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經濟部長郭智輝才說，「二○三○年前，應還有十座資料中心要設置，各個縣市都有機會」。包括蘋果、亞馬遜等跨國企業，都想在台成立資料中心，首選則是大台北地區。曾文生卻公開打臉郭智輝，更大剌剌威脅國際大廠：到北部設資料中心，就不給你電！

這種流氓行徑，最難堪的，恐還是大肆宣傳「不缺電」、「韌性電網」的民進黨政府和民代。試問，若不缺電，幹嘛揚言「不核供桃園以北資料中心」？如果電網強韌，又怎需要搞南北「差別供電」？

北部本有核一、核二和未完工的核四，都在「非核家園」神主牌下覆滅。反電力開發的，不正是民進黨自己？曾文生之言也讓外界恍然大悟：原來「非核家園」除了騙票，還可以「重南輕北」，更可獨厚執政縣市。

台電在民進黨執政下負債上兆，今年靠政府挹注二千億元，才勉強不倒。這樣的治理成績，曾文生不自覺汗顏，竟還大放厥詞。背後如果沒有人撐腰、下指導棋，怎敢囂張至此？

連日來，柯文哲的總統競選等相關經費被指有問題者包括：一，申報支付「時樂公司」五百萬元宣傳費，但時樂公司聲稱這非該公司承接業務，亦未收到該款項；其二，帳上登載支付「尼奧公司」兩筆款項，各為二一六萬及二○○萬元，尼奧亦聲稱該款項「並不存在」，亦未開出發票。其三，柯文哲在競選期間舉辦演唱會，有七十七萬元獲利，主辦的「木可公關」亦未申報。其四，近日爆出一家名不見經傳的「軍宇國際」去年改名為「蒔間」，從十月到大選就連拿柯文哲三千萬元文宣經費；但致電該公司，總機卻顯示為某會計事務所。

相關帳目不實的問題，幾乎到了每日一爆的地步，柯文哲以一句「帳目處理瑕疵」就想輕易帶過，恐怕很難。就算其中或有民進黨挾國家機器追殺之惡意，但柯文哲選過兩次市長，對選舉經費申報並不陌生；他竟能在總統大選犯下多起「業者不認帳」的風波，令人難以想像。尤其，他一向標榜清白和打弊，如今自己手上竟出現多個前言不對後語的可疑帳目和爭議公司，柯文哲恐怕也有理說不清了。

除了帳目不清，令人感到不堪的是，眾多包攬民眾黨周邊活動的公司，都是和柯文哲「沾親帶故」的人馬所設。例如，承接最多民眾黨文宣活動的「木可公關」，名稱是依「柯」字命名的；該公司董事長，則是柯文哲好友、曾任北捷董事長的李文宗之妹李文娟。問題在，李文宗亦擔任柯文哲競辦財務長，在左手與右手之間，這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小草們捐款，乃至購買競選小物，錢都可能流向「木可」。至於聲稱沒拿到款項的「時樂」和「尼奧」，其負責人戴利玲則是黃珊珊的閨密，都屬「親友團」性質，如今卻為錢鬧到反目。

最離譜的是，在這波帳目疑雲中，柯文哲之妻陳佩琪竟也莫名軋上一角，讓一池渾水更顯混濁。陳佩琪聲稱，自己要開一家「小草咖啡廳」作為柯粉的聚會場地，因自己九月才退休，便先借了兒子之名申辦公司登記，地址就設在民眾黨黨部。她說，自己雖有「犯意」，但公司剛成立，因此尚無「犯行」，請法官從輕量刑。這番舉動與自白，在在顯露她身為主席夫人格局之狹窄，缺乏應有的社會見識和法律常識，卻汲汲於蠅頭小利。試想，陳佩琪正要加入民眾黨，據稱未來甚至可能擔任備位主席。但是，以其插手政治之異想天開及缺乏分寸，民眾黨如何承受得起如此無厘頭的領導？

