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環團」，本應泛指關注環保議題的團體；但施信民口中的環團，指的卻是一群有特定立場的團體，他們因長期支持民進黨而成為其附隨組織。這些環保團體，對台灣近年新興環境議題缺少關懷，甚至甘當政府打手。例如，各地光電侵吞農地魚塭案，乃至三接四接的居民抗爭中，這些環團都袖手旁觀環境災厄，對受害民眾毫無同情。

在核電議題上，這些主流環團更暴露了他們信念的薄弱和膚淺。核電是「零碳排」，從環保的立場，環團照理應極力支持核電才對；但他們卻死抱反核立場，選擇當民進黨政策的擁護者。此舉，暴露了這些環團目標與行動的矛盾：他們死守民進黨不合時宜的神主牌，卻把自己誓言要保護的環境拋在腦後。

環保如果脫離了科學，就只剩下盲從；如果它連人性都不顧，那就只剩殘酷。何況，核能不僅事關台灣電力的穩定與低廉，更關係到台灣對地球「減碳」的責任。現在，施信民竟想藉環團之名施壓賴總統，他遮得住自己破碎的信念嗎？

在競技層面，此次中華隊在三十二個比賽種類中報名十六項賽事，並在其中五項奪牌。最令人驚豔的，當屬女子拳擊四位選手參賽，抱回一金二銅，成為中華隊最大的「獎牌庫」。尤其林郁婷在國際拳總惡鬥國際奧會、《哈利波特》作者ＪＫ羅琳高聲質疑下，勇奪台灣拳擊史上第一面奧運金牌，更令國人動容。

男子羽球雙打李洋、王齊麟擊敗世界排名第一的大陸組合，成為奧運羽球史上首次蟬聯金牌的男雙組合，也令國人為之瘋狂。男子定向飛靶選手李孟遠首次參賽，即為我國摘下此項目的第一面獎牌。女子舉重五十九公斤級老將郭婞淳雖未能衛冕金牌，但仍保住一銅。男子體操唐嘉鴻頂住壓力，獲得單槓銅牌，亦為我國體操發展延續佳績。

不過，儘管整體成績不差，但仍透露些許隱憂。中華隊在東京奧運奪牌，分布在十個不同種類，但在巴黎奧運奪牌種類只剩下五個。跆拳道、桌球、射箭、高爾夫等上屆奪牌項目，此次均鎩羽而歸。二○一七年台北世大運，造就台灣多位世界級選手，但近年來台灣已無再舉辦大型國際綜合賽事，「世大運紅利」已達終點，未來何以為繼？另由於國際拳總的諸多爭議，拳擊項目至今仍未列入下屆奧運賽事。而本屆中華隊最大的獎牌庫就是女子拳擊，如果下屆奧運確定排除拳擊，對中華隊的前景將是一大挑戰。

在奧運最多獎牌的田徑、游泳、競技體操等項目上，中華隊都處於劣勢。中華隊優勢項目也不穩定：從過去的跆拳道、桌球、棒球，轉而為近年的女子拳擊、舉重、羽球等。世界各運動強國的賽事強項，均經多年累積和傳承，中華隊的奪牌項目變變變，對重點體育賽事扎根，實屬不利。

在非競技層面，奧運理念是傳達和平。此次奧運有許多令人感動的場面，如大陸羽球女單選手何冰嬌獲銀牌後，在頒獎時特別展示因傷退賽的馬琳西班牙國旗；日本男排帶著已逝隊友的照片參賽；戴資穎因傷出局，好友同時也是對手的依瑟儂與她暖心相擁，都是奧運精神的體現。

但國際新冷戰格局，也讓巴黎奧運蒙上政治對抗的陰影。大陸游泳好手潘展樂打破男子自由式一百公尺世界紀錄，卻遭到美國等傳統游泳強權的質疑甚至敵視；因俄烏戰爭遭抵制無法參賽的俄羅斯，竟利用其掌控的國際拳總發動對女子選手「性別戰」，甚至鬧上聯合國安理會，林郁婷亦遭池魚之殃。

