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類兩岸司法爭議，該出面解決的，就是海基會。但自蔡政府以來，兩岸關係日益緊張，海基會功能名存實亡。海基會無能也就罷了，民進黨還不願民間出力。台灣人在大陸被拘，藍營或民間人士主動協助，動輒被扣紅帽子稱是掮客、買辦。幾年前的李明哲事件，就是例證。

且為杜絕「民間自救」，民進黨五年前還修改刑法，美其名「國安五法」之一，說如未獲政府授權私下與大陸和外國政府有約定，即可能遭判刑、罰款。賴政府並未「授權」台北市政府營救一貫道信眾，若蔣萬安真的開口，獲對岸同意放人，豈非成了「違法嫌犯」？

萬一蔣萬安在會中提起此事，對岸仍拒絕放人，民進黨又可大肆操作，譏「國民黨自誇與大陸關係好，但也毫無辦法」。無論結果如何，民進黨甩鍋之餘，國民黨和蔣萬安都會被聲討，可說一石二鳥。

對於羅文嘉的要求，台北市副市長林奕華質疑「海基會沒管道」，立遭民進黨批評「官腔又殘忍」。說穿了，海基會高官領高薪不做事，還想操弄政治，才是「無能又殘忍」。

近年台灣新生兒人數屢創新低，出生率在全球敬陪末座。導致總人口數連續四年下降，成為負成長。今年是龍年，傳統上「龍子」出生率應該提升。未料事與願違，到上月底止新生兒僅十二﹒二萬人，估計全年僅十三﹒四萬人。此數僅達上次龍年新生兒的一半，甚至比傳統認為「不宜生子」的虎年還低。

要提高出生率，複雜也簡單，不外「讓不想生的願意生」、「讓想生的都能生」。近年政府不斷發放各種生育、養育補助，目的即在鼓勵生育；如今看來，連龍年都催生不出龍子，顯示補助手段已然失效。

「擴大人工生殖範圍」及「建立代理孕母制度」，就是「讓想生的都能生」的解方。但代理孕母制度卻一波三折，主要因素就卡在民進黨「基本盤」的若干兒福團體，以及深綠宗教團體如長老教會反對。去年總統大選期間，代理孕母論戰再起，民進黨為爭取選票，一度宣布將把代理孕母制度納入《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誰知，賴政府選完翻臉不認人，在親綠社團和長老教會施壓下政策轉彎。

事實上，民進黨在代理孕母制度上已經三度髮夾彎。去年底衛福部一改民進黨一向的反對立場，將代理孕母制納入年中提出的《人工生殖法》草案，是第一次轉彎案。其後，親綠民間團體提升抗議力道，衛福部又收回草案，改口稱採「開放態度」，是第二次轉彎。最近，衛福部又宣布支持將代理孕母和人工生殖法修法「脫鉤」處理，則是第三次轉彎，全案又回到原點。

民進黨立場反覆，主要是受制於反對代理孕母的婦女、兒少、宗教團體的影響，它們都是偏綠、挺獨的民進黨長期支持者，對民進黨決策具有絕對影響力。例如，站在「反代孕」第一線抗爭的「台灣女人連線」，前理事長黃淑英曾任民進黨立委，現任理事長林綠紅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皆立場鮮明。「反代孕行動小組」發言人陳愷寧，則是「青鳥行動」的積極參與者。對民進黨影響力更大的長老教會，也反對代理孕母。

相形之下，一向挺綠的同志團體雖支持代孕制度，但在選票和影響力上遠不如長老教會及社福團體，因此不受重視。亦即，在少子化議題上，民進黨並未選擇務實、開放的解決途徑，而是選擇了選票較多、更保守的一方。

反對代理孕母合法化的團體認為，代孕會使女性的身體商品化、工具化，且在人倫、管理上有難以克服的問題；但這些理由似是而非。代孕如果是自主的決定，何來商品化、工具化問題？至於所謂管理、人倫問題，更與這些團體主張的「進步價值」扞格。試問，女同志可透過人工生殖生育子女，男同志卻因代理孕母卡關無法生養子女，這難道也是公平正義？

