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電宣稱，它是參考「國際經驗」，暫停北部地區的資料中心申設，建議企業移至電力充裕的縣市設廠。台電所謂的「北東」和「北西」，指的正是新北、台北、桃園、基隆、宜蘭等五縣市，這五縣市人口加總九七○萬，占全台人口四成二。台電既對自己的供電責任打折扣，那麼北部的千萬居民也沒有義務納稅補貼台電；因此，請立委依比例刪除這筆補助款。

說來荒唐，台電區區一家國營事業，竟敢「指定」國內外投資人得在哪裡設廠，不得在哪裡投資，董事長曾文生自以為是誰？就算他是經濟部長，甚至是行政院長，也得依法行政吧？請問，如此無理的要求，是根據哪個法令哪個法條？他隨便參考一下國際經驗，就能拿來台灣耍威風嗎？有這種董座，台電怎能不慘賠！

充裕供電服務人民是政府的責任，但賴政府卻胡亂關掉可用的電廠，導致電力不足。然後，台電哀號虧損，求政府補破洞。這種無賴與流氓的雙簧遊戲，真能吃定百姓嗎？北部居民要忍受這種勒索嗎？

回顧全案，位居幼兒園把關前線的台北市政府必須負起主要責任。整起案件橫跨前後任市長柯文哲和蔣萬安，面對外界批評調查消極怠惰，蔣萬安多次親上火線強調此案是他上任接獲的第一個通報，並立即做了涉案人終身不得任職教保等處置，卻又因市府官員的「誣告說」讓事件越演越烈，蔣萬安只能道歉止血。

對狼師並無斷然作為的前任柯市府好似船過水無痕，積極處理的蔣市府反落得完全背鍋下場，這雖是市政延續的結果，卻也處處可見有心人士的政治斧鑿痕跡及網路獵巫心態，那裡是真心想補破網？

就以官員「兒童也有可能說錯」的「誣告說」為例，官員回應的確不當，也會被認為推誘卸責或包庇心態。但無罪推定是法治社會重要原則，過去亦不乏兒童被誘導或錯誤指控情形，新北市幼兒園餵藥案就是明顯事例；何況，揭露可提醒加強防範，但也可能產生集體被害恐慌、被貼標籤、機構被迫關門等副作用。但在民粹獵巫氛圍下，一句「官員白目」即足以輾壓所有理性討論，有多少人在意是否「愈補愈大洞」？

其實蔣萬安道歉的同時，也提出希望中央對可否公布擬定更明確的原則規範；機構隱匿不報應提高罰則，且應有刑責；設立涵蓋相關法令的專區，明確公布標準等三大修法方向，這些都是中央的責任，而且是更關鍵的補破網作為。

各界關注如何加強兒少事件的預防、通報與調查。多數人主張應在幼兒園與托育場所普設監視器並上傳雲端集中保存，認為可以無死角防範狼師性侵或虎師虐童事件，避免吃案。但幼教團體質疑，讓幼童與幼保人員時時置身「老大哥」監視懷疑目光之下，毫無隱私及尊嚴可言！此外，上傳雲端仍可能被駭客入侵，該由誰負責保存、真能保證不會外流？目前各縣市與公私幼作法不一，應有完善的溝通與妥適的規範。

再如通報及揭露爭議，私人幼教機構不比公設或大型私校，一旦曝光即可能因遭網路圍剿被迫關門，在要求機構主動通報或鼓勵內部員工吹哨同時，若未能兼顧其生存權或工作權，怎可能有效揪出狼師虎師？而揭露須以避免再度發生為優先考量，也必然會與相關人的隱私或權利牴觸，故須有嚴格規範；但法令過度限制媒體報導範圍，也讓保護兒少的法令變成狼師虎師的護符，主管的衛福部其實是共犯，近日雖放寬報導限制，足資識別兒少的標準仍難認定，揭露效果存疑。