兩岸因素也影響奧運觀戰氛圍。例如國內民眾對大陸女子選手進行性別、容貌攻擊，或在大陸斬獲多面跳水金牌後質疑對岸剝削選手。我奧運代表團的稱呼，也重現「中華隊」與「台灣隊」之爭。國民黨立委翁曉玲賀麟洋配奪金，一句「中國人的驕傲」，竟遭綠營支持者出征。而巴黎現場應援旗幟、貼紙被沒收或不准進場，都讓人掃興；羽球男雙四強戰的奪海報事件，更讓衝突達到頂點。

奧運很難擺脫國際政治干擾，但將政治意識形態加諸選手身上，更與奧運精神背道而馳。國人渴望「讓世界看見台灣」，但這需要實力與風度；而國人能否在最高國際運動殿堂「看見世界」，更為重要。強化運動實力的同時，如何傳達奧運精神，才是所有政治人物、體壇人士、運動員乃至全民應該認真對待的事。

賴清德總統會中致詞表示，有關非核家園不是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引起朝野不同的解讀。而總統府再次重申，非核家園政策是在2002年環境基本法制定，當時是由許多跨黨派立委共同提出，並要求政府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

賴總統的話固然沒錯，但更重要的是「穩定性的供電」與「可控制的電價」是全民、全部產業所共同期盼的能源目標；再加上2023年修正的氣候變遷因應法，新增第4條規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2050年淨零排放，因此氣候對策委員會應該要討論20年前制定的非核家園政策，是否能達成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同時又兼顧供電穩定、控制電價的期盼？

近來引發非核家園政策的檢討，主要是氣候對策委員會副召集人童子賢之持續強調「核能與再生能源應該共存」的論點。他提出台灣電力能源結構之黃金比率為「30%再生能源、30%核能、40%火力發電」。非核家園政策的問題是捨去核能之穩定供電、低碳排放與低成本的優勢；更進一步，為了擴增再生能源的供電比率，產生了再生能源（特別是光電）過度占用國土、農地面積的新問題。

童子賢提到光電產業耗費土地資源，1.5萬公頃面積的太陽能板（近600座大安森林公園），才抵得上一個核三廠，約占2023年用電的5.67%。行政院前院長陳沖也發聲，強調全台可耕農地由1990年約45萬公頃因廢耕等已經減半，如因光電再增加農地流失，未來想擴大農業生產，勢將無地可耕。

再者，隨著明年5月核三廠二號機除役，台灣就停止使用核能發電；而再生能源尚在發展過程，政府先大力使用天然氣來發電，預計2025年占50%，致使發電成本深受天然氣價格影響，也為通膨埋下伏筆。同時，當再生能源供電持續增加，規劃2050年再生能源的發電占比要達到六成以上，則面臨供電間歇性的挑戰，因而引發儲能成本上升，也使電價有上漲的壓力。

此外，AI相關產業是未來台灣經濟成長主要驅動力，也是台灣在國際競爭地位的代表，但該產業相當耗用能源，許多專家也希望政府將此新趨勢納入是否會衝擊供電穩定性的分析。

綜合以上，我們認同童子賢能源政策的論點：所有能減少碳排的能源都不該放棄，除核能外，像氫能、地熱發電、潮汐發電亦應發展。同時，政府不應該以核廢料處理的挑戰為理由，因而放棄核能發電。而且，明年台灣就沒有核能發電，現在正是檢討非核家園政策的關鍵時刻。

倘若朝野共識發電能源組合應包含核能，那麼解決核廢料與相關問題，就是執政黨的任務。應該進行的工作，包括：修改「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與進行安全評估，讓已除役的核電廠恢復供電；並且，針對核燃料棒，蓋核二廠室外乾貯設施、核三廠室內乾貯設施，與擬定最終處置計畫；同時，評估重啟核四廠的可行性；最後，執行低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場址設置等等。其實，只要政策同意核電，以現代科技水平，這些技術問題都能克服。

在羽球男雙四強戰裡，有台灣觀眾帶著東京奧運麟洋配紀念毛巾，被工作人員收走。然後在場內打得精采時，又有女子接力拿出台灣島形狀、上面用中文寫「台灣加油」的綠色海報，稱想跟海報合照，也被工作人員盯上，並遭一名男子搶走破壞海報。她事後表示，此事件讓她感到非常難過，不過也成功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處境。另在女拳擊手林郁婷的金牌戰中，也有人舉著特定組織印製的台獨鯨魚旗幟，遭保全請離會場。她表示「會這麼做，也是希望台灣人可以重視自己的國家，要知道台灣人在世界上是這樣的地位」。

