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柯嚥不下的是，他過去八年呼風喚雨的威風，如今一夕消散。一看到主席台上坐的是韓國瑜，便怒火攻心。民進黨大老林濁水更一語道破，立法院顯赫了廿年的「王柯體制」，如今王金平已不在，柯建銘焦慮不已。林濁水還說，在野黨所提的「國會改革法案」，是迄今涵蓋面最完整的改革建議；他奉勸老柯把昔日光環、包袱和脾氣一起拋開，邁向新時代。

話說得如此直白，但柯建銘依然想不開。他繼續扮演惡煞總召，煽動行政院提出覆議，呼叫藍白「六壯士」起義投綠，還撂話：若覆議不過，歡迎「解散國會」。老柯可能沒想到，他今天嚥不下的這個敗績，正是自己過去八年得意過度的苦果。把立法院矮化成立法局的，不正是他和民進黨嗎？這樣的國會，不需要改革嗎？

跟柯建銘一樣嚥不下的，顯然還有賴清德和卓榮泰等人，所以才會對他言聽計從，願意把治國的時間和精力用來朝野對抗。一個人情緒失控，眾人跟著他失控，能讓政治走回正軌嗎？

大陸軍警和民船侵擾我海岸，正逐漸常態化，不分時地、形態，愈靠愈近。上回侵擾距離最近的一次，是今年三月福建三漁船越過中線，到苗栗外海六浬處偷捕魚；三個月後，偷渡小紅艇竟更直奔淡水。兩次事件都是漁民通報，海巡人員才用雷達監控，並未趕赴現場驅離。上次理由是海象不佳，且福建漁船噸位大過我方；然而，這次海象不差且只是六噸小艇，海巡卻推稱不出航，是因「誤判為我方船隻」。更不可思議的是，當事人拜託路人代為報案，海巡才趕來扣船逮人。

小紅船事件是案發次日才被爆料，海巡署新聞稿照樣宣稱「全程掌握」，隻字不提漁民通報。偷渡船能闖過海軍層層防禦，進入第三作戰區的核心地帶，如此防務的嚴重疏漏，軍方沉默以對。國防部長顧立雄甚至甩鍋，稱「平時是海巡負責」。他難道不知，這快艇須經我軍廿四浬外海、十二到廿四浬領海鄰接區及雷達等多層監控，難道真如批評者所稱是個「軍盲部長」？

民眾不滿痛罵：國防部和海巡署「都是紙糊的嗎？」「國防部長才說未經許可進入十二浬就行使自衛權，為何搞到直接登岸？」民眾對中共襲擾行動深惡痛絕，但政府事前未掌握情況、事後又以虛言面對質疑的處理態度，更令人憤怒。試想，民眾假日遊港，突目睹中共快艇直接上岸，民眾能不驚懼？

說來諷刺，中共懲獨軍演大鳴大放，還不如一艘小紅艇振聾發聵。賴政府最近刻意淡化台海軍事緊張，甚至發布軍演時Ｆ16監控共機的照片，凸顯以眼還眼氣勢。但淡水是北部最重要軍事據點之一，多次軍事演習都假設共軍將攻擊此處；誰料，軍事據點竟如此輕易被對方達陣。端節前，管碧玲聲稱國防部與海巡署對灰色地帶騷擾「都有因應」；未料，竟是一路開綠燈放行。

賴總統就職演說暴走，隨即又讓民眾看到國安團隊的鬆散演出。讓人憂慮的是，國安決策表現出一種「解離」現象，與現實認知脫節，政策及團隊作為極不協調。這類解離現象不勝枚舉，例如，金門翻船事件後，海巡執法力道減弱，幾不見強勢驅離，以致海上襲擾不斷。但顧立雄卻在兩岸緊張升高之際，宣布取消部隊正副主官不得同時離營的規定，又讓軍人出國旅遊可以自由行而免跟團。顧立雄故作高枕無憂狀，未料三天後就碰上「紅船來了」。網民酸問，小船長驅直入，「是否因部隊指揮體系跟著休假了？」

