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曾聯手「五眼聯盟」，翻攪出王立強案。情治資源遍及海內外，竟使黨國淪為滲透者的溫床，豈不怪哉？蔡總統制定「國安五法」，每到大選就拿來對付在野黨；卻讓奸細長期隱匿在外交部和接班人辦公室裡。

黨外時期，綠營抓耙仔拿情治單位的線民錢。蔡政府為黨內和諧，將白色恐怖機敏檔案深藏黑箱，保護抓耙仔安享晚年。如今賴清德無意清黨，反向賣台黨工喊話成立救助金；這是投鼠忌器，想用錢「買回」共諜網嗎？

賴政府為共諜案滅火，擴大查辦藍營「死人連署」罷綠委。轉移焦點，無非擔心火勢延燒大罷免，還了國民黨清白。

促轉會平反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難者，有四百多人名列北京西山無名烈士碑。部分「台獨烈士」和中共地下工作者系出同門，這是中共處理台灣問題的既有路徑。共諜能潛伏在台獨之路，是因民進黨只想把紅帽子扣在政敵身上。若認真剿匪，就別再亂潑紅漆！

這次遭檢調搜索的六名藍營青年，皆為藍軍罷免台北市綠委吳思瑤及吳沛憶的要角，包括被稱為「罷雙吳四騎士」的四名召集人和兩名領銜人。由於台北市民普遍對大罷免覺得反感，吳思瑤和吳沛憶則被認為是「被罷掉」機會較高的兩人；也因此，檢調這次出手相當程度確在影響連署。其中，四騎士之一的陳冠安為立委羅智強辦公室主任，遭強行查扣手機。藍營認為，手機中許多與案情無關的機密資料，也可能遭檢調和執政黨濫用，手段相當惡劣。

何以說檢調這次搜索完全是不必要，而且撈過界之舉呢？第一，連署書是否合格，中選會自有其審核和認定的標準。在第一階段的罷免連署，即依此剔除了不少有心或無意的錯假連署。第二，既然屬於「行政認定」層次的工作，檢調卻僅根據檢舉，即動用「司法調查」工具對當事人大肆搜索約談，顯然已經越界。第三，即使檢調未找到任何「犯罪」證據，但光是搜索的大動作已對連署構成嚴重干擾，甚至使「雙吳」過不了二階連署門檻。如此一來，民進黨的濫權霸凌便輕易得逞。

何況，不需要假藉檢調之力，光憑中選會上下其手的本事，已足以把大罷免形勢搞得極不對稱。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罷免連署的人數，是卅五比十五，綠營的動員能量遙遙領先。其中，連署書被中選會打臉退件的，多為藍營的發動者。包括國民黨企圖利用「反廢死」、「反戒嚴」公投綁罷免，以拉抬民眾的投票率；但中選會只要切分成兩場投票日期，或武斷認定公投議題「無效」，「公投綁罷免」的計畫立刻失去著力點。簡單地說，賴政府行政干預大罷免的手段百百種，多到人民無法想像；檢調此刻還來參一腳，只是自貶身價。

府院黨領銜推動的大罷免，正如火如荼。即使如今川普關稅的經濟災難烏雲罩頂，也無法使賴政府官員稍稍專心思考一下國政，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人們不妨想一下當前的台灣，正處於一個體制「鬼打架」的境地：有史以來最弱的行政院，凡事只能以「覆議」展現它的無能；在野黨好不容易過半的立法院，只能在「釋憲」和「大罷免」的防火牆間一再撞壁；正副院長「從缺」的司法院，靠著八名無意志的大法官硬撐；而監察院長陳菊因中風住院超過兩個月，其餘監委則因預算被刪在怠工和聲請釋憲中。試想，如此分崩、對立、鎖死的中央政府，看不出任何體制分工合作的作用，人民難道只能仰望賴總統一個人的治國智慧嗎？

