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交通部長一職，就算不是公務體系或技術官僚出身，至少要有一定的行政資歷。而陳世凱，除了極短的行政院發言人經驗，就只當過三屆「台中市議員」和民進黨黨職。十二年議員，僅兩年在「交通及地政委員會」與聞交通事務。專業與經驗兩者俱缺，他能否勝任交通部長職，是個大大的問號。

卓榮泰大讚陳世凱，說他「了解地方交通建設」。但交通部長了解地方交通就夠嗎？交通部是攸關民生的大部，下轄運輸、郵政、氣象、觀光四大業務，具高度專業性，也掌握龐大建設預算。除非卓榮泰自己也搞不清交通部業務，否則他的推薦詞也太瞎了。

陳世凱唯一「亮眼」的，是背景強大。他和賴總統同屬新潮流系，又是立院前副院長蔡其昌子弟兵，學生時代就是民進黨青年軍，「根正苗綠」的典範。陳世凱的任命，意味有功必賞，更是「姓賴就信賴」。

這個人事案，和姚立明被提名「司法院副院長」，可相媲美。對民進黨而言，能力操守不重要，只要顏色對了，任何位子找個西瓜都行。萬一當不好，推給在野黨就行了！

北檢趁民眾黨假帳風波偵辦柯文哲京華城案，或許以為可以「一舉數得」；但幾案併查，卻反而引起反效果。一則柯文哲是第三大黨主席，草率搜索乃至收押上銬，都容易引起「政治迫害」的批評；二則偵訊過程漫長，讓柯文哲有理由拒絕接受疲勞訊問，更可能引發侵犯人權的質疑；三則民眾黨號召小草在地檢署外集結抗議，電視進行即時轉播，都讓偵辦的壓力破表。司法如果無法守住「程序正義」這道防線，其結果即難以取信於民。

從目前的發展看，檢廉已收押威京集團總裁沈慶京和市議員應曉薇，並查獲其間四五○○萬元的金流，意味柯市府給予京華城高達八四○％的容積獎勵確有不法，不符合都市計畫法和都更獎勵的規定。問題是，市府通過此案，究竟是由柯文哲親手指示交辦，或是彭振聲和其他都委會官員從中上下其手，則顯然未查明，至少還未查到流向柯文哲的資金。

檢方近日偵訊證人身分的陳佩琪時，曾詢問其帳戶中有不明金錢流動；陳佩琪辯稱，有些是其亡父手尾錢。事實上，以京華城這樣耗資數百億元的大型建案，若關鍵決策者僅獲數百萬元酬謝，未免太不相稱。何況，應曉薇只是居間穿梭協助開「便當會」，都獲得沈慶京四千多萬元的厚禮相待。柯文哲稍早對此案脫口說出，「對啦圖利，但金流呢？」這句「金流」，就是檢方最需要突破的關鍵。

京華城案引發如此嚴重的風波，主要就在柯市府給了威京集團顯不相稱的容積獎勵，亦違背法令規定。目前看來，有人拿了錢，有人尚待調查是否涉貪。除此之外，此案其實還有一個被忽略的重要議題需藉此討論釐清，那就是建築改建的外部成本及社會成本問題：我們的建築完全不需要年限規範嗎？企業主可以任意用商業為藉口，將仍屬新穎的建築拆掉改建嗎？

京華城僅使用了十八年，即被拆除，只因業者推稱商場地點欠佳，導致連年虧損。然而，京華城當初這座以Ｌ型建築結合球體的結構，出自國際名建築師之手，當時威京集團也宣傳得極其自豪。誰料，營運一不如意，就急著將名家手筆拆毀。這種「商業高於一切」的態度，被郝龍斌市府擋下，卻在柯市府手裡放水，獲得高容積獎勵。

沈慶京虐待建築的惡行不止此一樁。他在信義計畫區所建美輪美奐的「亞太會館」，僅建好十三年，也很快以營運欠佳為由拆除，改建為今天號稱全台最貴的豪宅「陶朱隱園」。此人風格浮誇，無意務實經營，卻不斷利用建築改建來快速提升收益。殊不知，在此過程中，為社會製造了龐大的建築廢棄物；若加上其中建材生產運送及興建所產生的資源浪費，其實都在破壞環境的永續，也缺乏公益性。以柯文哲的聰明，卻看不出這一點，還輕信威京集團所宣傳的韌性城市、智慧城市等詞令，給予它綠建築獎勵。

