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語意的些微差異不談，卓榮泰的「仁慈觀」，還真讓人傻眼。《禁伐補償條例》六月通過，將每公頃補償由三萬提高為六萬元，卓揆因「於心不忍」而未提覆議。但八月編總預算時，他不甩新法令，仍只編三萬元補償給原民。這時，他又狠得下心了！

前後對照，先前是因「不忍心」而未提覆議，後來則因「狠心」及「不想浪費公帑」而不編預算。忽軟忽硬的卓榮泰，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他？先前不覆議的卓榮泰若是「仁慈的」，那麼，後來拒編預算的卓榮泰不就是「冷酷的」嗎？或者他心機狡詐，佯裝有情，實則無義。

談及總預算，其實不能僅以仁不仁慈衡量。基於「依法行政」，行政院必須執行國會通過的法案，卓榮泰卻怠忽職責又硬拗，拿此事當相罵本。禁伐補償與藍白兩營關係不大，無黨的高金素梅卻能獲在野合力擋下總預算，關鍵就在行政院太過傲慢無理，讓立委同感憤慨。

卓榮泰自詡「於心不忍」，卻讓人看到他的冷酷和狡猾。

這次投票率高達五○﹒四四％，除反映基隆市民的政治參與強度，也顯示這場罷免案本質就是一次顛倒黑白的惡意操作，讓基隆人難以認同。尤其，這次罷免是針對謝國樑處理東岸商場糾紛而發，但歷經幾次判決，司法認證謝國樑是在積極維護市產。相形之下，前市長林右昌讓財團予取予求，損及基隆市權益；他此次以民進黨秘書長身分不斷介入，更凸顯其私心報復之醜陋。林右昌應引咎辭職。

基隆市民擋下罷樑案，除讓基隆免遭綠營政治荼毒，更重要的，是迫使賴政府認清自己「雙少數」的地位，不該再存有「一黨通吃」的妄想。賴總統僅擁有四成民意，民進黨在國會是第二大黨，綠營必須謙卑承認這樣的民意事實，才有可能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的施政。當主流民意對民進黨「當家鬧事」已忍無可忍，賴政府和民進黨都應務實檢討其「全面對抗」、「鴨霸到底」的政策路線。

基隆市政治版圖過去雖「藍大於綠」，但民進黨近十年在此贏下二次總統、兩次立委和二次市長選舉，所謂「版圖」已不能再以傳統觀點視之。這次罷免失敗，是民意充分展現的結果，而非誰的基層動員奏效。「拆樑案」一開始就缺乏正當性，後來罷免團體不斷轉彎，改批謝國樑的市政滿意度不佳、電動機車政策、乃至颱風救災不力等，其動機之不純正昭然若揭。而罷樑案後期發展成政黨對決，林右昌以當事人身分屢屢衝到最前線，身段也極難看。

更讓民眾反感的是，賴政府以「少數總統」上台後，卻姿態高昂、野心勃勃，力圖「以小搏大」。例如，在野黨所提「國會改革案」全遭釋憲凍結，賴政府則繼續強推ＮＣＣ、考試院和大法官等人事案；即使在中央政府總預算遭立院退回後，閣揆卓榮泰仍悍然硬幹，絲毫無意妥協。當人們看到少數政府如此倨傲，凡事一意孤行，完全拒絕聆聽在野黨的聲音，民眾豈能不害怕一個「新威權政府」的鬼魅正在台灣的天空盤旋？這次反罷免聲量的高漲，正是這種警惕心理的凝聚與反射。

不難想像，如果民進黨在這次罷樑案輕易得逞，接下來，就會發動一波波「大罷免潮」，針對那些爭議較高或勝選差距較少的藍委發動鋪天蓋地的罷免，藉此重新奪回國會多數。亦即，基隆市罷樑案，就是綠營「大罷免時代」的第一顆試金石。所幸罷樑案遭到封殺，也表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不願坐視台灣民主被民進黨的短視近利及鴨霸威權所吞噬。