同樣矛盾的是，賴清德欽點的不分區立委沈伯洋，成天渲染社會遍布中共的在地協作者，更稱「第五縱隊」人數高達數十萬人。若對岸已嚴重滲透，為何國軍不必平時如戰時？更荒謬的是，沈伯洋推動成立作戰中心，監控第五縱隊，點名陸配台商是「高風險群」。恰巧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也找媒體發聲，稱「陸配常被貼政治標籤，不應太快從政治定位，要從人道人本出發」。

沈伯洋、鄭文燦都是賴清德欽點，兩人對涉陸人士的態度卻有天壤之別，這凸顯賴總統習慣兩手策略。但是，國安議題豈容投機作戲，立場飄忽？一艘小紅船都攔不下來，卻奢談要監控數十萬第五縱隊，賴政府的恐嚇本事和行動能力也未免差太遠！

由於民間團體關切碳費實施時間及配套作法，環境部於5月30日發布新聞稿，再次強調徵收碳費是為了加速減碳，而非增加財政收入。環境部也說明我國減碳的目標，以及碳費配套措施與歐盟做法的差異。不過，歐盟過去因高碳價而獲得高減碳績效的經驗顯示，環境部期望以低碳費達到高減碳目標，如同緣木求魚。

環境部對於排碳大戶，規劃兩種自主減量目標，其一是參考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精神，以2021年為基準年，至2030年共減量42%；另一是技術標竿指定削減率，以2019年至2023年排放的五年平均值作為基準年排放量，設定2030年各行業別的排放標竿。企業須達到目標，才能享優惠費率。

環境部也強調，歐盟被列管對象若屬高碳洩露風險行業，但符合排放標竿者，可無條件取得100%排放配額。反觀我國則要求排碳大戶提出自主減量計畫並經核定後，才能享用較優惠的碳排收費，故我國的碳費設計較歐盟嚴謹。

環境部的說法是將碳費和碳排交易系統進行錯誤類比。在歐盟早期免費碳排配額安排下，政府並無任何收入，但其近來已擬拍賣所有碳排配額。

歐盟採四個階段循序漸進減碳。第一階段從2005年起，建立歐盟排放交易系統（EU ETS），並採「總量與交易」（cap and trade）的做法。換言之，在其設定的碳排總量限制下，企業可以免費拿到一些碳排配額的憑證。減碳有成的企業可以將多出的配額，賣給其他憑證不夠用的企業。第一階段持續至2007年，且只規範發電業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二階段由2008年至2012年，設定碳排總額上限較2005年減少 6.5%，且將免費配額減少10%。從2013年至2020年的第三階段，於 2020年將製造業的免費配額降低到30%，且不再對發電業無償提供配額。從2021年到2030年為第四階段，其目標是EU ETS所涵蓋的各個產業必須在2030年前，較2005年減少62%碳排放。至於免費配額也將從2026年削減2.5%，至2030年削減48.5 %，而最終到2034年削減100%，使得所有碳排配額皆透過拍賣交易。

在實施碳費，但不提供免徵額度的前提下，碳費與碳排配額交易政策互為一體兩面之事。換言之，若政府將碳費訂在碳排配額交易下的碳權價格，則產生的碳排總量大約會等於碳排交易下的總配額量。然而，環境部強調徵收碳費的目的是減碳，而非增加財政收入，因而擬給予非高碳洩漏風險事業每年2.5萬公噸的免徵額度。如此一來，不但碳費收入微薄，且所導致碳排減少的效果也必然不彰。

相對於我國2021年的碳排放量較2010年增加3.8%，達到2.75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同時期EU ETS的運作卻成果斐然。EU ETS的碳權價格，由2009年金融風暴時期近乎零的水準，上漲到2021年底時，最高達到每公噸89歐元（約為新台幣3,100元）。而這也伴隨著歐盟在2021年的碳排放量，只有27.44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反較2010年減少17.1%。

國發會先前公布台灣2030年減碳目標，為較基準年2005年排放量減少23%至25%，根據歐盟經驗，環境部所訂定的減碳目標並不易達成。雖然我國課徵碳費多寡尚未定案，但在最近產、官、學的協商過程中，可知企業對於碳費較偏好每公噸碳排新台幣100元，而環保團體則較偏好每公噸碳排新台幣500元。根據歐盟的經驗，即使按照環保團體的較高定價，且無任何免徵碳排額度的情況，要達到目標已屬過度樂觀，更何況在環境部提供碳排大戶免徵額度的設計下，此目標更像是一個空中樓閣。