由此看來，衛福部聲稱將提出「代理孕母脫鉤」的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只是賴政府擱置代孕合法化的藉口。口口聲聲要解決少子化問題，卻在代孕政策上反覆搖擺，可謂矛盾至極。如今，只能期待藍白主導的立法院撥亂反正，擺脫民進黨基本教義派的牽制，通過真正面對少子化問題的人工生殖法草案。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尚未正式就職，但完全無視現任拜登總統，已經開始倡議其政策，儼然成為「影子總統」。而各國領袖也爭相與川普接觸，希望可以多瞭解川普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政策，以降低未來風險。

川普一向主張「美國優先」，在其第二任期將會更為貫徹完全以美國為中心的立場。關稅是川普的最愛，除了主張全面性加徵關稅，也要對特定國家，例如中國大陸、墨西哥及加拿大；或是特定產業，例如電動車，加碼更高關稅。

關稅通常被川普視為談判籌碼，各國可以和美國諮商談判，尋求減免甚至豁免。例如川普第一任曾對進口鋼鐵及鋁製品加徵關稅，但一些國家透過與美國談判而擺脫額外關稅。台灣當時也與美國諮商尋求豁免，但美國以台灣出口產品仍有不少「含中成分」，迄今仍維持對台灣的附加關稅。另外最近川普也揚言準備對加拿大及墨西哥加徵25%關稅，即是要求兩國先上談判桌。

川普課徵關稅的主要動機是為降低美國貿易逆差，以及吸引外資；對此台灣應有完整的論述，把握機會爭取豁免。雖然台灣對美貿易順差大幅增加，短期也難下滑，但台美產業高度互補，台灣出口以中間產品為主，約占對美國出口八成，主要是提供美國產業所需，屬於供應鏈上下游的合作關係。若是美國對台灣產品加課關稅，反而會提高美國產業生產成本，形成雙輸的結果，此與多數國家主要對美出口最終消費財不同。

特別是近年來在美國推動「乾淨網路」，以及對AI安全需求大增下，台灣資通訊產品對美國出口，由過去透過中國大陸再出口美國的三角貿易，轉為直接貿易關係。其中以伺服器、電腦零組件及網通設備對美出口大增，雖然合計占台美順差金額約九成，但有助於確保美國經濟安全，加速美國與中國大陸脫鉤，並在關鍵領域上取得競爭優勢。

川普也非常在意企業增加投資「回流」美國。事實上，美國一向是台灣海外投資的重要據點，在美中貿易戰後，台灣對美投資更明顯成長；特別是在台積電赴美投資後，美國更成為台灣海外投資最重要國家。

台灣對美國投資產業多元，包括資通訊及電子、石化、紡織、汽車，以及金融及物流業等，除了促進美國經濟成長，也為美國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台灣應以此做為回應美國的主要論點。

除了台美雙邊貿易及投資議題外，台灣也須回應川普要求增加對美軍購。台灣增加對美國軍購已不可避免，但應爭取合理交易條件，以及更多技術合作機會，以協助台灣軍工相關產業發展。

另外，針對川普要求台灣交「保護費」，以及國防支出提高到GDP 10%的論點，政府應提出回應。明年台灣國防支出約占GDP 2.5%，在全球已經屬於高比重，向上提升空間有限；台美未來應以強化國防領域合作，降低對岸軍事威脅為優先。

綜合而言，川普不追求多邊結盟，也不希望捲入國際紛爭，因而增加美國負擔。但也並非完全傾向孤立主義，而是以美國為軸心下，可以經由談判交換條件，建構符合美國利益的雙邊關係。

台灣應記取與川普第一任的互動經驗，並有效掌握台美議題方向。最近隨著「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首批協定生效，政府視為台美關係的里程碑，並準備進行後續議題談判。不過此為拜登政府所力推，並非川普的選項；台灣應優先針對川普所關注問題，做好與美國互動準備。雖然任何國家與美國談判，均是居於不對稱的劣勢地位，但也並非完全處於被動；台灣只要能先做好功課，在談判桌上仍可爭取更多實益。

對此亂象，彭部長拋出加速推動《循環經濟促進法》修法，加強稽查及執法藥方，恐怕還不是對症下藥，因為若修法只關注徵收「循環促進費」，以加大處理設施業者補助、提高去化量能，補貼再利用產品使用者等，其實與現行《資源回收再利用法》，運作超過廿六年的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並無二致。

