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從卅日清晨七時被檢廉叫醒搜索、約談，到半夜二時檢方訊問京華城案時，已經折騰十九個小時。經過拒絕疲勞偵訊、當庭逮捕、提審被駁、繼續訊問，最後聲押禁見，柯文哲應該搞不清楚過了多久，但他終於可以喘一口氣時，這一路鬥法已經鏖戰卅六小時了。

在一般民眾看來，特別是在小草眼裡，這不是疲勞訊問，什麼才是疲勞訊問？

刑事訴訟法禁止疲勞訊問，疲勞訊問的筆錄在法庭上也無證據能力。不過，柯文哲抗議的夜間車輪戰疲勞訊問，台北地院卻為檢方背書，不少法界人士也認為合法；即使阿北可能十九小時或卅六小時未曾闔眼。

一日雙塔累，或車輪戰偵訊累？這是個問題。俱往矣，阿北不必再提當年勇。檢調廉大軍壓境，到沒有柯辦的民眾黨黨部搜索柯辦，問木可資金流向卻用京華城案逮捕，柯文哲必須應對的挑戰，遠比南北雙塔巨大。

國人都支持司法偵辦貪腐，只要程序正義、符合比例、不分藍綠白。許多人突發奇想，如果超思雞蛋案和高端疫苗案，檢調廉也有挑戰阿北的效率和積極性，司法就能像南北雙塔那樣發揮燈塔效應。可惜，這畢竟是奇想！

不同於過去八年民進黨在立法院過半，如今國會三黨不過半，且藍白聯手抗綠，賴總統如要求人事案過關，必得兼容並蓄，拋開黨派成見，尊重在野黨意見。不過，賴清德的大法官人事提名，從提名審薦小組組成就充滿爭議，成員親一色親綠人士，會選出怎樣的被提名人，已現端倪。

其中提名姚立明，最令人詫異。姚雖是學者出身，學術表現並無特出之處，且非在司法官或律師等實務領域。其所謂「富有政治經驗」的正式職務，不過是擔任一屆立委。姚立明所以出線，唯一「實績」就是「賴清德總統競選總部總幹事」，因此輿論普遍譏為酬庸。不過，賴清德此一提名的背後考量，並不僅止於酬庸。作為「政壇變色龍」，以姚立明出身新黨，曾參加倒扁紅衫軍，投入紅黨，後挺柯文哲，又轉支持姚文智，最後輔選賴清德修成正果的資歷，如果成為大法官、司法院副院長，全力為綠營擔任急先鋒，自不待言。

其實大法官提名爭議，不只姚立明一人。提名為院長的張文貞、大法官的廖福特、何賴傑都長期親綠；張文貞是反藍白國會改革的指標性法律學者，廖福特則是「關中天」舵手之一，何賴傑也曾痛批下令驅離太陽花學生的時任行政院長江宜樺。至於挺黨產條例的劉靜怡，近年雖對綠色執政有諸多微詞，但挺拔管立場亦令人印象深刻。面對未來朝野大戰，賴總統從民粹召喚青鳥，到司法捍衛政權，甚至台獨法理操作，已在超前部署。

提名親綠的張文貞擔任司法院長，泛藍轉綠的姚立明擔任副院長，賴總統意欲塑造用人不分藍綠形象。看似「綠藍配」的提名策略，也出現在考試院正副院長上。考試院長被提名人是鐵桿綠的周弘憲，副院長被提名人則是具藍營家庭背景投綠的許舒翔。所以這不是什麼「不分藍綠」，而是「用人唯綠」、「在野黨輸誠也能被重用」的訊號。

大法官地位崇隆，且有解釋憲法、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及總統副總統彈劾案等重要職責。賴總統提出的大法官提名名單，並不符要求；可以預料，未來要在立法院全部通過，一定難上加難。

然以賴清德不顧雙少數現實、屢屢引戰來看，用充滿爭議的提名名單讓朝野政治惡鬥再起，恐也是策略之一。從之前考試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人事案遭立法院擱置後的操作來看，未來賴政府將依樣畫葫蘆，操作「在野黨讓憲法法庭無法運作」惡名，賴政府則鑽巧門獲取政治利益。考試院和ＮＣＣ人事案，賴政府操作本質就是認知作戰。考試院人事延宕，民進黨說恐影響國考，結果考試院在本屆任期結束前通過應變方案，國考將可順利舉行；ＮＣＣ人事未過，行政院自行解釋法令，讓副主委翁伯宗續任，還說可能會影響蘋果新手機上市，結果只是修改內規就解套。