至於兒少事件最核心的調查部分，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需成立調查委員會，但各縣市啟動方式、人員組成不一致，可能導致判斷落差；且幼照法只能規範幼兒園，難道安親班、課輔班、才藝班或其他場域就不會發生？就不需要調查委員會？有綠委建議幼照法應明定組成方式及人員資格、專家比率等，恰恰點出中央修法之怠惰與疏漏。

對於侵害兒少或是放任侵害兒少者，絕對不能姑息；但在預防侵害、發現真實、嚴懲究責及彌補疏漏的同時，更要避免將少數人的罪惡及傷害，無限擴散到其他幼童及幼教工作者。綠委大批柯市府和蔣市府，卻忘了中央的責任。畢竟政治操作簡單、修法容易，真心補鍋才難呀！

為了防止中國大陸將汽車零組件輸往台灣組裝，化整為零以整車銷售而衝擊到國內市場，經濟部最近規定整車組裝須符合在地化零組件採購比例，即所謂自製率的要求；另外也規定自製率程度須逐年提高，以強化與台灣本土供應鏈的連結。由於這項新規定，導致部分國產車廠生產受影響，必須停止接單。

新規定主要針對中國大陸，範圍除了陸資企業之外，也包括陸資所併購或合資的國際品牌，另外也納入在中國大陸生產的國際品牌。因為台灣長期以來禁止中國大陸整車進口，但並未禁止中國大陸零組件進口，所以近來有國內業者進口陸資併購國際品牌生產的零組件組裝成整車，以國際品牌名義行銷，在品牌效果加持下在台熱銷。

此種實際由陸資企業生產，但以國際品牌行銷的方式，雖然並不牴觸經貿規範，但不免會有「掠美」之嫌，更排擠到國內整車及零組件市場的發展；因而促使經濟部推出自製率的規定，以降低對本國產業的影響。

自製率以往為開發中國家普遍使用的政策，台灣過去對汽車產業也有自製率的規定，但因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範，在台灣加入WTO即已取消。此次再度使用，雖然只針對中國大陸，具有降低目前過度依賴大陸的作用，但絕不可輕忽其他層面所產生的影響。

中國大陸去年針對台灣長期禁止大陸2,455項產品輸台，展開貿易壁壘調查，而後則以構成貿易壁壘為理由，終止ECFA部分早收產品關稅優惠為報復。而目前自製率規定等同增加對中國大陸更多的進口限制，在兩岸關係不佳下，有可能會引起大陸更多的報復措施，甚至會波及到其他產業。

其次，自製率規定也適用在中國大陸與陸資合資的外資企業，以及在大陸的外資企業。過去曾有其他國家關切台灣對大陸的進口禁令，而影響其企業營運。特別是台灣正面臨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的關鍵時刻，CPTPP自許為自由貿易協定中的黃金標準，也要求申請成員必須符合協定的高標準。台灣的自製率措施有可能會影響到CPTPP成員的企業在大陸營運，因而引發爭議，並不利台灣爭取加入CPTPP。

近年來中國大陸車輛產業成長快速席捲全球，對各國形成不小競爭壓力，台灣也不例外，目前中國大陸已是台灣汽車零組件最大供應來源，然而防堵大陸零組件大量輸台也並非沒有其他替代方案，例如對於低價進口的大陸零組件，可以啟動傾銷調查而課徵反傾銷稅，也可以考慮調查大陸廠商是否有接受其政府補貼，形成不公平競爭，進而可課徵平衡稅。另外，台灣目前原產地規定在國內附加價值率至少達到35%，才符合台灣製造；未來可以考慮提高此一門檻，也同樣具有提升在地化程度的功能。

除了生產端之外，在消費端方面，對於由大陸進口零組件來台組裝，並冠上國際品牌行銷的模式，對消費者具有不小吸引力。政府可以要求業者對消費者揭露更多資訊，讓消費者瞭解國際品牌的產品並非在品牌所在國生產，以降低市場追逐國際品牌的風潮。

