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本土化」風向不同，周杰倫不少膾炙人口作品，是從中國文化取材。例如青花瓷、東風破、菊花台、蘭亭序等，兩岸歌迷都耳熟能詳。其中，「本草綱目」更赤裸裸諷刺「崇洋媚外」。他也多次霸氣發言，強調中國文化主體性，從而推波助瀾大陸「國風」熱潮。

周杰倫也是少數遊走兩岸、卻鮮少被出征的台灣藝人。二○一九年，曾有大陸網友質疑周杰倫「過氣」、「流量不高」；結果對岸歌迷大串聯，將周杰倫送上流量榜首。在台灣，綠營屢屢出征「親中藝人」，卻始終不敢對周杰倫下手。如果說兩岸有「周杰倫共識」，並非虛言。

其中緣由，不難理解。大陸影視圈偶像化、空洞化，周杰倫彌補其不足。至於台灣，近年「反中」主要為「反統戰」，而周杰倫用「中國文化」為武器，從台灣紅到大陸，再紅到全亞洲，這是誰統戰誰？綠營被狠打臉，只好默不作聲。

政治對立，讓兩岸交流越走越遠；「本土化」，則讓台灣影視歌越走越窄。周杰倫在台爆紅，並靠著實力「文化入侵」大陸；但是，下一個周杰倫在哪？

台中市一名小六生拿樂樂球棒攻擊老師，次日道歉卻態度欠佳，老師怒而報警；學生非現行犯，警察仍進入校園將學生帶走。三月的事件，六月雙方和解，七月校事調查也證實教師並非「不當管教」；但家長不滿警方與校方處理，仍找上議員透過質詢代為申冤。市長盧秀燕第一時間不察，震怒要求教育局與警察局徹查嚴懲，並痛斥校長領導無方、警方執法違法，「孩子已道歉，老師不放手還追究報警，是最壞的教育示範」。

未料，盧秀燕的重話引發教師界反彈，認為她在不明真相下過度苛責老師。全教總呼籲盧市長收回「不適任教師」說法，網友也質疑，道歉就了事恐是縱容孩童。經過一夜發酵，盧秀燕出面表示，未確實了解前因後果就指責老師不適任，她為此向老師致歉。她承諾，市府將訂出ＳＯＰ，讓執法與教育單位有所依循。

近些年來，教師對管教權愈來愈感困惑，校園裡「愛的教育」似乎變成「礙的教育」，成為現代師者難以承受之重。《教育基本法》規定，國家應保障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師生互動則依學校訂定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禁止打罵教育。但名為輔導與管教，其實是「打不得、罵不動」，老師們宛如弱勢族群，輕則被冠上管教不當、重則遭指控霸凌。有律師發文：「老師，你們為何不生氣？」質疑當體制不保護教師權益，老師就只能離開或選擇平庸。在明哲保身的考量下，不少老師只好睜隻眼閉隻眼。尤其，學生與家長動輒投訴，不僅學校行政壓力倍增，更讓老師身心俱疲。

新北去年國中生割喉殺人事件，凸顯教育體制面對學生管教、校園安全與少年輔導處遇的無力。面對校安疑慮，老師不能搜查、不能詢問；面對犯錯學生，老師不能體罰、不能糾正，否則可能被控霸凌。教育部被轟應該對割喉案負全責，幾經研究，才放寬校園安全檢查限制。警政署也說要加強查緝黑幫入侵校園，但學校缺乏足夠資源，少年犯都知道法律會保護未成年者，霸凌事件仍層出不窮。老師被體制綁手綁腳，如何面對校園裡的凶神惡煞？校園內還有師生關係，一旦走出校園，誰來保護手無寸鐵的老師和學生？

教育要臻於完善，原生家庭的教育是關鍵拼圖。但行政院會近日通過《民法》修正案，將「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的條文，改為「父母保護及教養未成年子女，不得對子女為身心暴力行為」。家長團體發布民調表示，逾七成家長反對民法刪除父母懲戒權，名為保護兒童，實則剝奪合理管教權。事實上，多數家長支持正向教養，一旦少了支持和配套，父母更不知要如何教養。

台中師生衝突案反映老師管教兩難的處境，新北校園割喉案則凸顯老師武功盡廢的危機，民法刪除父母懲戒權更預示親職教育愈發無力。家長沒有懲戒權、老師沒有管教權，只會養出愈來愈多的「兒皇帝」和「小霸王」，親子關係與師生關係都失衡。大家都聽過「細漢偷挽匏，大漢偷牽牛」的俗諺，但父母已經備感無力，老師也自顧不暇了。

