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文哲的木可假帳和買商辦事件中，屢有綠媒或名嘴不斷拋出機密訊息，直指柯文哲不老實。從跡象看，不無可能是檢調人員透過他們放話，要炒熱案情。例如，鏡周刊昨天曝光柯文哲給彭振聲的親筆便箋，名嘴隨即緊咬柯文哲無法再推稱不知情；此便箋來源，便極可議。如此一來，外界必然質疑政治力介入辦案，司法公信也必受斲傷。

都已遭外界質疑「黨政不分」，民進黨卻還在臉書製作辦案圖文，以檢方代言人自居，這不是更自陷「黨檢一體」之譏嗎？直到網民罵聲四起，民進黨才急急忙忙刪文，正好證明自己的心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故事，人們耳熟能詳，描繪的正是這種不打自招的心態。

換個角度看，民眾黨方面，正希望把相關案件塑造成「政治迫害」模樣。那樣的話，無論柯文哲是否涉貪，都能用「政治受難」之姿博取同情。民眾黨的沙盤推演中，柯文哲計議屆時將當庭「拒絕交保」，以便強化其受迫害形象。若演成那個地步，連司法都一起輸了！

容積獎勵的設計，主要是基於都市更新的需要而來。一則是為了改善及美化市容，二則是為了鼓勵老舊或安全堪慮的建築改建，維護市民住的安全。由於集合式住宅的所有權分散，許多老舊住宅不易取得改建共識；相形之下，所有權單純的商用大樓，便更容易享受都更容積獎勵。一般民宅的都更，連一坪換一坪都換不到；像京華城和高雄國賓這種動輒八倍、十倍的獎勵，高樓往往遮蔽都市天空，當然讓市民不滿。

拿京華城和高雄國賓比較，兩者基本上性質不同，其實難以相提並論。原因是，京華城僅建成十八年，是業主威京集團主動拆除重建；依法不適用《都更條例》，不能享受相關容積獎勵。至於高雄國賓飯店，雖使用了四十一年，但在二○二○年檢查時，其危險係數僅三十，遠低於危老規定的四十五之標準。但在業者二○二二年決定改建時，隨即就檢出危險係數高達六十五．七；這樣的鉅變是否有人為操縱因素，也應查明。

京華城的改建既不符都更的容積獎勵規定，柯市府卻給予八四○％的超高待遇，比一○一大樓的七五二％還高，顯然並不合法、也不合理。事實上，在郝市府時代，威京集團即提出京華城改建豪宅之計畫，要求給予五六○％的容積獎勵；但郝市府拒絕，僅同意三九二％。原因是，這塊土地原為唐榮鐵工廠，當初由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是以捐贈卅％的土地作為附帶條件，市府已經給過一次優惠；何況，這次改建完全不符合都更要件。

未料，後來監察院三度接受陳情調查此案，卻改變了郝市府的原則。首度調查此案的監委余騰芳、馬以工，基本上認同郝市府的處理，認為三九二％的容積率合理。兩人雖完成調查報告，但尚未結案即任滿下台。其後，監委劉德勳接辦此案，卻在二○一六年作出與前兩人不同的結論，認為容積率應為五六○％，並對北市府提出「糾正」，造成北市府政策大逆轉。可議的是，劉德勳卸任後隨即到沈慶京旗下基金會任職，也引發外界議論，質疑他為威京開路受到酬庸。今年一月，監委林盛豐、蘇麗瓊第三度發表此案調查報告，認定京華城為「新建案」，柯市府給予八四○％的容積獎勵「於法無據」，再度予以「糾正」。這些風風雨雨，柯文哲很難能以一句「不知道」帶過。

至於「高雄國賓」容積獎勵之顯不合理，以「台北國賓」作為對照，即一目了然。台北國賓自一九六四年即啟用，較高雄國賓整整早了十八年，北市府分別以基地退縮八％、結構評估八％、耐震十％、綠建築六％、時程縮短十％等名目給予獎勵，總共也只取得八九四％的容積率。那麼，高雄市府卻以八四○％為基礎，用一句「危老重建獎勵」為由，即幫年輕十七歲的高雄國賓加乘卅六％，這合理嗎？