環境治理的重點不只在於徵收費用，將資金從生產、製造者，轉移到處理、使用者手中，而是制定「有效」引導變革的治理框架，佐以強制與自願手段並用的推動方法。既有的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收法，推動多年效果有限，造成土地退化的根源問題必須被看見。關鍵在於，環境部對於重要環境根源與社會問題是否有所盤點，願不願意協同其他部門逐一擊破。

以聯合報陽光行動「國在山河廢」專題調查，民眾最有感、最經常發現的營建廢棄物為例，「營建部會」所屬事業廢棄物，包含營建混合物、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等，約占全台事業廢棄物一成一。隨著全台近半建物屋齡超過卅年，都市更新需求強勁，此比例將迅速攀升。環境部若無未雨綢繆，再多新法也無法治癒沉痾。

事實上，以產業別歸納事業廢棄物申報量來看，電業供應業、營造業或建築拆除業合計就超過二成七。國營事業、受政府高度監管的電業，以及有確切建築、拆除地點可究責的建築業，應是循環經濟與新法推動首要關注對象。加以公股銀行對上述產業也多所著墨，於政策制定或股東行動面均有使力處，可收綜效。

如何跳脫廢棄物處理的視野，制定更多有利、強制要求使用再生物質的規定，以提供再生物質中轉、媒合產銷，解決時間與空間配置等問題，是環境部無法迴避的難關。除產業外，建立清楚識別系統，提供一般民眾機會，鼓勵並使用再生物質，也有待環境部投入。

聯合國抗荒漠化公約ＣＯＰ16大會剛於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落幕，承諾提撥一二○億美元，研議擴大乾旱定義與行動框架，以進行創新。其關鍵議題是解決土地退化、維持土地生產力，而台灣遭汙染、濫倒的土地無法生產，即為廣義的土地退化類型。循環經濟促進法不能只有促進，還要借鑑抗荒漠公約所討論的多種有效管理辦法，解構並重組現行廢清法、資收法框架，與經濟部、財政部、農業部等協同發展綜合治理體系，才有機會實現循環社會願景。彭部長出身民間、想法靈活，如何跳脫既有法律的窠臼，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賴政府自執政以來，持續與中國大陸玩「零和」策略。此種賽局，一方有所得，他方必有所失，一方的所得恰是相對方所失。賴政府不思考如何創造雙贏策略，造成現今兩岸的劍拔弩張局面。台灣絕大多數人不喜歡中共的治理方式，但又何必去捋虎鬚？結果讓解放軍藉口不斷在台灣周邊軍演、農產品貿易受損、觀光旅遊與學生交流等都受影響，政府除了口號治國、挾美國自保外，究竟拿出什麼對策？

賴政府豈會不知道箇中道理，但何以執意為之？說穿了，這無非是民進黨爭取選票的一貫策略，讓抗中保台意識深植人心，如此可凝聚團結共識，一致對付中國，持續支持民進黨，否則有何理由要不斷挑釁？甚至做各種軍事準備，耗鉅資購置武器。馬政府執政時與大陸善意交流，邦交國與主權有受損或曾被出賣嗎？

本次雙城論壇也是兩岸冰融最佳契機，政府卻不斷對北市府設限穿小鞋；海基會竟求助北市府在論壇向陸方反映三名一貫道成員被捕事件，作法何其不堪，凸顯正常溝通管道完全失靈。

政府要務實面對兩岸關係課題，從地方政府善意、和平、對等有序交流中逐漸化解干戈。期待本次兩岸城市論壇順利圓滿。

其實，聯合報早在民國八十年代後期專題報導「一塊地剝三層皮」，引起行政院重視，並指派政務委員黃大洲組成專案小組，筆者隨同實地勘察。

那塊農地先深挖採取土石販售，隨即回填廢棄物，農地鋪上表土後種植農作物，同時申請抵押貸款。已非「地剝三層皮」，而是剝了四層皮。

誠然，為了經濟發展，推動公共建設，必產生大量營建廢棄物，除少數再生利用外，絕大多數何處去？申請合法掩埋場費時且有限，任意棄置，成為山河破碎主因。

廢棄物問題日趨嚴重化，緣起於李故總統於七十七年繼任總統後，為對抗國民黨內非主流，扶植地方派系，李雖鞏固自身權力，卻成就「以黑謀金、以金謀權、以權謀私」尾大不掉，也是現實政治態樣，運棄營建廢棄物自然成為維繫金權政治的財源。

