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分四十八路，要出動多少人馬，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光看這陣仗，就很嚇人，與此案相關人士不心驚膽跳才怪。正陷於假帳漩渦中的柯文哲，表面上再強作鎮定，心裡也一定忐忐忑忑吧！畢竟，他才是拍板定案的關鍵人物。

假帳風波，加上柯文哲購置私人商辦事件的影響，民眾黨近期元氣大傷。最近，黨內已有人勸他辭掉黨主席，為民眾黨止血。如果辭主席能止血就好，萬一辭職後反而陷入京華城案這樣更深的泥淖，那該怎麼辦？但如果不辭，卻由他帶著全黨一起掉入泥潭，那會更好嗎？此刻的柯文哲，想必陷入了長考。

京華城案是否與貪瀆有關，目前仍未可知；檢廉大動作搜索，就是為了尋找相關的蛛絲馬跡。但無論如何，柯文哲給予京華城空前的八四○％容積率，完全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事。京華城營運前後不到廿年，其改建既不符合都更、也不符合危老，更造成嚴重的社會成本。柯文哲卻破天荒給予多兩成的獎勵，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短短數月的變化，鄭文燦的起落如同一個被戳破的神話，讓綠色政壇的妖行怪相都現形。五二○前，他還是大權在手的行政院副院長，氣勢蓋過院長陳建仁；六月間，他被任命為海基會董事長，好不容易保住一席官位；七月初，檢調迅雷不及掩耳地將他帶回約談，一度成功交保，遂又羈押禁見。四十七天後，俟他再見天日，鄭文燦已是被求處十二年重刑的被告。一個原本蒸蒸日上、前景看好的政治人物，何以走到今天的地步？

這次檢方提出的起訴書，長達近十萬字，仔細記錄了所有辦案的點點滴滴。如此磚頭般的重量，正是因為檢方前七年的蒐證及努力，一直受到不明力量的阻擋，而停滯不前。直到今年蔡政府卸任，內閣班子更易，賴清德祭出肅貪大旗，桃檢鼓足膽識繼續偵辦，鄭文燦才成為首位被祭旗的高官。

即使如此，檢方偵辦過程仍然阻力重重。除了不斷有人向鄭文燦通風報信，洩漏偵查進度和方向；在偵辦過程中，桃院數度拒絕檢方聲請搜索鄭文燦居所之要求，讓證據拼圖遲遲無法補齊。桃園地院的表現，讓人無法理解。試問，賴清德的肅貪宣示，如果效力只及於檢方，那又如何能收肅貪之功？

事實上，鄭文燦在地方上被稱為「鄭百億」，顯示其權力之指所觸及之處，處處可以「點石成金」。換言之，此次華亞科案查獲的五百萬元賄款，在他八年市長任內，恐怕只是「小菜一碟」。在他被押後，檢方仍在其台北住所查獲多達六七八萬元的現金，皆依固定規格捆綁。這景象，不禁令人聯想起陳水扁任內最後階段，被爆其官邸床下、衣櫃到處堆著現金。試問，高官們在自家設暗櫃、藏現金，目的何在？

最近一連串司法偵辦行動，都針對政治人物或行政官員而來，許多人為此稱許賴清德展現了肅貪的決心。不可否認的是，這也反映了蔡政府時代的包庇成風，善惡不分，導致貪腐成習。說穿了，只偵辦幾起零星個案，並不足以使吏治清明。尤其，目前行政體系從中央到地方已爛成一團；例如：有所謂警界「明日之星」不僅養小三，還幫賭博洗錢集團通風報信；有調查官教唆嫌犯作偽證，栽贓在野黨人士。當官箴已「從根爛起」，那就得下猛藥重新整頓，才有河清之日。過去七年，究竟誰在包庇鄭文燦並阻撓辦案，司法體系也應該一一查明。