國際合作社聯盟（ＩＣＡ）與聯合國為今年國際合作社節訂的主題是「合作社為大家建設更美好的未來」，希望凸顯合作社在包容性和永續成長的指標意義，以及在環境保護和因應氣候變遷能發揮的強大功能。

一八四四年英國成立史上第一家合作社「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迄今已快兩百年。目前ＩＣＡ將合作社定義為：「人們依個人志願結合的自治社團，運用共同所有與民主掌控的企業，實現共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需求和期望」。

ＩＣＡ並公布合作社應遵守「志願而開放的社員制、民主的社員掌控、社員的經濟參與、自治與自主、教育訓練與宣導、合作社之間合作，及關懷地區社會」等七大經營原則。去年年聯合國也在「合作社參與社會發展報告」中指出，合作社在促進包括邊緣化群體在內、所有人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紀錄良好，是加速永續發展的關鍵，呼籲成員國強化合作社的創業生態系統。

看看國際趨勢，目前歐盟有廿五萬個合作社，由一點六三億公民（占歐盟人口三分之一）擁有，雇用五四○萬人。合作社在各行各業更占有相當大的市場比例，農業（荷蘭八成三，芬蘭七成九）、林業（瑞典六成，芬蘭三成一）、銀行業（法國五成，賽普勒斯三成七）、零售業（芬蘭三成六，瑞典二成）、製藥和醫療保健（西班牙二成一，比利時一成八）…發展極為蓬勃。

歐盟各國對合作社友善的法規，也支撐了合作社的發展，能降低法遵成本外，也同步促進以社區友善為目標的新興社會型合作社立法，針對農業、文化、住宅、勞動等社會型合作社給予免稅待遇。

在台灣，合作社本是憲法第一四五條明文保障獎勵與扶助的重點領域，近來在淨零轉型與永續發展的風潮下，合作社發展受到重視。最近受邀參加為慶祝國際合作社節舉辦的「合作事業發展研討會」，即聚焦國際合作社及相關法規政策的最新趨勢，探討如何提升台灣的合作社未來發展。

台灣目前合作社約四千家，相較於國際，仍有開拓空間，提供更友善的法規和政策實有必要。依國際主流趨勢，透過政策及法規鼓勵各組織型態（公司、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合作社等）發揮影響力是重中之重。傳統僵化的法規限制早已鬆動，營利組織朝向兼顧公益，非營利組織也致力於以商業經營取代對捐贈的依賴。

相較於其他組織的法規，我國合作法的變革相對緩慢，設立與運作彈性較低，業務類型亦無法跟上環境現狀及國際趨勢。過於嚴格的法規管制，又欠缺友善的政策扶持，都是推進合作社普及化、支持社會創新時必須克服的障礙。產官學合作，才能讓合作社更蓬勃前進，成為社會永續的關鍵助力。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永續創新學院院長）

端午連續假期，相信很多人返鄉時，已在鄰里間感受洶湧的罷免耳語，壓過粽子艾草的節日氛圍。如果國民黨未能嗅到接下來民進黨將操弄覆議、釋憲、罷免、倒閣，勢必重演半年前總統大選的頹勢。

觀察上次大選，南部綠營大勝，國民黨卻沒在藍營執政縣市拉出優勢，甚至讓出傳統北部票倉。那個結果其實符合大家的預測，唯獨國民黨末梢神經麻痺，最後甚至花大部分精神跟著綠營痛批白營。但目前，國民黨無國會席次壓倒性優勢，連痛罵白營的空間也沒了，若黨中央不能很快展現致勝謀略，藍營諸侯將各自布局二○二六地方縣市長選舉。

單就立委罷免這項來說，國民黨當務之急，已經不是用論述說服對方，而是要把支持自己的選票催出來。

如今美中大國博弈，國民黨在野，恢弘的兩岸論述又有多少政策影響力？但國民黨政治人物要不要續命？還是想如當年風生水起的泰國最大在野黨「前進黨」，如今被要求解散，包括台灣在內各國似都無所謂也漠不關心？