半年多來，人們走著走著，突然眼前只剩下「大罷免」一條路，這真是民主的恐怖時刻。台灣幾十年來在民主化路上取得的成果，短短半年間，接二連三崩潰化成灰燼。在賴政府的治理下，三權分立不如「唯我獨尊」，分立的黨政又重新熔成一家，言論自由只專屬於某些特許的人，政治活動又可以進入校園，檢調也能任意搜索逮人，曾歷經戒嚴的人又見到政府的鐵律牢籠四佈。對民進黨而言，為了台灣價值和神聖的大罷免，用點骯髒的小手段是必要的，他們不在乎玷汙民主吧？

受國際關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最近公布台北在119個城市排名第70。台北過去18年最佳排名是2010年9月的第19名，其後多在20與50名間擺盪，2021年列入中後段班。GFCI較肯定台北在金融科技排名47的表現，較上次躍升11名。至於去年公布類似的「全球綠色金融指數（GGFI）」，台北則根本未被列入評量。

金管會曾在2020年回應GFCI評比，認為該調查採線上問卷方式，涉及答卷者對個別城市的認知差異，而導致結果波動過大。由於台灣在其他國際評比表現優異，且政府積極推動各種開放與興利措施，故有信心建構台灣成為「韌性、創新、永續及包容的金融體系」。金管會既已認定GFCI偏失，台北評分高低自然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GFCI理當明瞭問卷調查的弱點，故評分時特別排除在地答者的「本地偏差」。其實GFCI重視外國人對本地市場認知，正好凸顯金融中心需獲得國際業者認同的重要。再者，GFCI以86個不同來源數據，運用機器學習演算法建構統計模型，以「潛在評分」補充問卷分數後才完成評分，應算是當前專注全球金融中心評分的權威。「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金管會若能虛心探究台北在GFCI評分落後原因，或許更有助於台灣金融產業的發展。

GFCI競爭力指標涵蓋營商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水平與聲譽等五類，其下各有四個子項，合計20個特徵指標。例如紐約在五類指標皆名列第一，而倫敦與香港則各擅其場，分居其次。GFCI另以連結度、多元性及專業性等三維度將金融中心分類，台北被列為次於全球性的國際性中心，且屬此類排名最末的「國際競爭者」，遜於廣州、青島與杭州所屬的「國際專業性」中心。

政府怎麼做才能提升台北做為金融中心的排名？金管會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說帖，曾點出台灣發展金融中心的優劣勢；高科技產業與充沛民間財富是優勢，但稅負條件、語言環境與外匯管理皆為限制。為在國際金融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我們提出四點建議，期許能提升台北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首先，政府應積極降低地緣政治衝突，讓國際金融機構能安心地與台灣金融業互動，進而深化台灣的國際金融聯結。政府須證明台灣政治風險其實是低的，並同時做好國際宣導，協助台灣金融機構的國際曝光度。

其次，政府應更積極開放新金融產品交易，以符合金融中心須具備資金活水與產品多元化的特質。政府關注放寬保險業資產與負債的應用，以及推出主動型ETF顯然是不夠的。核准與新台幣有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才能顯現政府改造金融的企圖。

第三，在金融科技發展商品與服務不斷推陳出新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強化行為監理與消費者保護。金管會透過《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納入融資租賃公司的消費爭議僅是治標作法，而考慮推出《虛擬資產服務法》的內容亦未臻周全。建議金管會可參考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 2023》，從根本出發建立金融市場的行為監理。

第四，政府宜加強推動金融科技與綠色金融，借助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國際經濟地位，發展具有特色的資本市場，進而產生類似深圳在大陸金融地位的效果。台灣推動「開放銀行」不見成效，而綠色金融亦未列國際排名，說明政府須更積極發展以高科技為核心的特色金融，提升國際能見度。

政府輕忽台北名列中後段的GFCI，其實極具規劃台灣金融發展策略的價值。政府若能以強化國際聯結為經，以改革金融監理為緯，善用台灣經濟產業條件，台北應能大幅改善在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GFCI評比影響國際觀瞻，是台灣金融發展明鏡，建議政府宜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來面對。