簡單地說，競選和活動帳目不清，加上周邊企業的嚴重「親友化」，在在反映柯文哲「用人唯親」的問題已捉襟見肘。上月監院公布各黨總統候選人競選收支，柯文哲總計支出三．五億元，雖低於賴清德的五億多，卻遠高於侯友宜的兩億；可見，其捐款之豐沛。但獻金多未必是好事，當時錢花得盡興，但到了申報時刻，卻惹來一身災禍，使自己深陷「金錢深淵」，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可怕的不只是帳目收支說不清楚，更可怕的是金錢在黨、競總、周邊公司之間漫無邊際地溢流。然後，柯文哲就不知不覺丟了清白。

老戲碼年年不變，立法院總是在會期結束前幾天大清倉，匆匆忙忙地通過一些法案；本（11）屆立委同樣傳承了這項舊習，朝野三黨日前合力加工湊出通過55項議案的數字績效。提高企業加薪抵稅比率的「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2條修正案，即是在此情況下，急就章通過的法案。這樣的修法，品質自是堪慮；尤其是，在一個效果不彰的減稅上再加碼減稅，真的就能夠提高企業為員工加薪的誘因嗎？

這數十年來，台灣人早就習慣了低薪存在的事實；即使歷經幾次政黨輪替，這個問題仍然未能根本解決。社會中不同的角色，也早已各自摸索出一套獨特的因應方法。市井小民，儘量縮衣節食，追求生活中偶爾出現的小確幸；中小企業斤斤計較成本，試圖用擠壓出的微薄利潤爭取生機；政府官僚則戮力抑制通膨，舒緩低薪困境的壓力。

這是一個極度消極、錯誤與反常的社會圖象。

當然，政府在面對低薪問題時也不是毫無作為。從陳水扁時代公司法第235條就規定，公司「章程應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至馬英九時代，再增訂公司法第235-1條，「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賴清德時代伊始，但日前卻已快速完成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修正，規定「上市、上櫃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可惜這些良法美意宣示意義較大，實際成效不高。

至於中小企業條例第36-2條給予員工優惠薪資抵稅，則是在馬政府時代制定的，原先係為了鼓勵企業多投資並「增僱」本國籍員工，而後才修法將此優惠措施擴大適用於企業對基層員工之「加薪」上。今年的修法其實是因該項抵稅優惠實施期限屆滿，鑑於社會壓力，朝野政黨無有敢反對此一優惠的延長者，甚至還競相加碼放寬抵稅門檻與提高抵稅率。最後，在會期結束前幾天，朝野協商決定將企業對基層員工加薪的抵稅率從原本的130%調升至175%。

員工薪資乃企業的經營成本，計算課稅所得時本即可全數減除，不必負擔營利事業所得稅。政府為了鼓勵企業幫員工加薪，特別准許企業在申報營所稅時，給員工加薪部分的減除可超過100%，此即所謂加薪抵稅優惠。換言之，假設員工薪資為50萬元／年，正常狀況之下，公司營所稅申報的薪資費用也是此一金額，但若企業願意為其員工加薪5萬元，則這筆增加的薪資費用在未修法前可以申報到6.5萬元，而這次修法後更可以提高到8.75萬元。

然而抵稅是否有效，端視利益誘因的大小而定。以營所稅率20%言，薪資多報1.5萬元，稅利僅有3,000元，而且只能享受一年。然薪資調高後，若員工在職還有20年，則公司因加薪總共卻須多支付100萬元。如今就算可以多報3.75萬元，稅利增加為7,500元，但相對於付出的總成本，仍屬微薄小利，難以提升企業的加薪誘因。

這樣的抵稅對企業有如嚼蠟，「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無怪乎實施成效不彰。其實，低薪問題之解決涉及複雜的產業供需面向，減稅優惠充其量只能作為短期因應措施。但既已決定採行，政府就應戮力將其效果發揮到最大。除了剛剛修完法的條文內容外，政府應再多些專業斟酌：