其實不是很理解，在法國拿著中文標語，又在人山人海的運動場裡，為何篤定全世界會知道發生了什麼？而假設外國人能懂中文，看到台灣獨立旗，第一個想法應該是台灣還沒獨立，持旗者應該去跟現在在台灣領有統治權的中華民國總統抗議才是。

無論如何，這些事件至少引起兩個反思：一、使國際奧會加大對台灣的限制。發言人表示橫幅不被允許，因為會導致「為什麼這個可以，那個不行？」這就是規則之所以嚴格的原因。二、或許有些人希望出現第一點，以達成後續效果。除了以上當事人外，此事會讓台灣人意識到被打壓，進而出現台灣人意識；也有媒體稱這是一種被消失而萌芽的「想像共同體」。

這類用字遣詞，讓人聯想到《想像的共同體》。該書是班納迪克．安德森所著、民族主義建構論的經典之一。作者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為特殊的文化人造物，小說與報紙為重現民族此想像提供了技術手段，再加上十八世紀諸多社會結構條件的結合，使民族得以逐步被建構出來。

簡言之，在奧運賽觀眾席上，有人想的是怎麼建立台灣民族。可是要符合建構敘事，只需台人為特定對象加油、一同情緒起伏足矣。要特別搞到被打壓，恐怕已溢出了相關論述，而是重新回到了獨派苦情台灣史的觀念，認為唯有產生出悲情的受壓迫意識，才有助於建構民族並使之團結。

可是他們至少忽略了一點：任何理論都在特定時空因素下有其貢獻與缺點。如今網路時代，資訊流通氾濫迅速，很容易破解許多過去容易建構的「神話」。比方說，台灣人很容易就會知道這次出頭抗爭的人有多本護照、長期旅外，這次被打壓恐是刻意為之；而綠營吹捧的年輕樣板、黨國菁英，不少是當替代役或有美國背景，早被質疑他們保衛國家的立場，未來要被民族主義動員犧牲奉獻的，恐怕只有出不去的升斗小民。所以我們看到年輕人對於當兵，採取的是虛無戲謔的態度。

綠營恐怕應該自省，想要建構有力的民族主義，真正問題是黨內領導精英自己建立的形象。至於奧運賽事上的運動員們，就放過他們吧！

與上屆比較，東京奧運台灣獲二金四銀六銅，總共十二面獎牌，而本屆巴黎奧運僅得七面獎牌，明顯落後。國力與台灣相當的韓國，巴黎奧運獲十三金八銀九銅，遙遙領先台灣。韓國能，台灣為何不能？連人口不及台灣三分之一的香港亦獲二面金牌，國人應為此感到汗顏。

每逢四年舉辦的奧運，各國體育好手齊聚一堂競逐獎牌。體力即國力，各國在奧運的表現，相當反映其國際地位，本屆巴黎奧運獲獎數名列前茅的，都是目前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

巴黎奧運台灣代表團表現不如過往，獎牌數全球排名第卅五，遠遠落後於我實際國力（二○二四人均ＧＤＰ全球排名第十四）。痛定思痛，如何提升台灣體育能力？

建議：一、盡速將主管部門教育部體育署升格為體育部，大幅增加相關預算，錢多好辦事。二、篩選適合國人體力的運動項目，點線面循序漸進，逐步發展，可參考韓國經驗。三、禮聘國際知名教練及選手，延攬願意為台灣體育奉獻心力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四、保障國家選手生計，讓他們能夠專心操練，為奪牌賣力而無後顧之憂。

奧運桌球「卡中」始於二○一二的倫敦奧運。因為二○○八北京奧運中國囊括了男女單打的金、銀、銅牌，奧委會這就有想法了：打不過你，我就改變規則。二○一二倫敦奧運開始規定：桌球項目單打部分，每個協會只能派二位選手參加。這個規定可以確保：不管中國隊打得多好，有多少高手，至少有一枚獎牌是不屬於中國乒協的。