國民黨中央黨部連夜聲援，有數名立委帶領群眾至北檢抗議。但稍後又傳出，調查局也在昨日一早搜索約談罷免新北市綠委蘇巧慧、吳琪銘的領銜人。

西方民主政治的設計，每隔幾年就要重新選舉一次。特別是在台灣，當掌握權力的那一方為了繼續執政，如果任內沒有好的政績，往往就會變本加厲地販賣仇恨、製造對立，冀望藉著民粹式的熱情與信念，猶如宗教般地洗腦動員他們的選民，讓支持者將選舉「聖戰化」。

這種仇恨催化到了一個地步，就會變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信仰，進而給極端激進主義者「人人得以誅之」的合理化的藉口與「殉道者的勇氣」，「大罷免」正是如此。

自罷免提案以來，藍綠雙方都出現死人連署與連署資料不符等，涉及偽造文書的烏龍連署。然而最令人不解的是，這當中被搜查交保的，都是積極推動罷免民進黨立委的相關人士。從北檢到南檢，這種司法雙標的追殺，讓人見證到「納粹警察」的可惡與恐怖。

台灣社會的對立與衝突，在賴清德總統上任之後快速地升高與加劇；以「抗中保台芒果乾」分裂不同立場的民眾，在本質上就是靠著「販賣仇恨」以凝固與擴大自己的基本盤，其目的就是為了要鞏固政權。賴政府為了推動大罷免，不斷藉著下鄉宣講，造謠鼓動支持者對在野黨立委升高仇恨指數，正印證了「仇恨是民主選舉最好的動員」。

那麼解決之道在哪裡呢？我們無法寄望一個掌握權力的人能突然醒悟，去實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烏托邦民主，因此制衡的力量與選民的覺醒乃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如果我們還相信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體制，那麼我們應該要反省：

如果因為你的沉默與縱容，造成了一個無可制衡的政府，這是國家之幸還是不幸呢？如果一切反對的聲音，都被打成掌權者認定之價值的背叛者，這是民主之幸還是不幸呢？如果你無法接受自己的想法可能是錯的，那麼民主的意義何在呢？如果你拒絕尊重、理解別人為何會有跟你不同的想法，那麼民主的真諦到底是什麼呢？

當有一天，民主不再能夠容忍反對的聲音，並且靠著司法追殺在野黨，這樣的民主就名存實亡了！

賴清德總統同意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有關「脫中入北」的倡議，並說如此能「立足台灣，布局全球」，最終形成「全球台灣」。筆者認為，如果真要實施，那首先就應該宣布正式結束「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

「全球台灣」就是他希望台灣練成的絕頂武功。不過，這個「北」是相對於「全球南方」而言，「全球南方」通常是指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這些發展中國家，截至目前為止，全球南方成員已經擴增至一百卅四個國家。

在聯合國內，綜觀全球不過只有一百九十七個被普遍承認的主權國家（包括聯合國會員國和聯合國觀察員），賴總統要台灣全面「脫中入北」，那就要減去前面的全球南方國家，最後我們只剩六十三國可展開貿易，很明顯，這已經不是在「布局全球」。

而且，我們想成為「全球北方」，且不論建立邦交，純粹就經濟論經濟，「全球北方」要不要接納我們進來，被視作一員呢？更不要說我們在蔡英文總統時期大幅推動的「新南向政策」，現在還要不要繼續推下去呢？

政策邏輯要有一貫性。當我們要在經濟層面「脫中入北」，就意謂著要徹底跟過去的自己告別，但經濟政策的實施，不可能沒有思想、文化與教育的相關配套措施，如此綿密交織，才能完成經濟本身的願望，因此賴總總顯然需要「洗滌人心」。

當年日本「脫亞入歐」的政策背後有思想家與教育家福澤諭吉提供戰略思考，如果賴總統是「明治天皇」，難道吳介民就是「福澤諭吉」？但福澤諭吉還有陽明學作自己的理論依據，不知吳介民有沒有思想來引領國人知道往後該如何生活呢？