川普即將上任，他的政見旗幟鮮明，強調「以美國優先」、「單邊主義」，一味地以美國的貿易逆差為著眼點，並以課徵關稅作為談判籌碼。就此而言，川普的基本邏輯可能是：對中國課徵高關稅可以阻卻或脫鉤中國產品，對盟國提高關稅，可以逼其廠商在美國生產；同時川普也不支持近岸和友岸外包式的製造業回流。但是，美國對中國的策略性競爭，並不只有貿易而已，而且，從領域別看，美對中競局和脫鉤其實存在不同路線。

即將接任美國國務卿的魯比歐（Rubio）在2024年9月公開一份報告，檢視「中國製造2025」十項目標產業的推動進展。魯比歐的評價指出，中國在電動車、能源與發電、造船、高鐵四個領域取得相當突出的成就，例如：中國已成為電動車（及傳統汽車）第一大出口國，而中國高鐵網絡的規模更遙遙領先世界各國。中國部分達成目標的領域則有航空與航太、生物科技、先進材料、機器人與工具機、半導體五個領域。魯比歐呼籲：「北京在很多產業已經取得領先，這將決定21世紀的地緣政治霸權（geopolitical supremacy）。」

就美對中競局和脫鉤，台灣各界關注的焦點相當集中於半導體先進製程，可是魯比歐的報告點出，在美國關切的重點領域，美國並非都享有絕對優勢，甚至於不容易以一己之力對抗中國。這可以讓我們討論美對中競局的不同路線，進而探索美國與盟國互利合作的可能性。

在半導體先進製程，美國在價值鏈（EDA設計工具、矽智財、IC設計、設備）具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仍需仰賴與盟國（荷蘭、日本、台灣）一起牽制中國。以經濟安全為名，美國關切與先進製程製造相關的價值鏈，進而對台積電、三星等廠商要求在美國生產；而且亦步亦趨地要求最新進的技術。

另一個美國享有大幅領先優勢的領域是AI，包括AI晶片、演算法、算力等。美國將中國視為在AI領域的最大競爭對手，川普在國會中的盟友，於美國國會兩黨小組，在2024年11月底所提交的年度報告中，提出「AI曼哈頓計畫」，作為應對國際局勢挑戰的科技戰略。報告指出：應對中國在AI科技的大力投資，需要有明確的策略讓美國持續在通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發展上取得領先地位。儘管美國在AI有其獨特優勢，但AI晶片也受惠於台灣產業鏈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無人機、6G、自駕車及電動車等領域，中國反而享有產業化和落地應用規模的優勢，而美國的基本態度是：在這些領域，刻意區隔，以形成互不相通的技術與供應鏈體系。在5G領域，美國就曾利用國際結盟，確保其關鍵電信網路、物聯網、5G技術不使用到「不受信任」的設備。美國也想要在6G技術急起直追，但中國6G專利申請量持續高居世界第一，約占四成。在無人機領域，中國的大疆更具有絕對的優勢，且其影響力包括商用和軍用市場。

中國的自駕車或許技術上仍不如美國，但是其相對寬鬆的管制規範，讓中國的自駕車已有大規模市場練兵應用的實績。特斯拉的馬斯克在這次選舉與川普結盟，其目的可能要透過管制鬆綁，加速推動自駕車和無人機（低空經濟）的發展；特斯拉本身的目標是在2025年推無人駕駛Robotaxi上路。馬斯克曾公開表示美國政府製造F35是浪費，反而誇讚中國的無人機群飛技術；儘管F35和無人機其實屬於不同的應用場景。

上述案例顯示，美中競局其實有多元的戰場，不只是貿易，還有科技的領先優勢之爭，更重要的是，逐一檢視相關領域，美國並非都享有絕對的優勢，與一些盟國合作以協助美國建立相對優勢；這有賴美國和盟國進一步檢視美對中競局不同路線的差異和合作對雙方的價值。

二○一六年六月下旬，前總統蔡英文前往中南美友邦訪問，距離五二○就職才短短一個多月。相較之下，賴清德首度跨出國門慢上不只半拍，再加上正值美國新舊政府交替敏感時刻，川普2.0政策動向未明，無論是賴政府或美方政要，都格外低調謹慎。

八年多前蔡英文去程過境美國邁阿密，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魯比歐專程前往下榻飯店拜會。二○二○年四月上旬，賴清德以副總統當選人身分前往華府出席國家祈禱早餐會，唯一公開會晤對象也是魯比歐。魯比歐在兩次事後都主動公開合影照片。