所謂民主政治，已從單一民粹強人更墮落朝向部落主義（tribalism），網路推波助瀾，每個小議題都把社會分化成小部落；贊成或反對死刑是兩個部落，代理孕母議題是兩個部落，稱頌或質疑荷蘭日本殖民政權更是好幾個小部落。其實在自稱民主老大哥的美國也同樣，分成墮胎、移民、挺以反以、川普官司、拜登官司等很多部落。政治人物涉及愈多立場的同時，也沾染更大仇恨值，在立委罷免這種小區域投票得不償失。

端午節時整理家中雜物，意外看到朱立倫十年前出席愛心活動的照片，他親自示範兩分鐘內快手包兩顆粽子，他也笑稱：「現在年輕人只會呷粽，不會包粽」。是的，時代變化，現在年輕人沒包粽子，若國民黨無法迅速振衰起敝，找回當年的氣勢如虹，連春聯、春捲、月餅這些中國味，都很快會在政治變動裡消逝。

世界愈來愈不完美，所以愈來愈多從末日發想的文藝作品，正上演的金馬獎動畫《八戒》，描述未來世界分裂為新舊兩區，ＡＩ判定人類命運，大家也是用盡方法存活。不能期待如古典小說，只要承擔西進取經的大任務，就有神佛暗中庇佑。現實世界同樣撕裂，大家依然得找生路。國民黨若不想台灣被民進黨獨霸，還想讓台灣保有基本的權力制衡，就得用最高戰力，迅速找出自己的票倉和能鼓舞票倉的議題，在接下來覆議、釋憲、罷免的連環戲裡一勝再勝。

阮男能未受阻攔穿越台灣海峽，並精確抵達淡水河口，其行動的精確性和隱蔽性，顯示了對台灣海防網的深入了解。淡水河口作為通往台北市的水路門戶，無疑是戰略意義重大的地點。此事件不僅是一次單純的非法入境行為，更有可能是對台灣防衛系統漏洞的實地測試。

在過去兩年，國軍已多次在漢光演習中將淡水河的防務作為演習重點，表明了淡水河口的防衛重要性。然而，當實際的安全威脅出現時，我們的反應卻顯得遲鈍和不充分。阮男的快艇能在未遭到及時攔截的情況下，近乎毫無阻礙地到達淡水河口，反映出現實防禦與演習假設間存在著嚴重脫節。

值得注意的是，國防部近期實施的一系列軍事政策調整，包括取消踢正步的要求和放假不需回報等措施，是否會對軍紀產生不利影響，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國防部初衷是為了降低軍隊的形式主義和提升官兵的生活品質，理論上應當有助提升軍隊士氣和招募新兵。然而，這也引發外界對此是否會導致軍紀鬆弛的擔憂。淡水河口事件發生後，這種擔憂似乎有了具體呼應，特別是在如此精確的非法行動面前，我們似乎看到了防衛反應的緩慢和可能的監控漏洞。

我們需認識到軍紀鬆弛不僅是外部行為的變化，更多的是軍隊內部管理與文化的反映。取消踢正步和放假不需回報表面上看似提升了官兵的自由度，但也須伴隨高度的自律和責任感。如果這種政策調整沒有得到妥善的實施指導，且在內部監督和評估機制上出現疏漏，那確實有可能對軍紀造成不良影響。

尤其在防衛任務中，每位官兵的警覺性和即時反應能力都是保障國安的重要環節。在實際操作層面，放寬軍事規範需被更多的自我管理和嚴格監督所平衡。換言之，提高官兵福利和自由度的同時，也應強化其責任意識和使命必達的核心軍事價值觀。

海巡在整體國防體系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對四面環海的台灣而言，重要性更不言而喻。海巡的職責不僅限於維護海上安全、打擊走私、人口販運及海上搜救等，更擴展到國家海洋權益的守護與國防安全，是多層面、全方位的系統工程，涉及戰略、人員、技術和文化等多面向。期待相關部門透過對此次事件的分析與反思，對軍事規範的放寬與軍紀的維持間之平衡提供有價值的見解，以確保國安和軍隊戰鬥力的不斷強化。