據估計，柯市府多送京華城的容積，將使業者多賺近百億元。小小的數字，隱藏著大大的利益，這麼重要的事，作為決策者的柯文哲能以「都是下面的人在決定」就推得一乾二淨嗎？陳其邁面對高雄國賓顯不相稱的容積率，又能支吾其詞嗎？

過去三年物價上漲嚴重，導致勞工實質薪資連續負成長，2023年全年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0.05%，是連三年負成長，實質總薪資負成長1.04%，創下11年來最大減幅。連今年第1季的名目「經常性薪資」雖然年增2%，但卻低於物價上漲率，以致於實質經常性薪資仍然年減0.09%，是連續第四年負成長。

尤其，對所得最低20%家庭者而言，至少一半的收入都必須花費在基本的生活支出上，受到通膨影響最大。因此這次最低工資調幅約4%，雖然比工商界原本期望的3%調整幅度高了一些，但為了消弭「物價上漲」對邊際勞工的衝擊，有其道理，也應為工商界所能勉強接受。

賴政府當然會把調漲最低工資，當作上台後的一大政績，但是，就像勞動部長何佩珊所說的，最低工資主要是針對「邊際勞工」，也就是僅具有基本勞動技能、剛受完一定基本程度的教育、初入職場的受僱者，提供基本的經常性薪資保障。

因此調漲最低工資，影響的其實是人數有限的「邊際勞工」，對於整體薪資的影響可謂微不足道。賴政府別以為連年調高最低工資，就可以明顯改善國內勞動市場普遍低薪的不合理現象。

道理很簡單，企業雇主不會因為政府調高邊際勞工的最低薪資，就把薪資遠高於最低薪的多數、資深、有技能的員工的薪資，全面性地、照一樣的調幅來調高。尤其是，在人浮於事的服務業，有些雇主可能排斥缺乏技能的邊際勞工，反而讓邊際勞工未能享受邊際利益，甚至受害。

從主計總處的國內生產及要素所得分配資料來看，國內生產毛額（GDP）在扣除折舊及生產與進口的租稅後，剩餘分配給勞工的「勞動報酬份額」及資本家的「營業盈餘份額」，最近的中長期呈現此消彼長的情況。勞動報酬份額由2012年的45.7%，下降為2021年之43.0%（歷史新低）及2022年的43.8%；相反地，企業營業盈餘占GDP比率，反而從2012年的31.8%，上升至2021年的36.4%（新高）及2022年的34.3%。尤其占全體受僱員工比率接近六成的服務業受僱員工最慘，在2013~2022年期間，月薪九年來只成長19.8%，比全體受僱員工每月薪資成長率26%少6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近十餘年來，總體經濟成果分配給「股東」份額逐漸提升，而分享「員工」份額反呈遞降趨勢。這也代表，即使過去十年來政府連續調高最低工資，但是勞動市場仍然呈現薪資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也導致所得分配不均更趨惡化。

因此，賴政府不能以連續調高最低工資為滿足；更應以各種財政、金融工具，控制物價上漲率，以免勞工的薪資被物價上漲侵蝕，讓最低工資的調整徒具形式，甚至最後化為無形。更重要的，應用紅蘿蔔與棍子雙管齊下的方式，將經濟成長果實多分配給勞工。

立法院雖然三讀通過「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鼓勵中小企業增僱員工，並為基層員工調薪，將加薪薪資費用得自當年度營業所得額中減除率由130%提高至175%。但是減稅額度有限，尚不足以構成中小企業加薪的誘因，應再調高減稅比率或給予稅額抵減。

對於大型企業或上市櫃公司，應加強公司治理規範，要求稅後盈餘的一定比例，用於調高員工薪資，讓企業的勞動報酬份額溫和成長，甚至列入ESG指標，讓同甘共苦的勞工能夠和股東共享企業盈餘成長的果實，比起調高最低工資更具實惠。

幾年前，筆者曾接受邀請，參訪了位於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市西郊的「基列半導體公司」。這家公司特別通融，讓筆者以生化學者身分，為管理階層演講、介紹「DNA生物晶片」，如此才得以進入公司參觀，第一次見識到了先進的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生產的晶片，是積體電路的基礎，能夠將功能複雜、極為龐大的電子電路，化身為體積極小的積體電路，為人類社會解決了各樣的難題，可視為廿一世紀科技文明最大的突破。回憶五十多年前念大學時，理工各系必修電腦科學。記得我們需用一疊卡片、上機打卡、將指令輸入，好讓電腦「聽命行事」。現今，晶片的精密程度，常以「奈米數目」表達，一奈米約為人類頭髮的十萬分之一。「奈米數值」代表晶片上面線路及晶體的寬度，奈米值越小，代表晶片越精密。如今，一部個人電腦的功能，幾乎可達到過去一整間電腦主機房。