魯比歐為川普2.0政府候任國務卿提名人，五十幾天後即將成為美國首席外交官，動見觀瞻官方身分壓縮限制與台灣政府高層互動空間；此時尚具備國會議員身分，保留靈活彈性操作空間。不過，魯比歐顯然提前轉換角色，上周回答美國之音詢問是否會繼續保持對台灣的支持時，他表明：總統制定外交政策，國務院則是負責執行，清楚「以川普為尊」態度，個人明顯親台的立場必須讓位於總統本人意志。

候任國務卿對台灣伸出友善雙手，四年前早有前例可循。遠在美國聯邦總務署尚未認證當年的新任總統拜登勝選前，拜登陣營外交政策顧問布林肯，就接聽當時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的道賀電話，他後來擔任國務卿足足滿四年。

美國學者何瑞恩、葛來儀與卜睿哲三人合著《步步為營》一書分析，拜登總統國安團隊對川普第一個任期留下穩健美台關係政治遺產普遍抱持正面態度，卻也意識到蔡英文政府對民主黨重返執政感到不安，幾位即將在拜登新政府內擔任要職的關鍵人物，因此積極以各種方式向台北當局保證，美國仍然是台灣可靠的合作夥伴。

共和民主兩黨政權輪替，衍生外交競價效應，台灣成為意外受惠者，蕭美琴與布林肯通話即是外交紅利之一；美方也同意蕭美琴在社交媒體披露談話內容，刻意對外釋放親善訊息。後來拜登就職典禮邀請蕭美琴出席觀禮，又是另一項外交紅利，為日後四年雙方互動奠定良好基礎。

讓人擔心的是，隨著川普重返白宮，外交競價紅利似乎消失不見了。除了裴洛西與強生，賴清德與美方通話對象暨內容諱莫如深，具體而微反映其與川普2.0新政府外交互動的小心翼翼，值得細細推敲。

由於台灣與南韓的出口產品高度重疊，因此每當朝鮮半島有事，不少輿論與企業都引頸期盼是否有機會迎來轉單潮。然而，這樣的期待，以台韓最新的貿易數據來看，恐怕稍嫌天真。

財政部統計，今年一至十月台灣對南韓出口一六八億美元，並自南韓進口三四九億美元，台灣入超達一八一億美元；同時，南韓也罕見超越日本，成為我最大入超來源國。細究內容，南韓生產的高階記憶體，因為是ＡＩ伺服器不可或缺部件，已成為我自韓進口最主要項目。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南韓的高階記憶體，台灣將難以組裝ＡＩ伺服器再出口。因此，南韓如果繼續亂，台灣該未雨綢繆的不是什麼轉單潮，而是自家ＡＩ伺服器的訂單要怎麼辦。

今天是施明德先生離世之後的第一個美麗島事件紀念日，也是四十五周年紀念。年初施明德先生驟逝，然而他寫給全台灣人民的六萬字遺囑，早在四十五年前就寫好了。直面他所屬恐怖艱難的時代，他全力以赴不計生死，把一切思考透徹之後，耐心地等待時機到來才謹慎又大膽地行動，關於他的信仰、價值、政治主張、對局勢的分析判斷和理想，他從不假他人之手，作為一名注定孤獨的戰士，他沒有幕僚、智囊、寫手，他自己一人全部包辦。這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不得不，在奸細密佈的處境和無期徒刑的牢獄中，這些都是奢望。但無論在獄中與獄外，孤獨與否，他說作為一名戰士，他永不放棄戰鬥，他拒絕絕望。

施明德遺囑的第一句話，開宗明義道：「美麗島事件」是台灣三十年來最轟動、最震撼人心的政治事件。這個事件不但在今天吸引了國內外全體同胞的注意力，在台灣歷史上也必將留下含義深刻的一頁。它更是我國民主運動一個最重要的轉捩點和最耀目的里程碑！（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當時，他獨自一人迎著千軍萬馬風沙滾滾，赤腳空拳，朝遠方狂奔，把每一刻當作最後的旅程，彷彿時間已經凝固，他超然地在歷史的長廊那頭對我們說話。

一九七九年施明德先生擔任美麗島雜誌社總經理，為打破獨裁統治之下的黨禁，為台灣組織一個「沒有黨名的黨」，同年十二月十日黨外人士在高雄為世界人權日舉行紀念活動時他是總指揮，當時他三十八歲，是一個曾被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坐過十五年黑牢的政治良心犯，出獄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孑然一身，曾經的富家少爺，如今一文不名，因此化名許一文。

四十五年前站在他身旁的是他當時的妻子美籍人類學家艾琳達女士，解嚴後國民黨終於准許他們通信，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一封信件裡她回憶了美麗島事件當夜的情形：