「卡中」的規定有其優點，這在本屆奧運賽事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國以外的桌球協會增加了奪牌的希望，也因此提高了比賽的觀賞性與緊張刺激的程度，例如北韓的混雙銀牌、南韓的混雙銅牌、日本的女單銅牌、瑞典的男單銀牌、法國的男單銅牌，奪牌的球員及其所屬的協會，當然欣喜若狂，這有利於桌球運動發展的普及性。但另一方面，對於被「卡中」規定所局限住的個別球員而言，卻是極其不公的，嚴重的傷害了這些優秀運動員在奧運會上自我實現的機會與夢想。

本屆奧運，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昱，繼東奧之後，再次在單打項目被摒棄於外！王曼昱是二○二一世乒賽的女單冠軍，還得過二屆女雙冠軍，可是因為「卡中」的規定，作為中國隊的第三號主力，她連續兩屆被摒除於單打賽事！更冤的是半退役的劉詩雯，世乒賽的「金滿貫」，單打、雙打、混合雙打、團體賽，所有的冠軍她都得了；而且，她還是史上世界杯冠軍最多的球后。可在她的乒乓球生涯中，連一次都無法參加奧運桌球的女單項目，因為她跟丁寧、李曉霞二位大滿貫球員同期，「卡中」的限制卡到了劉詩雯，中國隊的第三人。倫敦奧運卡中規定宣布後，一九七一世乒賽男單冠軍本格森就感嘆：「真是太不公平了！」

□二○二一東京奧運增加了混合雙打項目後，再增加一項新的「卡中」規定：「每個協會只能派一組混合雙打出賽。」以改變規則搞掉了中國隊的「雙保險」，立即奏效。中國隊的許昕／劉詩雯在巨大的奪金壓力下，孤軍奮戰，敗給了具主場優勢的水谷隼／伊藤美誠。

可是，「卡中」原來是把雙面刃。本屆奧運，志在衛冕的日本混雙組合張本智和／早田希娜，在第一輪賽事就遭到「神秘之師」北韓的奇襲，慘遭淘汰。日本隊自食惡果。否則，日本隊其實還有另一組混雙組合戶上隼輔／張本美和，曾擊敗過金牌得主王楚欽／孫穎莎，頗有奪牌實力，結果卻是機關算盡，「卡中」不成，卡了自己。號稱「桌球日本」，混雙無牌。

奧運桌球的「卡中」規定是個兩難問題。一方面它有助於提升桌球競賽的觀賞性與普及性；可是桌球實力愈是厚實的國家愈有可能因為「卡中」規定而傷及自家的優秀運動員，例如日本、韓國、德國、瑞典等。但是，只要能卡中，奧運會「公平競賽」的運動精神，各地區的桌球協會也就裝傻，不見輿薪了。

莊子說：「道，無所不在。」在體育競技中，往往也蘊含著人生的道理。奧運桌球的卡中規定，傷人傷己，可是自立自強的中國隊還是以五金的戰果勝出。此事殊堪玩味啊！

爭議的本質在於部署ＡＩ來增強巴黎設置之監控閉路電視網路的能力，該系統可以分析即時鏡頭，透過識別人群聚集、物品丟棄和其他可疑活動等模式來識別潛在威脅。支持者認為，人類無法有效處理大量數據，此類科技代表了公共安全的必要發展。

設計這些ＡＩ的公司強調，該系統能夠在不損害個人自由的情況下增強安全性，最初是為交通管理而開發的，現在已適用於統計人群並檢測異常情況，且無需依賴臉部辨識或其他侵入性技術，這為過去在全球賽事（例如二○二二年卡達足球世界盃）中使用之更具侵入性的監控方法，提供了一種注重隱私的替代方案。

儘管技術開發商和政府官員做出保證，但民權組織仍對ＡＩ驅動的監視影響表示嚴重擔憂；由幾十個民間社團組成的聯盟在一封公開信中表達了這些憂慮，認為此類措施對基本權利構成了不可接受的風險，並違反了國際人權法律。