其一、適度延長抵稅年限，但每年抵減率可遞減，以時間舒緩企業對加薪成本壓力的抗拒。

其二、將加薪視同對人力的「投資」，亦可豁免所得稅法第66條之9未分配盈餘稅（5%）的課徵。

其三，建立獎懲並用機制，租稅既是「蘿蔔」亦為「棍棒」，企業保留盈餘用於「加薪」或「加薪加投資」的比例若低於某一水準，將被課徵10%的盈餘懲罰稅。

以上「蠟中加味」措施若能採行，加薪抵稅效果立可增進提升，賴政府應慎重考慮。

認真來看，我們的體育實力在這些年的深耕之下確實有進步，因為國家有實質經費補貼，不像以前多是靠選手自家支援，在國際名列前茅後再予以獎勵的錦上添花；不過這樣的做法也產生一些後遺症，像我國二○○八在奧運跆拳道項目上大放異彩，國家也針對性補助，但如今跆拳道發展似乎並無長足進步，這難道不需要檢討嗎？

之前「制服組坐商務艙，選手坐經濟艙」之類的新聞出現後，問題才開始被檢討，因為掌有資源的人不懂體育或有私心，所以不願意建立一套公平公開的制度，讓資源無法運用在最有利的位置上，甚至因為派閥之見而扼殺優秀的運動員。如今連李洋這麼年輕的選手都想競逐羽協理事長，難道不是他看到了一些問題嗎？

賴清德總統致電金牌選手的父母親，我們肯定他支持體育的用心，但希望賴總統可以對體育發展問題作真正的檢討，否則恐被認為是在蹭奧運金牌熱度，這對體育發展絕對弊大於利。

擺開兩岸關係是否適用國際法問題，基於海峽兩岸政府各不隸屬之政治現實，且雙方各自頒布領海及鄰接區法，依此，中共軍機飛進台灣周遭海域上空，是受國際海洋法與相關領海內國法之規範。

台灣在一九九八年元月公布施行領海法，並於次年公告採用混合基線畫法，畫出圍繞台灣本島之領海基點基線，之後於二○○九年修正「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

領海基線內之全部水域屬台灣內水，正如內陸一樣，台灣享有充分完全的領土主權，除非訂有通商、通航協定或遭遇天然災害意外等事件，外國飛機或船舶沒有飛越或通過的權利。

領海基線向海量起十二海里是台灣的領海，台灣同樣享有主權，外國在此海域唯一權利是船舶的無害通過，飛機或其他航空器（包括無人機）不可飛入。依據我領海法，外國船舶在我領海內雖享有無害通過權，但軍艦通過必須事先通報。

領海基線向海量起廿四海里是台灣的鄰接區，台灣享有有關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管轄權，外國船舶享有航行自由，飛機或其他航空器（包括無人機）也可飛越。

就兩岸關係而言，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台灣公告有禁限制水域，範圍與台灣所主張之領海重疊，但不完全相同，中國大陸公開否認此水域存在。

依據國際海洋法與台灣海洋相關法規，大陸的船舶或航空器（包括軍機與軍艦）是有權飛入我鄰接區外界線外之海域和空域，行使航行與飛越的自由，此不衍生違法侵權問題。

同樣，大陸的船舶與飛機（此包括軍艦和海警船等公務船）是可在台灣所主張之領海外界線外之鄰接區行使航行與飛越的自由，此亦不衍生違法侵權問題，但如果持續往領海甚至內水方向前進，就產生軍事安全和法律管轄權問題。

狹義並嚴格適用國際海洋法和台灣海洋立法，大陸的船舶（此包括軍艦和海警等公務船）是可在台灣所主張之領海行使無害通過權，但軍艦與公務船等要事先通報，而有害或無害亦由台灣執法機關認定。

至於在台灣的領海上空（更不用說內水上空），中共戰機、偵察機或無人機等航空器不可飛入，沒有無害通過或飛越的任何權利。一旦飛入，可以予以驅離，甚至擊落。一九八三年，一架韓國民航客機飛入俄國領空就發生被擊落的悲劇，軍機更具威脅性。

我政府一再公開宣示，一旦中共飛機（主要是軍機、軍事用途航空器或無人機）飛入台灣所主張之領空，我可行使自主防衛權，若飛入內水上空，安全威脅勢必更大。

媒體有關中共軍機飛入台灣所主張之內水或領空，或軍艦駛入我領海範圍之報導可能有誤差。但若報導屬實，我政府相關單位卻沒有採取反制作為，將衍生極為嚴重的國家安全與海域侵權行為後果。