『我深刻的記得，大約在晚上十點半左右，當我們站在「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的轉角處，我們的四周有火把的光芒搖曳著，有催淚瓦斯彈藥爆炸聲和濃霧瀰漫著。你對我說了那個夜晚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我必須因此在獄中了此殘生──而人民能從此堅定地站起來反抗壓迫者，並且，令人癱瘓的恐懼感能從此結束──我甘願！』

這個曾經忍受過無期徒刑折磨的男人已經預知了來路。

他，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囚滿十五年出獄，距離下一次被逮埔，只有九百三十六天，這些日子是他五十歲之前僅有的自由歲月，因為他二十一歲就因台灣獨立聯盟案被判處無期徒刑，此前人生僅是童年、求學生涯和軍官學校訓練。

三天後，十二月十三日隆冬清晨，天未亮國民黨當局隨即展開大逮捕，卻意外地出現戲劇性轉折，總指揮施明德在特務嚴密包圍自宅的逮捕行動中驚奇地逃亡成功，這讓特務機構早先計畫好的「安和計畫」功虧一簣，使得原本在白色恐怖統治下，大肆逮埔－刑求偵訊一秘密審判一迅速執行的公式，速戰速決的一貫作業頓時難以執行。接著啟動的是「獵明專案」，鋪天蓋地獵捕施明德，通緝令遍佈每一根電線竿、佈告欄、報紙、電視、廣播，一時間讓施明德家喻戶曉，是一個被特務抹黑污衊，宣傳成十惡不赦的江洋大盜，深深地刻印在當時人們的腦海裡，令人台灣社會厭惡與害怕。然而，就是因為這二十六天的大逃亡與通緝，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達女士和岳母有時間能對美國國會遊說施壓，許多國際人權救援組織熱情地參與營救，和各國文化菁英人士的聲援請願之下，讓施明德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營救的政治犯。我們必須了解，「政治犯」就像「二二八」，這兩個詞是當時國民黨最核心的政治禁忌。政治犯的存在是蔣氏獨裁現行犯的鐵證，二二八是其血腥暴力的歷史篇章之一。無庸置疑地，國際輿論的壓力，相信是迫使蔣氏政權最後必須舉行公開審判的最直接因素。

嚴肅地談論二二八，查緝私菸不應該成為重點，二二八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場計畫好的大屠殺，是統治者整肅異己的開端，台灣從此進入漫長的沈默、恐怖的年代；而認真談論美麗島，高雄人權日事件也不是真正的重點，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那一夜發生的事，是恐怖特務統治社會裡的一個必然的結果，不是高雄，也會是台中、台北或台南事件。而美麗島事件應指涉從一九七八年開始黨外一系列的論述、組織、宣傳、行動，從全國黨外聯合助選團到美麗島雜誌社，從鬆散的反對氣氛到形成組織化的反對勢力，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權步步進逼，一直到美麗島軍法大審開庭過程中展現在世人面前，施明德不卑不亢笑傲法庭的態度、精彩絕倫的政治答辯、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胸懷，啟迪人心發人深省，焐熱了台灣人冰冷凝固的心，鼓舞了僵化壓抑的台灣社會，逐漸邁向爭取自由、平等、民主和捍衛主權的一條新路。

四十五年前的十二月十一日澎湃的高雄事件隔日中午，施明德搭上一部從台南北上的遊覽車，盯著窗外心裡想：

「我不可能閉起雙眼。也許，這就是我一生最後一趟北上的車程，我貪婪地吞沒眼前滑過的景色…。每個車輪輾過的鄉、鎮、市都有這兩年被我們喚醒的台灣魂，我相信即使我被捕了，走向刑場了，這些魂魄仍會持續飛揚…。只是這些魂魄還很幼齒，必須設法不能讓他們被恐懼感嚇走。」（摘自《施明德回憶錄II》尚未出版）

抵達台北後黃昏時分，施明德獨自一人從仁愛路三段二十三號九樓美麗島雜誌社散步回家，他就住在附近的義光教會二樓，他預知前路艱辛：

「仁愛路的林蔭大道是台北市最美的道路之一。夏秋的悶熱常常引我在工作之後，在夜幕低垂時分，躺在安全島上的草坪上。一輩子都睡在硬硬的牢板上，柔柔的草會如軟軟的毛毯般，提醒珍惜這偷來的自由，盜來的假期，牢板床一直在不遠處望君歸來…。」（摘自《施明德回憶錄II》尚未出版）

沒有人能預料，特務也沒料想到，施明德以為的這偷來的自由居然多出了二十八天，這奇蹟般逃亡的二十六天，是一個美麗的歷史偶然，讓必然毀滅的政治慣性嘎然終止，像一鍋煮了三十年都沸騰不了的熱情，變異地在這二十八天來到了沸點，將掀起令人震撼的浪潮。