從這點看，就算柯文哲未收取賄賂而逃過一劫，但他任市府官員在威京集團威逼利誘下放水，讓不肖商人不斷利用改建圖利，仍難逃昏庸之譏。沈慶京布置了一個浮誇陷阱，柯文哲就掉進去了。

最近國內查獲來自新南向國家學生來台從事風化行業，引發外界對新南向政策質疑。政府說法是台灣已成為新南向國家學生優先選擇就學的目標，不應將特定的染黃事件，全面否定新南向政策成果。

政府說法雖然也有些根據，但不可諱言的是，國內各部會為了爭取新南向績效，紛紛推出各項優惠政策。過去也曾發生為吸引新南向國家觀光客，政府大幅放寬簽證規定，甚至還提供觀光補助；但由於把關不嚴，因而發生以觀光名義，來台灣從事不法行業而形成治安漏洞。所以此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情形絕非個案，而且是層出不窮，政府實有必要重新檢討。

新南向政策是蔡政府力推的政策，主要是要降低對中國大陸依賴。有別於原先南向政策包括16國，新南向共涵蓋18國，包括東協十國、印度等南亞六國，以及澳、紐，並強調在需求導向下，追求互利雙贏。

然而新南向推動八年以來，雖然近年來台灣與新南向國家貿易成長，投資升溫，甚至台灣在東協的投資已經超過中國大陸，而成為台灣海外投資最重要據點。但政府絕不可沾沾自喜，將其歸因於新南向政策奏效；因為台灣前進新南向國家主要是因為美中貿易戰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並非由新南向政策所驅動。

新南向的措施是在美中貿易戰、新冠肺炎，以及全球供應鏈劇變之前所制定。目前賴政府大致上仍延續執行，並未推陳出新；未來如果還是一成不變，不但舊有沉痾難以改善，持續推動成效也會大打折扣，必須進行大幅調整。

首先，新南向政策標榜「一國一亮點」，但是資源卻集中在少數熱門國家。例如東協仍是集中在台商投資較多的國家，南亞幾乎完全以印度為主，許多冷門國家不但找不出亮點，可能連接觸的機會都很少，甚至與台灣的關係不進反退而更加疏離。例如去年發生國人被誘拐至柬埔寨事件，但政府卻束手無策而無從協助的尷尬情況。

基於此，政府應全面盤點目前新南向政策執行概況，為避免過去誇大不實的範圍，必須重新界定新南向的範疇。另外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以及在美國主導「友善外包」的帶動下，東協及印度成為全球投資新亮點，與台灣的經貿連結因而改變，所以也必須順勢調整。

近年來台灣對新南向國家投資熱潮，與先前台商投資動機、市場導向，以及產業分布，均不盡相同。所以必須根據目前台灣海外投資的特色，以及當地國的條件，因地制宜提出完整的規劃，並強化與國內的連結；進而推動各國建構新的投資保障及租稅協定，以加強對台商的保障。

另外新南向政策也必須與未來政策相結合，才能發揮綜效。例如目前經濟部力推的「境外關內」，以及「境內關外」的政策，迄今仍限於架構，欠缺實質內容，然而新南向國家絕對是可以切入的重點。

以「境外關內」而言，目的是要在海外建立台灣的高階製造園區，目前是先在海外尋求合適基地著手，但由於台灣前進當地產業與規模未確定，在定位不明下，很難得到地主國的全力支持。未來應先針對雙方之重點需求，制定投資細項規劃，並以台灣在新南向投資持續增加的現況，做為談判的籌碼，以爭取更佳的條件。

而在「境內關外」方面，除了吸引外國製造業加碼投資台灣外，重點應在提升服務業水準，以台灣美食、名品、醫美，以及養生等特色，吸引海外高端消費者。新南向國家不但是海外華人最多的地區，也聚集全球約六成穆斯林人口；未來必須針對不同客群需求推出客製化措施，並進行差異化行銷，才能進一步提升新南向政策成效。