罷免投票前，藍營內有些人對強力監督路線抱持疑慮，仍幻想以和為貴，甚至對某些重要議案想要放水下車。所幸，國民黨這次面對罷樑案一改過去的消極被動，強力應戰，催出了基隆人的「反惡罷」自覺。罷免案遭雙殺，應讓國民黨內的「鴿派」有所覺悟：唯有積極應對，直面賴政府的不公不義，才是爭取民心的坦途。

在罷免門檻下修至四分之一後，罷免案屢屢成為仇恨動員武器。其結果，輕則浪費公帑及人心，重則演成對民主選舉的侵害與剝奪。這樣的罷免制度，恐怕也到應該思考修改的時候了。

國發基金源自政府在2006年將早期「中美基金」與行政院開發基金合併，並於2010年的產業創新條例中明定法源與用途。至於其運作則屬預算法特種基金項下的非營利作業基金。國發基金最為社會津津樂道的是早期投資台積電所帶來的鉅額回報；迄今基金仍持有16.53億股的股票，今年貢獻264億元股利遠超過國發基金的預算賸餘，而目前台積電股票市值超過1.68兆元，更約占國發基金高達75%的淨值。

國發基金投資台積電的成功，也難遮掩其投資失敗與管理不當的案例。國發基金與經濟部耀華玻璃管委會持有聯合再生11.9%股票，竟然只有二席董事，其他六席董事代表持股則十分有限。聯合再生持續虧損，又被指控標購工業區土地不當轉售套利，國發會主委竟以官股董事曾「在董事會上表達意見，甚至還曾被該公司要求更換董事」為由開脫。聯合再生的公司治理出現問題，國發基金難辭其咎。

國發基金過去面對監察院糾正與審計部改善管理建議，總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消極應對。國發基金坐擁巨資已成為部會施政的「方便之門」，而其管理鬆散績效不彰，卻是有心人士覬覦的俎上肉。國發基金若再不改造，恐將成為政府的「阿基里斯之踵」。建議國發基金宜從管理運作與組織架構兩個方向即刻著手改善。

首先，產業創新條例設計的國發基金，只規劃基金用途與來源，而缺乏有效管理機制，特別是基金運作監督及退場的安排。至於國發基金依據設置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雖提及「經營不善、產業經營環境變動或其他情事變更」可出售投資股權，但亦未明訂投資退場條件，而讓主事者有過多的自由裁量空間。

國發基金迄今仍持有80與90年代的「重要新興事業投資」讓人納悶。除台積電外，投資月眉國際、理想大地、華航、高鐵、高捷、台船、中鋼、陽明海運、中華電信等傳統產業，更不知「完成任務」的時機。國發基金雖是「開發基金」兼具「主權基金」，不過仍應依不同投資性質，分別訂定退場時機。

其次，國發基金目前管理72家「新興事業」，明年合計700億元的六大專案投資，轉投資107家近330億元的國內、外創投事業，另外累計核准投資達38億元的268家新創事業，以及委由金融機構辦理4,000億元以上的融資。面對如此繁雜業務，國發基金組織竟簡化成「任務編組」；基金委員會由部會首長外加三位學者組成，而職員則是國發會、國科會及其他機關支援18人，外加聘僱人員24人。

國發基金想做好投融資的監督管理已近乎不可能。國發基金若將事前審查委由部會負責，就有可能出現爭議的投資事件。例如，立委揭發國發基金投資4,170萬元給資本額不到86萬元的「零日攻擊」影集便引人側目。另外，如興與聯合再生案也說明國發基金顯未能與官股董事充分溝通，結果造成被投資公司的道德危機。

國發基金顯然需要大幅變革。政府應先檢討國發基金定位，考慮是否正式增列「主權基金」地位；畢竟基金持有過去的各種投資，已不符合法律賦予的任務。國發基金的組織更須改造，其現有的人事結構無法有效監督巨量業務，反易成為弊端的潛在溫床。國發基金更不能炫耀投資台積電成果，仗勢「促進產業創新」的重任，就忽視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畢竟國發基金運作唯有「透明與負責」才能贏得社會的最終信任。