逃亡、偵訊、起訴，施明德終於等到了第一場公開審判：

1980年3月20日，受審者是我。

醒來時，天已大亮，陽光從狹窄的囚窗射入，部份取代了囚室內的燈光照明。不久，早餐送來……。

今天，我是主角，唯一的主角，美麗島事件總指揮，過去有一段時間在國際已盛傳被秘密處決了的大欽犯，現在是國內外媒體最注視的焦點。這一點，我一分一秒都不敢淡忘。如果把我的微笑和輕鬆的肢體動作視為「不在乎」，

那真是一種極幼稚的解讀。一個公認必定會被判處死刑的被告怎麼可能會有「不在乎」的心境？這種「不在乎」是在極嚴謹的思考下做出來的「極危險」的行為。它必然會激怒獨裁者，和獨裁者的第一線代理人軍法官。當然，它是刻意被擺出來的架勢，是要用這肢體語言傳達給他的族人和後代子孫。這類肢體語言是死士，真正的死士的專利，是矯裝不起來的。

自由永遠是反抗者的戰利品，絕對不是掌權者的恩賜物，我又一再提醒自己。

今天，我更是「台灣大講堂」上唯一的大講師，我要替所有台灣人上一堂大課。

我全準備好了，思想和精神都準備好了。連該穿什麼衣服都已決定好了。（摘自《施明德回憶錄III：軍法大審》）

創造歷史的時刻是留給一生無論何時不管何處都永不放棄地淬煉心志，作足準備的人。施明德的第一個無期徒刑是他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的青春，監獄是他的煉鋼廠，死刑犯的是他的精神導師、政治犯是他的日文老師、英文老師，他遍讀所有法學經典，精研國際法，為台灣問題找出路，他博覽群書，背誦詩詞與歷史性演講稿，夙夜匪懈地鍛鍊，期間遭逢政治犯可惡地背叛、情人無情地拋棄，雖身心重創，卻不敢沉淪，獲減刑之後，在基督徒的平安夜醒悟，他領悟寬恕的力量，一個受難者唯有放下仇恨，才能重拾追尋夢想之路。仇恨常常是使人誤入歧途的毒藥。

此刻，我已經不是被告了，我已經化身為台灣人民的「檢察官」在起訴、控訴蔣經國這個獨裁者，還有他已逝的父親蔣介石。我這個被告終於轉身變成原告，我知道明天台灣的媒體一定會全面反駁我的「謬論」。這些駁斥正是我希求的，真理是不怕被駁斥、扭曲的。在戒嚴時代，反抗者的聲音永遠會被變聲、消音，反抗者的形象必然會被扭曲。只有掌權集團的音容永遠是美好的。

反抗者最悲慘的下場，就是默默死於刑場。但，我終於把大審變做講壇了！

大審如果一直停格在法律範疇，我們不但會□敗還沒有時代及歷史意義。只要點燃政治之火，蔣經國就會居於劣勢，不管他的御用打手如何爭辯都只能使他三十年來的獨裁本質更曝露。蔣氏父子在台灣的行徑澈澈底底就是獨裁非法統治。三十年來就是不准人民討論他們的戒嚴統治，現在終於在大審中被公開了。明天，他的御用媒體和打手再怎麼辯解、反擊，我都是贏家！只要談蔣家的三十年戒嚴狀態，這場大審就是逆轉勝了。」（摘自《施明德回憶錄III：軍法大審》）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當大審的程序來到「最後陳述」時，再一次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施明德在最後陳述庭中午得知第二次二二八事件：林義雄滅門血案。他做出了回應。

「我剛才從座位上起來走到這裡發言，感覺上似乎走過了比四十年還要漫長的路途，我在這裡有一份遺書，但我不想在這裡宣讀了，我隨後呈庭。……在整個偵訊期間，審判長可以看到我到法庭來都一直面露笑容，毅然面對。但是我現在卻一點都笑不出來，而當我決定要說出以下這些話時，事實上我是要有比死更大的勇氣。……尤清為我辯護時說，請鈞庭不要屈服於社會輿論的壓力，不要因某些人的仇恨和利益，而把施明德拿去拜鬼或祭神的祭品。但是，現在我卻要說，我要清楚的說，為了國家的利益，你們可以拿我去祭神、拜鬼！我從來不會為個人利益低頭，我更不是一個怕死的人，只有為了理想、正義、國家、人民的利益才會低頭。此時此刻，我只懇切的希望媒體不要在扭曲我，醜化我的心態。.......我要很清楚說的是：為平復國家的創傷，為替社會帶來和諧，我不要減刑，我非常堅定地請求法庭判我死刑！我請求！我請求！……此時，庭內已一片哭聲，旁聽席上的旁聽人士、記者、女警、監獄官們都有人在擦眼淚，家屬們更是嚎啕大哭，連法官群中都有人在拭淚，全法庭處處泣聲……」（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四月三日施明德在景美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寫下：