呼籲國防部以負責的態度向國人說清楚講明白，不可以打迷糊仗！

扁家當年被爆出帳戶有鉅款，陳幸妤反駁說，台灣有哪一個候選人誠實申報競選經費？但是曾經就有政治人物誠實申報選舉支出，而且支出超過法定上限還被裁罰，他仍然不改其志，這人就是陳定南，柯文哲素人從政的典範。

根據「再見青天」陳定南紀念部落格引述二○○八年的一篇報紙投書，陳定南選省長時開銷的憑據和細目，經過多年仍然完整保存在紀念他的基金會，電視媒體當時也報導，陳定南將競選省長的上千萬結餘款捐助給彭明敏競選總統。珍惜捐款人的付託，陳定南的每筆選舉帳目清清楚楚，公私分明。

柯文哲自稱是陳定南的進化版，競選經費申報竟然出現陳定南所無法容忍的瑕疵，柯到底是只會說討人喜歡的漂亮話？還是真清廉受人尊敬？宜蘭有七萬多個選民都想知道答案。

經濟部若為取消每年排碳六二三萬公噸、空汙一二二一公噸，且有生態、港安及國安疑慮的協和四接，而減少在北部新增高耗能設施，固可正面看待。畢竟資料中心在地受益有限，但空汙及安全風險卻是共同承擔。

Google在美國內華達州的資料中心以地熱供電；微軟為降低資料中心碳排，要求供應商二○三○年百分之百用再生能源；亞馬遜採購再生能源抵銷資料中心碳排。為何不久前才宣稱北部適合發展地熱，要全力發展地熱的經濟部，竟只會用「不要協和火電就無法供電」要脅，而無視環團倡議的協和除役後轉型「再生能源加儲能」電廠。況且，高碳排的燃氣火電，真的符合亟需減碳的資料中心之需求嗎？

經濟部曾以核二、協和除役為由，力推大潭三接，拍片稱大潭七、八、九號機可增加一九三億度電。協和二○二三年僅發廿三億度電，大潭三部新機組今明兩年陸續商轉，經濟部卻改口稱，受限電網，大潭無法補協和除役後的空缺，實有誠信問題。若有電網瓶頸，難道無法改善？

過去新竹縣市歸類在中部時，北部電力供需平衡；其後為在北部蓋深澳燃煤電廠，將有科學園區但缺乏大型電廠的新竹改歸類在北部。重新定義後的北部，成為政府一再以「中南電北送」分化國人、強推火電的談資。實則，二○二三年若扣除新竹縣市二一○點二九億度用電，北部用電剩七二○點七一度，供需大致平衡。

燃氣火電不該是協和除役後的唯一方案，節能、儲能、能源管理及再生能源等「永續四能」，才是「協和四接」的更佳替代方案。

今年法國巴黎的奧運賽場上，台灣女力表現十分亮眼，也有其他國家的女性運動員，所展現對運動生命的熱愛與奉獻，甚至堅強韌性、不服輸的愈挫愈勇精神，都值得我國和全球國家的運動員學習。

例如，我國「舉重女神」郭婞淳勇奪奧運舉重賽五十九公斤級銅牌，成為中華代表團史上首位連續三屆奧運奪牌的選手。據媒體報導，她為了克服腰傷困擾，甚至連睡覺的床墊都帶到巴黎。領獎時郭激動落淚表示：「還是要感謝自己，參加四屆奧運很不容易，最後能夠站上頒獎台很開心」。以上短短幾句話，其實已透露及展現她的長期努力和奮鬥決心。

再如，聖露西亞的二十三歲女田徑選手艾佛瑞德五日在女子一百公尺短跑項目以十秒七二的成績，擊敗美國眾多高手勇奪金牌，為這個加勒比海的島國奪下史上第一面奧運獎牌。聖露西亞為我國的邦交國家，總人口只有十八萬，領土僅為台灣的五十七分之一，國家資源與運動設施極為缺乏。艾佛瑞德向媒體透露，在自己成長過程中，她曾經沒有穿鞋、赤腳跑步，或是穿著校服到處練習跑步，目標就是希望為國家贏得一面奧運金牌。

