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熊學院二○二一年底成立，隔年五月登記公司，推動學習烏克蘭組民間國土防衛軍。爆料音檔中，「撲馬」沈說，ＡＩＴ資金對舉辦民防營隊很重要，官員多次來指導。補助讓他們撐到募款成功，還說「中共飛彈打過來，幫助很大」。

ＡＩＴ官網的獎補助計畫，除了資金捐贈，有一類是「合作協議」，指定在台協會人員實際參與計畫實施。沈伯洋形容，ＡＩＴ視導營隊，如同國科會考核學者研究計畫。國科會是基於國家政策補助學術研究，但ＡＩＴ支持沈伯洋養黑熊，是服務美國還是台灣利益？

USAID前官員受訪證實，多年前開始協助台灣發展全民國防。比起「壯闊台灣」銷聲匿跡，ＡＩＴ保育黑熊落實美國政策，除把代理人送進國防委員會當召委，黑熊「關係企業」的基金會也在總統府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擔任成員，可謂績效斐然。

最近黑熊學院官宣聲援大罷免，不知是否也有境外勢力金援？

接二連三的動作，顯示賴政府正拉高「抗中」態勢；但因無法實質觸及真正的敵人，只能在台灣內部大作文章。上海和福建有意開放團客來台，陸委會以「須經小兩會協商」為由一拖至今，顯無意開放旅遊交流。某種程度上，這也反映了賴政府的信心不足，唯恐交流會讓國人的敵我意識鬆馳瓦解；如此，民進黨的「抗中保台」戰略即難以為繼。

也因此，除了卡死兩岸團客旅遊交流，教育部也出手對大學交流祭出禁令，將若干大陸名校列入「統戰三校」及「國防七子」的黑名單。教育部如此熱切上陣，扮演阻斷學術交流的急先鋒，讓人錯愕。教長鄭英耀說，儘管七校都是不錯的大學，但台灣會「擔心許多國防和技術上的敏感風險」，因此希望國內大學減少接觸。問題是，如果大學交流就能使我國國防核心技術流失，那麼，我們難道不能透過交流獲取對方的技術？由此可見，政府心態已退化到「閉關自守」的地步。

在上述的管制作為中，最令人反感的，是限期要求公職人員「具結」，聲明自己未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有中國護照、身分證、定居證及居住證。公務員應忠於自己的國家，這是理所當然之事。任何公務員若不忠於國家，政府可透過偵查搜證法辦將之定罪，並剝奪其公職；這是民主法治國家的處理方式。現在賴政府為了防範有人對國家不忠，竟然要求全體公職人員簽字「具結」，這根本是在羞辱公務人員，算哪門子法治作為？

網紅「八炯」稍早宣稱，台灣有廿萬人領有中國大陸身分證；經內政部追查，僅發現卅多個案例。這樣的事實還不夠，陸委會居然要銓敘部發函所有公職人員簽名「具結」，簡直是把所有公務員當成敵人了。此舉涉及兩項重大爭議：其一，陸委會引述的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之一的規定「台灣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用其護照」，但在銓敘部的具結書中卻另擴增了中國身分證、定居證、居住證，這是假藉行政權故意混淆概念。其二，「具結」能有什麼法律效力？如果有人隱瞞事實，結果政府不查，又能如何？

簡單地說，要公務人員「具結」未領中國身分證，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自我安慰效果，對謊報者其實無可如何。但對自認清白公忠的廣大公務員而言，填寫這紙具結書，卻是莫大的人格侮辱；嘉義大學教授吳昆財即因此拒填。許多人一生服務公職，到頭來卻要受這種羞辱，這是「行政濫權」的賴政府官員在宣示逼人的官威時從未考慮到的人格尊嚴。

至於少數藝人轉發「台灣必歸」的圖卡，陸委會立即磨刀霍霍，聲稱要予以「嚴懲」，一副殺紅了眼的姿態。從台灣的立場，人們對這類「必歸」的統戰喊話當然感到不悅；但能說轉發訊息的藝人就是「其心必異」，應當誅殺嗎？且不說順手轉發圖卡已是人們習慣性的網路行為，就算當事人真心支持「必歸」，也仍屬於「言論自由」範圍。難道今天賴政府的統治口徑，比威權年代還要緊縮嗎？

在內部找敵人，請別做得太難看！

立法院去年底三讀通過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行政院認為「確有窒礙難行之處」，提出覆議，立法院將上演表決大戰。但細究財劃法修正，對中央和地方的垂直分配，或地方縣市政府間的水平分配，都達到均衡水準。

