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川是個脫口秀搞笑型人物，平日發言荒腔走板，選舉時卻被民進黨奉為「搶救義川大兵」的樣板。所幸沒上，否則今天國會絕對亂上加亂。選後，他被賴清德任命為綠營政策會執行長，還真是「知人善任」。他每天在政論節目胡亂開腔，惹出這場手機監控風波，也是必然的結果。

沒錯，有些地方政府會用手機訊號來分析特定地點的人流，作為是否加開疏運班次或交通管制的依據。但這類「手機信令分析」，只能用來監控人數流量，無法進行個資或年齡的分析。王義川卻大言不慚，說幾場活動的群眾「特質」都不相同；這表示他拿到的資料屬於「國安層級」的深度分析，又或者他只是膨風、信口雌黃罷了。

國家機器介入群眾集會的監控，除掌握人流，更比對年齡、性別及政黨傾向等隱私，是不可思議的事。若王義川所言不虛，民進黨已赤裸裸在做，且從元月的凱道集會即已開始。誰在濫用權力監控人民，還不清楚嗎！

民進黨創黨以來一路高聲吶喊改革，在執政進入第十七年之際，它卻成為畏首畏尾「恐懼改革」的政黨，這是多麼諷刺的事！更惡劣的是，它全然不顧今年一月大選方才慘敗的事實，賴清德僅擁有四成民意，綠營在國會淪為第二大黨，卻強行號召群眾上街為其助陣，企圖輾壓全新的選舉民意。執政者把「群眾路線」玩弄於股掌之上，正是民進黨退步與墮落的象徵。然而，從「太陽花」到「青鳥」的形勢衰減，說明多數年輕世代已看出它的技窮。

蔡英文執政的八年，立法院淪為蔡政府的「立法局」，是全民痛心的事實。民進黨把「全國最高民意機構」，變成了俯首聽命的半行政機構，卻絲毫不覺得愧疚。那天，柯建銘為抗議國會改革法案而頭綁「民主已死」的布條，他所弔唁的，其實正是自己扼殺國會的「功績」。畢竟，誰有民進黨這般本事，把國會功能癱瘓到如此徹底？

需要制訂「藐視國會罪」，正是因為蔡政府官員的囂張猖狂，到了令人難以忍耐的地步。蘇貞昌擔任行政院長的四年，在立法院頤指氣使、傲慢叫囂的氣焰，把立法院踩在腳下，徹底破壞了行政／立法間的憲政制衡關係。然後，其閣員如吳釗燮、陳時中、陳耀祥、薛瑞元等人有樣學樣，都把傲慢、拍桌、耍嘴皮當成時尚。台灣立法院成為舉世聞名的「國會馬戲團」，民進黨居功厥偉。事實上，質詢與答詢不必奢談「相敬如賓」，「相待以禮」也就夠了。「藐視國會罪」之所以必要，是為了矯正閣員「蘇貞昌化」及「反質詢」的囂張作風，也是維持立院制衡功能的必要舉措。何況，備詢官員保持基本禮貌，很困難嗎？

這次，民進黨把在野黨的國會改革法案打成「反黑箱、反擴權」來號召群眾，可謂招式用老，也缺乏說服力。第一，藍白合作的國會改革版本，增修法條相當清楚，看不出有何「黑箱」。第二，關於國會調查權及聽證權的行使，這是鑑於蔡政府八年經常濫權施政的惡習而設，加強對施政透明度的監督是必要的，並無擴權疑慮。第三，邀請官員或民間人士出席聽證或調查的相關條文，則都是民進黨多年來提過的改革倡議，綠營原本設定的刑責年限還更嚴苛；三讀通過的藍白版本，罰則相對輕微。這次，民進黨一味否定自己提過的改革主張，可見它已徹頭徹尾變成「反改革者」。

國會改革法案通過後，因立院將擁有調查權，監察院立馬站出來痛批在野黨擴權，稱此案違反權力分立原則。監院的表態，其實更坐實自己的心虛與無能。民進黨長年以來主張「廢掉監察院」，但監委分官時人人面有喜色，卻不見積極作為。陳菊欣然就任監察院長時，還期許自己是「末代監察院長」；如今立法院樂於承擔更多調查權，監察院卻眼紅了，覺得自己的職權被瓜分。但試問，外界關注的那些疑案，包括疫苗及雞蛋黑箱進口、民眾遭濫查水表、光電場侵害農田等諸多弊案，監察院曾關心過嗎？