另外，即使身障只要不斷努力也能成為優秀運動家。獨臂的巴西桌球女將亞歷山卓雖然只有左手，今年首度參加奧運，是巴西第一位同時參加奧運及帕運的選手。雖然五日的奮戰表現亞歷山卓敗給強敵南韓，但全場觀眾起立鼓掌向她致意。現年二十九歲的亞歷山卓是在幼兒時因血栓而右臂截肢，她告訴法新社：「多年來我一直努力取得奧運參賽資格，我知道很困難，但我做到了，如今來到巴黎，我正在實現自己的一個偉大夢想」。

今年奧運年齡最大的是六十九歲的澳洲馬術女選手漢娜，距離七十歲生日僅有大約四個月的時間，這是她第七次參加奧運比賽。漢娜是於一九九六年在亞特蘭大首次亮相奧運，過去多次參加奧運雖未獲得前三名，最佳成績是第六名，但漢娜總是不怕失敗、奮戰不懈。她告訴記者說：「騎馬是我最熱愛的運動，只要我還能騎馬，我就會繼續比賽下去，因為這是我的生活，也就是我的一切」。

本屆奧運共有一萬五百名來自世界各國選手參加，女性參賽者數量亦達到百分之五十的比例，可謂是性別平等的一屆。其中許多國家的女力展現運動精神，令人動容。此次台灣有許多年輕選手不分女性或男性都是第一次參加奧運，雖然落敗但實力堅強，甚至破全國紀錄；未來只要持續勤奮努力並有拚戰鬥志，相信全球會再看到台灣運動員在奧運的傑出表現。

運動員勵志故事值得一書再書，但勝負的世界卻是殘酷而現實的。一面獎牌背後，需要多少助力才能堆砌而成？以巴黎奧運得牌大爆發的拳擊項目而言，一金二銅佳績，是前輩們歷經多少年的苦心經營才得到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厥功甚偉的前拳擊協會理事長李武男，拳擊國手出身的他曾擔任基層教練。憑藉其豐沛人脈，無論從企業界或相關單位，均能爭取到贊助資源，將拳運推向高峰；他熟知每一位選手、教練的需求，對徒子徒孫們照顧可說是無微不至。如今雖已卸任，但在國內外各大賽場均可看到他為選手們加油打氣的身影。

而以柯文明為首的教練團，包含曾自強、劉宗泰及羅尚策這批中生代教練群，秉持求新求變的態度，不僅積極參與各項講習，訓練選手之餘更精進個人的外語能力，期盼在國際賽場上直接與各國教練、好手們交流，藉此截長補短並建立良好友誼，取得前往拳擊列強國家集訓的機會。此外，教練們也幾乎均以國訓中心為家，帶人亦帶心，獲得選手們百分百的信任，所下戰術才得以貫徹執行。

空前佳績乃天時地利人和，各項條件俱足而成。此時乃台灣拳運發展的轉捩點，期許奧運國手們和教練團以經驗傳承並提攜後進，讓選手日後在各項國際賽場上均能拳拳開花！

政治工作常飽受外界與敵對政黨攻擊，惟筆者認為此類資金運用爭議是最好處理的！只要在法令所允許之範圍內，公布相關帳冊及文件即可。

僅以此類型之勞務採購付款案件為例，有實務經驗都知道，一筆款項的支付，需經過請購、採購、驗收及供應商發票之四大表單所建構起的內部控制機制，這些表單亦需經由適當主管或被授權者簽名核准後，才可能執行付款；對於外界質疑缺乏發票但帳載付款之情事，僅需提出相關單據文件，就能信服於公眾，杜悠悠之口。