這份「一個奉獻者的最後剖白」，相當於我的政治遺囑。本來是要在「審判程序」進行到「最後陳述」的階段時，當庭朗讀的。沒想到就在將要宣讀之前兩小時，我聽說「林家滅門慘案」已發生了。我受到強烈的震撼。從那比手縫隙飆出的鮮血，有如來自我的動脈。我疲倦、虛弱得只有放棄宣讀這份文件，並把他直接遞交「國民黨法庭」，好讓來日由歷史法庭參酌。（摘自《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他再度被判處無期徒刑，公文上記載「案情特殊，不宜在中樞地方長期執刑。」因此獨自被監管在太平洋上的孤島——綠島監獄，與世隔絕。然而疲憊虛弱的施明德沒有停止戰鬥，一九八一年發動獄中絕食抗議陳文成之死。一九八五年，異議作家江南被暗殺事件經美國情報單位偵破為蔣氏政權密謀後，施明德遂展開無限期絕食抗議，前後長達四年七個月，以一個囚人最後的生命戰鬥，與國民黨政權進行長期的政治談判周旋。他提出三項訴求：一、釋放除了自己以外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二、解除戒嚴，停止恐怖暗殺政策。三、承認在野政治勢力的合法地位，也就是組黨。這些具體的政治目標都在他一個人的絕食戰鬥中一一完成。

美麗島人士的犧牲精神，美麗島運動所揭櫫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人權，美麗島政團所追求的政治藍圖——民主與繁榮，美麗島大審所彰顯的氣魄以及其所確立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是台灣人全體的政治與精神遺產，不是某一群人或某一政治團體的私產或獨佔的勳章，任何一個人有意願都能夠成為這份遺產的繼承人，繼承這一份作為一個台灣人的責任、義務與道德。

二十一世紀已然過去了四分之一，台灣在二十世紀所經歷的戰爭與殺戮的血腥教訓絕對不能遺忘，但仇恨必須被放下。「寬恕是結束苦痛最美麗的句點」，「和解是台灣唯一的路」，歷經苦難嘗過仇恨滋味的施明德先生如此千叮嚀萬囑咐，唯有如此，台灣全體才能在未來變化的全球局勢中，在國際民主陣營面臨危機之時，以智慧和勇氣，繼續爭取並捍衛台灣作為和平、繁榮、獨立的存在。

美國政府近年來頻頻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獲取先進技術，尤其是涉及軍事與人工智慧應用的半導體領域。最新一波出口管制不僅針對晶片製造工具，還包括高頻寬記憶體晶片及相關技術。中國則迅速反擊，全面禁止對美國出口鎵、鍺等礦物，並暗示可能進一步限制石墨等重要資源。

這些材料對於５Ｇ設備、電動車電池以及國防科技極為重要。例如鎵廣泛應用於高效能晶片製造，而鍺則是光纖通訊和太陽能電池的核心材料，中國對這些資源的出口限制，無疑是針對美國出口管制的一次精準回應。

這場對抗的最大受害者或許是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隨著美中兩國採取更加激進的政策，企業不得不面對材料價格上漲和供應中斷的風險。例如，鎵的價格已因出口限制而飆升超過八成，鍺的價格更是翻倍。儘管如此，這場貿易戰也為全球供應鏈的重塑提供了契機；美國及其他國家正在加快關鍵材料和技術的本土化時程，這將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美國的策略在於限制中國獲取尖端技術，同時保障盟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但過度依賴出口管制作為經濟武器，可能破壞其在國際貿易中的信譽。此外，過度激化的對抗，可能讓美國企業失去中國這一重要市場。

中國則在努力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並以更具針對性的方式進行反制，例如限制外國企業在中國的業務活動。但中國面臨的挑戰在於應對外部壓力的同時，如何重振內需市場並吸引更多投資。

在美中經濟對抗的浪潮中，台灣位於全球供應鏈的核心地位，特別是在半導體領域的領導地位，讓台灣處於這場競爭的風口。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措施，使台灣的晶圓代工產業短期內受益，成為更多技術轉移和訂單的關鍵接收者。然而，隨著中美雙方加速供應鏈本地化，長期來看可能對台灣的產業帶來新的挑戰。