卓院長批評高金委員眼中沒有「全國人民」，只有「原住民」。言外之意是，高金委員（與在野黨）不該為調高補償少數原住民的區區二十幾億元，退回絕大多數為漢人的全國人民下年度逾三兆元全國總預算。高金委員直指民進黨對原住民的心態是殖民主義。卓院長沒有回應此點。

什麼是殖民主義？「殖民」是指外來族群征服、剝削一地的原住民，它統治的型態有多種。過去台灣四百年史至少有兩種型態：荷蘭人與日本人的「剝削式的殖民」，與漢人的「移居者式的殖民」。前者是少數的荷蘭人與日本人以優勢的武器掠奪台灣的經濟資源；後者是眾多的漢人，挾著人數的優勢，透過政軍經文教，逐漸侵占原住民的居住地與自然資源。當漢人暢談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也歌頌他們的先人「篳路（以柴車）藍縷（破衣），以啟山林（開闢山林）」（連橫，台灣通史序語），開發了台灣，獲得土地與財富。問題是，住在山林裡的原住民命運怎麼了？

讓我只舉台灣史犖犖之大的「番亂」，即漢人對原住民的種族滅絕：一六七○年鄭氏政權的沙鹿事件；一七三一至一七三二年，雍正朝的大甲西社事件；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嘉慶朝埔里的郭百年事件；一八七八年，光緒朝的加禮宛事件；一八八八年光緒朝的呂家望事件。原住民被漢人屠殺之慘，絕對不亞於日本殖民者於一九一四年在太魯閣事件與一九三○年在霧社事件族滅原住民。

漢人移居者在文化與政治上理所當然「統治」原住民，與日本殖民者並無二致。一七三二年在剿滅「兇番」的大甲西社事件後，漢官在原住民區建了「社學」，以社師教育「番童」中文與儒家思想。一七四四年的《番社采風圖》收入了此「化番」之景，該書序言說「足以徵聖天子修教齊政之治」（足以證明聖明天子的統治重視教育，整齊此地的政治）。

一九一○年，日本在日英博覽會上的「人類動物園」中展示台灣原住民（排灣族），以證明日本與世界第一強權的英國一樣，在人種資源上有最低等的人種。這些低等人種來自殖民地。進而合理化「高等」的大和民族殖民統治「低等」的台灣原住民。

漢人的種族與文化優越感可以對抗剝削式的殖民，但是原住民在剝削式與移居者式的雙重殖民下，不但失去了居住地，並在現代政經的體制中淪入弱勢，更產生混亂的文化認知。

一九六三年，國力臻於高峰的美國曾驕傲的拍了「西部開拓史」一片。經過三十年的文化與人權反思，一九九三年，出現另一系列從原住民立場所攝製的電影「西部淪喪史」，揭示「高貴」、「勇敢」白人開拓者的邪惡征服。這是美國歷史黑暗的一面。

然而，台灣的歷史教學沒有那麼人道關懷，所以這次在提高原住民保留地的禁伐補償上，從討論之初至議決，民進黨漢人立委即全體反對。甚者，於在野黨全體支持通過此案，正式立法生效成為義務式的法律預算後，執政黨以「全體國民」為名，堅持不編列入年度預算。一個不能自省、漠視台灣史中殖民事實的執政黨，真能融合族群，提升民主法治？

今天台灣原住民的困境更甚於漢人，但在專業思想凌駕一切的現代社會，原住民同胞的自救與解放應透過專業知識，而不是對特定政黨的服務。期望原住民有識之士出現，那綑綁台灣原住民與漢人的殖民思想才能打破。

自日本帝國一九二○年代侵占並開發原住民部落領域起，至中華民國的一九七○年代末，政府大面積砍伐原始林的販售金額成為國家重要財源，犧牲部落自然資源權外，還將部落人民遷村、解散，並僅留一小部分做為其子孫可生存利用的保留地，其中小部分為農牧用地，大部分則為林業用地，僅能種植木材利用的樹木，連梅子樹也不准。