除考試院、ＮＣＣ和大法官外，中選會、監察院等人事案也將陸續登場。賴清德把人事當酬庸、把獨立機關當打手，在野黨應嚴格把關。如果提名人選不適格，人事案未通過，影響政府運作與人民權益，後果應由橫柴入灶的賴政府承擔。賴總統只有充分尊重立院多數，提名超越黨派且適才適任，才是正道。

「新青安專案」始於財政部去年7月在行政院會對原有「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提出的精進方案報告；從去年8月起三年，由八家公股行庫對無自有住屋的成年人，給予更高額貸款、更多利息補貼、更長寬限期間，以及更長貸款期限的購屋優惠，預計將以50至100億元的政府預算支應。

社會解讀財政部「新青安專案」有總統大選考量；希望爭取更多無自宅年輕人支持執政黨繼續執政。「新青安專案」推出後社會熱烈回響；至今年6月底，國內購置住宅貸款年增率高達13.8%，超出前年一倍以上。都會區房價爆出漲價風潮，第1季全國房價年增9.3%，市場投機心態嚴重。財政部雖急著遏止「新青安專案」可能被濫用，但蔡英文政府「打炒房」的努力已盡付東流。

目前銀行放款集中房地產份額已高達37.4%，許多銀行迫近「銀行法」72-2條的不動產30%授信上限，嚴重影響房地產資金市場的健全融通。央行雖自3月起陸續實施升息、限貸，以及調升存款準備率，希望壓抑房市炒作，卻未能奏效。最後央行只好請銀行「喝咖啡」，要求在9月6日前提出「自主管理不動產方案」。至於有銀行因此採取房貸管控，出現部分民眾申貸困擾，則被媒體簡約為央行的「限貸令」。

央行各種房貸市場管控不見成效，而最近對銀行的「道德勸說」，卻遭行政院長關切，要與總裁會面。這讓人聯想行政院是否對央行施壓，甚至改變過去「打炒房」政策？由於「新青安專案」係屬賴總統的「住宅三箭」政見，院長是否「善意提醒」央行須「與時俱進」，配合新政府政策？行政院長要「約談」央行總裁因此至少出現三個問題。

首先，「新青安專案」亂象並非突然冒出的社會議題，行政院財經幕僚未能預先協調部會，提供院長在記者會有即時且合宜的回應內容，而使得院長對社會的政策說明不僅欠缺專業性，院長公開提出要與央行開會，並做出政策決定的說法，更讓人以為央行似乎做錯了什麼。

其次，社會普遍多數認同央行決策應具獨立性。當央行檢視「新青安專案」授信品質有增加總體金融風險疑慮時，其所採取的管控措施應屬職權行使範圍。行政院長縱使不滿意，也宜透過財政部長及經濟部長等「當然理事」在理事會提出，而非公開要求與總裁開會，造成貨幣決策有「越俎代庖」之嫌。「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央行政策獨立性被挑戰顯然比「新青安專案」的成敗更要嚴重。

第三，財政部便宜行事，以稅收補貼八大公股行庫實施「新青安專案」，顯有利於公營行庫在房貸市場的競爭。這種造成金融業的「國進民退」畸形現象不應是現代政府的金融政策。政府未來宜設計更合乎市場機制的補貼模式來達成社會目標。例如，政府可以資金「再融通」的補貼，鼓勵所有銀行能參與特定的社會政策。

「新青安專案」還會持續到後年7月底，社會擔憂房地產未來兩年持續被炒作，甚至五年後出現「次貸危機」。台灣房地產市場正面臨上行的系統性風險，我們未見財政部與金管會協助風險管控，卻只有央行總裁因調控金融風險被行政院長找去開會。當今政府顯然已出現「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治理危機，行政院宜給予央行獨立決策空間，切勿因政治考量而破壞了可長可遠的體制。