我國刑案統計始於民國四十八年，刑案紀錄處理系統建置目的為配合偵防犯罪，統一蒐集犯罪資料，建立資料庫供各級警察機關查詢、統計及運用，以制定打擊犯罪策略；案件數認定採一案一件，若為集團性多被害人案件，刑案紀錄表僅統計一件，確定為刑事案件或告訴乃論案件須提出告訴者，才算入刑案件數統計。但這樣人為判斷的統計方式，與實際犯罪現象會發生非常大的落差。就以日本近五年來全般刑案破獲率維持在三、四成之間，但我國近五年一直維持在九成七上下，如此便無法消除犯罪黑數疑慮，貼近治安真實現況。

有鑑於此，警政署研議精進刑案統計數據方式，要將過往刑案統計需人工填輸產生數據，改為系統自動產生，藉由資訊技術，將ｅ化受理報案系統和刑案紀錄處理系統資料介接與整合，使刑案統計更貼近實際治安面。

ｅ化系統前身為八十四年間推動的「報案三聯單」制度，目的在給予民眾報案證明，防杜推諉及拒絕受理，其案件數認定是採一次報案一單，案件範圍包含民眾檢舉、提供犯罪情資、重複報案、以刑逼民、法律誤解、不構成刑事案件、告訴乃論不提告等；特別是一○九年十一月台南發生馬籍女大生命案後，檢討受理報案開單制度，律定民眾報案時若無相關事證，亦須先受理、後求證。

現若將ｅ化系統與刑案紀錄處理系統全面介接整合，員警受理刑案開立單據後，系統將自動產出刑案數據與刑案紀錄表，縱使非理性報案或案件尚有疑義，也列入報案數據中，但如此也能減少人工重複填輸，呈現刑案真實數據；並透過系統介接上線前後，加強員警教育訓練與觀念溝通，建立案件管考機制與加強稽核，使刑案統計數據完整呈現治安狀況，與未來科技接軌，朝ＡＩ時代邁進。

就以電信網路詐欺而言，近年間全般詐欺案件發生數及財損金額，均以一一二年度最高，分別為三七九八四件、八十八億餘元。其案件發生數及財損金額，是由刑案紀錄處理系統統計出來的，金額為分局偵查隊承辦人填輸；倘若採取系統自動產生，就會直接帶入派出所員警受理報案時的件數及財損金額，受理件數及財損可能會大幅增加。

民眾並不依賴犯罪統計數字來感覺犯罪，民眾對治安的滿意度與刑案數據關聯性不高。根據警政署調查，一一二年下半年民眾治安滿意度九十點六一％，較上半年增加○點五一％，證明民眾對治安良窳的實際感受，應為民眾對警察維護治安滿意度與信任度，而非刑案數據多寡。呈現真實刑案數據，才能探求犯罪成因、協助決策、預測趨勢、謀求對策，使治安工作更加完善。特別是配合內政部官網發布的「打詐儀表板」，每日更新全國及各縣市的案件受理數、財損數及詐騙手法等民眾報案數據，更能強化民眾防詐意識並感受政府打詐成果，進而願意協力防制詐欺，共同守護財產安全。

近七十小時的法律攻防，別忘了還有小草在北檢與北院前的集結，與民眾黨主打政治迫害的策略，當然更別忘了還有綠媒與名嘴們的評論。柯Ｐ無保請回，北檢顏面無光，竟然草率地連最重要的關係人台北市都委會執行秘書邵琇珮都沒有約談到案，就率爾欲聲押柯Ｐ。北檢想仿效桃檢，以聲押鄭文燦的模式來創造自己的「成績」，卻是忙中有錯。

這場法律攻防大戲中最關鍵的是完整與充分的證據，只有證據才能還原真相。問題是北檢有沒有認真地找出柯Ｐ陣營的完整金流，來證明其與京華城案有關連及對價關係呢？其次，北檢有沒有找齊京華城容積率拍板決議的過程，與參與討論、決議的市府官員與委員，完整還原整個決議過程來說服法院非得聲押柯Ｐ呢？

北檢玩慣了政治遊戲卻不做好功課，以為只要聲押了沈慶京、應曉薇，就可以順藤摸瓜，往上逮到彭振聲與柯Ｐ。這種想當然爾的自以為是推論，卻無法拿出相對應的證據，連一般人都無法說服，當然無法說服法官。就像柯Ｐ說他尊重專業委員會的共識決，他不會干預；檢方認為柯Ｐ所言並非事實，但是如何拿出證據來反駁柯Ｐ？連柯Ｐ的話都無法反駁，又如何能說服法官呢？