問題是，人工林到一九八○年代已經不合成本，無經濟效益，乃遲至二○一六年才通過此一補償條例。就原住民權益而言，我們認為這是很無奈的補償措施，但更認為我國應仿效日本、歐美等永續林業的作法，才是國家與部落之間的可長可久之道。

目前農業部農糧署主管的有機農業促進法，農民若配合友善環境耕作，每公頃可獲每年三萬元生態獎勵金，另驗證費、有機資材及農機具也有部分補助。同屬農業部的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林保署）主管的永續林業政策已有類似補助，建議把原民會主管的禁伐補償金調整改由林保署來推動「原住民永續林業獎勵金」。

問題是台灣農產品有市場收入，木材有出路嗎？台灣桂竹林等竹林面積曾超過廿萬公頃，是很多原住民的主要經濟來源，目前多已荒廢。竹子除做建材、生產竹筍外，因生長快速，具有發展生質綠能潛力。因此，與其提高禁伐補償金額，不如完善竹林產業體系，讓原住民在鄉經營，扣除自己的工資等成本外，相信還可獲得多於三萬元的淨收益。

五十年前的造林樹種以柳杉、杉木、松樹、相思樹等建材與薪炭材為大宗。但鄉村與城鎮從傳統竹管厝、磚造屋後，一九七○年代開始流行鋼筋混凝土的樓仔厝，雖耐用，卻很傷城鄉美感。木竹建築是可觀的碳吸儲庫，鋼筋混凝土構造則產生大量碳排放。即使目前木造建築稍貴，若有政府獎助，並培力木造建築產業鏈，宣導其質感、美感、碳庫等優點，又可達到防火、防腐、防震、防颱標準，一旦蔚為風氣，人工林木材方有出路。

原住民部落除保留地外，根據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部落也應有傳統領域的自然資源集體權，部落可自主經營，或與林保署等其他單位共同、委託或合作經營。問題是原住民族基本法新增的部落公法人條款已通過八年多，部落連最起碼的法律身分都還沒落實，林保署與部落的「共管」口惠而實不至。林保署管理的林地目前已有一二二萬多公頃通過國際森林管理委員會（FSC）驗證，但根據二○二三年公告的FSC台灣森林驗證標準，未來原民領域的森林驗證與相關產業都須經過部落諮商同意，其他如地熱綠能也是如此，可見落實部落公法人的迫切性。

永續森林經營有別於友善環境耕作，宜有專業經理人經營數十、上百、上千公頃林地，才較有經濟效益。呼籲政府一方面迎合綠能與減碳的國際趨勢，建構我國永續的人工林產業鏈；另方面更應尊重部落自然主權，立即落實部落公法人，有系統地培養部落林業經理和員工，培力部落盡速推動保留地與傳統領域的永續林業。

卓院長認為增編預算是行政院的權責，立法委員的角色只是審查預算，言下之意就是禁伐補償的預算是否編列，立法院無權置喙。但依預算法第五條之規定，法定經費於法律存續期間，應按年編列預算支用，亦即政府應依法編列，行政院原民會明年預算，未依法增編禁伐補償調高所需的二十五億元預算就是瀆職。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的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的法律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卓院長表示當初不忍心提覆議案，但真正要編列預算卻忍心拒絕，前後不一，令人不解。

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是為總統對院與院間權限爭議的調處權，因為院與院間的爭執，除關於法律見解的不同外，往往有政治性的爭執，此類爭執以政治方法解決為宜，故由總統斡旋於其間，解決院際爭議。

我政府為達成國土保安、涵養水資源、綠化環境、自然生態保育，及因應氣候變遷、減輕天然災害，訂定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符合該條例原住民身分之所有權人或合法使用權人，得申請禁伐補償，以補償當事人未能依一般農業耕作的損失，因此原住民保留地無法耕作屬於特別的犧牲，原住民為台灣的生態保育、國土保安的貢獻，國家予以補償，符合憲法的平等及保護原則。

五權憲法的總統是超越黨派為全民謀福利的總統，因此面對院與院間的爭議，賴總統應善用憲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召集相關院長協商，增編禁伐補償費二十五億元的預算，以達到因應氣候變遷，減輕天然災害之目標。