鄭文燦犯下這起收賄案件，是在二○一七年九月，那還是他首屆市長的第三年。試想，如果當時就能將此案辦個水落石出，他還會有後來「鄭百億」的墮落嗎？可供對照的例子，是二○一二年在馬政府擔任行政院秘書長的林益世，他二月入閣，六月即因向廠商索賄案爆發去職。當時因「特偵組」的偵辦，果決行動毫無猶豫，迅速將行政體系的腫瘤連根拔起。反觀蔡政府，為了維持民進黨的清廉假象，不斷透過政治力干預司法，阻擋了司法體系的正義追求。蔡政府廢掉特偵組，養肥鄭文燦，是墮落的開始。

在此波外交、經濟與產業政策的同步協作下，再加上品牌業者的支持，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已經開始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動作。不只是下游終端產品組裝業者更積極的全球布局，上游的半導體業者更是首當其衝，如台積電等龍頭廠商，已陸續完成國外生產據點設置。

台積電8月20日在德國德勒斯登舉行動土典禮，預計於2027年底前量產，月產能約4萬片12吋晶圓。這是台積電和博世、英飛凌和恩智浦半導體共同合資成立的歐洲半導體製造公司（ESMC）所推動的德國設廠計畫，總計投資金額超過100億歐元。台積電繼中國大陸、美國、日本之後，在第四個外國地區所設立的工廠，這也是台灣半導體製造業走向全球的重要里程碑，代表全球科技供應鏈重組的實質進展。

不過全球供應鏈重組不應該只是將亞洲夥伴國家的關鍵產能外移，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更不應該只是單方面滿足美國、歐盟的產業需求，應該是雙方面互惠。也就是說，當美國、歐盟等主要國家探討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時，東亞國家如我國、日本、南韓等，也應思考自身的經濟安全與供應鏈韌性。

換個角度思考，當東亞國家將供應鏈延伸至歐、美時，歐美在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環節的部分，應該也要延伸、擴充至東亞國家，形成雙向、互惠的投資與貿易關係，協助東亞友好國家，形成其自身的經濟安全與供應鏈韌性。唯有全球各地區的友好國家都具備安全、韌性的供應鏈，才會是全球供應鏈重組後的最佳情境。

也因此，我們樂見美國、歐洲、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科技龍頭業者，更積極地參與在台灣本土的供應鏈、產業聚落之中，深化台灣科技研發與製造的沃土，共同強化彼此的投資與經貿關係。

而就在台積電德國廠動土的隔天，台積電的重要客戶AMD（超微）總公司資深副總裁王啟尚來台拜會經濟部郭智輝部長，並在拜會中表示，將於台南市、高雄市都設置研發據點，並與台灣的大學及業者合作，擴大研發能量。

就國際晶片業者來說，不只是AMD，原已有輝達（NVIDIA）在台灣進行研發投入，更早之前還有高通（Qualcomm）甚至英特爾（Intel）曾在台灣進行研發合作。近期因AI的熱潮，估計將帶動更多科技領域上中下游的業者，在台擴大研發與投資。

此一發展趨勢確實有利於我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價值地位提升，也可增加本土科技產業群聚的廣度、深度，間接強化了我國經濟安全與供應鏈韌性。因此，我們樂見政府持續營造更好的外人投資環境，吸引國際科技業者來台。但另一方面，也呼籲產官學研各界應共同研商，更積極思考台灣經濟安全、產業韌性的整體上位政策。

尤其在AI的發展熱潮下，台灣的經濟安全與供應鏈韌性，不應僅止於終端硬體供應鏈與半導體產業群聚的完備，或是資通訊與半導體業者多元、多地的生產布局，還應該包括軟體演算法、雲端算力與其服務、資料與其治理機制、資訊安全等數位基礎建設的完善。未來當AI應用廣泛滲透至各行各業、公共服務、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如交通、水力、電力等）時，如何確保我國相關數位基礎建設的可靠性、安全性與復原能力（韌性），不但攸關國家安全與國民福祉，也將影響未來國際夥伴投資台灣的評估，值得進一步集思廣益，共謀國家數位基礎建設的長期發展之道。

依貪汙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行為，行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可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然此等犯罪，往往具有隱密性，不易被察覺，尤其是賄賂與不正利益之證據，更難找尋，再加以司法實務對職務行為的範圍及對價關係與否之認定，乃處於模糊不定之狀態，故即便起訴，也未必能定罪，致易讓人產生僥倖心理。故為彌補公務員受賄罪可能的治罪漏洞，就必須以公務員圖利罪來為截堵。