另外，最近歐盟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控告台灣離岸風電國產化政策違反WTO規範，也是針對自製率的規定。事實上，由於WTO已經明文禁止使用自製率，雖然台灣對離岸風電國產化有不同的解讀，並主張實施的必要性；但歐盟對台灣的自製率規定垢病已久，終於在WTO控告台灣，顯見自製率的措施並不見容於國際社會。台灣一直自認為遵守國際經貿規範，此次實施在上個世紀就被禁止的自製率措施，具有不少爭議，更宜審慎而為。

以人均ＧＤＰ來說，即令二○二二年台灣約三萬五五一○美元，一度超越日、韓成為東亞第一，但我國近年來平均薪資增幅，卻遠不及ＧＤＰ成長，而且ＧＤＰ中受僱人員薪資占比逐年降低。

就ＧＤＰ分配面結構觀察，受僱人員報酬所占比重在民國七○及八○年代平均還有約為四十九．三％，九○年代為四十五．五％，一○一到一一一年間為四十四．六％，如今受僱人員報酬占ＧＤＰ比率卻創歷史新低，除了表示企業未將盈餘合理分潤給員工外，也凸顯產業結構失衡，分配不均日益嚴重。

尤有甚者，當勞資分配不均，經濟成長果實多落到資本家手上，貧富差距何以不擴大？日前主計總處時隔卅年再次發布「國富統計報告」，一一○年最富裕的廿％家庭財富是五一三三萬元，但財富資產最少的廿％家庭，平均每戶僅有七十七萬元；兩族群差距高達六十六．九倍，顯然比民國八十年差距十六．八倍大很多。

台灣人均ＧＤＰ成長，但分配惡化，加上不動產與物價飆升；拚ＧＤＰ並非國家的首要目標，改善貧富差距才是人民之福。

至於私立大學教（職）員薪資待遇調整，在財源自主下，主要是仰賴學雜費收入提撥調整，各校財務狀況不一，調整幅度自不能與公立大學相提並論。教育部雖宣稱，在一一一年及一一三年軍公教兩次調薪，私立大學透過獎補助款項協助改善待遇，各校補助多寡是根據學校教職員生人數及校務發展精進計畫提出申請，各校補助款項不一。據了解，一些頗具規模的老牌私立大學學生人數雖近萬，即使教育部提供補助，但卻非用於人事費，仍感到調薪相當吃力，必須刪減其他開支，以應所需。

目前在高教領域居多數者是教改後新設的私立大學，近年來在少子化衝擊下，學生人數逐年遞減，學雜費收入已不敷校務支出，若董事會不再挹注資金，在教育部補助款項有限下，各校依財務收支情況，調薪不一，有經費不敷開支故不調者，有略調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者，形成高教領域調薪的雙軌制。一些優秀的教師有機會就轉任他校，影響學校的穩定及學生學習成效。

從財務支出的屬性上來看，公共財是滿足社會大眾的慾望，無排他性，以政府支出為主體；私有財則是滿足私人慾望所支出的財貨，具有排他性。除此二種財政支出外，美國財政學者馬斯格瑞夫提出另一種財貨的屬性，稱之為殊價財（Merit goods）或準公共財，是滿足社會大眾兼及私人的慾望，但當消費者消費不足時，此類財貨的支出由政府補助來達成。例如今年凡考取私立大學入學者，政府一律補助三點五萬元，即屬此項財政支出的性質。

明年政府對軍公教人員調薪百分之三，雖有補助私立大學，但多數學校均感負擔沉重，特別是學生不多者，財務狀況已吃緊，在經費不敷支應下，已聲明無力調薪，影響教師的情緒並導致不滿。建議教育部據此向行政院爭取預算，按學校規模、財務狀況，給予不同比例補助，達到公私一體調薪之標準。

我國早期體育最高行政單位係教育部體育司，從一九五六年墨爾本奧運會開始參加奧運會的比賽，到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前後九屆總成績為三銀二銅。一九九七年教育部體育司升格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至二○一二年降級為教育部體育署，十五年間參加四屆奧運會，總成績為四金四銀八銅。但從二○一二年至二○二四年體育署主政期間，只參加三屆奧運會，反而勇奪五金四銀十四銅。由此可見，奧運成績與體育主政機關升格與否沒有絕對關係，反而在教育部體育署主政期間，奧運成績表現優於體委會時期。