如果要真正成為「北國」，我們就需要預作因應，譬如要徹底使用「北國」能接受的母語來跟人家溝通，這就是配套措施。是否我們該建議政府除廢除中文外，還要禁止說自己本來的母語？如此孩子方能認真學習「全球北方」的各國語言。

我不喜歡「口號治國」，常會不知不覺把政客華而不實說的話過度當真看待。不過，我從來很欣賞大格局與大氣魄的英傑，樂見賴總統提出「脫中入北」的戰略思考，期待該夢想能全面落實於台灣，只是該如何克服反對聲浪，這點需要三思。

而且，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這幾天接受彭博訪問表示，美國與大陸的經濟沒有理由必須脫鉤，他覺得即使這兩個經濟強權在關稅上互不相讓，仍舊可達成協議。如果美國都不想在經濟「脫中」，台灣為什麼就要脫中呢？

最後，我還是忍不住想回到前面一開頭談到的岳不群。個人淺見覺得：「脫中入北」其實最終是個岳不群政策，畢竟台灣的命根子就是中華文化，世上厲害的武功何其多，賴總統又不是岳不群，真有需要帶領台灣人齊練「葵花寶典」嗎？

從策略角度來看，高關稅被用作與其他國家談判的工具，迫使對方在貿易協議中做出讓步，從而獲得更有利的條件，即川普口中的「量身訂製交易」。高關稅政策也被用來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並通過製造經濟不確定性吸引資金流入美國，降低借貸成本。

大部分國家迫於局勢、俯首稱臣，爭相排隊與美國進行個別談判；唯中國和歐盟採取報復性關稅反制措施，對美國商品也加徵高額關稅，此舉可能導致擴大貿易戰，削弱全球經濟合作，進一步推高物價，降低消費者購買力。而供應鏈混亂和市場不確定性下，可能影響企業投資決策和獲利能力，不僅阻礙經濟成長也導致金融市場激烈波動。

川普的高關稅政策在短期內可能有效，但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美國的高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成本及過高的營運成本可能使外國企業難以長期維持在美投資；全球供應鏈已高度整合，強行改變供應鏈布局可能導致效率下降。高關稅政策也可能因政治或經濟壓力而難以長期維持。

川普的政策過於專注於「讓美國再次偉大」，卻忽略了亞洲如中國、歐洲如歐盟，在全球經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導致國際社會強烈反彈，不僅損害全球經濟的穩定性，也無法建立新的經濟秩序。事實上，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策略，可能進一步削弱美國在全球市場中的領導地位。

與其依賴高關稅政策，採取一些替代策略可能更具創新性和可行性，包括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加大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吸引全球人才，並建立技術領先的優勢；支持人工智慧、綠能技術等領域的發展，提升美國的全球競爭力，還可利用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做為談判籌碼，吸引國際合作並促進經濟轉型。當然，深化多邊合作、推動公平貿易規則、減少貿易壁壘，並穩定全球供應鏈，建立區域經濟聯盟，形成區域性經濟優勢，也可減少對單一國家的依賴，強化供應鏈韌性。

總之，川普的高關稅政策，其長期的可持續性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仍充滿不確定，且多半會是損人不利己的負面結果。若能專注於技術創新和結構性改變，美國或許能在這波全球經濟重組中建立更穩固的地位。

川普最大困境來自蕭牆之內，內閣成員內鬨加劇，股市暴跌、拋售美債、金主失血、基層反彈、民眾示威抗議、農業州哀鴻遍野。

川普的作法引起部分美國政治菁英警惕。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美中的經濟沒有理由必須脫鉤，稱即使這兩個經濟強權在關稅上互不讓步，仍可達成協議，這與川普的強硬口氣明顯不同調；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更批評川普，向全球發起的關稅戰，是有史以來對美國經濟造成的最大傷害。

關稅政策至今多次出爾反爾，一日數變，一再顯示川普底氣不足，國際、國內反彈超出預期，目前騎虎難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持續戰力很難維持。