行政院的第一點理由，說財劃法修正條文第8條，以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出編列3.13兆元設算，中央政府將減少經常性收入3,753億元，經扣除無法刪減之法定義務支出1.81兆元，其餘歲出1.32兆元尚須刪減約28%，致各部會預算額度均受到衝擊。更指出國防支出、育兒津貼、公共托育補助、租金補貼等項目將難以照原規劃繼續執行，至少需要刪減三成左右。

持平而論，從主計總處的「歷年各級政府淨收支概況表」可以發現，88年修正財劃法，導致中央淨收入占比由廢省前的57%，暴增至廢省後的73%以上，一直持續到114年度仍高達75.4%。即可知，上次財劃法修正，造成財政結構出現「垂直失衡」的巨變，使得中央更集錢，地方財政則相對惡化。因此，此次修正財劃法，將中央的收入占比朝廢省前的狀態調降，也就是在維持補助款不變的前提下，把統籌分配稅款的規模擴大，極其合理。

事實上，財劃法修正後，確實扭轉垂直失衡，但中央收入占比仍然高達66%，仍維持相當的「集錢」，離廢省前的合理財政結構尚有一段距離。而且，非法律義務支出歲出1.32兆元，扣除統籌稅款做大的3,753億元，可彈性運用的經費仍然高達9,500億元，說中央各部會受到很大的衝擊，甚至說中央必須刪減28%，顯屬誇大而不符合事實。

至於育兒津貼、公共托育補助、租金補貼等項目將刪減三成，似乎是行政院以犧牲經濟弱勢，作為反制立院的政治手段。畢竟可彈性運用的經費高達9,500億元，而上述津貼或補助，總額或比例都不高，怎可能受到財劃法修正的影響？

此外，行政院所指「未併同檢討中央與地方之事權分配」，包括勞保、全民健保費915億元、老農津貼159億元等，未來仍將持續由中央政府負擔認為不合理。其實，這些社會福利項目，多為全國一致性政策，本來就應由中央政府負擔。

廢省後中央支出占比增加，反映中央的事權確實因廢省而增加，但收支一併檢視，106~114年的中央「支出占比」平均約為61.8%，和同期間的中央「收入占比」72.8%相比，中央仍享有11%的「財政餘裕」；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比則比收入占比高。顯示中央政府雖然事權及支出負擔增加，但仍低於收入增加的程度，中央仍然享有財政優勢。

財劃法修正後，114年度的中央收入占比雖然降為66%，但仍高於中央的支出占比63.6%，並無將上述勞健保保費轉由地方承擔的道理。

行政院覆議理由的第二點，直指修正條文第16條之1修正統籌分配稅款之分配方式，在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擴大下，將造成具財政優勢之直轄市、縣（市）更具優勢，進一步擴大「城鄉差距」，卻未提出具體的數據佐證，可說完全站不住腳。

根據學者引用新的分配指標計算各地方政府之間的統籌分配稅款數據，真相是：「新的財劃法讓水平分配更平均」，六都分配到的統籌稅款占比，由現有的61.26%，降為54%；相對地，16縣市（含鄉鎮市）分配的比率則由現在的38.7%，增加為46%，明顯縮小直轄市與縣（市）的差距。而代表人人平等的統籌稅款「人均分配數」，在人口指標提高權重後，人口最多的新北市人均統籌稅款仍是六都最低（2.26萬元）、台中次低（2.47萬），低於台南；而高雄則高居第二（2.74萬），也無重北輕南的問題。

最後，行政院覆議的第三點理由，主要為所定公式內容矛盾，未明確規範其定義及計分方式等，其實並未構成適用上之窒礙，實無必要以此為由，造成25年未修的財劃法，退回25年前的原點。

經濟部電價審議會三月底將召開，攸關電價調漲案。於民眾而言，只知電價可能上漲、生活支出恐將再次增加，但具體原因為何，仍一頭霧水。

由於能源政策錯誤，雖年年調漲電價仍無法解決台電財務黑洞，預計調漲電價是無可避免的，且調漲幅度應不小，將會衝擊物價、民生及經濟。筆者呼籲政府應正視電價年年調漲原因，而不是如卓揆所言，將其歸咎於「國際燃料價格上漲及總預算經濟部擬撥補台電一千億、遭立院刪除使然。」應探究「非核家園」能源政策，供電系統調整，造成供電成本大幅提升，才是電價上漲主因。