民進黨可以再提「釋憲」，但它的改革形象已經破功，難以挽回。

現代國家中，往往設立了若干獨立機關，用來管理經濟、媒體等，希望這些獨立機構，不會隨著政黨變遷，而改變其人事與政策，維持穩定的運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國主管貨幣發行與利率政策的中央銀行，在美國就是聯邦準備理事會。

可是實際上，因為聯準會與央行設定基準利率，影響經濟榮枯，對選舉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任的總統莫不希望能左右聯準會決策，拉抬經濟，在部分政治不上軌道的國家，總統會不顧一切指揮央行，但在有獨立機關政治傳統的國家，如美國，聯準會通常超然於政治，一切以經濟專業判斷為準。

可是今年的美國大選，情況與以往不同，一方面挑戰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認定聯準會有政治偏向，刻意配合拜登總統，在選前做出利多，而另一方面現任的拜登政府，也希望聯準會能夠降息，刺激經濟，從而提升拜登的勝選機會。

目前美國基準利率還處於23年高點，在5.25%至5.5%區間，抵押貸款及信用卡的利率更是遠高於此，同時通膨仍然高到讓一般升斗小民生活困難，這對想爭取連任的拜登是一大打擊。

面對這個兩難，聯準會擔心，降或不降息都動輒得咎，所以通常不動利率，但市場擔心，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干預，如果到應該降息的時機，卻因為擔心被外界批評為偏袒某一方，這也會形成某種方式的政治扭曲。

原本聯準會在今年年初預告將降息三次，可是根據22日公布的5月1日「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紀錄卻表示，近幾個月降低通膨方面幾乎沒有進展。聯準會聲明措辭幾乎排除了在6月集會降息的可能性。聯準會主席鮑爾說，高利率將「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完成其工作」，而且「需要更長時間」才有足夠信心開始降息。

從這番話看來，短期內， 7月要降息的機率看起來很低，大部分的華爾街研究機構都預測降息將在9月以後，甚至還有部分機構預計今年根本降不了息。鮑爾還在會後記者會中「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堅稱，央行不會按照今年的政治行事曆制定利率。

選舉年不做有爭議的決策，其實是聯準會謹守的政治傳統，從1994年以來，每四年的總統大選年，聯準會七成以上的時間是維持利率不變的，只有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2020年疫情期間等兩次非常危機時，才會例外的降息。因此外界猜測，最有可能降息的時間是在11月選後，不過到那個時候，對拜登已經沒有意義了。

為什麼聯準會這麼怕川普？川普在總統任內，曾直接批評聯準會，明確指出利率過高，要求聯準會降息，甚至指稱鮑爾為「敵人」，這是歷屆美國總統中從來沒有過的。現在作為候選人，川普也暗示如果聯準會在投票前降息，就是要幫拜登助選的陰謀，他的陣營也在研究，川普回任後，要如何削弱聯準會的獨立性，根據華爾街日報取得的文件，他們建議修法，要聯準會在財政部的指導下行事，白宮要有權力可以隨時開除聯準會主席，沒有四年任期保障。

影響所及，拜登陣營也開始討論，要仿效川普的策略，同樣對聯準會施壓，至少也要公開批評聯準會，表示自己並不贊同遲遲不降利率的政策，可是無能為力來贏取選民的同情。

隨著美國兩黨政治越來越兩極化，聯準會的獨立角色，就愈來愈難維持，等到2026年5月鮑爾的任期終了，下一任聯準會主席恐怕更難以阻擋白宮的要求。事實上，川普陣營現在正處心積慮想要削弱聯準會等獨立機關的獨立性，他們認為獨立機關的職權阻擋了川普第一任期所發起的「革命」，現在川普如果再度取得美國人民的授權回任，絕不能讓這些「深層政府」的獨立機關，繼續存在，如此企圖與用心，正是這次美國選舉讓全世界憂心之處。

「青鳥行動」牽涉到憲法與國會，然而，改革國會與修憲並非突然冒出來的議題，我特別追蹤政壇上翻滾三、四十年的老將，看他們如今到底誰堅持？誰變節？例如，藍白如今共識要廢除監察院，那麼，泛綠從前喊廢監院的過往該怎麼看？有人批評，台灣過去幾年逐步走向中央集權，也有人回嘴說，美國早已中央集權兩百多年！諸多見解實在不倫不類。