而依貪汙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的圖利罪，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事項，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私人不法利益，即可成立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此罪，雖不處罰被動受益的私人，但於公務員來說，就算其未獲得任何好處，只要是不法圖利，仍成立本罪。這也代表，即便不收錢，但只要圖私人不法利益，還是會有貪汙罪之問題。

故以京華城案來說，除非能找到承辦公務員有收受賄賂之證據，就只能往圖利罪來訴追，至於圖利罪成否之關鍵，即是容積獎勵是否違背相關法令。而在今年一月監察院對北市府的糾正報告就指出，將商業用地準用都市更新之容積獎勵，這本身即有違法之虞。甚至在欠缺法令依據及授權下，北市府自創所謂韌性城市貢獻、智慧城市貢獻及宜居城市貢獻等獎勵項目，將容積獎勵從百分之三九二提高到五六○，然後到八四○，如此令人瞠目結舌的行徑，整個審議與決策過程處處充滿瑕疵，致使京華城因此獲得龐大的商業利益，自可能落入圖利罪之範疇。

惟因此案，市長僅是交辦此事，即便最後有其蓋章決行，但因承辦機關為都發局，且對於容積獎勵，乃由都市計畫委員會來審議，故若檢方沒找到市長有掌控整個過程及拍板定案的確切證據，當事人未嘗不可以非一人所能獨斷，甚或是對相關法律不甚熟悉，致不符合明知違背法令之主觀要件，以來為免責之正當化事由。而如此的治罪困境，也在考驗檢察官的法律與蒐證之專業。

在柯文哲市長任內，一向標榜公開、透明，期能樹立廉能政治之典範。只是如今所爆發的京華城案，甚至是有關政治獻金與選舉補助款等之爭議，不論未來是否會遭刑事訴追、定罪，但從整個決策過程來看，都使所謂公開、透明，完全破功。這不禁讓人感嘆，權力真會讓人腐化嗎？

民眾黨因政治獻金陷入同室操戈，柯文哲起初想保黃珊珊這燙手山芋，難怪黨內同袍將其視為眾矢之的，連先前與黃珊珊連袂舉行善後小組記者會的陳智菡，也遭黨員公開批判為把持黨中央的一員。民眾黨的政治圈顯然淪為「母姐共治」的少數集權，黃珊珊身為柯文哲二○二四競選總幹事，面對獻金爭議只有「間接責任」，遭停權三年，仍保有立委資格，難怪會讓整起事件陷入茶壺風暴　

民眾黨的記帳之亂已是歹戲拖棚，讓黨中央淪為眾矢之的，甚而引發同室操戈，如何挽回低迷態勢？

就法制面而言，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列事項，不適用憲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一、考試。」這權責歸屬清楚。其次，考試院的成員，為考試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均係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第三，憲法本文規定，考試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考選部長、銓敘部長、保訓會主委等並未擁有考試委員之政務職，從而與行政院之政務委員兼任部長者，有所不同。第四，這三人均由總統直接任命，未經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從而不具政治上之獨立性。本人於擔任考試委員期間，院會也曾討論如上三位部長乃至行政院人事長在考試院會之定位，但沒有作成任何決定。

於未經第十四屆考試院會議決議之下，總統逕行任命各個典試委員長，一方面違反憲法考試權與考試院會保留之規定，也明白違反典試法第二條「考試之舉行，應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核定設典試委員會。典試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一、典試委員長…」及第三條「典試委員長，由考試院院長提經考試院會議決定後，呈請總統特派之。」從如上憲法規定、法律保留，以及從三位部長之政治任命屬性而言，由之作成院會唯三成員而逕行議決國家考試事項，係違法與違憲。正本清源之道，係回到有效的政治協商解決。