台電為配合「非核家園」能源政策，以高汙染、高碳排、靠進口、供給欠穩定、高燃料價格之天然氣及煤，取代零碳排、供電穩定、低燃料成本之核電，加上發展再生能源太陽能及風能，初期購電價格高及興建進度落後，向民營電廠高價購電，供電成本大幅提升，才是年年調漲電價主因。非核家園政策，電價低於供電成本，去年台電兩次調漲電價，結果全年仍虧損四一一億元，累積虧損高達四二二九億元。一一四年總預算，經濟部編列一千億擬補貼台電財務黑洞，在野黨表示「拒為錯誤能源政策背書，絕不容許以納稅義務人的錢為台電埋單。」

三月份「電價費率審議會」即將開議，四月份討論並做決議；是否調漲電價？漲幅如何？是否會引起物價上漲？工商業界及人民頗為關心。通膨發生原因有：需求拉引通膨，成本推動通膨、心理預期通膨、薪資推動通膨，前幾次調漲電價，均造成物價上漲。若會議決議調漲電價，勢必引發成本推動、心理預期、薪資推動的通膨。尤其電價影響各業經營成本，處置不當，會如脫韁野馬，將衝擊物價、民生及經濟，更衝擊經濟弱勢者的生活。

在此，筆者提出三點建議：首先，核電已被世界公認是綠電，各國紛紛建新核電廠，盼政府不要再死守非核家園政策，正視環境保護及安全確保能盡速修正能源政策，考慮調整供電系統，減少燃氣、燃煤配比，積極開發綠能，遵循「以核養綠」全民公投民意，讓核二、核三延役或重啟核四。

其次，解決台電財務黑洞，應責成台電透過效率經營，努力降低供電成本、回歸專業領導、專業經營，讓電價反映電成本，有合理報酬，才能永續經營，積極開發電源，提供充足、穩定、價廉、潔淨電能，才能效支援滿足經濟發展核心產業半導體ＡＩ用電需求。

最後，預計電價調漲是無可避免的，勢必衝擊物價、民生及經濟，政府應成立專責單位，管控、穩定物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下了車，看到接駁車在沿途招攬停好車的遊客上車，免費接到園區，非常暖心。

花季剛開始，還不算遊人如織，但也有相當多的遊客，每人規規矩矩地走在木板人行棧道上；本國遊客、外國觀光客，熙來攘往，好不熱鬧。櫻花姿意怒放，回程的賞花遊客，人人臉龐上漾滿春意盎然的笑靨。

疫情過後，很多的遊客都到國外旅遊，島內的景點顯得有些寂寞；特別在花蓮地震後，東部地區顯得更為蕭條。我走過很多的台灣旅遊景點，每一次去，都有新的體驗，景點的安全、整潔、解說導覽，甚至□所外洗手台都有冷熱水之分，在在令人激賞。遊客是幸福的。

三月八日《聯合報》五版報導，中火近五年至少發生六起火警，包括二○二一年六月十日煤炭轉運塔輸送帶起火、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煤炭轉運塔輸送帶起火、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堆取煤機起火，煤炭轉運塔燒毀、二○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卸煤機高空運煤輸送帶起火、今年二月十三日四號機組鍋爐起火，以及三月七日燃氣機組海水渠道工地起火。台電對此則允諾，要加強督促外包廠商、工安與防火教育云云，並保證供電正常不受影響。

這樣的話不輕不重，聽在動輒濃煙密布的鄰居民眾耳裡，比照愈來愈頻繁、各種火災原因層出不窮的真實現況，讓人實在難以安心。

中火近年來儼然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燃煤火力發電廠，相較其他煤炭盛產的地區，以火力發電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為了永續未來，許多國家都努力轉型，即使化石燃料資源唾手可得。然而，台灣既不產煤炭、不產石油、也不產天然氣，卻執意用台電的虧損，來補貼莫名其妙的高額運費、不斷漲價的原物料，以及自己人在購入過程中的層層剝削，年年虧損屢創新高。若是整體精算起來，火力發電對於台灣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再加上火力發電所產生的汙染，對台灣的空氣、水、土地所造成的破壞，以及對人體造成的健康危害，許多個人生命的犧牲、家庭的破碎、社會的動盪（特別是健保醫療費用的支出），火力發電的隱藏成本，以及所轉嫁的外部成本，可能都是難以估算的天文數字。如果我們的下一代沒有健康，還談什麼未來？這樣的慘狀，安住在台北的政客看到了嗎？還有誰能說煤炭發電是最便宜的？賠上的健康和生命該如何計價？