至於民眾黨，在這場法律攻防戰中全力支持柯Ｐ，這是黨內團結的象徵，可是柯Ｐ到底有沒有說清事實以證明清白？民眾黨這段期間因政治獻金問題反映出ＳＯＰ失靈，如今柯Ｐ又有京華城案等著他說明，民眾黨該怎樣守住「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路線和立場呢？政黨不是個人事業，柯Ｐ在政治獻金案中說不清楚，把責任都推給會計師、高中同學，一再推說他「不知道」，那麼未來所有弊案，是否柯Ｐ一句「不知道」就可以化險為夷呢？民眾黨若把第三勢力招牌建立在柯Ｐ一人身上，一旦北檢找到充分確鑿的證據讓柯Ｐ入獄，民眾黨是否就要跟著他一起「掛了」？

回到民主法治，必須尊重人權與無罪推定；別忘了讓證據還原真相與事實，這樣才能真正地走上健全的民主法治之路。

當今的稀缺資源是人，特別是能夠接受培訓、能在現代經濟中工作的勞動年齡人口。在當今世界強國中，只有中國認識到這一點，並採取了措施來保障。

如果生育率不恢復，人口下降的國家有四種選擇：緊縮政策及隨之而來的社會不穩定威脅、接納移民、提高生產力，或輸出資本以雇用中等收入國家的工人。中國採取後兩種選擇，一心一意地採用人工智慧驅動提升生產力，並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向全球南方中等收入國家出口基礎設施和技術。

自二○一九年以來，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增加了一倍，特別是對巴西、印度、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出口。目前，對這些國家的出口超過了中國對所有已開發市場的出口，儘管對南半球的出口很大一部分是組裝後再出口到已開發市場的零件。數位基礎設施是中國的旗艦產品，它為電子商務、電子金融、數位貨幣、數位納稅，和其他將中國客戶鎖定在其技術中的業務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全球足跡與過去的帝國主義列強截然不同。美國在海外駐有約廿三萬名軍隊，中國在吉布地唯一的海外基地只有兩百人；美國有十七點七萬名現役海軍陸戰隊員，中國有三萬名；美國有七萬名特種作戰人員，中國估計有一萬兩千名。儘管中國斥巨資利用飛彈、戰機、潛水艇和衛星來控制其本土戰區，但其全球軍事足跡實際上並不存在，而且其潛在的遠征軍規模也很小。

中國建立了數位和實體基礎設施來改變發展中的經濟體，據報導，光是華為一家就建造了非洲百分之七十的４Ｇ網路；行動寬頻已將數以千萬計的人，從以物易物轉移到銀行系統，並使企業家能夠透過廉價智慧型手機開展業務。一旦網路普及率達到六成的門檻，南半球的企業形成就會激增。

如果中國繼續成功，將南半球六十億人口納入其經濟領域，它將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如今，中國畢業的工程師數量和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並且在工廠自動化、電信基礎設施、核能、太陽能及新能源汽車等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儘管中國擁有巨大的優勢，但西方擁有一個決定性的優勢：卓越的創新能力。中國在工業自動化方面有明顯的優勢，但西方的集體人才和資源可以克服這一點。西方對南半球發展的態度冷漠，卻為中國敞開了大門。美國應該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廣泛聯盟結構」，但這個聯盟必須有明確的目標才能成功。以往由美國主導、透過軍事力量促進民主的「自願聯盟」已經失敗。

這個新聯盟應該有兩個目標，首先是整合西方高科技創新能力，並專注於軍事和民用技術；第二是為南半球的中國基礎設施提供替代方案。如果部署得當的話，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的資源和外國資產總和遠超中國。

古德曼是支持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保守派評論家，他的觀點與美國兩黨政客「逢中必反」的非理性論述迥異，很有參考價值。

在寄養保母的照顧下，一歲半剴剴的滿身傷痕，任誰都會心生不捨，想為孩子伸張正義。但傷害稚齡孩子的殘酷無情，除了究責直接照顧的保母、間接訪視的社工，若不檢討家庭責任及法理裁處，孩子受虐事件恐將持續，實際照顧孩子的寄養家庭亦將陸續離場而快速瓦解。