事實上，台灣對外關係的好壞，除本身的努力外，更取決於美國支持的力道及中共的態度，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面。目前美國為與中共妥協，挺台力道相對減弱；另一方面，以「務實台獨工作者」自居的賴清德就任後，言行顯露強烈的台獨意識，引起中共強烈反制。在美中兩項因素都不利的情形下，台灣對外關係如何能變得更好？

外交部聲稱的民調結果與台灣的實際處境完全相反，令人不得不懷疑此項民調的可信度。若不是民調方式有重大偏頗，便是外交部刻意隱瞞真相，試圖粉飾太平誤導國人。

就台灣外交實務面而言，蔡英文任內喪失十個邦交國，沒有新增任何邦交國；即使美國、日本及歐洲國家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台灣仍然連續八年被排拒於世界衛生大會之外。在此負面效應下，國人不可能對台灣的外交前景感到樂觀。

無可諱言，台灣外交處境受到美中關係極大影響。近年在「東升西降」趨勢下，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消長日益明顯，使美國對中共的顧忌不斷加深；再加上目前美國在俄烏戰爭、伊朗與以色列劍拔弩張，以及中菲南海衝突加劇等議題方面必須與中共協商，不大可能為了台灣的對外關係而激怒中共。

另一方面，台灣的對外關係也受到兩岸關係的牽制。在蔡英文任內因否認九二共識，使兩岸敵意不斷上升，中共在國際場域對台灣多方壓制。賴清德就任後，更公然宣稱「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其中的台獨意識昭然若揭。如果賴清德不能捨棄台獨意念，不但兩岸關係不會和緩，台灣也斷不會享有更大的國際空間。

我外交處境艱難人盡皆知，政府必須團結國人，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以創造有利環境。外交部應誠實告知國人實際狀況及影響台灣對外關係的關鍵因素，以務實態度面對挑戰，而不是自欺欺人粉飾太平，誤導國人。

不真實的犯罪統計，無法得到民眾真誠的信服，對於釐定正確治安政策的理想，更是一種嚴重的干擾；因為在錯誤的犯罪統計之下，治安資源的安排，無法以科學、事實的發現，對症下藥，致使治安改善之效果，無法確切落實。正因如此，聽聞警政署決策高層近日決心大力革新警政，其中即包括對績效制度與犯罪統計的改革，這項政策如能真正實行，將真正能有利於我國治安之改善。

然而，改善犯罪統計與警察績效制度，是一件十分艱辛與漫長的工作。首先，治安問題是整體國家的刑事司法與社會問題，縱使警察部門有魄力先將犯罪統計與績效制度，透過各種辦法還歸本真，但去除犯罪黑數後的真實犯罪統計一旦出現，勢必引起社會的震撼與恐懼。

犯罪學史上最有名的案例是美國芝加哥警察局因議會的壓力，在一九二八年起改變犯罪統計方式，至一九三一年止，短短四年間即因改換紀錄系統，至使芝加哥之侵入竊盜案件，從八七九件劇增為一八六八九件；強盜搶奪案件則從一二六三件劇增為一四五四四件。一時社會震撼、輿論大譁，議會大加指責。所幸當時的警察領導階層耐心解釋，加強警察偵防力度，並誠實呈現在巨大犯罪案量下，相對薄弱的警力與設備，竟獲致民眾廣泛支持和議會認可，而得到了大筆的警察預算，其後芝加哥的犯罪狀況乃逐年逐步獲得改善。

以學術的角度看犯罪統計，犯罪統計中「警察所知的犯罪」（Crimes Known to the Police）是跟警察績效制度最有關連的一項，緣於績效制度影響官警升遷與單位榮譽，而造成各警察首長與人員匿報、虛報犯罪統計。因此具體的改善措施，可以從強化監督制度、外單位的平行統計比對，及實施各警察單位的犯罪預測與評比等制度予以改善。

歷史上的善治與改革，從不是一件簡單易成的事，踏出改革的第一步就值得肯定。誠懇支持警政部門銳意改革的決心，也深深期待警政部門能夠深刻規畫、確實執行、察納雅言、沉穩應對，真正完成此一劃時代的警政革新！