身為中部居民，我們不樂見有心人士炒作地域的矛盾、互相不明所以的攻擊。真心希望嗜火力發電如命的政府能懸崖勒馬，才不致引發更深遠的民怨，甚至是玩火自焚。請環境部發揮該有的官僚專業、為環境永續及百姓的未來發聲；台電高層回歸實質的科學數據立論，讓我們的能源政策不再飲鴆止渴，而是實在的為「我們想要的未來」而努力。

孫先生生於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旅世只有五十八載四個月，何其不幸！其父達成公，活了七十五歲；其子孫科先生，活了八十二歲，唯獨他因過勞，未享遐齡，殊可痛惜！大陸中華書局的《孫中山史事編年》，原擬出版二十冊，後感內容繁重，篇幅超載，濃縮為十二冊，仍屬皇皇巨著，可見其盡瘁的一生。

孫先生彌留時，以英語和粵語，反覆吐出「和平」、「奮鬥」、「救中國」七字，令人感傷與深思。他是革命家，奮鬥之目的，在求民族平等，民權發達，民生樂利。中華民國成立後，他強調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對前朝不以復仇為能事；演講三民主義時，更不顧鮑羅廷的阻撓，批評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由此可知，他追求真理，愛好和平，而非戰爭。

相形之下，毛澤東完全相反，服膺鬥爭哲學，且身體力行，至死方休。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他對卡博、巴廬庫表示：「有人說，中國愛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實中國就是好鬥，我就是一個。」他身為掌權者，好鬥就成為嗜殺了。他享受這樣的過程，直言「與人鬥，其樂無窮」，高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他的長期統治下，中國人民死於非命者，慘達天文數字。請問，他是孫先生的繼承者嗎？

孫先生的遺囑，雖為汪精衛所擬，但他認可並且簽名，因此有效。其中最重要的囑咐，就是召開國民會議，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兩項任務，都是蔣介石先生完成的。蔣先生是愛國軍人，在那個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他堅苦卓絕，領導北伐和抗戰，成為最高領袖，且統一全國，為毛澤東所推崇。結果，中共沒收後者的言論，遂使大陸的歷史教科書失真，令人不忍卒讀。

一九二七年一月，蔣先生北伐期間，就收回漢口和九江英國租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起，他與比利時、義大利、丹麥、葡萄牙、西班牙、希臘、捷克等國，另訂平等互惠通商新約；又與美國、英國、德國、挪威、荷蘭、瑞典、法國、日本等國另訂關稅新協定。假如孫先生多活幾年，就能目睹這樣的成果，必感欣慰。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的平等新約，分別在華盛頓、重慶簽字，撤廢的特權包括：領事裁判權、使館界及駐兵區、租界、特別法庭、軍艦行駛權、內河航行權等。稍後，巴西、比利時、挪威、古巴、加拿大、瑞士、荷蘭等國，也相繼與我國簽訂新約。百年不平等條約，遂在蔣先生的手上廢除，奠定其民族英雄的地位。這段青史，我們擦亮了嗎？兩岸人民知道嗎？

孫先生遺囑中的國民會議，後來演變為國民大會，載入中華民國憲法。抗戰勝利後，蔣先生明知張君勱先生為反對者，仍然接受後者起草的憲法，展現了領袖的度量。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國民政府公布，同年十二月廿五日施行。孫先生早就主張五權憲法，此舉完成他的心願，在天之靈當可再感欣慰。

但是，中共自始就反對這部全民憲法，且於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消失，又於一九五四年推出一部階級憲法，相形見絀。孫先生的「救中國」，就是要救中華民國，如今這個遺命更為艱巨，責任在我們身上。《易經》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這樣勤奮不懈，又警惕戒懼，方能免於危害，確保我們的國家，讓孫先生永遠是我們的國父。

孫中山的民主知識和素養，完勝當前絕大多數的政治人物。在中國千年君主專制思維中成長的他，打天下卻不戀棧天下，因為他棄醫從政，真正關心的是中國人民能否過一個更好的生活。清廷追殺、流亡海外時，他在大英博物館閱讀了不少民主、自由的書籍；他體悟到，君主制的君主英明時，人民安居樂業；君主昏庸則民不聊生，人民只能被動等待明君的出現，而民主則是人民可以靠自己的選擇，決定自己的未來。