罷免引起國人注目，主要是當年反核人士推動罷免國民黨立委不成，後來又有「割闌尾計畫」，終究以韓國瑜市長落跑罷免。相對地，綠營也有市議員及立委面對罷免的考驗。就制度安排而言，一般的看法是地方民代複數選區門檻應該調高，縣市長、單一選區立委則有可能罷免過關票數低於當選得票。

罷樑人士所提罷免基隆市長謝國樑的理由，基本上是市政做不好，包括東岸商場事件、防疫慰問金跳票及發言離譜等等，看不出有何滔天大罪，迫不及待要午門斬首。就外縣市旁觀者而言，法院初步還了幫市民護產的父母官公道，罷免氣死閒人，津貼則端賴中央政府關愛眼神，總不能怪罪市長不會撒嬌。

地方事務的推動應看百姓需求，當下的財政畫分頭重腳輕，撥款看政黨顏色，難怪連任失利的直轄市長調侃市民「選錯人走錯路」，小英甚至毫不靦腆表示台中人欠他公道。果真如此，何不乾脆廢掉地方選舉、採行官派？還好朝小野大，立法院不像過去八年自我矮化為立法局，期待執政黨能謙卑一點。

話說當家不鬧事，民進黨中央先熱後冷，讓基隆市長出身的秘書長林右昌唱獨角戲。儘管罷免案沒有過關，卻與反罷免得票差距不多，可見在地實力不容小覷。不要忘了雲林出身的中選會主委李進勇當過基隆市長，頻繁的ＹＴ罷免廣告令人艷羨。更何況皇親國戚磨刀霍霍取而代之，總有人迫不及待表忠。

一開頭，仇恨值不高的謝國樑相對低調，應該是有避免投票率太高的戰略考量，藍營先冷後熱，或許也不願意製造政黨對立的負面觀感。不過，隨著投票日逼近，大咖擔心骨牌效應，相繼前來送暖，有驚無險。其實，民進黨擅於切割香腸，不管立委國會問政、區民服務，早已算準國民黨立委的險勝選區，盤算個個擊破。

迄今，賴清德堅壁清野，除兩度跟黨籍立委下軍令狀，還揚言「青鳥會飛出來」，同時分兵四路申請釋憲，每個月都有熱菜端出來，大家都有功課作。針對預算案，立法院長韓國瑜出面打圓場，把閣揆卓榮泰所提的和解咖啡升級為和解的飯局，沒有想到被潑了一盆冷水、降級為營養午餐，情何以堪？

賴清德過去四年入府就地看管，伴君如伴虎，如今總算扶正，卻是低空飛過，特別是選民硬要在野黨制衡，只怪過去小英蠻橫。美國戰後總統有半數時間面對朝小野大，別說不敢對反對黨國會議員頤指氣使，連黨籍同志都要曉以大義、人情做盡，必要的時候前往國會山莊移樽就教。有空不妨跟夫人看《白宮夜未眠》。

話又說回來，左右總統行為的因素不外理念、個性、領導及威望。理念與個性很難改變，選票雖提供威望，但領導端賴風格。陳水扁把總統拿來當立委、有情有義；蔡英文擅長裝傻、一皮天下無難事；賴清德一板一眼，有待觀察。倒是藍營，誰來爭鋒？

然而，就在謝市長感謝自己信仰的上帝，也聲言要用生命守護基隆的時候，筆者仍要善意嚴肅地提醒一下謝市長：一來，謝市長擬拜訪「拆樑」的成員固然可以理解，但面對此番近乎無所不用其極且募款來源與用途都有「違法嫌疑」的團體，乃至明眼人都知道民進黨以化整為零的巧門來「從旁」支持，謝市長切莫誤判民進黨的狼性與雙標，萬不可再有「婦人之仁」。