這是前陣子在台灣士林地方法院的一起民事案件爭議內容。最後法官認為業者並未提供完整必要的商品解說，判身障消費者勝訴，可以解除契約。重要的是判決理由中特別提出，社會企業不應只以營利為唯一目的，應追求解決社會問題的價值。雖然目前在台灣尚未有專法規範，但是「社會企業」名稱的使用，會得到更多認同此價值者的支持，對於標榜服務身心障礙者的社會企業，要承擔相對應的義務與責任。

這個案件一方面顯示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組織正與日俱增，但在欠缺法律明確定義下，只能透過司法個案的審酌考量，單一詮釋契約或法律義務，更凸顯建立法律地位與專屬法律框架的重要性。

賦予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組織合適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框架，是國際間推動社會經濟與永續發展的關鍵議題。社會暨團結經濟（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SSE）是創造就業機會和深具社會影響力的推動力，光是在歐盟，ＳＳＥ組織已僱用了超過一三六○萬人，占總勞動力的六點三％。

不論是去年聯合國大會「促進社會和團結經濟以實現永續發展」決議，或國際勞工組織大會「合宜工作及社會和團結經濟」決議，都建議各國應建立友善的法規與政策，減少ＳＳＥ發展的障礙；透過社會創新（藉由商業模式和科技創新解決社會與環境難題）來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二○二三年發布的ＳＳＥ法律框架政策指南，法律框架對ＳＳＥ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有助提高ＳＳＥ的知名度和規模化，能支持相關社會企業和創新組織進入新市場，獲得投融資機會及消費者的認可。法律框架也更有助於克服不同社會經濟實體之間的不一致，為政策建立法律基礎，形成公共政策。

以歐盟支持的二○二二年「歐洲社會企業監測」為例，針對廿一個歐盟國家的社會企業進行調查後，顯示六十五點五％的受訪者認為社會企業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對其發展非常重要。而美國和英國的ＳＳＥ發展亦顯示法律地位與合宜法律框架的必要性。不論是美國的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或是英國社區利益公司（ＣＩＣ），都是在相關立法通過後，讓兩國的社會創新發展突飛猛進，形成良好的發展生態系。

目前我國的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組織缺乏法律地位，也沒有合宜的法律框架，不論是非營利組織、合作社及社會使命公司，都面對各自成立組織法的障礙。更因為「當責」與「透明」機制的付之闕如，極易產生漂綠風險。既有的社會創新組織登錄平台並不具法律執行力，若能升級為社會創新組織事業專法，有助快速追上國際趨勢的腳步，值得政府大力推動。（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永續創新學院院長）

弔詭的是，國防預算大幅加碼，台海戰爭硝煙味愈濃。政府挹注重金試圖打造台灣成為刺蝟島，對於台澎防衛顯而易見的問題，卻多視而不見或毫無察覺。

國防部幾天前在屏東實施天馬操演，拖式飛彈射擊除了導線短路、失效故障及命中率極低，還有多枚飛彈近距離直接墜海。國防部長對媒體解釋，這是舊彈使用新發射器所導致，需先熟練再求準確，日後要多射擊。其實，彈藥效期、馬達短路、導線斷線、射手操作、海面雜波等，都有可能影響這類飛彈命中率。

兩個問題更為關鍵。第一，拖式飛彈是錐形裝藥，利於陸地反裝甲，卻不利對付海上船艦，因為它只會在船身上造成小破洞。國防部多年前試圖以陸航直升機擊沉新竹外海翻覆的韓籍貨輪，空射反裝甲飛彈十枚全部命中，貨輪卻仍漂浮海面。其次，拖式飛彈導引金屬線在海域會受到干擾，技令說明很清楚，飛彈在水域射擊會受擾亂或直接墜海。國防部顯然未注意「使用前應詳閱說明書」的警告。

其實，業餘談戰術，專家談後勤。台海有事，歷來主要關注「國軍尚能戰否」？然而，鮮少有人關切「國軍尚能飯否」？戰爭爆發廿四小時後，三軍部隊三餐供應能否及時無誤？這是務實且重要課題。今年漢光演習強調無劇本、去中心化、指揮鏈遭切斷、與上級失聯時獨立作戰，考驗部隊應變作戰能力。但是，僅以上述課題思考戰時情景，槍砲聲響後賣場超商貨架一空，百姓轉往鄉間避難，外送快遞停止接單，軍隊上下通訊中斷、首尾不能相顧、戰場圖像不明，後勤補給還能按時到位？