再從世界各主要體育大國是否設有體育部探討，美國聯邦政府並無體育部，體育皆由各州辦理；ＯＥＣＤ先進的三十個國家，其中央政府也皆無體育部，只有大陸在中央設有國家體育總局，但不是部會組織，惟共黨國家體制是否可供參採？因此體育署是否升格為體育及運動發展部，請行政院慎重思考。

學校教育重點是德智體群美，體育是教育一環，所謂運動加教育才是體育，運動要發展，主要是靠教育，學校體育績效會影響我國亞、奧運成績。因此教育部體育署升格為體育暨運動發展部，把體育與教育分開，會不會重蹈當年體委會覆轍？值得深思。

我國運動成績的表現與是否升格為體育暨運動發展部，並無直接關係。筆者誠摯建議將籌設體育暨運動發展部增加的組織員額及預算併入教育部，教育部只要增設運動發展署，加上原有的體育署，必能強化運動專業及產業。未來教育部長或次長亦可由體育傑出的學術人才擔任，讓教育與體育結合，何必為了增設體育暨運動發展部而修改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學校體育績效好，運動成績自然不落人後，千萬不要把體育與教育分開。

過去非洲若干國家與我國斷交後又復交，例如賴索托，最終又斷交。此一現象以天安門事件後最明顯。國防與外交代表國家主權，台北與北京在外交的爭戰只是兩岸全面競爭一角，蔡政府以為繞過中華民國或中國的爭議，以模糊話術「中華民國台灣」對內糊弄人民，對外就可另闢蹊徑，不再與中共糾纏於「一個中國」。她引用國際聲援台海的聲量為斷交後遺症解套，統稱之為「踏實外交」。設若民進黨當局不在乎中華民國邦交國多寡，何以每次斷交後，總是氣急敗壞地指責友邦需索無度，甩鍋中共打壓？為何如今又對來自宏都拉斯的試探氣球急於表態？

蔡政府任內，無論是在不為國際承認的索馬利蘭地區開館，或是在立陶宛設辦事處，觀察外交主管的大外宣，皆以新館館名以台灣為名而沾沾自喜，國內媒體也隨之唱和。當年宏都拉斯是在蔡英文任內與中華民國斷交，如今宏國大選的氣球高掛，對岸也非省油的燈，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未來值得關注的是，賴總統如能扳回一城，將來在建交公報上，他究竟會在意宏國恢復與中華民國邦交，抑或與「台灣」建立新邦交？

然主計總處官員表示，一一二年高低家庭所得可支配倍數下降，主因為經濟成長、失業率低等，另外去年全民普發六千元「還稅於民」，對低所得家庭的社福效果非常大。資料顯示，在沒有任何政府移轉支出政策前，最高與最低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為七點四九倍，若一一二年還原後的貧富是七點四九倍，可能會是史上最高紀錄。

此外，若依據主計總處四月公布的「年家庭財富分配統計」報告，一一○年前百分之二十家庭之財富平均為五一三三萬元（富組），後百分之二十家庭之財富平均為七十七萬元（貧組），貧富組差距達六十六點九倍，比八十年的十六點八倍大增，甚至級距翻倍成長，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是不爭的事實。

今年，主計處公布台灣家庭貧富差距數值有兩組，此數值是所有政府官員、學長專家、百貨商家、社會人士做為施政、研究、計畫等最關注的重要指標。至於這指標，究竟要以已加入還稅於民六千元後的六點一二倍，或以還原政府移轉支出前的七點四九倍，何者較具社會公信力與實用性呢？甚至，是否應以「一一○年家庭財富分配統計」報告的六十六點九倍當依據？還需好好思考。