「國在山河廢」窘況，政府何嘗不知，但「上下交征利」，只能視而不見。筆者主管土地使用管制期間，曾被檢調列為偵辦該類案件「證人」，長達七年才開地院審判庭，而特別關注相關涉案主管。聯合報曾於該期間小篇報導，某縣環保主管一夜之間賭輸四千萬，地政主管則夜宿色情理容院，筆者還特別剪報留存，並在調查站約談時得到印證，就是涉案兩主管。

轉眼過了二十幾年，問題更加嚴重，政府失能是主因，甚至如同台鹽前董事長陳□昱假光電開發之名掏空台鹽情節，政客才是山河破碎的影武者。

隨著ＡＩ技術在各行各業中的廣泛應用，最令人擔憂的是陷入「ＡＩ知識幻覺」的陷阱。今日我們常用的ＡＩ技術，不論是分析型（Analytic）ＡＩ或生成式（Generative）ＡＩ，都依賴正確標註的數據進行訓練。然而，許多學校在教授ＡＩ時往往忽略了數據本身的重要性。結果，學生們常常不清楚輸入數據的特性，甚至標註錯誤，未經驗證就急於將數據投入ＡＩ模型，導致「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現象。這種不適當的ＡＩ發展不僅浪費了大量的算力和電力，還助長了「ＡＩ知識幻覺」。結果是，教育成本隨之增加。因此，學生學習如何理解和使用正確的數據（包括質與量）才是台灣是否能ＡＩ大躍進的關鍵。

台灣可用於ＡＩ訓練的數據量遠少於美國和中國。而數據格式的混亂及不互通更成為阻礙ＡＩ技術發展的重要挑戰。農業部洞悉此一問題，在發展智慧農業時特別重視數據格式的標準化，讓各種農業物聯網設備能互通，這是一個具有遠見的舉措。在業界，不少公司早已注重數據科學（Data Science），例如華邦電子在其新進員工訓練中加入了數據科學相關內容，讓他們了解能處理公司數據的重要性，我也有幸曾受邀擔任相關課程的講師。

經濟部中小企業署最近積極規畫培訓傳統企業導入ＡＩ，並邀請專家學者編撰教學教材。署方在檢視初版授課大綱後，發現教材偏重於資訊專業論述，不適合其他非資訊領域的學員。經過多次討論後，我們認為課程重點應該是讓學員了解數據，而非專注於學習ＡＩ模型的原理。例如在紡織廠，員工需要學習的是了解紡織機生成的數據代表什麼意義、如何正確標註這些數據，並知道如何找到對應的ＡＩ工具來解決問題。在運用ＡＩ工具時，講師不應要求紡織員工學習電腦語言、修改ＡＩ模型或填寫超參數，因為這樣會增加學習難度。正確的方法是找到友善的ＡＩ工具，學員只需通過圖形化介面輸入專業數據即可獲得結果，無需編寫程式。

我的結論是，非資訊領域的百工百業要實現ＡＩ賦能，應培訓員工了解其專業數據，並提供不需編寫程式的ＡＩ工具。而ＡＩ專家的責任則在於開發這樣的無碼工具，最好能如ChatGPT這般親民。只有百工百業的員工了解自己專業的數據，運用ＡＩ時才不會造成知識的幻覺。

（作者為前科技部代理部長）

台灣「垃圾造山運動」，供給面主因焚化爐屆齡整改時段集中，加上事業廢棄物占據生活垃圾的額度；需求面則是疫情期間鼓勵拋棄式餐具及網購消費盛行，導致一次性垃圾大增。垃圾清運處理雖是地方自治事項，但焚化爐興建有中央補助，環境部在跨縣市調度時，應該善用垃圾回收率這項有效指標，引導地方政府在需求面從源頭削減，而非供給面強調地方自主處理垃圾能力。