反觀中國，習近平的底氣來自於制度和文化。制度上，習近平擁有絕對權力，不需考慮選舉，加之美中衝突激發民族主義熱潮。十一日習近平首次對關稅戰公開表態，「七十多年來，中國發展始終靠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從不靠誰的恩賜，更不畏懼任何無理打壓」。

習近平也多次強調要「自力更生」、「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於中共而言以鬥爭求合作則合作存，以退讓求合作則合作亡，須以鬥爭維護合作，以合作支持鬥爭。

中國已經採取一連串措施，對美制裁不手軟、擴大內需、迅速轉單等以因應變局；與歐盟、東協各國密集協商，近日習近平接見西班牙總理，並出訪越南、馬來西亞與柬埔寨，合縱連橫、廣結善緣。

最後再看看，川普大刀一揮，歐盟、英、日、韓等傳統盟友無一倖免，大國不高興、小國只能忍，國際孤立，國內只有自己及少數團隊的支持底氣；習近平有國際盟友合作、政府全力配合、國內人民支持，大家拭目以待，終局會是何者完勝？

針對幽靈連署書，會涉及刑法第二一○、二一六條，即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偽造與行使私文書罪」。又若因此洩漏他人隱私，亦會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法定刑亦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侵害個資罪」。至於此等罪名雖非重罪，但是否會因幽靈連署書之人數多，致依據刑法第五十一條採數罪併罰，而可累加至最多三十年有期徒刑？因在涉及偽造文書之場合，若是基於同一犯意，且反覆為同種類之數行為，於法律評價為「包括一罪」，此在學理上稱為「集合犯」。故在涉及幽靈連署之場合，即便有多份死人連署書，仍只能以一罪論。

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二八條第一項，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就應開始偵查。尤其不論是偽造文書罪還是侵害個資罪，皆屬非告訴乃論之罪；這代表就幽靈連署而言，檢察官不能以未有人告訴或告發，即免除主動偵查之責任與義務。

惟須注意的是，此等犯罪乃以「故意」為限，則是否一有死人連署即成立犯罪，就有疑問。或許是否有「故意」，可以幽靈連署書之人數多寡為判定；但到底要多少，才能算是「故意」？卻又成為問題。尤其是死人連署的樣態繁多，到底是因連署後死亡，或屬格式錯誤，抑或是有意為之，最終的那把尺，實取諸於執法者的內在意志。

因「大罷免」而遭大規模搜索，甚至遭檢方聲請羈押者皆為藍營人士，確實會讓人感覺法律天平是否傾斜一邊。而可以合理化的理由，或在於幽靈連署書之人數過多，顯示是有系統性、計畫性的偽造，自不能等閒視之。惟所謂「多」，到底是多到何等人數？卻又是疑問。較之過往，死人連署相當或更甚者，是否皆有遭強力訴追，實也耐人尋味。尤其屬綠營的罷團，若亦有相同人數的幽靈連署，檢方到底有無啟動偵查、搜索甚至聲押？抑或僅以「無心之過」或「格式有誤」等為忽視，恐都須受到最嚴格檢視。

雖依法官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檢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職務」；但檢察體系乃屬法務部轄下，總有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大罷免的幽靈連署問題，就算檢方無政治考量，卻也難免讓人有所質疑。

因此，為釐清質疑，不論有無主動告訴或告發，檢方只要得知有死亡連署情事，應無分藍綠立案調查。搜索甚至是羈押等強制處分，因對人權侵害極深，被告亦可能被貼上有罪標籤，就不應為偵查的最優先手段；故檢察總長實有必要就何種情況必須作出搜索、聲押或保釋等強制處分，畫出一條清楚界限，唯有如此，方能藉由檢察一體來保障人權，更可免於看顏色辦案之指摘。

教育部的政策調整，再次證實雙語教學上路以來的亂象並非空穴來風，過去幾年，在民粹加持與經費裹挾下，各地方政府為追逐光鮮亮麗的口號與不切實際的數字績效，導致造假成風、形式主義泛濫，衍生國文教師甄試以英文面試，各科教師聘用輕忽學科專業等諸多荒謬現象，嚴重影響學生權益，對向來重視教育品質的台灣中小學來說，教育部、地方政府如此輕率與不負責任，令人不可思議。