中國是台灣的重要出口市場，特別是在消費電子和製造業的中間產品上，供應鏈的斷裂可能影響台灣對中國的出口。美國施壓要求其盟友加入對中國的技術限制，可能進一步縮減台灣的市場空間，迫使台灣企業在經濟利益與地緣政治間進行艱難的選擇。

面對這些挑戰，台灣應積極尋求應對策略。一方面，加強與美國和其他盟友的科技合作，參與新的供應鏈布局以降低風險；另一方面，深化自身在關鍵技術上的研發能力，以提升在全球市場中的不可取代性。更重要是，台灣需要加強對新興市場的開拓，減少對中美兩國市場的高度依賴，為經濟發展尋求更多元化的出口方向。

人類資訊與知識之取得一方面更快捷更廣泛，而另一方面也因聰明的大數據分析配比，人類的知識庫卻益形趨同狹窄與扁平化。沒有聲量點閱率的「訊息」必然被另一光譜給取代之。日積月累，試問當代年輕人有多少人了解其完整的當代歷史？更遑論不同文明進化族群得以溯及其淵遠之文明發展史。

當多數人不看書、不買書、不看傳統電視媒體頻道、也不讀報後，令人訝異的是「地球是平的」被驗證了，遠到肯亞、西藏阿里、沙巴小村落、中東小鎮…不斷出現在影音頻道上的訊息流是類同的。除了人類中另有一群人不在乎被動式餵給訊息，而寧願身體力行，自我探索這個浩瀚的宇宙真相，正如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之探險家們。

在這逐漸扁平化、趨同化之世界觀洶湧潮流中，卻仍可在一些有「遠見」或曰有「警覺心」國家之大眾媒體（尤其是紙本新聞媒體）中，每每看到被揭露出的非「聲量」可評級之訊息。即便是各國之大報，如紐約時報、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德國圖報…等，卻經常可看到全版或半版的最新世界與在地接軌的各類科技、文化、歷史、生態乃至生活地景變遷等議題之深度報導。尤其是冷僻的議題，如與聯合國相關鏈結之生態系保全復育、種源方舟之存、人類生態變遷、荒漠綠色長城之營林、民族文化消長以及被遺忘的聚落、瀕臨消失的語言，甚而是貧窮底層社會生活之常年追蹤紀實。

昔時學生會有「時事評論周記」要交代，受現代電子媒體影響，今日再問大中小學生對時事之敏銳度、廣度與深度…幾乎是不可奢求。聯合報的「陽光行動」，天下的「微笑台灣」，尚能在政治社會新聞掛帥之大潮中生存，的確值得欣慰。

翻開報紙或打開電腦，所有資訊均雷同且狹隘到令人如井底之蛙般窒息。昔時「破報」對移民勞工族群與性別運動之關懷亦令人感動。當目睹《紐約時報》半版介紹都會植栽綠化與公園對氣候變遷之重要性、日本《經濟新聞》對森林空間活用推進對循環經濟與ＥＳＧｓ之責任影響。即便是挪威的《晚郵報》亦仍堅持其對少數原住民之關懷，這些幾乎均是冷僻的新聞，但卻是今日人類世必須面對地球生存的關鍵議題。

遺憾的是，在台灣我們多只是轉述外媒，卻少有對自我土地人民與其他國際環境生態與民族文化受威脅之深入報導揭露，與現地探訪之人力投資。試問，媒體界的核心價值是否也已被現實存活利益給扭曲了？得有改弦易轍之機會？（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

首先，我國晚近教育當局政令過於保護學生，致使學校教師多已對頑劣學生，不願且不敢多管，以免招來教育當局責罰。晚近少年倫理思想淡薄，學校既已放棄教導責任，而近年家庭問題頗為嚴重，小孩殺父母或祖父母者，時有所聞；如法令驅使家庭（父母）不敢負擔第一線管教責任，將來少年刑事犯必然大增，社會必然更加混亂，深恐使我輩愧對後世子孫。

其次，我國自昔以倫常為本，父母管教子女乃屬天職，即使英國自昔亦有「愛之適足以害之」，或「省了杖子，溺害子女」之諺語，可見中外管教小孩基本態度，原無二致。今日教育學與心理學者認為懲戒不利於子女之身心發展，本人亦認同此說，但認為必須衡量社會與國情，在客觀條件具備後方宜改制。目前許多父母管教子女尚不脫傳統觀念，如依上開民法修正案，求其如先進國家觀念那麼開放，宛如人人都是留洋多年學生那樣，未免違反大多數人的法律感情。如此跳級躐等，追隨西方社會腳步，不切實際，且無此必要。