許多地方政客面對選票壓力，不敢要求民眾改變習慣。表面上好像本島縣市不願接收離島垃圾，實際上常因夾雜資源垃圾的比例過高被退運；其中廚餘的水分和含氯塑膠，都會損害焚化爐、提高戴奧辛風險，並增加營運成本。就算強壓偏鄉來蓋焚化爐，高比例的廚餘和塑膠也會縮短昂貴機器的壽命。徹底回收和源頭減量才是解方。

即便政客不在意循環和永續，經濟和財政絕對是公共建設的硬道理。資源循環署評估，要避免空汙又能發電來達到損益兩平，最低經濟規模至少每天三百噸垃圾量。澎湖日均垃圾六、七十噸，蓋焚化爐等於要運三倍多垃圾來製造汙染，點燃大把鈔票燒垃圾實在荒謬。

金門有魄力破袋檢查，回收率達七成四，所餘垃圾變少，調度更容易；反觀澎湖僅五成三，位居後段班。若不愛強制手段，經濟誘因的垃圾費隨袋徵收，回收率第二高的台北市也有七成。

澎湖只要凝聚共識邁向零廢棄島的願景，讓海洋和人們恢復健康，也會吸引各國前來觀摩。澎湖人曾兩度公投拒絕賭場，我相信可以讓澎湖灣繼續美麗。

曾有調查顯示，台灣人每人每年要用掉七百八十個塑膠袋，幾乎是歐盟國家民眾的四倍。另據統計，台灣去年共使用一百億個購物用塑膠袋，其中半數用於傳統市場、早餐店及夜市。塑膠袋屬於軟塑膠，目前難以進入回收系統，更凸顯台灣塑膠袋濫用的嚴重。

這讓我想起中學時在圖書館，旁座一位閱報的老先生瞄到文法書上的造句範例「塑膠是現代生活的必要之惡」，若有所思地對我說：「我在五十歲以前，從來沒用過塑膠製品，日子好像也一樣在過。」

當時年紀尚輕，對於老先生的話沒有多少感觸。長大後才慢慢知道，塑膠是在二戰後才開始普及，一九五○年代以前大部分的台灣人確實不太有機會使用塑膠製品。

這也是為什麼一九五○年代以前台灣的繪畫、攝影作品或紀錄片中，基本上看不到人們提著今日已氾濫成災的塑膠袋，而是使用竹籃、竹簍或布包袱，甚至一片荷葉或一根稻草。例如前輩畫家李石樵一九四五年的作品《市場口》，容貌清秀的青衣女子拎著草繩捆繫的一把青菜；畫家李梅樹一九三七年的畫作《戲弄火雞的小孩》與一九四二年的《麗日》，畫中氣質溫婉的淑女們手挽竹籃，令人想起以電影《春光乍現》知名的女星珍柏金與她心愛的五英鎊竹桶包；甚至晚至一九五八年攝影家黃金樹的作品《買魚歸》，仍捕捉到老人以竹竿肩挑一尾大魚返家的情景。

如果說上述作品忠實記錄了台灣曾經的無塑時代，黃金樹一九五五年《帶藥膳鰻魚的老人》則留下台灣邁入塑膠年代的時代印記。這張照片是一位穿舊式黑色衫褲背對鏡頭的老者，反手拎著一個盛裝鰻魚的透明塑膠袋。黑色背影隱去不必要的細節，讓塑膠袋凸顯為視覺焦點。照片拍攝的年代，距離台灣一九五四年在美國扶持下，成立「福懋塑膠有限公司」（今台塑）僅一年，當時的台灣因緣際會走在塑膠時代浪潮的前端，並迅速發展為塑膠大國。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社會，一開始對塑膠製品相當陌生，塑膠一度因接受度不高造成滯銷。當時廠商還得刊登廣告宣傳塑膠製的瓶罐、水管、球鞋、雨衣等，比帆布、玻璃或金屬製品更便宜、衛生、耐用，甚至更時髦。例如廣告常用「包裝界的大革命」、「劃時代的鉅獻」這類用語吸引消費者，甚至方糖改用塑膠包裝都能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聞報導，令人感受到一個嶄新時代已然來臨。身為媒體記者的黃金樹，正是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中，以其新聞敏感度捕捉到透明塑膠袋中的鰻魚身影，見證新舊時代更迭的瞬間。