事實上，今年度規畫內之所有尚未完成的國家考試，皆已依法組成了典試委員會，立院在新會期開議後行使任命同意權，還不至於影響考生的權益。因為，各項考試的典試委員長雖由正副院長和考試委員擔任，即使正副院長和試委的任期屆滿後，已特派為典試委員長者仍可繼續主持典試工作。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考試院所職掌的重大決策及對部會業務執行的監督，均採院會合議決定的模式，而正副院長及試委則是院會最主要的成員。因此，考試院組成新一屆院會的空窗期如果太長，舉辦國家考試自是首當其衝面臨的困境。

上屆考院因對民進黨提出的年金改革有所質疑，在時任立委的監察院秘書長李俊俋吹響「正面迎擊」的號角下，民進黨在立院提出了「考試院組織法修正案」，欲將考試委員刪減為三人，且改為僅擁有研究諮詢的建議權。黃榮村院長不妨請教李俊俋，對於影響國家考試的舉辦及考生權益等疑慮，民進黨有哪些配套的改革良方？

此外，四年多前筆者曾經參加立院舉行的試院人事同意權公聽會，當聽到時任國民黨立院總召林為洲說「國考委外辦理行之多年，辦理成果也都不錯」時，也驚見到猶如初降凡界的「天兵天將」。

立院雖無以臨時會行使同意權的必要，但新一屆考試院院會愈晚組成，的確愈將使依法舉辦國家考試發生困境。儘管如此，試院高層和民進黨對人事空窗期可能導致的運作危機，不妨誠實地從實務角度告訴大家，超然獨立及具嚴謹內控機制的考試院，對於舉辦國家考試來說，是否真的可輕易地由行政院所取代？

考試權獨立係承襲自中國的政治傳統，並以文官制度為其核心職權。此對台獨民進黨提名的高層人選來說，本難認同這套體制所體現的政治理念，這才是考試院面臨的最大困境。

考試院具有制衡行政院的憲政功能，但四年來幾乎成了行政院的「考銓文官部」，不僅無法監督行政院人事總處，也沒印象對行政院的政策需求出現過「雜音」。甚至於，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曾因撫卹個案公開震怒開砲，銓敘部隨即「遵示」辦理，而考試院院會則噤若寒蟬。

近來柯文哲之妻陳佩琪自曝用兒子之名開公司，引來綠營律師指控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刑法，媒體繼而大肆報導與評論。事實上，陳佩琪在法律上並不是公司負責人、董監事或擔任職務，本無涉及違法。而考試院為主管機關卻無心釋疑，說明了對自己的職權也是無心。

民進黨視考試院為雞肋，並不在意立院何時行使任命同意權。但在野黨卻需了解，若未能適時完成同意權行使，又將給民進黨得到可指控違憲的證明。因此，立院行使同意權的時程雖無近憂，但在野黨仍需有遠慮。

然而，月前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等四案件之聲請人，卻提出了所謂「總統向人民負責，不向立法院負責」之論述，主張可拒絕去立法院「國情報告」並「依序即時回答國政問題」。

此一論述之荒謬，在於全未說明總統要如何向人民負責！

事實上，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字第六四八二號刑事判決，對於陳水扁的龍潭購地案的判決先例，已彰顯了總統貪汙，向人民負責之方式。該號判決宣示：「總統對於行政院重大政策或各部會之行政行為，一旦親力親為，親身參與，影響、干預或形成特定結果或內容之決定時，均與其總統職務具關連性，為其職務實質影響力所及，自屬其職務上得為之行為。從而總統就國家重大財政、金融政策，一旦親身參與或干預，對於主管部會及該特定結果，即具有實質上之影響力，自不得藉此職務上所得為之行為，收受對價」。

前人有言，錯誤的決策比貪汙可怕！總統貪汙要被判罪服刑，那錯誤的決策，如疫苗、快篩、混蛋、光電決策是否有錯？豈可不讓代表人民的立法院知曉？豈可不用向人民負責呢？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是要對代表人民的立法院負責的！立法院也可以追究總統責任的！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規定，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之同意後，可以提出總統之罷免案，追究總統之國政責任！