廿年來手機功能日漸多元，已成為現代人們日常生活中極為依賴的摯友。筆者自二○○八年起，開始以「分子模擬」的電腦工具，來協助從「食品及藥草分子庫」中探索新藥潛力分子。筆者小弟的IC設計公司，近些年專注研發用於汽車自動駕駛的IC晶片。半導體產業不斷進步、抓緊市場、創造了需求；但基本上，電腦及智慧型手機仍是「聽命行事」，雖可有效幫助人類快速解決一些較為困難複雜的問題，但其本身並不具備真正的「智慧」。

何謂「智慧」？一般而言，是指分析、判斷、創造、思考的整體能力，與「聰明」有些許不同。聖經中的〈箴言〉第九章十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維基百科指「智慧」讓人可以深刻地理解人、事、物、社會、宇宙、現狀與過去。智慧也表示較可達到的預定目標，包括為人處事之道，與「形而上者謂之道」有異曲同工之處；「智力」則是「形而下者謂之器」，為專注於解決問題的能力。總之，智慧可助人解決難題，做出最佳的抉擇。

近年來，人工智慧（AI）冒了出來，弄得天下百姓人心惶惶！AI，更精確地說，應稱之為「生成式人工智慧」，是經由人工設計訓練出來的「智慧型機器」，本質上仍是來「為人服務」的「工具」。這股浪潮方興未艾，許多行業都受到波及，許多百姓都膽戰心驚，生怕它會取代人腦和人力而危及生計。然而，看看目前的台灣，烈日之下勞苦揮汗的農、漁、勞工，推動輪椅照護老弱的移工，願意投入服務又能盡心盡力，仍是機器無法取代的人性光輝與美麗風景。

AI的角色扮演有其功能優勢，但人類智慧的創造力、想像力、分析力、決策力等主要的關鍵能力，仍舊無法取代。以人類生命發展的角度來看，人情味的可貴是安慰、鼓勵及陪伴的溫暖，人與人有互動、有談心、有微笑、有擁抱，才有喜樂盼望。衷心期盼聖經中的話語能帶給人省思；〈彌迦書〉第六章八節說：「世人哪！上主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主權AI」是指各國在AI發展上，不依賴外國技術或資料，並擁有自主掌控權。這個概念強調國家在資料收集、儲存、分析及AI模型應用上的自主性，避免在國際情勢變動時，受制於他國的技術或資源。因此台灣應該建立屬於自己的語言資料庫及大型語言模型，並融入台灣特有的文化與價值觀，推動AI的本土化。

針對主權AI的基礎建設，政府應建立國家級安全可靠的AI資料中心，並制定完善的資料治理體系，保障資料安全與隱私。資料中心是AI發展的關鍵，無論是資料的收集、儲存還是處理，都需要穩定的計算資源和基礎設施來支持。台灣在這方面仍需更多的投入，尤其是如何確保電力供應的穩定，以支撐大規模的AI運算需求。

政府也應投入建立繁體中文的共同資料庫，並進一步收集台灣本土的資料，這將有助於打造具台灣特色的AI模型，並提高台灣在全球AI領域的影響力。隨著全球語言模型的日益發展，台灣若能掌握中文語言模型的主導權，不僅能保障自身的技術自主性，還能進一步提升台灣AI研究在國際上的地位。

AI技術應該被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務系統，讓民眾能夠享受到更智慧化的政府服務。這種技術應用不僅限於智慧城市建設，還可以擴展到醫療保健、交通管理等多個領域。AI技術的普及將有助於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減少人工成本，並提升服務品質，為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

隨著AI的深入應用，如何保障資料的隱私與安全也成為一大挑戰。政府應建立AI監督、問責及評估制度，確保AI的應用不會侵犯個人隱私或導致資料濫用。這些監督機制的建立將有助於維護民眾對於AI的信任，並確保AI的應用符合倫理標準與法律規範。