寄養家庭，是超越血緣關係，為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是遭受虐待、疏忽或被父母遺棄的兒童或少年，經政府評估後轉介安置，提供暫時的居所及家人般的照顧，直到原生家庭適合孩子成長時再返回原生家庭。因此，提供溫暖穩定的環境，照顧孩子日常生活，注意身心發展並培養其良好的生活習慣，是寄養家庭的角色。不過，培養良好生活習慣，這不但是家人生活界線及衝突磨合的挑戰，更是親子矛盾糾結與折衝的結果。這些日常瑣碎的爭戰，是寄養家庭極大的難題。

今年四月初有名寄養已四年的小四學生，洗澡期間燒毛巾的脫落線，不慎導致毛巾起火，燒到流理台上的置物架。寄養兒童否認燒毛巾，寄養父母擔心孩子獨自在浴室，既未對外求助也未主動告知，若不慎引發大火勢必危及寄養兒童及家人生命安全。因此，寄養爸爸用愛的小手打寄養兒童腳底幾下（寄養兒童自訴因閃躲只打到一下），當晚寄養爸爸自行通報不當管教並靜待處理。

查訪過程中，社工訪談三、四年級導師都表示沒有聽聞寄養家庭打過孩子。至八月底，孩子自訴與寄養父母及哥哥姐姐的互動如同往常，寄養爸媽的照顧也沒有因此而受影響。

專家學者依法律標準討論，即便管教有合理原因與動機、體罰力道並不重、沒有任何傷痕、案主也無異常情緒起伏或特殊行為，但有照片、有陳述、有通報體罰的事實。因此，在體罰零容忍的原則下，引用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規定，只要發生體罰事實，沒有情節輕重的討論空間，寄養家庭除須被裁處罰款六至六十萬，並得公告姓名，同時退出合格寄養家庭，不得再照顧孩子。

承辦訪視輔導寄養家庭的社工主任說：「這孩子的離異父母吵架，媽媽直接把她丟在沒人認識的地方，她的原生家庭幾乎是遺棄她」。寄養家庭接住這個孩子四年多，因偶發特殊事件管教不當行為而自行通報，原生家庭與寄養家庭對孩子的責任與關愛，內控及自制能力，高下立判。不論寄養父母罪責認定結果如何，孩子將何去何從？將孩子從已熟悉的寄養家庭及就讀學校移出，轉安置到其他寄養家庭或機構，其他寄養家庭會接手嗎？這對已屆青春期的年少孩子，難道比較合適嗎？沒有潛在傷害嗎？

體罰是否在成長過程會留下被羞辱的陰影，可從事件隱密或公開、連續或偶發、輕微或嚴重，以及後續的陪伴與關懷等脈絡情境分析討論；捍衛孩子權益的同時，也得思考何種安排對孩子最好。也許，教養孩童走上不偏不倚的日常教養，內含更多的是學習行為的好或不好，而不是法律行為的當或不當。

兒童權利公約強調，所有關係兒童事務，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因各個兒童情況並不相同，應視其情況做不同評估，最終還是得回到孩子實際所處的生活情境。在家庭功能不佳且改善困難時，決策者總得要問問自己，如何才是兒童的最佳利益？

或謂：若無重大犯罪嫌疑，怎進行偵訊逮捕與聲押？筆者十多年前與同僚去某調查機關陪同被告辯護。當檢調稱：「我們監聽你和公務員對談三年了，每次說到關頭，就說面議，要不要聽聽？」之後放錄音，要我們與被告表示意見。筆者搶先發言：「你們監聽三年多，最精彩不過如此，哪來犯罪證據？如果無證據，請不要浪費時間！」檢調悻悻然，當事人無保請回。

若各位知道前面故事之深意，就知道柯文哲被人放話，疑似由檢廉放新聞並由媒體帶風向，此其一；且法院裁定認為證據不足，不足證柯與其他共犯有意思聯絡與知悉容積率違法，此其二；最重要者，民眾黨團多有法律專才，眾志成城、堅持到底，否則怎能力抗壓迫？此其三。綜上三者，配合筆者前述的故事，可知北院認定檢方舉證不足，誠屬讜論。