四月底，潘□在民意論壇寫了篇〈陸游的真情與權力的現實〉，開頭引用放翁名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足見熱切愛國，然而更感動人的是放翁與妻子的千古戀情空留遺憾。筆者補充一點，如此赤忱愛國、充滿真性情的人，晚年竟被罵叛國賊！因為南宋大權奸臣韓侂冑發動宮廷政變，又禁絕朱熹理學，但同時主張北伐抗金，於是在這點上，陸游與韓侂冑走近了，讓人為陸游扼腕唏噓。

歷史上，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的例子太多。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布坎南總統，平心而論，有幾十年政治資歷，但在堪薩斯是否脫離聯邦這件事上，表態偏袒自己朋友，就永遠背負罵名，被認定是有史以來最糟的美國總統。檢視台灣各黨派政治主張，大約十年前，綠營大張旗鼓提出憲政改革，甚至不惜醜化憲法；時間再退回一些，反貪倒扁運動之後，馬英九勝選，當時綠營難道沒吹捧「虛位總統」，又咒罵「國會設計不良」嗎？

現實權力爭鬥下的犧牲者總是令人嗟嘆，台灣人即使健忘，想不起一九九○年代的憲改路線之爭，也不會忘記在近幾波學運中，有人成了「林廿萬」，更多參與者卻在高房價、低薪的現實裡「躺平」。陸游晚年寫〈追感往事〉：「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我思索多年來圍繞立院改革的悲劇鬧劇，再看政治戲台起鬨的配角嘍囉和他們喊過的口號，唉！政治成敗不定於一人，卻是大家陪著汗顏。

先不論此事件的合法性，本文擬針對事件中「大數據分析」本質來深討，民進黨動用電信基地台的顧客資訊進行大數據分析，就是透過手機訊號取得人流資訊特性分析，王義川稱此為「目前商業市場進行活動調查的普遍基本方法」。

然而據筆者從事資料探勘與大數據分析應用教學多年的經驗，由於網路雲端資訊無時效性與可擴充性影響，大數據分析運用是不允許使用機構在未經使用者同意的情況下，將個資分享予其他機構的。且在相關法規的框限之下，企業組織間若要共同創造資料價值，須透過免於交換個資的免疫資料分析演算法（例如CLONALG）加以轉換，如聯盟式學習進行，或是去除足以辨識個資的內容，再進行資料分享，此步驟稱之為「去識別化」。

質言之，去識別化的主要工作是找出資訊內較敏感的屬性，利用去除、加密或加入雜訊之方式予以轉換，最後才輸出運用。而聯盟式分享資訊學習的難處，即在於資料合作之企業，彼此須事先充分協調，針對其演算法等細節展開全面性商議及評估，並共同進行資訊系統的安裝與開發，其合作門檻高且嚴謹。去識別化技術則可使個資轉化為形式相同，但卻無法辨識出個人身分的資料，讓後續各式交換及運用得以進行。

雖然去識別化資料在統計特性上難免與原始資料有所出入，但運用上的彈性也使其成為兼顧個人隱私及資料交換需求的重要工具。最後產出去識別化資料時，僅保留原所用之統計特性，以及個資難以被辨別且符合隱私層級資料。雖然大數據分析已改變許多企業高層的決策模式，以往策略決定常依賴多年累積的經驗判斷，現已轉變為從人工智慧模型推論出各項妥適的可行方案。

回到事件原點，王義川所言，利用手機信令資料分析方法即可進行相關比對，是不可行的。即使經由妥善去識別化後的統計資料，頂多只能知道二十至三十歲有多少比率、六十歲以下有多少比率，不可能知道哪一天跟哪一天的人群是不是同一群人，因此其中的黑箱作業實令人匪夷所思！

最後很想問的問題是，執政黨憑什麼可以獲取電信公司的使用者個資進行分析？為什麼執政者可以用手機訊號監看人民行動？為什麼民進黨可以取得如此隱私且敏感的大數據進行比對分析？而且是跨縣市與年代的一場一場又一場監控資訊？為什麼執政黨想怎麼過濾分析就怎麼利用，卻可不管人民同不同意、知不知情或喜不喜歡？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蘇聯共產制度下的警察國家，其囂張做法與當年促轉會張天欽胡作非為的東廠風波幾乎如出一轍。當家執政，能不慎乎？