台灣正站在數位轉型的關鍵時刻，主權AI的發展不僅關乎技術競爭力，更關乎國家的資料安全與技術自主性。台灣應該加速建立主權AI資料中心，推動本土化AI的發展，並制定完善的資料治理機制。政府也應加強產業人才的培育與薪資的提升，確保台灣產業能夠在數位化的浪潮中穩步前行。

在全球AI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台灣需要不斷創新、持續進步；透過推動主權AI的發展，台灣將有機會成為全球數位科技的領先者，為全球AI的發展樹立典範。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兩本文學名著，已經初步奠定人類對機器人的基本想像，皆描述了人類如何賦能予機器人及其結果。一本是美國作家法蘭克．鮑姆一九○七年出版的《奧茲國的奧茲瑪》(《綠野仙蹤》系列）；另一部是一九一九年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的舞台劇本《R.U.R》（Rossum's Universal Robots，羅森姆的萬能機器人），該劇一九二○年在捷克國家劇院首演，後被翻譯成卅多種語言。

《奧茲國的奧茲瑪》中有一個名叫「滴答」（Tik-Tok）的銅製機器人，製造公司賦予它思考、說話與行動等能力，將其設定成僕人與保護者的角色。桃樂絲在拯救「滴答」後成為它的主人，機器人在冒險的路上盡責保護她，並適時提供面對困境的解決辦法。原版插畫由約翰．尼爾所繪，他所創造的「滴答」具有人類的外表，身體有很明顯的關節裝置，被視為世界最早的機器人原型之一。

《R.U.R》以捷克語寫成，原文「Robota」意指奴隸制或苦役，被視為機器人Robot一詞的語源。羅森姆是一座位於偏遠小島上的工廠，為全世界組裝生產被稱為「機器人」的人造人。這些機器人與真人相似，被人類所驅使，從事採礦、勞工、秘書等危險或單調乏味的工作。由於人類越來越仰賴機器人，大量機器人被製造出來以符合需求，價格也越來越便宜，功能則越趨強大，甚至戰爭機器人也被開發出來。工廠為提升效率，原只賦予機器人與工作直接相關的能力，卻因主張解放機器人的女主角希望人類與機器人能平等相處、相互理解，偷偷為機器人植入人類的情感元素，導致全球機器人全面覺醒，聯合發表「機器人宣言」，發動消滅人類的革命。

這兩本小說所建構的世界觀迥異，皆成為後世科幻文學與電影致敬的對象。《奧》書描述一個人與機器人和諧相處的美好世界，在未知的神話國度中並肩歷險，在危難中一起成長。《R.U.R》可說是一本科技啟示錄，描述人逾越上帝的角色創造了機器人，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末日；劇中人物秉持各自的烏托邦理念而賦能予機器人（男主角堅信機器人可以讓人類免於勞役與貧窮，女主角則認為機器人應從人類的奴役中解放），出發點都是善，卻成為一則人、機相愛相殺至滅絕的末日寓言。故事的結局是，世上第一對習得愛與犧牲的男女機器人幸運存活，這對機器人或許將在「人類世」終結後，像亞當與夏娃般開啟一個無人的「機器人世」。

百年前文學作品的洞見令人驚嘆，當代的AI發展技術掌握在極少數的科技巨擘手裡，如同擁有獨家技術的羅森姆工廠，熱切相信機器人可取代傳統人力，執行危險、單調且繁重的工作，人類得以從勞務中解脫，過上更幸福美滿的生活。但如果有一天，機器人在賦能過程中累積大量知識並融會貫通，進化至能自主生產機器人、建立太空基地，並具有與外星生物溝通等能力；人類與機器人的關係，將是綠野仙蹤的純真美好，還是《R.U.R》的末世荒涼呢？

台北人口密度早已榮登世界第五名，但高樓大廈仍不斷繁衍增生！上述容積率優點，我沒看到，倒是見到台北因房價高，人口不斷外流；加上氣溫節節高升，氣候難民暴增。

前北市政府給出八四○％容積率，這棟建築完成，將會抬升多少房價、引入多少車流和無數冷氣機？台北人口密度很高，加上熱島效應，整個暑假熱得像地獄一般，身為首善之都，卻到處是街友和氣候難民，不知容積率到底對大眾有何公共利益？　