軍方經常強調，作戰要準備自己吃的，還要準備給敵人吃的。台灣防空飛彈密度全球第二，傳統火砲彈藥卻是祖父級居多。俄烏戰爭顯示傳統火砲彈藥仍居關鍵，每日彈耗數千上萬。台灣庫存的彈藥數量及效能，有必要徹底清查檢視。另外還須嚴肅面對一個問題：台海防衛作戰主戰場在本島，我軍火砲彈藥多非精準制導，如何避免誤擊友軍和我方民眾？

國防部常指共軍機艦擾台為認知戰。殊不知從蔡政府主政至賴清德執政，共軍擾台各式戰機和飛行器已超過六千七百架次。國防部是否「認知」這是八年來零事故的運作？又反映了多少對岸的軍事實力？

打仗靠錢，多少才夠？預算如何產生真實戰力？兵者國之大事，事涉家國百姓生死存亡。台灣需要務實的防衛工作者，既要務實強軍備戰，更要務實緩解台海危機。

第一、是政府監察體系的墮落。過去八年來，監察院對於各部會荒腔走板，違法失職的施政，從未主動提出調查，彈劾，或總是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匆匆應付了事。無論是高層卡管案、疫苗採購案、論文抄襲案等，監察院不是視而不見，就是輕輕放過。例如，陳宗彥涉嫌接受性招待案，經監察院調查彈劾不成立。

第二、是司法獨立遙遙無期。前總統蔡英文於七年前大張旗鼓舉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提出五項允諾，承諾會親自緊盯改革的進度。迄今，不但未見司法改革成果，賴政府上台之後的用人，更變本加厲。例如，日前總統府提出司法院正、副院長及大法官被提名人名單，都是深綠的法界人士。其中，張文貞、陳運財、廖福特、劉靜怡、何賴傑等人廢死立場明顯，而廖福特是現任民進黨仲裁委員會委員兼主任委員、劉靜怡主張黨產條例合憲、姚立明更是賴清德總統大選的競選總部的主委。這份大法官名單已然讓人民失望，司法天秤完全偏斜，無法期待台灣有青天，司法會獨立，司法有正義。

第三、產官學共犯結構堅實。李登輝開啟了產官學共治的政治文化。近幾年來，這種三者利益交換越演越烈。如此，關說當家，法制規範因人而異，導致政客、學者與商人不分，政客、財團與學者幾乎是合夥人的關係，政客提供財團各式的政策奶水，財團則回報以金錢美色，關說與紅包一色、人情與情色一體。根據偵辦前述案例的人員透露，偵辦過程中看盡官員腐敗、知識分子甘為貪官汙吏馬前卒等人性醜陋面，直呼台灣真是產官學共犯的天堂。

面對當前政府監察體系墮落、司法天秤偏斜、產官學共犯結構堅實所產生的種種弊案，官爺紙醉金迷、外遇桃色案件連連，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懸殊、人民失業、低薪、無殼等問題。

請問，賴政府：您的政府是個公正、廉能的平台嗎？人民透過這個平台，加上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實現夢想嗎？

都市計畫委員會、行政首長裁量權和容積獎勵，這三者的關係反映了都市計畫執行過程中的權力分配和法律規範，涉及行政機關的職權界定、裁量權的行使邊界，及政策工具的合法性與適用性。

都市計畫委員會在法律上通常被賦予專業諮詢和決策建議的角色，其主要職責是對都市計畫的制定和修訂進行審議和提出建議，確保都市規畫符合法定程序和公共政策目標。然而，最終的決策權通常掌握在行政首長手中，這也是行政首長裁量權的核心所在。

行政首長裁量權的行使，需要在法律和都市計畫政策框架內進行，特別是在涉及重大土地利用變更或開發項目審查，行政首長應依據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專業意見，但同時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裁量決策。

