中國大陸建交，至於其他邦交國亦蠢蠢欲動。

當務之急，兩岸需要的是和平交流，絕非徒逞一時之快，否則欠缺宏觀視遠的胸襟，必然陷入後患無窮之命運！

但除此之外，政府與社會還能如何因應？社會安全網的破口，多指向軟體機制的加強，所以加派人力巡邏是慣常做法。但如何建構一個安全的社會亦涉及軟硬體的整合設計。諸如捷運急難相關的通報設施，警示系統的建置與例常的維護管理都是必要。然而，軟體面畢竟難以完全依賴巡邏人力，而更需要建立在全民安全意識的普及與互助之上。

台中市長盧秀燕訪視見義勇為傷者，並給予中捷免費搭乘，為社會建立很好的宣示效應。這是肯定願意共同參與為社會安全網補破網的人，鼓勵更多人正視社會互助的網絡關係。都市社會學談的是都市人彼此的漠然態勢，而透過道德呼籲與真實獎勵機制，能讓公眾持續關切公共安全，甚而改變作為。

在硬體設施方面，報載中捷緊急求救對講機需長按三秒，媒體實測中捷車廂緊急通話鈕更發生鈴響卅秒無回應狀況。通常意外發生之際，如有巨大聲響與燈光，即可喚起眾人之注意，如有歹徒亦可有警示之效果。惟過往為了防弊，給予緊急按鈕諸多限制，反而失去緊急因應意義。

不斷加派巡邏人力固然有短期遏止效益，但從制度面調整、落實相關硬體軟體的督導機制，再從全民網絡連結與態度的調整，才是社會安全網補破洞的最後一哩路。

不過，喬治亞「團結網絡」市民與工會活躍女士A. Rochowanski與S. Japaridze提醒，該國有兩萬五千個NGOs，真正發生作用者，九成乃至全部資金都是來自境外。執政黨「喬治亞之夢」和大多數反對黨的意識形態非常一致，無不相信技術官僚，國家政策因此也都是出自（外國）專家，利用所謂客觀的數據和技術來設計。加入歐盟是多數民眾的意願，執政黨與反對黨也都頂禮膜拜。

舉國入歐盟的意見相同，何以執政黨干冒國內抗議和歐美壓力的風險，要通過所謂的「外國代理人」法？答案就在，過去大約五年，一些每年得到外國資金數百萬美元或歐元的NGOs，不僅參與黨派政治，對於當今執政黨固然親歐，但也同時親俄的立場欠難同意。於是，他們否認執政黨的合法性，不僅在選舉中支持反對派，他們在歐美政府默許下，也激進到呼籲推翻當今政府的地步。

兩位女士問：若在歐盟，會同意其NGOs有這種行為與政治主張嗎？在民主與憲法程序之外，推進不排斥暴力之革命性權力變革，可以嗎？她們又問，歐盟本身的法律，並不禁止各國對NGOs的財政來源進行監管，喬治亞現在這部法律，不也是這個作用嗎？何以如今歐盟官員威脅要以此破壞喬治亞的入盟進程，這是一種很不體面的手段，是要假借民意，勒索喬治亞政府嗎？

最後，她們指出，喬治亞國內外對俄羅斯的抹黑與尖叫，倒是另有作用。一來，喬治亞公眾的恐懼和怨恨俄羅斯的情緒再次瀰漫，以為新法是要阻其入歐。再則，進入歐盟事小，克里姆林宮對烏克蘭入歐盟都不反對，怎麼會反對或阻撓喬治亞進入？真相就在，喬治亞的西方夥伴早就另有地緣政治的偏執，表現在二○○八年，美國無視於同盟國的反對，業已承諾要讓喬治亞入北約。

目睹歐美這些表現，英國的大乘佛教學者和修行者，也是音樂家的B. Holland發表評論，指這是「美國民主基金會」等機構企圖推進「外交政變」。萬一成功， B. A. Thomason甫於四月底完成的博士論文《確保帝國安全的民主實作》，焦點包括該基金會以「民主促進論」之名行顛覆海外政府之實，倒是可以再增添一個案例。

大家都擔心，也都懷疑這樣明顯破壞競爭的市場作為真能通過？但進一步也懷疑這麼不公平的交易Ｕ和Ｆ還敢籌謀？是不是有什麼我們民眾看不清楚的外交壓力會出現？在明年購併正式提送公平會前，我們可以怎麼做？

首先，不免要問主管機關，勞動部說五月廿九日要邀這兩家業者開會。但是以該部兩個月前才發函請Ｆ和Ｕ兩家籲請外送報酬透明化幾近道德的喊話，顯然勞動部對這個行業的狀況掌握得很有限。

我國勞動部拿平台沒輒不怪公務員，因為網路媒合服務是新勞動產品，不在原來勞基法規範中。從業人員寧願不享受「僱傭」關係下法規的保障，只認同與平台間鬆散的「承攬」關係。

而且這個心態各國都頭痛（加州二○二○總統大選時通過一公投案，否決了州議會為僱傭的強制法條），成為全球勞工的重要價值觀。Ｆ、Ｕ這樣的國際公司早就熟稔於這樣的職場ＱＡ，一般政府官員不容易有足夠的專業和他們正面攻防。

公私兩造正面對決，法律學問很大，但是針對台灣外送職場特殊環境，從側面找題材喚起消費者支持，依然是回應市場偏差最有效的策略。

台灣外送幾乎全都是自備機車，就其機動力，一定是生產力最高的服務方式，也就是說此地的平台有產值和獲利最高的外送部隊，但去年疫情後平台已經兩次降低外送員運費，平台端有沒有暴利？外送員實質所得有沒有太低？政府可以要求平台自行舉證，或者向全球僑民號召，幫忙查核我們勞工有沒有被剝削？

機車外送，常有搶時間的交通違規甚至事故，各直轄市多頒有「外送平台業者管理條例」，要求發生交通事故或食安糾紛時，業者要提供該趟服務相關資訊，例如服務時地、商品價和運費、其他運送瑕疵處理方式等。這些依法可以責求的資料，即使是個案，藉大數據分析慢慢可以推敲全貌，掌握平台業績、外送員權益和消費糾紛，慢慢將平台納管。

以上這些職場特性的因應，都代表成本、公平和競爭力。是重大營業機密，必須要有夠份量事件的客觀需要，才有可能從國際老狐狸擠出情報。交安和食安就是台灣消費者最認同的著力點，大有可期！

消費者載舟覆舟最大殺力是品牌認同，市場上Ｆ和Ｕ若在前述交安上有高下，一經披露，消費正義判定品牌，業者不敢不改，可惜政府錯過時機，今後怕只有一家，品牌無競爭，消費者力量減弱，那就該政府上場給新壓力了。例如說：「七月一日起所有外送車輛不可以停靠人行道」，又如：「明年元月起外送平台須在二○三○年完成機車全面電動化」…

卓院長期勉新內閣對老問題要有新解方。要不要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