反而，不斷改建翻修的舊大樓，讓許多弱勢團體租不起房子，只能流落街頭，雪上加霜的是，失去地址的他們，因沒有合法居所，任何社會補助都只能被迫中斷！因台灣的社救法規定：戶籍地與居住地需一致。問題是你已經成為街友，根本沒居住地，兩者怎可能相同？

民代不去幫助這些被法所困的弱勢，還出手幫財團尋找出路、政府更為財團客製化解套，高雄居然還有容積率高達一一四二％的案子。請問：你們對待街友和弱勢者有如此慷慨的「容」積率嗎？容積率如此大放送，對這個愈來愈火大的番薯又有何益處？

別人的性命，是框金又包銀，弱勢者連申請個身障收入都困難重重。難道，地方政府不能給個方便，讓他們戶籍掛在市公所？此舉，會比放送容積率給財團困難嗎？

台灣都市土地所採行的制度乃是美國紐約市於一九一六年所創設，這也是目前絕大多數歐美國家所採行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即在法律明文規定下，分區採取公平一致的管制標準。惟此制也曾遭批評，其中最主要的乃是其僵硬性。為解決這個問題，許多彈性的使用設計被提出，其一是實施於英國的發展許可制，即政府可根據不同個案的申請使用內容而有不同的裁量處分。我國於一九八三年嘗試引入發展許可制，運用於山坡地開發，後來則主要使用於區域計畫法所管轄的非都市土地。

惟英國發展許可制並非僅是單純的技術性操作，更是涉及深層的政治及法律文化背景。根據Philip Booth闡述，英國發展許可制之起源並非是來自於規畫系統本身，而是與外在的政治、法律文化有相當大的關聯性。此背景因素大抵來自於兩個部分，一為英國的法律體系，另一則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傳統。眾所皆知，英國習慣法法律體系與歐洲大陸羅馬法明顯不同，法官的判決並非純然受限於一些相同的原則，仍可根據個案特殊狀況給予不一樣考量。

隨著時代變遷及社會複雜程度的增加，透過英國國會來予以立法的情況愈來愈多；但由法官來立法的習慣法傳統並未因此消逝，它反而成為英國法律體系中的一大特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紀時，這項法律決策傳統被轉移至行政決策系統，特別是在於地方政府的層級。因此，地方政府的決策模式不僅來自於法律條文的規範，它同時也接受了彈性裁量原則，在此情況下，依不同個案特性而有不同決定的個案決策途徑，就成為地方政府行政上的特點。

其實英國在一九○九年制訂了住宅及城市規畫法時，本來也是要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但當時卻出現一個嚴重問題，即規畫架構的公布及此規畫架構後來必須被中央政府所核准，二者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時間落差，由於尚未被核准，使得開發商皆裹足不前，不願意提出興建計畫，因為，倘若所興建之建築物與後來中央政府所核准內容不一致，那麼該建築物就必須拆除，這使得開發商面臨相當高的風險。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之間達成協議，即凡是取得地方政府發展許可的開發案，縱然其與未來中央政府所核准的規畫架構不一致，也不會被拆除。這樣的發展許可制度在一九二一年開始施行，並且受到了普遍歡迎。雖然上述的設計僅是權宜設計（或可稱之為臨時性的發展管制），但是它代表的意涵卻是與一九○九年的法案截然不同，並且由此把規畫管制體系帶回了過往的行政裁量決策體系。

上述歷史背景的爬梳相當重要，即發展許可制乃是建構於英國特有的法律體系及地方政府行政自主的政治傳統，因此，無此歷史背景的台灣，都市土地長年來又採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時，貿然擴大都市計畫法第廿四條的解釋空間，不僅違法，恐也是不宜的。

北檢聲押柯文哲，法院裁定無保請回。若民眾黨批判北檢，就被說是「干預司法」；那麼，民進黨替北檢發聲明，豈不更是干預司法？

搜索票由法官簽名，核發搜索票之程序不公開。搜索票內容，民進黨也看到？被搜索，當事人身歷其境，「是否超過搜索範圍」，綠營怎知道？

民進黨的聲明，難以說服社會大眾。「有無疲勞夜間偵訊」、「聲押理由有據無據」，由綠營代為發出聲明，不如檢方主動回應。畢竟，這是北檢的事。

北檢沒吭聲，綠營搶著發聲明，批判北檢就是對抗綠營，北檢不急、綠營急。綠營當北檢發言人，事小；黨國不分、影響司法公信，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