「民主」的字面意義很吸引人，實踐上卻可能像洪水猛獸。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就是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下被判處死刑。一個被後代推崇備至的哲學家，犯了什麼罪？他一生都在公共場所與人討論正義、勇敢等道德議題。邏輯清晰、言詞犀利的人也許令人討厭，但是令人討厭是一種罪嗎？即使是罪，應該是死罪嗎？

一個品德高尚、為真理殉道的聖者，在民主多數決下竟然成了一名十惡不赦的罪犯。柏拉圖參與了蘇格拉底的街頭論述、見證了他的死亡，所以在他的對話錄《理想國》中描述五種政治體制，最差的是獨裁，典型的特徵是暴君；次差的是民主，特徵是暴民。

柏拉圖以降，西方政治思潮對「民主」基本上是不信任的；法國思想家盧梭認為，民主只適用於神的國度，因為每一位神都有品德和智慧，而人則充滿了私欲、偏見、缺乏明智的判斷力，因此民主多數決的結果，對多數本身也不一定是好的。英國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彌勒在《論自由》中，一開始就擔心民主會變成多數獨裁或多數暴力，侵犯少數個人的自由。

事實上當代的民主是自由主義結合了民主，主要精神是用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限制民主適用的範圍。實際的做法就是監督制衡的制度設計：分權、兩院制、司法覆核、任期制，都是為了避免民主多數變成多數獨裁。

孫中山在規畫中國未來的民主藍圖時，充分理解自由主義民主的精神；他把政府權分五權，防止權力的腐化。我國當前的政治體制完全符合自由主義民主的設計，精神上卻離理想尚遠；癥結不在於制度，而是「人」。以目前的法律，總統有權提名大法官、考監委員，但如果民主的健康發展高於黨派利益，總統在提名時不應基於一黨之私，盤算如何讓司法、考試、監察三權為己所用，漠視權力分立的民主精神。

蔡英文總統時期，民進黨全面執政，我們的五權實質上等於一權；但至少還維持形式的民主，因為不論大法官、考監兩院委員人事，都須經過立法院同意。賴清德總統執政朝小野大，因立法院不能讓他為所欲為，他遂連形式民主也不顧了，直接訴諸民粹（號召青鳥街頭抗爭）、讓大法官捲入政爭。

當年孫中山先生置個人死生於度外，民胞物與、天下為公的精神，在台灣政治領域幾乎蕩然無存。律師當然可以賺錢，但為了金錢而放棄追求公理正義價值，就是失格；同樣的，政治人物當然可以追逐權力，但是為了權力而犧牲人民利益和社會未來希望，也是失格。失格的政治人物使公門不再是積德修行的場所，而是向下沉淪的捷徑。

孫中山先生留下來最重要的精神遺產：政治家的典範、風骨和格局。

孫中山創建了民主體制的現代國家、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終結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的「帝」國，締造民族、民權、民生的「民」國，做為中華民國的一分子，既承緒先人的流風餘澤，自然也是啟後的新世代，是否也有任重道遠之志？

話說孫中山與台灣的關係，可從兩方面來談。其一，孫中山之所以步上激進革命之路，關鍵因素在於甲午戰爭。他本冀望溫和改良，一八九四年其撰「上李鴻章書」卻不被待見；同年七月爆發甲午戰爭，因改革無望遂激發他成立興中會鼓吹革命，十七年後終於推翻帝制。

然而民國雖肇建，台灣與東北仍在殖民壓迫下，令他耿耿於懷，視之為革命未竟。民國三年對蔣介石說：「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台灣交還我們，並保證朝鮮獨立，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可見孫中山深以台灣為憾。

為宣揚革命、連結同志，孫中山曾抵台四次。興中會、同盟會在台先後成立分會，台籍菁英翁俊明、蔣渭水、杜聰明等多人加入，蔣渭水認為「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在「台灣民報」陸續發表文章宣揚革命理念。孫先生每抵台遭殖民當局阻撓，更加激起台人的民族意識。蔣渭水被指「煽動民族反感」判刑，他在法庭上慨陳「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賴和的許多詩作皆發抒亡國之恨；英勇的翁俊明擬毒殺袁世凱未果，他是旅日藝人翁倩玉的祖父。他們均企盼通過民族革命脫離殖民深淵，回歸祖國（中華民國）。