減塑已是維護地球與人類生存必須踐行的行動，或許我們難以想像如何過上減塑生活；然而，我們的祖父母或父母輩也曾經度過「前塑膠時代」。衷心希望前輩藝術家們作品中的世界，不會是台灣最後的無塑時代。

部長的責任究竟是監督者還是縱容者？根據報導，衛福部主秘劉玉娟涉及多起霸凌行為，包括要求下屬「先自殺」的言論、其他高層主管強迫員工進行體能活動等，作為首長，邱泰源自應負起全責，然而他卻有意迴避問題。衛福部調查將劉玉娟的言行定性為「不當比喻」，對其他涉事主管僅給予警告或申誡。這是否間接助長職場霸凌氾濫？

如果部長在霸凌發生時不但知情縱容，或未採取即時有效的阻止行動，甚至事件曝光後選擇包庇加害者，那麼他不只失職，更是共犯。這樣的管理方式不僅讓受害者感到絕望，更傳遞了一個危險的訊息：高層的行為可以不受約束，法律與規章形同虛設。

部長是否助長霸凌行為？應是調查聚焦的重點。霸凌與組織文化息息相關，高層主管的管理風格扮演了關鍵角色，因此部長的督導行為與決策均應被深入檢討：

一、是否放任不當文化？在多起霸凌事件爆發前，是否有基層員工曾提出檢舉或表達不滿？如果有，部長是否及時展開調查並採取行動？即使沒有，為何部長沒有發現？衛福部似乎對內部的不當行為反應遲緩，甚至視若無睹，這是否反映了管理者的放任態度？

二、調查機制是否具有公正性？衛福部的調查結果被批評偏袒加害者，特別是對主秘劉玉娟等高層的處理輕描淡寫。邱泰源是否干預過調查結果或默許偏袒？這些都應成為調查的重點。

三、是否助長威權管理風格？從劉玉娟主秘的言行到其他主管對員工的強迫性體能要求，透露出威權式的管理文化。邱部長是否曾有意或無意間「鼓勵」這種文化？例如，他是否曾對高層下達過以結果為導向、不顧過程的指令，進而讓下屬以霸凌方式壓迫基層員工？

四、追究包庇行為的事實與動機。霸凌事件曝光後，邱部長的發言與處理方式顯得敷衍與推諉，這是否出於保護自己及心腹高層的利益？如果部長有意包庇，那麼他與加害者同樣需要接受懲處。包庇霸凌者一併受罰，方能彰顯公平正義。

邱部長在此事件中的責任，顯然不僅僅失察，而可能已構成包庇與縱容。如果霸凌的發生和延續，與部長的管理方式有直接關聯，那麼部長就不僅是沒有作為而是失職。

政府應制定反霸凌專法，規定霸凌者及包庇霸凌者一併受罰，負起刑事及民事賠償責任，且不得繼續擔任主管職務，讓霸凌者及包庇者一併下台。

為了避免未來類似情況再度發生，政府應對此事件全面重啟調查，並將部長的責任列為關鍵調查範圍。任何縱容霸凌的主管，無論職位高低，都應接受公平且嚴格的懲處；只有如此才能對受害者交代，並徹底改變台灣職場的病態文化。

這不僅是台灣職場公平的呼聲，更是對社會正義的捍衛。

首先，長官要求員工深蹲與伏地挺身，若可以如衛福部次長呂建德所言，這是「鼓勵員工動一動」；日後學校老師若比照辦理，要求違規學生深蹲與伏地挺身，是否可以說這是訓練學生的體能、促進學生身體健康，算是立意良善，也可以算是教育的一環？如此說法，家長難道不會崩潰？

其次，邱泰源表示只有「少部分」員工表達不舒服；日後若有主管性騷擾女下屬，因為「大部分」員工沒有提告，只有「少部分」員工感覺被性騷擾，所以可以視若無睹？因為抗議者只有「少數」，所以主管性騷擾女下屬，可以當「沒事」，這是什麼邏輯？這還有法律觀念嗎？

最後，行政院霸凌通報平台近日隆重登場；立法院衛環委員會邀衛福部針對有關霸凌事件之調查檢討進行專題報告，卻鬧出「官官相護」及詭辯試圖蒙混過去等情事，令人不解。

行政院霸凌通報平台敲鑼打鼓登場，卻被衛福部視為無物，不當一回事！行政院長，你還能不生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