就ＮＣＣ委員之人事案，規定於ＮＣＣ組織法，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採簡單多數決。就考監司法三院人選，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依立院職權行使法，經超過全體立委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實際運作上，當總統所屬政黨在立院有過半席次時，出於執政黨立委之強力護衛，被提名人選都能過關。

甫三讀通過之立院職權行使法修正案，係從嚴格化審查程序著眼，包括應採計名投票表決、審查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並應舉行公聽會、被提名人違反規定可處二萬元以上廿萬元以下之罰鍰。

單純嚴格化審查程序仍有不足，報載國民黨立委傅□萁、洪孟楷、翁曉玲等人分別提出ＮＣＣ組織法修正案，有主張立法院應增設審查委員會、委員應依立院政黨席次比例；有主張增加委員名額，分散提名權，由行政院、政黨各推薦七名，其中政黨應依立院政黨席次分配名額；有主張委員設定為五人，行政院長提名二人，其餘的三席由立院提名。

這三個版本得統整為一個版本而展開對外協商。報導也指出，立院初審時，綠營主張政黨比例制違憲。

應珍惜人事同意權行使之時刻。最有效之選賢與能之方法，就是修法加上一點：以上之人事案「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為通過」。

這是德國聯邦眾議院與參議院對於憲法法院法官人事案之同意權行使模式。這高門檻使得被提名人在專業、人品、政治獨立性上，必須通過三個在意識形態、主要政策、政治（乃至經社）利益上有嚴重對立政黨之審查，凡是高政治意識形態者、政治投機者、長年選舉出身之政治工作者，一般將難以獲得通過。

採行此制，直接原因為我國向來的提名權與行使同意權模式，尚不足以確保人員之公正性與獨立性，ＮＣＣ、監察院於若干重要議案之審議結果乃至過程難以令人信服，徒增政治紛擾與社會對立。

更根本原因在於，我國源於族群、歷史、國家認同上之歧異，並經由選舉制度及長年之政治對抗動員（藍綠惡鬥），而存在著政治上分歧與社會上分歧，而擴張到整體社會下之媒體、學界、各同業公會界、經濟界等次體系，四散蔓延到下游、中游、上游之結構。

可以說，台灣的每一處、每一個訊息，都充滿了政治對抗，消耗了整體社會的效能、創新、經主要政黨一致同意的大而有力的改革（例如都更）。

對於分歧社會最好的解方，為公共權力與資源之分享，及政策上之溝通與協商，甚至逐步建立與擴張共識。就重要人事案而言，以立院三分之二委員之同意作為門檻，即為權力之分享，能避免偏鋒；更何況提名權依規定係由行政院長或總統所壟斷。

民眾黨就考試委員人選似乎與當局妥協，但也只獲得推薦一席。執政者似乎有意以對民眾黨小讓步，來博取三院人事案之霸業。重大人事同意權案在前，民眾黨當思天下利！

一、我們實在應該有能力製造規格極高的電子顯微鏡，這對於半導體工業乃是非常重要的。我國的確有電子顯微鏡，但是亟需更上一層樓。

二、我們需要能夠生產非常特別的特用化學品，日本曾經有一陣子和韓國交惡，日本宣布對韓國禁運三種特用化學品，這三種特用化學品都是被用在半導體工業上，韓國完全束手無策。

三、我國有很不錯的工具機，可是極精密的工具機卻仍然要到歐洲和日本購買。

四、我們在電子模擬器上是非常落後的，美國在這方面遠遠超過我們。

五、我們雖然有很多會寫程式的人，但是我國沒有精密的繪圖軟體，也沒有像AnyDesk這種遠端遙控軟體。

我的問題是，我們需要將我們的工業再升一級，ＡＩ能幫助我們嗎？我訪問過我國兩百多家相當不錯的工業公司，他們的共同特徵就是有相當不錯的工程師，有能力做研發工作，使我國的中小企業都擁有自我發展的技術。我每次也都問這些工程師如何能做出很好的工業產品，答案永遠脫離不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等。我總記得，有一次我到一家工具機公司參觀，招待我的人全部都是學數學的。最近我最感到高興的是，我國有很多光學專家，這些專家的年紀幾乎都很年輕。在過去，我國這類的專家是相當少的。可是，他們的確使我們的工業競爭力大幅增加。