又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七項規定，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立法院也可以提出總統彈劾案，追究總統非法亂憲之責任！

另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後，十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是以，立法院有權要求總統報告其發布緊急命令之妥適性與必要性，以及是否合乎比例原則等，來決定應否同意總統發布之緊急命令。

再者，國安會組織法第八條前段明文規定，國家安全會議及其所屬國家安全局應受立法院之監督。賴清德總統身為國家安全會議主席，豈有不受立法院監督、不向立法院負責的道理！

已故吳庚大法官在釋字第六二七號解釋理由書中認為「總統於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之行政權範圍內，為最高行政首長」，並表示「總統僅透過其國安局與國安會，就可以完全架空行政院及其所屬之國防部與外交部；立法院又如何能針對此類問題追究責任？」

此一質疑，值得大法官們在審查修正後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範時重視，並依憲政良知與憲政義理釋明！

卅多年前，筆者從美國搭機返台，託運行李居然先飛到巴黎，歷經數日才輾轉送達南部住所。幾年前到法國旅遊，託運行李在轉機時沒跟上，整趟旅程竟無法及時取得託運行李。那次轉機前後的兩家航空公司互推皮球，又巧逢機場人員罷工及法國世足爭冠賽事，可說相當無奈與無助。後來經由各種管道的求援，行李直到回台多日後才姍姍來遲，所幸一切完好無缺。

人比人，有時雖然會氣死人，但有時也能寬慰人。日前讀到一則國外新聞報導，敘述某位旅客從德州達拉斯機場飛往加州好萊塢柏本克機場的淒慘際遇。因美國航空班機延誤，她滯留在達拉斯機場過夜，隔日才改搭其他班機抵達柏本克，而她的託運行李先誤飛丹佛，然後再從丹佛飛回達拉斯，直到五天後才抵達柏本克機場。

後來有人通知行李已經送到她家，但她開門一看卻是別人的行李。所幸她在自己行李裡置放一個物品追蹤器Apple AirTag，因此可以用手機的「尋找」軟體來查看行李的定位。當她打開手機尋找AirTag的位置時，定位地圖顯示AirTag就在好萊塢大街上，行李箱正沿著西大街緩緩移動，最終停在聖塔莫尼卡大道和西大街的交會處。

當她抵達行李定位處附近時，發現自己行李內的物品，竟落在一位流浪漢的購物車裡，而被拆封的行李箱則顯得非常凌亂不堪。沿途還可看到幾十個全新的名牌行李箱，散落在西大街和日落大道上。這位旅客搭機飛往柏本克，託運行李卻降落在好萊塢的流浪漢營地，怎麼會這樣呢？

推測是因為在柏本克機場將許多延誤領取的行李隨意置放，任何人都能順手牽羊，所以誘發不法集團覬覦。柏本克被譽為「世界媒體之都」，因此受害旅客的淒慘際遇很快就被美國主流媒體報導。她說：「這種情況將會持續發生，直到有人承擔責任為止，而這必須由航空公司承擔責任。」

本來可能是一件無頭公案，但藉由物品追蹤器的協助，來有影，去有蹤，讓受害者在挨了一記悶棍後，還能回頭釐清真相，並據以申訴求償。

筆者近日搭機出國參訪，臨櫃報到前也在符合航空公司的規範下，將AirTag置入託運行李。抵達目的地等候行李時，透過藍牙裝置可在手機看到行李正往自己靠近中，精準度相當高。

要留意的是，AirTag是物品追蹤器，不是人員跟蹤器，切莫用來侵犯他人隱私。為避免不法人士濫用，當有人將AirTag置入他人的車子或背包試圖跟蹤時，AirTag會自動發出聲響。另外，如果你的手機能夠偵測追蹤器，它也會提出警告，並顯示AirTag跟在身旁的時間區段及路徑始末。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物品追蹤器雖然十分便捷，卻也衍生諸多千奇百怪的跟騷事件，大家都得當心。

（作者為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