或謂，監察院不是糾正過京華城案？監察院糾正案是否等同貪瀆？法院是否受監察院或行政機構意見拘束？本件即便有監察院糾正案，依照司法權核心，適用法律與解釋之權專屬於司法機關，不容監察院成為「太上司法院」，法院也不能率爾認為柯有犯行，此其一；且依最高行政法院判例，既然議決程序合法，也未經行政法院判決確定，依「判斷餘地理論」應尊重北市府都委會決議，怎可入柯於罪？此其二；且北院裁定唯一「小缺憾」，沒有點明都市計畫並非柯市長所能置喙，乃「專業」與「不可替代」，會議都沒柯市長參加，何來重大犯罪嫌疑？此其三。綜上三者，日後判案，也不能越過專業判斷，讓無辜者受罪！

唐代來俊臣《羅織經．問罪篇第十》：「人皆可罪，罪人須定其人。罪不自招，密而舉之則顯。上不容罪，無諭則待，有諭則逮。人辯乃常，審之勿憫，刑之非輕，無不招也。」意指人都可定罪，須先確定對象。罪行不會自露，密告檢舉就顯現。君主不容犯罪，沒諭旨就等待，有諭旨速逮捕。自辯無罪是正常的，審訊不心存憐憫，刑罰不能輕微，這沒有不招認的。

今柯文哲之劫，豈是酷吏復生？若因都委會決議定罪，他自辯無辜也不被容許？只是筆者不知台灣的「賴君主」這次有無「下旨」，嚴辦「顧人怨」的柯文哲？

在撰稿前，我上網查閱民眾對「軍事化教育」的看法。果不其然，「嚴格、守紀、無聊、僵化」等刻板印象仍然存在，甚至帶有管教過當的意味。然而，卻很少有人觸及「軍事行動」、「軍事教育」與「軍事化教育」的關聯。試問：若軍事行動的終極目的是維和、求勝，那麼軍事教育的存在，以及軍事化教育的衍生，又何罪之有？

事實上，「軍事教育」只是「軍事化教育」的起源，而非終點。與其他類型的教育一樣，軍事化教育也需檢討改進，與時俱進。然而，它不應長期被汙名化。否則軍事教育的品質將難以提升，全民國防的共識也不易凝聚，甚至連學校教育的本質都會被扭曲，實非社稷之福！

根據相關報導，軍事化教育包含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強調團隊合作、重視時間管理等特點。支持者認為，這四大特點不僅有助部隊戰力的提升，亦適用於民間團體和教育機構的營運。然而，反對者則認為軍事化教育過於僵化，有礙人格的發展與創造力的發揮。

有趣的是，在正反意見的攻防中，「專業化」這個元素卻鮮少被提及，導致雙方觀點缺乏交集，甚至淪為意識型態之爭；這對團隊戰力和個人創意，皆無助益。其實，軍事化教育的本質正是專業化教育，須倚賴扎實的訓練與使命必達的信念。我尚未見過一個紀律渙散、得過且過的部隊或公司能打勝仗、賺大錢；而賞罰不公、僵化腐敗的團體能成大功、立大業的案例，也從未聽聞。因為，這些團體連最基本的營運管理都不夠專業。

在正式服役和加入實驗室之前，我曾對重複練習的訓練方式不以為然，認為這類教育只會將人轉化成機器，同時扼殺創意。然而親身經歷後，我方能深刻體會「知易行難」的痛苦，以及「熟能生巧」的愉悅。不久前的巴黎奧運會上，麟洋配的絕地反擊、柯瑞的精妙跳投，還有阿湯哥在閉幕式的高空一躍，都是「熟能生巧」的最佳詮釋。我相信，他們的創意表現，源自比軍事訓練更為嚴苛的自主訓練。

歸根結柢，唯有主動學習、澈悟篤行、化苦為補、樂於精進，方能邁向專業化。如果專業養成的過程被視為服役，那麼所有專業人士都應正在服役中。當然，霸凌絕不見容於專業化的訓練，因為它是軍事化教育被汙名化的禍首，也是推行「愛的教育，鐵的紀律」的絆腳石。

許多人將台灣蓬勃的半導體產業視為「護國神山」，但歷史告訴我們，國祚延續的基石永遠是「人民」與「國防」。正因數十年來全體國軍的守護，科技產業才能免於戰火，穩健向前。在全球競爭白熱化的時代，不僅科技業要持續精進，肩負保家衛國的軍事教育與國防科技，更應落實專業化，重塑新風貌，打造新典範，讓軍事化教育能浴火重生。（作者為台大教授、出版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