孫先生最後一次抵台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是為了徹底推翻北洋軍閥、不顧病痾北上，途經基隆港泊船未上岸，繼而北行，終因沉痾不癒，隔年三月十二日辭世。蔣渭水等哀慟不已，五千人追悼會遭禁演講、唱悼辭。「台灣民報」上則發表抗議文「台灣人不該哭孫先生的死嗎？」賴和寫下悲痛輓詞「先生的精神永嵌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是何等真切悲悽的情懷。

其二，孫中山於一九二一年提出高瞻遠矚、宏偉建構的「建國方略」，其中「實業計畫」十大目標與六大計畫更是具體而微，無不是利民生、促富強的工程。胡適稱他是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是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可惜孫中山有生之年未能實踐。

然而，在經國先生帶領下，從十大建設、新竹科學園區，為台灣的民生經濟、工業升級、產業革命奠下厚實基礎，從美援國轉而為外貿出口國，乃至如今高科技電子產業護國神山，皆因積極實踐三民主義的建國理念，台灣始有今日。

在中國近代史上，孫先生無疑是創造時代的革命家，更是奇才的實行家，放諸東亞史、世界史亦然。一九四○年國府通令尊稱其為「國父」，誠哉斯名。歷屆總統就職時，必立於國父遺像前、高舉右手宣讀誓詞，應當無愧於締造了中華民國的國父。

美國賓州大學藝術學院前院長（都市設計專家），每次來台北就自己鑽入各區之後巷中探索。他曾說：「這就是台北不必和其它城市比較的浪漫。」在共同參與台北都市空間紋理調查時，走遍大街小巷，我們共築了一個夢–建國及新生高架橋下的空間可再現陽光嗎？

加蓋清溪川上之高架橋，是韓國六十年代朴正熙總統現代化之指標。但這個現代化的「驕傲」市政，到了二○○三年李明博市長決定「開蓋」打掉高架道路，以帶動這條六百多年的古川動脈兩岸之人文、商業與環境新風貌。

自二○○三至二○○五年光速完工，耗資九千億韓圜。雖此建設帶動都市更新，卻也因清溪川原為市區汙水承受體，清淨水源不足而必須自漢江引水，為此每年維護管理要耗費七百萬美元，此亦成為另一爭議。

惟當其開蓋後，此貫穿首都中心空間之水道，卻讓市區平均降溫八點六度Ｃ，而風廊效益也提高五成，空氣品質變佳，也引入河川濕地生態復育，成為觀光熱點。

大台北都會區中，東西南北向共有三條高架大道（市民／新生／建國），因其建設時期不同，交通效益亦各有異。

就首都長遠發展而言，當我們在談「地下宮殿」全市型滯洪大建設時，似乎也應如李鴻源教授所言，應自大流域系統再來擘畫未來首都盆地之百年韌性基礎建設，惟現階段可有一個浪漫的大台北廊帶，得以短期間蛻變之？

建國高架橋下空間，於一九八二年李登輝市長任內已裁定設置花市，此亦延續了謝東閔省長照顧花農的政策，迄今已四十三年；核心段之花市、玉市、書市，也已成為知名的藝術園藝生活廊帶。

惟再檢視，橋下空間老舊、欠缺現代化生活美感，更遑論與倫敦的Chelsea、阿姆斯特丹水岸花市、泰國派克隆、法國尼斯，甚而印度的普曼迪相比。上述花市有全年固定之場域，已成為全球城市觀光名片。

也因此院長和我們開始編織一個夢（也快二十年了），他說，如果停車問題能逐一解決，力推公共運輸周邊接駁，是否某一段可以轉型為全年候固定花市，而某幾段也可轉為藝術家創作工作坊，如東京的「2K540」，成為首都亮點？

此廊帶與大安森林公園及空總接壤，無論空總未來發展為何，它甚至可騰出一角落建置一個大溫室，展售台灣本土花卉，兼蓄市民園藝環境教育場所。

最後更期許新生大排、□公圳之接續「開蓋」，暨淡水河流域綠色超級堤防都更之實踐。此對市府力推之熱島降溫政策將有高效益。若再串聯到市民與仁愛林蔭大道，相信這浪漫廊帶，可以在不徵收土地、產官學民智慧協調合作下，為首都編織出一條具有療癒景觀和美感的幸福浪漫新地標，而它應是可實現的夢。（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