ＡＩ監控的普遍，可能會抑制公眾表達和集會；令人擔憂的是，這些以奧運安全為幌子所採取的措施，可能會在奧運結束後持續很長時間，從而成為開始加強國家監控的先例。

關於奧運監控的爭論並不新鮮，在過去的奧運中，主辦城市因實施嚴格的安全措施，常常引起公眾的強烈抗議。二○一二年倫敦奧運因大量警察和軍隊駐紮，而被稱為「倫敦封鎖」；二○一六年里約奧運則因安全技術方面的「軍備競賽」而受到批評。

巴黎的獨特之處在於ＡＩ的廣泛使用，象徵著從實體到數位和智慧化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反映了政府更多地利用科技來管理大規模事件的趨勢，它也凸顯了科技進步與公民自由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

權衡ＡＩ監控的優缺點時，有幾個關鍵考慮因素。首先是必要性和相稱性問題，安全措施應與其想減輕的威脅相稱（即殺雞不要用牛刀）。法國沒有充分證明ＡＩ驅動的監視在實現安全目標上的必要性，也沒有與民間社會進行有意義的溝通對話，探索侵入性較小的可能替代方案。

人們也擔心此類科技可能會延續執法部門中現有的偏見，ＡＩ的客觀性取決於用來訓練它們的資料。如果管理不當可能會加劇歧視性的警察執法，如不成比例地針對邊緣化的社區和人民。

當我們在科技與人權的交叉點上探索時，圍繞巴黎奧運監控的討論，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挑戰。隨著ＡＩ和數位監控變得愈來愈普遍，如何負責任地使用這些科技，將是一個大問題。

這樣的行為其實可以透過社群媒體力量傳播，進而產生更多運動員間跨國相互關懷的正面訊息。例如TikTok的運用已成為奧運選手之間獲得與交換信息的媒介。不論是選手村內的飲食、交換徽章或隊服等訊息。社群媒體可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在選手抵達奧運村之前即發生重要作用。

像這次選手一到奧運村，大家就收到三星所給的手機，且若有機會站在頒獎台上，就可互相自拍留下運動員一生最珍貴的美好回憶。而國際奧會在本屆奧運也運用ＡＩ反騷擾的科技，協助運動員避免收到具有侵略性的不當訊息。同時，從這次林郁婷與阿爾及利亞拳擊手不斷受到外界負面訊息干擾的過程中，國際奧會也適時不斷澄清，並捍衛兩位選手的參賽權。

社群媒體運用得當，的確可營造正面體驗的奧運文化，而國際奧會能夠善加運用這些平台來協助運動員並保護運動員，也是未來台灣社群媒體及閱聽大眾需加以學習的事情。例如，此次麟洋配在賽前有一些「酸民」在網路留言不支持參賽，即是一例。

奧運會舉辦宗旨是希望世界和平，也希望選手之間能透過運動會增進友誼，並跨越文化語言障礙；而奧運村有如烏托邦，就是實踐這個宗旨的最佳理想境界之一。善用社群媒體可連結許多年輕人的交流機會，讓各國年輕人產生更多相互了解與彼此的認同感。

雖然從林郁婷事件來看，賽前選手間可能有些誤解，但賽後證明選手間還是可打破藩籬成為朋友。所以不論是未來奧運會或台灣將來所舉辦的國際運動賽事，若能善用社群媒體，促進更多人產生同理心，進而鼓勵更多年輕人參與運動，將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這陣子，至少兩個言論亂流和奧運有關，一個是開幕式找變裝皇后演出耶穌死前的最後晚餐，另一個是選手是否跨性別爭議。當人們競相發言，真的確定自身立場嗎？就前者而言，倘若拿宗教開玩笑等於彰顯多元容忍，那麼，台灣稍早有人把媽祖亂點鴛鴦譜嫁關公還冠夫姓，豈非普天同慶的美事？

至於譴責作家羅琳等等「反跨性」，不少發言者並未思考，自己是支持跨性或認定某選手未跨性，此乃邏輯相反的兩件事，遑論當今性別認同從「無性」到「泛性」已超過五十種，性別政治光譜不同位置的批判不該隨意畫等號。爭執跨性議題者，常非爬梳七十年來性別理論的演化後提出見解，而是直覺性護衛自我利益；自我優先則不惜踐踏別人，是否大家都在「美國川普化」？