執政者振振有詞說，立法院應依憲依法對個別人選行使同意權，但這是故意設下路障，而且實質上執政者的讓步極為有限，不具真誠與有效。陳水扁前總統就第十屆考試委員之任命，採取事前協商並達成妥協，名額依各政黨立法委員席次比例分配，並尊重各黨之推薦人選。從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爭議，以及NCC主任委員與委員同意權案係總統刻意拖延立法院法律修正案之公布期程，而由行政院長逕行批示依舊法留任，在在顯示執政者絲毫無意溝通協商。

這模式已經出現於大法官人事同意權案，並也將「長驅直下」援用到未來之監察委員提名，而更讓在野黨憂心。這甚至已外溢到其他施政領域。

民主是漸進的，賴總統就職演說強調，「面對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應該多數尊重少數，少數服從多數，才能避免衝突」，但就任後上演「百日烽火」，顯有差距。藍白如今非毫無戰力，但各有結構上限制，雙方存有分歧、欠缺共事經驗，從而導致協調不易。台灣民主發展進入纏鬥階段，考試院人事同意權案只是其中一個劇本。政治途徑解決才是王道，激進的、繞道性的法律解釋與見解，只會激化對立。

有趣的是，有些證據檢調掌握已久，有些醜聞早在市井傳得沸沸揚揚。不管是「遲來的正義」也好，「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也罷。當權者，總算踏出符合人民期待的一步：秋後算帳，不分顏色！

嚴格來說，「秋後算帳」比較像諺語，反映中國北方農作物一年一收，每年收成的總額要到秋天收割後才統一結算。加上西漢儒學家董仲舒認為：「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天意是「先德而後刑」，應當在春夏行賞，秋冬方可行刑。所以才演變成現在大家慣用的意義，不只是算帳，而是科之以刑！

正因為天有四時：春夏秋冬，一如日升月落、潮起潮退、生老病死，大自然是在無限循環中達到平衡。但，人總是心存僥倖，自以為能跳脫輪迴，歷史上有多少帝國由盛轉衰是起於帝王不問蒼生只求長生。即使權力民主化了，當權者依舊相信自己能跳脫天道循環，在自以為可以長期執政的僥倖心態下，不問蒼生只問自身利益，似乎已經成了台灣社會的痼疾。

於是，疫苗購買過程不用說，國際買蛋內幕不必問。只有當權力傲慢的遮羞布被揭開後，大家才會幡然醒悟，原來行賄可以這麼赤裸裸的「錢塞桌下」，大量的現金可以直接到用保冰袋藏在臥室。

有人說這是一場宮鬥劇，目的是把「大阿哥」鬥到永不翻身；有人說這一系列清理門戶，背後驅動的還是權力鬥爭的力量。但對庶民百姓來說，這些竊國而侯者，不管是兔死狗烹，抑或天理昭昭，在伸出髒手的那一刻，秋後總有那麼一天會是算總帳的日子。

二○二四年應該是北京與教廷對話的決定性一年，經過二○一八年協議兩次續簽，三度迎來續約時刻。這兩年依舊經過磨合，經歷過以下事件，可以看出教廷所謂的「成果」多少是在忍氣吞聲、多次進逼後給一次糖的果實。此外，為換來教廷國務卿所謂能夠在中國擁有穩定的存在，「宗教中國化」是教廷勢必要吞下的苦果。

今年根據協議並經雙方批准，任命了三名新主教。教廷承認建立一個新教區（山東省濰坊市，其邊界由中國當局重新劃定）。不過，二○二三年對教廷來說是不堪的一年，中國第二次逕自採取行動，在未與教廷磋商之下，擅自將沈斌主教調往上海。儘管梵蒂岡提出抗議，隨後也接受了木已成舟的事實，只能要求這種情況不再發生。

梵蒂岡在今年五月主辦「中國天主教會會議」，該會議為雙方高層會談提供了罕見的平台。上海教區主教沈斌（是北京允許的首位以主講人身分出席梵蒂岡公開活動的中國主教）在會議上演講，更體現出「宗教中國化」的必要性，儘管他以始終忠於天主教信仰這外衣來包裹住。