這種裁量權的行使通常會受到法律（如都市計畫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規範和制約，要求行政行為應當符合比例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防止裁量權濫用或超越職權。

容積獎勵作為都市計畫中的一種政策工具，其法律基礎通常來源於地方性法規或都市計畫法的規定。容積獎勵的適用應明確條件、範圍和程序，確保其公開透明並符合公共利益。行政首長在行使裁量權時，可以根據具體的開發案情形決定是否授予容積獎勵，例如對於符合環保、公共建設或歷史文化保護等特定政策目標的開發項目，可根據法律授權適度放寬容積限制，提供額外的建築容積作為獎勵。

然而，裁量權的行使必須符合比例原則，避免過度或不當的容積獎勵。法律亦規定了必要的程序保障，如公告、公聽會或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議意見，以確保決策過程的合法性和透明性。

在實際執行中，都市計畫委員會、行政首長裁量權、容積獎勵之間的協作與衝突，可能導致一系列法律問題。例如：

一、裁量權濫用風險：行政首長可能在沒有充分法律依據或專業建議的情況下，做出偏向特定利益集團的容積獎勵決策，這可能引發行政爭訟或社會爭議。法律上需要明確裁量權的行使邊界和監督機制，防止違法或失當行為。

二、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專業性與獨立性：委員會的專業建議可能因政治或利益壓力而受到影響，導致其決策建議缺乏獨立性。法律上需強化委員會的專業角色，並設立相應的責任機制，以保障其在都市計畫決策中的公正性。

三、都市計畫委員會白手套的角色：在都市計畫委員會中，有些成員或相關人士利用其專業身分和地位，作為利益輸送的中間人或代言人，幫助特定開發商或利益集團在都市計畫和土地開發過程中獲得不當利益。「白手套」掩飾其實際關聯，通過看似合法的程序和建議來影響都市計畫決策，對都市計畫公平性和公共利益構成嚴重威脅。白手套可能與特定的開發商或利益集團私下達成利益交換協議，利用其在都市計畫委員會中的影響力，推動有利於該開發商的規畫變更或容積獎勵決策。

白手套的利益交換通常是隱蔽的，通過複雜的代理人或中介結構進行，難以直接查證；甚至透過操控委員會的討論議程等手段，在關鍵時刻影響決策方向。現行的法律制度在查證和定罪方面存在困難，即使違法，也可能因為證據不足或程序瑕疵而難以追責。

無可諱言，柯文哲以一介政治素人颳起旋風，一躍成為二任首都市長，二○二四年總統大選獲得三百多萬選票、取得八席不分區立委，成為台灣第三大政黨，可謂是台灣政壇一頁奇史。

然而，柯文哲身處高處時，卻自視甚高容易偏聽，所以跟在他身旁的人不易長久；其擔任市長時，市府局處首長紛紛掛冠求去，之後甚至口出惡言，成為他政治上的致命傷。如今檢調偵辦，少數小草仍在地檢署前抗爭，但僅數百人而已，與過去風起雲湧不可同日而語；或可斷言，柯的政治生命恐在這次司法纏訟中結束了。

民眾黨在立院尚有八席立委，是關鍵少數；國民黨沒有他們，無法成就制衡的角色，將回到過去民進黨一黨獨大時代為所欲為，台灣的政黨政治將無所適從。民眾黨在此時需要的是雪中送炭的溫暖，國民黨在此刻若抱持幸災樂禍的心態，兩黨未來如何合作？更何況此次從約談柯文哲到聲押，漫長的疲勞偵訊，及其住家與民眾黨部的搜索等，程序都仍有檢討空間。如前副市長彭振聲即因無法負荷冗長程序而送醫掛急診；且因北市京華城案，又扯出高雄市國賓都更案容積率高達一一四二％，更是駭人聽聞；還有超思案、光電案待查，在野黨此刻更應緊密合作監督執政黨。

而民眾黨若如民進黨柯總召所言下會期要改採「綠白合作」，那黨格恐就消失殆盡了，將淪為政壇笑柄！

政治需要制衡，有健全有力的在野黨，才能貫徹民主政治。國民黨此時一定要伸出友誼之手，不能坐視，並應以實際行動給民眾黨溫暖與支援，而非僅講講場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