但若某政黨向電信公司購買手機門號定位資訊，想掌握參與政黨活動者年齡與地域分布，甚至可以比對同一人是否有參與其他政黨活動時，這就有侵害個資的嚴重疑慮了！

據名嘴說明，執政黨似乎委託民間大數據公司，向電信公司購買手機基地台訊號的人流資訊（手機信令資料）。大數據公司除掌握單一政黨活動參與者的年齡與地域分布，甚至可以比對出三場不同活動的參與者是否重疊。此說引起譁然！

顯然，電信公司將手機信令資料賣給大數據公司時，包含許多個人資料，包括門號持有者的年齡與住所地點資訊。這些資料宣稱已經「去識別」，但實際上可能根本沒有去識別。電信公司可能有提供原本的門號資訊，或者為門號換了一個固定的代碼，大數據公司才有辦法透過門號或固定代碼，比對不同活動的參與者是否為同一批人。從個資法而言，電信公司是否可對外提供這些資料？大數據公司是否可買這些資料做比對分析？

由於電信公司販賣和大數據公司購買這些個資時，都沒有得到個資當事人同意，只能援引個資法的例外利用條款。電信公司和大數據公司可以主張的條文，大概是「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或是「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有必要」，但實際上他們可能不符合這二項事由。

一、政黨不是為了疏散交通管理人流，而是想掌握政黨活動參與者的族群身分，甚至人群是否重疊，不具有公益性。二、其更難符合「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有必要」，因為這一款有嚴格的限制，就是僅限於學術研究機構，且必須是出於公共利益所做統計分析。這些民間大數據公司不算是學術研究機構，所為之統計目的，是幫政黨分析活動支持者，也非出於公共利益。

其實許多統計研究未必須要有公共利益，仍值得去做，對個人隱私的危害也不高。但因為個資法有限制出於公共利益的統計，若政府真想鼓勵民間對資料做此種加值利用，還是必須先修法。這也就是為何健保署一開始將健保資料賣給民間企業使用，後來限縮只提供學術機構做研究利用。

現行個資法下的執法機關，只有分散的行政主管機關和檢察官。電信產業的主管機關是ＮＣＣ，可對電信業者詢問調查，但ＮＣＣ不懂個資法，不會積極任事。若沒具體受害人，檢察官也未必想啟動調查。

個資法的結構性問題在於，卅年來沒有設立專責的中央主管機關，亦即獨立的個資保護委員會，因此無法對電信公司和民間大數據公司展開調查，遑論行政處罰，也無法對企業提供事前指引和指導。這導致政府各部門以為自己做各種資料加值利用均屬合法。電信業者和大數據公司也起而效尤，以為販賣或購買「部分去識別個資」可能合法；實際上未必合法，只是沒有專業的個資主管機關來關切。

政府長期不重視個資保護，卻以個資加值利用的台灣經驗為豪。政府如果認為應放寬，發展台灣的資料產業，建議盡快修正個資法。而發展資料利用產業更需要個資保護委員會的監督，建議盡快推動立法。

事實上，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十八條：「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全面禁止吸菸。」而立法院內之行政院長休息室符合「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因此應該禁止吸菸。若真如黃國昌所言，柯總召在行政院長休息室吸菸，已違反菸害防制法。另依據同法第廿一條：「該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應予勸阻；在場之其他人亦得予勸阻。」黃總召既然看到柯總召在行政院長休息室吸菸，依菸害防制法即應予以勸阻。

筆者在大學負責菸害防制業務，經常會對師生及行政人員反覆宣導，不要在校園內吸菸，但還是有極少部分師生不聽勸告，讓筆者相當為難。呼籲柯總召以身作則，如果真有在不能吸菸的地方吸菸，就應主動向台北市衛生局繳交罰款，不要讓承辦人員為難。也希望大家如有發現周遭人員在禁止吸菸的地方吸菸，也應該立即予以規勸，不要讓違法吸菸的狀況持續發生。

全球推動「氫經濟」的重點是將氫氣應用於工業減碳及長途陸運及海運與空運減碳。無碳電力有水電、核電、風電、光電及儲能諸多手段，氫電從來就不是電力減碳主力。依國際能源總署推估，二○五○年氫電將占全球供電百分之一。

但依國發會「二○五○淨零排放路徑圖」規畫，二○五○年氫電將占台灣供電百分之九至十二，較全球平均高了十倍。個人曾破解此乃政府強推離岸風電國產化，為鼓勵廠商投入，將未來十年風電、光電建設畫大餅，遠超台灣電力系統所能承受，只好將多餘綠電電解水製氫，再以其發電，造成極昂貴綠氫占比過高之主因。