我非常好奇經濟部所說的ＡＩ應用究竟是什麼，但是我確切地知道，要使我國的工業更上一層樓，絕對需要在物理、化學等基礎學問上有更深的了解。我感到非常遺憾，政府官員成天講ＡＩ，卻從來不提ＡＩ究竟有何用，更不提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的重要性。

我能不能做一個建議，請經濟部長問我國的電機工程師一個問題：我們未能發展出像SPICE這樣的電路模擬軟體，是因為我們的工程師在電子學上不夠精進，還是因為不懂ＡＩ？

台灣如今有高科技產業的加持，並享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照常理，台灣應該是全球各國願意投資、爭取合作的對象才是，怎麼會被國際媒體、安全專家評估為「戰爭風險極高」？台灣人民絕對不服。

上周台北國際電腦展，黃仁勳、蘇姿丰、基辛格等科技業巨擘陸續現身，除了誇讚台灣的創新能量，亦強烈表達積極布局的意圖，其中以黃仁勳為最，他並指出ＡＩ將帶動全球新產業革命，加上賴清德總統也許下打造台灣成為ＡＩ島的願景，顯見台灣科技發展的巨大潛力，未來勢將成為全球共有的資產，進而得到安全的保障。

記得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的交棒演說精華是：「星國不能平庸，不能自滿，不能捲入大國紛爭。」此乃小國在詭譎多變的國際情勢中最佳的生存與發展之道。殷切期盼賴政府能夠真誠、務實做到「用交流取代圍堵、對話取代對抗，自信地和中國展開交流合作，增進兩岸人民福祉，達到和平共榮的目標」的承諾，才是人民之福。

我國憲法所定覆議，是立法權和行政權間關於法律案是否「反映多數民意趨向」的運作關係。而總統無論是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以其也代表民意及具有團結國家之責任的高度，故行政院即使認為立法院決定的民意趨向難以執行，也須經總統的核可後，才得移請立法院再次審議決定。

行政院提出覆議的七大理由均指向《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的修法牴觸了憲法，以致在「法律上窒礙難行」，故基於依法行政的觀點只能提出覆議。但如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且即問即答，法律並未規定行政院應由各部會首長用金輦把總統扛進立法院，又何來因須「依法行政」而窒礙難行？又如，在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的程序中，到底哪些事項須由行政院執行，而行政院認為與憲法牴觸呢？

行政院提出的覆議理由，至少應就法案的內容無法實現，或是據以執行將與其他法律保護的法益發生扞格，乃至於並未反映真實的多數民意趨向，才需要移請立法院再予審議。同時，行政院在法律生效施行後，才會發生必須「依法行政」的問題，且此時若認為其據以「行使職權」的法律有違憲之虞時，則可依《憲法訴訟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聲請憲法法庭判決。

不僅如此，行政院於聲請釋憲後，還可因「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的重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性，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聲請憲法法庭對法律為暫停適用處分的裁定。因此，國會改革法案生效後，行政院無須擔憂其若「依法行政」，將帶來難以回復的侵害憲法權利及法益。

至於行政院提出所謂「法律上窒礙難行」的情形，其既然強調係指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案違憲，就非屬憲政主義下的法治原則問題，故不應成為基於探詢真實民意趨向的覆議理由。簡言之，決定違憲與違法與否的權限歸於司法權，而非由立法院覆議時決定。故而，把違憲當成提出覆議的理由，本已違背我國憲政制度的原旨。

不少人預料行政院提出的覆議若未通過，民進黨將會繼續聲請釋憲，卻忽略覆議屬於體現「民主原則」的機制，而解決違憲則屬司法權決定的「憲政法治」機制。故而，行政院將「窒礙難行」套用民事債務給付中的「事實上不能」和「法律上不能」，並宣稱此次覆議並非因「事實上難行」，也意味了實在找不出行政院窒礙難行的理由。畢竟，此次國會改革法案並不涉及行政院行使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