如今社會充斥意識形態，性別、種族、階級、左右…人人成為意識形態鐵衛兵，問題是，掛著意識形態眼鏡張牙舞爪，真讓我們更文明嗎？最近重讀佛斯特的《窗外有藍天》，意外發現，一百多年前，英國旅客在義大利相遇，第一天見面竟優雅地討論選舉、愛爾蘭獨立，後來回英國，也和初次謀面的房東聊政黨、社會主義。這太驚人了，台灣現在即使老鄰居多半只敢聊天氣，提到政治藍綠就吵架。然而，「數位化的人」一旦上網，很自我保護者也脫下隱身衣，衝第一線嘶吼口號。

筆者的世代曾追求百分百言論自由，看現在，台灣有人主張管制言論，美國好幾個憲法層級的言論官司正在進行，不免懷疑當年喊自由喊人權喊錯了。人人本來不同，逐漸流行的數位排毒，是築牆把烏煙瘴氣擋在魯賓遜小島外；牆外確實有人全身結滿意識形態傷疤，傷口潰爛化膿，還撕開繃帶想把爛瘡細菌感染別人。我期盼，也許文明更進步，數位牆外的喪屍，都是未來的朋友，等待我們踮起腳尖，去握握手。

不管新舊組織法如何規範，以非經立法院同意任命的官員掌管ＮＣＣ，有違成立初衷，折損其獨立性及專業性，所作議決更缺乏合法性（legitimacy）。然而行政院竟把本屬程序性的公告，變成條件綑綁的實質卡關，在國會改革法案釋憲之際，大剌剌地昭示著，即便是立法院通過的法案，行政院都可以棄如敝屣。改革法案哪裡可稱得上擴權呢？充其量是賦予國會本應有的權利罷了！

在野黨唯有實質審查ＮＣＣ被提名委員，才能化解行政院卡關，否則代理主委可無限展延至萬年。若考試委員也不排審，總統府可依樣畫葫蘆，以「不能讓機關空窗，損及人民權益」高大上理由，再指派某考試委員代理院長行使職權，在野黨不僅沒卡到賴政府人事權，也沒有贏得輿論與法理支持。

而立法院長期以來缺乏相關配備，強化立委之問政與監督，故專業公民團體中華傳播管理學會及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結合通傳領域之學者專家製作問卷，邀請ＮＣＣ被提名委員填寫問卷，並將填答內容與分析結果提供給立法院黨團及委員，以利立委進行實質審查。

問卷內容涵蓋近年數位及通傳領域亟需處理之六大議題：一、與數位部之組織競合及業務分工問題；二、廣電媒體之監理與鬆綁議題；三、對日益取代廣電的串流影音服務之納管議題；四、有效防制電信詐騙措施之評估；五、網路平台治理規範與平台責任；六、個人資料保護與ＡＩ立法等。

問卷題目亦觸及ＮＣＣ業務會涉及的爭議議題如抖音、黨政軍條款，令人非議的廣電執照許可制等。在美國法院於八月五日判定谷歌為網路搜尋市場的獨占業者且違反反托拉斯法的當下，ＮＣＣ兩年前提出「平台中介法」卻鎩羽而歸，新一屆的ＮＣＣ委員有必要讓社會了解其對數位平台治理的想像及具體作為為何？

還有，兩位甫卸任委員提及的「政媒共生」現象，我們期待被提名委員分析為什麼以獨立機關設計的ＮＣＣ卻產生如此大的弊端，且具體闡述如何消弭政媒共生的體制改革或政策手段。

這些提問都是ＮＣＣ管轄的核心議題，意在幫被提名人梳理其管制理念，展現其對通傳領域的專業性，以贏取在野黨的同意任命，否則無法重建ＮＣＣ自中天案、鏡電視案已喪失的公信力。

唯有進行實質審查，在野黨才有堅實理由否決不適任或資格不符之委員。在野黨以重提名單為由拒審，只讓代理主委做到海枯石爛，令人懷疑「政媒共生」現象莫非也蔓延到在野黨？表面反對，實則默許？（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