中研院廖俊智院長強力鼓吹以高溫裂解天然氣再發電的「無碳燃氫」技術。中研院「台灣淨零科技研發政策建議書」中規畫二○五○年台灣供電中，氫電將高達四成一，遠高於國發會規畫。主因即規畫無碳燃氫將提供二成七電力，個人看了膽戰心驚。規畫一個尚在研發的科技供電超過四分之一，是否視國事為兒戲？

中研院推動的無碳燃氫，是以超過攝氏一千度的高溫裂解天然氣製氫，在全球並非製氫主流，原因即在於成本過高。台灣推廣無碳燃氫又有一死穴，即台灣不產天然氣，台灣進口液化天然氣的價格為產地四倍，今日歐洲由美國進口液化天然氣，為之前由俄羅斯進口管線天然氣價格四倍即為一例。即使中研院製程成功，在台灣製氫原料成本即為天然氣生產國如美國及澳洲的四倍，值得推廣嗎？

各國推動綠氫主要還是押寶以綠電電解水製氫，綠電便宜的國家又占了絕大優勢。以澳洲而言，每年光電發電時數較台灣高了一倍，綠電及綠氫成本僅台灣一半。國際能源總署建議綠電條件不佳的國家，由海外進口綠氫供工業及遠程運輸業使用。去年日本嘗試小規模以海運由澳洲進口液化氫氣，即為遵循國際能源總署建議之一例。

台灣淨零時程入法後，病急亂投醫，抓進菜籃就是菜，將成本效益分析拋在九霄雲外。國發會及中研院針對氫電之規畫即為顯例。核電才是電力減碳及解決缺電危機正途，奉勸政府趁早恢復核電，修正錯誤的氫電規畫方為正途。

畢竟預防勝於治療，生病後花大錢投藥治病是一回事，從根源揪出、剷除致病元凶，讓人民免於病苦，更是領導者的責任。

近二十年台灣每年肺癌死亡人數逾萬，居癌症致死之首。空氣汙染為導致肺癌主因之一，但背後的機制一直難以確認。直到去年Hill等在《自然》（Nature）期刊上的研究報告，揭開其中的發炎與腫瘤促進過程，此議題才逐漸明朗。接著，一年後台大公衛學院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台灣空汙和肺腺癌之間密切相關。

九年前中國大陸媒體人柴靜，採用類似美國前副總統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的呈現方式，推出了《穹頂之下》這部關於中國空氣汙染的調查影片，呼籲關注空氣汙染問題。該片對於中國環境政策的影響不得而知，但過去十幾年中國政府對空汙問題所採行的一系列積極作為，的確值得關注。根據一份刊載在《環境科學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的論文，中國大陸的柴油硫含量從二○一一年的四三○ｐｐｍ，降到二○一七至二○一八年的六至八ｐｐｍ；針對氮氧化物與ＰＭ排放的防制，也從第二期進步到第四期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署，早已將柴油引擎排氣歸為人體致癌物。而挖土機、堆高機、發電機、吊車、鐵路機車頭、船舶等非路上柴油引擎的排放，都含有ＰＭ2.5、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一系列苯、丁二烯等空氣毒物。

美國環保署也因此在一九九四年首先通過了適用於包括飛機、重型設備、鐵路機車頭、船舶等非路上引擎、設備及車輛的排放法規與標準。歐盟於一九九七年跟進立法，並且分期和分階段落實。目前美國即將落實更嚴苛的第五期排放標準，要進一步降低五至九成氮氧化物與ＰＭ排放。

二○○七年中國環境保護部也依歐盟標準，訂定非路上移動柴油引擎標準，接著在二○一四和二○一八年比照歐盟要求，陸續通過五六○ｋＷ以下非路上柴油機第三、四期限度，同時鼓勵引擎製造商符合歐盟第五期標準。

二○二○年之後，中國生態與環境部進一步訂定安裝氮氧化物與ＰＭ防制診斷系統、使用全球定位追蹤系統，以及採用測試實境的手提式排放量測系統。此外，亦要求資訊揭露與設備標示，須涵蓋設備與引擎的主要排放防制技術等關鍵資訊。如此之標示揭露策略，促使使用中的非路上設備一律受到監督。

迄今，台灣針對非路上柴油引擎排放的防制法規仍付諸闕如。賴總統醫師，能不能關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