沈斌說：「儘管中國教會致力於不斷適應新的政治制度，但它始終忠於天主教信仰」、「中國政府實施的宗教自由政策無意改變天主教信仰，但只希望天主教神職人員和信徒能夠捍衛中國人民的利益，擺脫外國列強的控制」、「中國教會的發展必須遵循中國視角」、「今天，中國人民正在全球範圍內，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天主教會也必須與此同向，走一條與社會文化相適應的中國化道路」。坦言之，自二○一五年以來，北京一直要求宗教中國化，習近平堅持「中國宗教必須具有中國取向的原則，我們將積極引導宗教，使其適應社會主義社會」。

再談二○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獲得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未得到教廷承認）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聯合的官方機構所批准的《中國天主教中國化五年計畫》。該計畫共五千字，從未提及教宗和羅馬教廷，也沒有梵陸之間的協議；出現領導人習近平四次、五次重申天主教必須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出現了五十三次。更遑論上述兩個單位，都在管理國家宗教生活的中共中央統戰部監督下。

整體觀之，中國大陸不太可能與教廷決裂，且可能永久批准該協議；畢竟只要中國教會也宣示忠於基督福音，教宗仍會對「宗教中國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試圖敲開每扇窗口。從教廷國務卿講出「可打造任何外交模式」（幾近客製化需求）來應對，即可看出教宗的「耐心」和對大市場「牧靈」的渴望。

北韓與俄羅斯繼去年九月十三日普亭和金正恩舉行峰會後，今年七月十九日在平壤舉行的峰會上，雙方也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北韓不顧國際視線，以非法軍事交易為軸心的朝俄緊密聯繫已成定局。

據報導，中國撤除了設在大連的習近平和金正恩峰會紀念腳印銅板，並命令中國國內約十萬多名北韓勞工回國。北韓也採取了反常措施，今年五月廿七日，韓日中峰會通過包括「韓半島無核化」在內的共同宣言後，北韓當晚還發射了軍事偵察衛星二號表示抗議。

此外，在平壤朝俄峰會後，以金正恩的名義向在中國工作的北韓外交官下達了「不顧中國的臉色辦事」的指示，並限制北韓境內華僑移動、中斷通過中國衛星傳送的朝鮮中央電視台訊號、更換俄羅斯衛星，不和諧的面貌不斷暴露出來。尤其是象徵「中朝血盟關係」的韓戰紀念活動，中國大使王亞軍沒出席，實屬罕見。此外，台灣賴清德今年一月當選總統，沒有作出任何反應；也沒有對中國發生的大規模地震和泥石流事件發出慰問信。相反地，日本發生地震，北韓卻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發送了正式慰問信。這些現象與中國所強調的「與朝鮮維持著傳統友好合作關係」，背道而馳。

事實上，北韓從金日成主政時期開始，就通過遊走於中蘇之間的鐘擺外交獲得了利益。金正恩加強朝俄關係，一方面壓迫美國，一方面刺激中國的支持。北韓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無可奈何，但在政治、外交、軍事領域，不願隸屬於中國的傾向很強。從傳統的朝中關係來看，朝俄關係的密切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特別是，北韓試圖擺脫中國的控制或進行這種嘗試本身，對中國來說就是非常不便之事。如果中國幫助俄羅斯與北韓，很有可能形成與美國直接對決的局面。因此，隨著國際制裁朝俄及朝俄關係的加強，中國在表面上只能與北韓保持外交距離。同時中國作為同時與南北韓建交的國家，以對北韓的影響力為媒介，對南韓行使影響力也會受到制約。

儘管如此，目前中朝關係出現的種種現象，可以看作是暫時的調整關係，中國仍然認為北韓是戰略資產。中國面對國際社會制裁北韓持消極態度，並仍以「民生」的名義間接支援北韓。對中國來說，反對朝核和反對北韓有著明確的區分。因此很難期待中國對北韓的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問題在於，北韓已不再是以前的北韓，北韓已經進行了六次核試驗，並擁有洲際彈道飛彈威脅世界。

朝核高度化絕對不是中國的責任，中國外長王毅今年二月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曾主張，中國是在劇變的世界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負責任的主要國家」，要防止因朝俄關係密切而導致北韓的錯誤判斷，期待以中國為首的相關國家緊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