先前，不可否認的是，謝市長與國民黨在罷樑一開始顯有「輕敵」之嫌，造成失去戰略危機應處的「黃金時機」。其實，就在謝市長初期決定「以和為貴」地與民進黨籍議長童子瑋握手言歡言和後，綠營大小動作仍然不斷，從中選會主委「審核四十天縮為三十天」的視察，再到前基隆市長林右昌「不正常的超前積極部署」，都可見貓膩。

準此，期待謝市長在日後「請益拜訪」罷樑團體時，切莫模糊原本「挺善樑『反惡罷』」的核心理念。其次，面對綠營後續肯定仍會無限上綱無病呻吟的民粹挑釁，毋寧要有第一時間即應「直球對決」的準備才是。

執政黨當家鬧事，結果罷免失敗。林右昌身為民進黨秘書長，竟然一頭熱鼓吹罷免。何況林右昌對於謝國樑的指控，每每訴諸個人的情緒之爭，例如謝國樑極力捍衛基隆市的資產，竟然被林右昌說成一文不值，教基隆市民情何以堪？

事實上，林右昌身為前基隆市長，一方面見不得別人比他好，另一方面基於藍綠對抗的心態，用盡一切辦法企圖把謝國樑給拉下馬來，只因謝國樑是他的頭號政敵，不惜用盡各式各樣的策略。

林右昌以莫須有的罪名，指控謝國樑損害了基隆市民的利益，而印證於實際的狀況，真相卻是與林右昌的說法背道而馳。基隆市民絕對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用實際的行動證明一件事，政客的謊言說得天花亂墜，其實沒有任何意義，民進黨可以欺騙人民於一時，但絕對不能欺騙人民於永遠。

人類與動物最大不同是對於加害者給予應得懲罰，其背後存在著遂行正義與社會秩序兩大問題。於是，制定法規，透過審判程序，給予犯罪者應有懲罰。西方最早法典公認為漢摩拉比法典，明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種最簡單報復性懲處，並未慮及犯罪原因、動機以及過失等情形。根據法國學者羅蘭．巴特指出，修辭學起源於古希臘法庭辯論。古希臘僭主時代終結後，為恢復舊時財產，於是有庭上辯論，羅馬繼承希臘文化，羅馬法最終成為歐洲完善法律之始祖。然而，當法律未臻完善，或者判決不公，其法律救濟行為不足以撫平受害者傷痛之際，受害者或其親人往往含恨而鬱鬱而終，最激烈行為就是採取復仇行動。

瑪麗安．巴赫邁爾事件，往後被拍成電影「復仇之母」，廣為流傳。日本在鎌倉幕府時代爆發曾我兄弟復仇事件，江戶時代也有元祿赤穗事件、伊賀越之復仇，合稱三大復仇事件，撼動最高領導階層。這些故事都被改編成相聲、歌舞伎、淨琉璃，其劇情有為兄弟報仇，也有為自己主人雪恨，反覆演出，觀眾看得熱血賁張，歷久不衰。在傳統中國社會，伍子胥為報楚平王殺其全家之深仇，逃離楚國，投奔吳國，輔佐闔閭，由孫武率兵攻入楚國，當時平王已死。伍子胥餘恨未消，掘墓鞭屍。另外，「趙氏孤兒」故事也廣為流傳，趙家被滅，家僕程嬰以己嬰兒調換主人之子。趙氏孤兒趙武長大成人，報滅門之仇。這些復仇故事情節各有不同，經過後人不斷改寫，戲劇張力更加十足。其實觀眾並非為「仇恨」而歡呼，而是因為加害者並未受到應有懲罰而忿忿不平，為正義而悲憤吶喊。

最近，大法官對於廢死與否作出諸多解釋，掀起輿論熱烈討論。英國著名偵探小說「福爾摩斯」作者亞瑟．柯南．道爾，透過書中主角的口說出：「當法律無法給當事人帶來正義時，私人報復從這一刻開始就是正當的，甚至是高尚的。」身處文明時代，我們對於一百多年前的看法，自然語多保留，然而柯南面對法律與社會秩序無法獲得應有正義的對待時，發出無奈與同情，最終不得不肯定復仇行為。釋法者與執法者手握律法之太阿，宜當慎慮！（作者為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