此外，依我國目前政治獻金法規定，僅需於選舉結束後，將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的會計資料向受理申報機關申報。至於選舉前呢？僅規範必須設帳記帳，並將收到的政治獻金匯入指定帳戶等；換言之，就因目前法令過於寬鬆，故完全無法及時檢視競選期間各候選人選舉經費運用情況。倘若候選人於選舉期間，都無法清楚交代各項收入來源與支出流向，這樣的候選人當選後，如何期待會是個正直的公僕或民代呢？這才導致總統選舉結束已超過半年，此類質疑才被提出。盼朝野政黨積極任事，修改如此不合理之法令，讓選民在選舉期間就可以開始檢視候選人操守。

最後，依柯團隊於記者會的說明，與受其委任之會計師的回應，更是讓人摸不著頭緒；柯團隊指出，該會計師除查核工作外，還另「自行」代為調節、代替柯團隊將資料上傳至監察院。若如柯團隊所述，此會計師提供審計服務同時，亦自行帳務調整；此行為不論是否告知客戶，皆不符合審計準則公報規範下之獨立性標準。原因在於，會計師若執行財務報表查核工作，責任在於「查核」，而非「帳務處理」，不允許所謂的「自己做自己查」，以便維持審計工作之獨立性。但會計師則聲明強調依法提供簽證服務，言下之意，僅執行查核工作，自無涉帳務處理，雙方各執一詞，讓人無法釐清真相。

故建議柯團隊直接向會計師公會聯繫，商請由公會直接安排不具任何熟悉度爭議之獨立會計師，再次執行審計工作，相信只要經過高品質審計工作後所提出的查核報告，除以昭公信外，更可建立好的先例，端正選風。

德國哲學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認為，婚姻是一種延續男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體制，是一種「確保擁有權」的形式。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婚姻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用以確定財產的轉移（繼承）。婚姻的意義不在於一男一女的組合或家庭的形成，而在於權利移轉的契約關係及擴展社群的關係網絡。透過婚姻，一個人的身分和地位發生變化，成為丈夫或妻子，相關的權利也因此移轉。因此，古代家族的族長對婚姻對象有發言權，常常有指腹為婚、門當戶對、媒妁之言這類說法。

在古代的男系社會中，一夫多妻通常與財富的多寡成正比。古語「娶妻娶德，納妾納色」表明「妻」主要解決財產轉移問題，而「妾」則是滿足生理需求。窮人則採取了特殊的做法，例如「典妻」制度，將妻子租借給他人來收取租金，妻子在他人家中生育後再回到自己的家庭。在「典妻」制度下，女人僅僅是財產轉移的工具，未被當作人來看待。

今日社會以一夫一妻制來確保財產歸屬，避免混亂。這套制度無法完全解決生理需求，因此伴隨性工作者制度，成為社會常態現象。

在「共產」制度的社會，由於不存在財產轉移問題，因此不需要一夫一妻制，但可能會採取「共妻」的制度。一九一八年三月，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上公布一項命令，要求「十六至廿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共產黨不需處理財產歸屬問題，而「共妻」的目的是為了增加人口紅利，以強化國家力量。

納粹德國的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發起了「生命之源」計畫，主張強壯的黨衛軍應該與願意生育的德國女子繁衍後代，以支持「元首」的需要，使得黨衛軍成員可以合法地與多名女性建立性關係。一九三九年，黨衛軍被派往波蘭作戰，希姆萊擔心優秀的黨衛軍戰死，德國會損失精英，要求貫徹「生殖令」，黨衛軍無論在婚姻內或婚外生小孩，與消滅敵人同樣重要。布爾什維克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公有化」，即將女性視為公共資源進行管理。

結論是，人類結婚，彼此相愛，為愛轉移財產，是合理的做法。婚姻作為一種人類文化的核心機制，其背後涉及個人自由、性別平等和尊嚴等價值。如果將ＡＩ納入婚姻制度，可能會挑戰傳統上對於伴侶間情感、責任和家庭角色的理解，進一步擴大社會中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之間的分歧。

另外，ＡＩ技術發展的速度和潛力也提出了需要深思的問題。我們必須考慮到，如果ＡＩ具有情感智能和自主性，是否應該給予其與人類結婚的權利？這不僅關乎對ＡＩ權利的尊重，也牽涉到對人類社會道德觀的重新評估和調整。（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