何況小孩本性頑劣者事所常有，加上社會日趨多元，致問題孩童有與日俱增之勢。彼等並非均可口頭告誡，即可收矯正之效。婉轉勸告，年小者可能聽不懂，青春期則可能不理你；如父母只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一律不能懲戒，則可能釀成問題少年，而父母此時在法律上卻不能免於疏誤之責。因此在配套措施及一段醞釀時期前，目前似無過於標新立異之必要。

養子不教父母之過，依修正案，將來不聽管教之小孩闖禍，依法還要父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甚至刑責，對為人父母者，豈能謂平？如此修法，更令下一代人視結婚生子女為畏途，與國家鼓勵生子、補救少子化之政策背道而馳。何況刪除懲戒權，必然使頑劣小孩更有恃無恐，極可能被父母責□或打幾下，受人教唆就提告父母，對簿公堂，人倫崩壞；或質問父母法律根據，徒增父母困擾或怨嘆，家庭不安。

因此在美國，仍有人主張父母對子女宜「適度體罰」，完全廢除懲戒權乃矯枉過正。本案似以維持現行規定為宜。

民進黨執政八年，兩次修惡勞動基準法，再用大內宣洗腦勞工，不斷美化自己的施政，這次勞發署公務員遭霸凌案、就業安定基金問題，引起大民怨，就是那些號稱勤政愛民的官員，動用就業安定基金開演唱會、裝潢辦公室，真正是「吃銅吃鐵」！再多的網軍預算也沒辦法彌補勞工對勞動部的不信任。

現在真正彌補民心的方式，應該是回到勞動部的本質和職責，亦即提高勞工的待遇與權益；比如增加國定假日、提高加班費率，不要讓勞工補休還停留在可憐的一比一，並讓有能力的工會團體監督就業安定基金。結果，新任勞動部長上任後天天說要「把意見帶回去」，不是推給內政部，就是推給考試院，彷彿勞動部是次級機關，事事要轉達高層批示。那我們這些基層勞工真要問，找洪申翰當勞動部長到底有什麼意義？請拿出實際作為，我們不想再聽謊言！

據我觀察，這類事件有時必須歸責於學校內部成員，但更多時候，和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似乎脫離不了干係。眾所皆知，管教衝突事件的導火線往往起因於後者自覺權利受損、遭遇不公對待，以此究責於施教的一方。依法而論，當事人標榜受教權，並以此課責教育人員，並無不妥。

然而，廣大學生及家長對於這項權利的行使界限未必能夠充分體察，甚至不無一知半解、以訛傳訛的情形。要言之，受教權在本質上屬於一種相對權利，只有在情理許可的情況下方可付諸行使。它是一項能夠請求特定個人或團體作為或不作為，或是不得侵害的權利。依此，受教者和教育人員、學校機關之間存在著相對法律關係，彼此各自成為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權利人必須經由具體義務人的積極協助，才能實現其權利。換言之，受教權和管教權的擁有者看似彼此對立，其實相輔相成；雙方協力合作，才可望落實教育基本法所楬櫫的學習權，體現有效學習的終極目標。

我們也可以從若干法令中窺見這種奧妙關係，教育基本法對於受教權固然再三強調，但第八條也清楚敘明，教育人員的各項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尤其要者，「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此一條文和教師法第十七條第四項的立法旨意相互呼應。後者明定「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乃是教師的專業義務。職是之故，教師基於教育目的，對學生之輔導、管教，依法令及學校規章應享有專業自主。

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依此而論，接受教育係屬一項「義務權」，具有義務成分，並非純粹只是權利事項。第二十二條進一步聲明：「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本乎此，受教權行使必須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乃至其他受教者的同等權利，始能獲得保障。各級學校都難免出現因實際需要而介入、限縮學生受教權的案例；假使教育人員行使施教權的方式並非於法不當、於理有違，社會各界應該適度尊重其專業自主權。

綜上，受教權一如管教權，在屬性上都屬於相對權利而非絕對權利，其行使密度和強度，不能不考慮周遭權利人的動機，乃至可能衍生的損害。傳統的基礎教育過度倚重管教權，在行為矯治上習於採取剛性作為，以致學校教育遭人詬病為「威權體制」，殊非可採；如今身為教育權主體的當事人或監護人動輒發出「妨害受教權」之鳴，甚至不惜登門入室，擺出興「師」問罪的凌然氣勢，同樣不足為取。

受教權理應受到珍惜與善用，而非誤解與濫用。當受教權躍升成為一種新型權勢，挫傷教育人員士氣時，只會為學校教育帶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