而就在教育部務實面對錯誤政策之際，作為雙語政策的發源地，台南市卻又反其道而行，力推教師「課室英語能力認證」，不分學科的教師忙於錄製教學影片接受審查，壓縮老師專業自主，干擾正常教學節奏，嚴重影響學生學習品質，正是政策異化的最新例證，教育官員為迎合首長錯誤政策，不惜以績效主義與數字管理戕害學生適性學習，也正是錯誤政策尾大不掉、乃至亂象叢生的關鍵。

國家語言政策攸關國族認同與人民情感，雙語政策自本質上存在嚴重的戰略錯誤。就算回到教學層面探討，教育部無視中小學主客觀條件，無視缺乏完整配套措施，執意在中小學強推雙語教學，導致學科與英語教學雙貧乏，英文程度跟不上的孩子，只能成為教室裡的客人，長此以往，必定嚴重侵害國教公平與品質，錯誤政策之危害已到了必須徹底檢討的地步。

無論從教育理論或教學原理觀察，全面推動且不斷要求以英語作為各科教學工具，不僅難以達成政策宣稱的提升英語力，還可能適得其反、提早抹殺孩子學習英語的興趣，甚至連帶葬送其他學科的基本學力，簡直本末倒置、得不償失。

依此，教育部的政策轉向雖具正面意義，然其所謂「英語課全英教學」，並宣稱截至今年二月底，全國中小學已有二六七九所學校英語課採全英語授課，實施比率將近七成云云，不免讓人質疑是否又是績效主義的借屍還魂？

教育難以速成，一味追求績效主義反而可能傷害學習品質，包括英語課在內的所有教學都應以專業為本，相信本土的中小學英語師資有足夠專業進行英語教學，也必然會依學生能力與課程需求，採取最有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方式，官員執著所謂「最大程度的英語教學」，實乃畫蛇添足、庸人自擾而已。

毫無疑問，當教育成為政治表演的工具，受害的就是教室裡的學生，而當學生英語力與基本學力陷入雙貧乏的窘境，政治人物念茲在茲的國家競爭力又要如何提升？十年政策亂象，政府治理與教育施政當引以為戒，此刻，教育部既然有心徹底檢討，實不應再次陷入所謂「最大化」的口號泥淖，讓教學回歸教師專業判斷，是真正終結錯誤政策的第一步。

這幾天，我陸續發現很多國中生在學校裡英文考不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考卷中有好多不認識的生字。有一位國中生問他老師，為何要如此？老師說，他就是要鼓勵大家自己設法多讀課外讀物，增加英文生字。我的學生發現他的班上有一位同學考得非常好，乃是因為這位同學的父母英文都很好，而且請了家教替他補習。

我發現數學教育也有這個問題，很多莘莘學子好不容易、很認真地將課本的題目都會做了，學校的考試卻有很多「素養題」，學生必須花很多時間閱讀考題；考題中往往會有一個表格，很多學生因為搞不清楚題目的意思而考不好。

教改有一個很重要的口號，我要在此提醒教育界官員，那就是「快樂學習」。其實我們都知道，對孩子而言，學習總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遠遠比不上遊玩；但是學習也絕對不應該是一件痛苦的事。家境不夠好的學生，實在無法應付那種充滿生字的英文考卷，也不能應付那些數學「素養題」。對他們來講，考試帶來的是挫折和痛苦。

為什麼老師要折磨學生？我卻是非常同情老師的，因為他們是被迫如此做的。要知道，以「國中教育會考」為例，會考的級分只有七級，如果考的題目不特別難，就會有很多考生高分而且同分。會考原來的用意是「免試升學」，誰都知道「免試」是假的，考試才是真的；對出題的老師來說，考題不能沒有難題，否則頂尖高中無法選拔他們所要的學生。所以大家不妨看看每一年會考的英文和數學題目，對我而言，這些題目都相當難。

希望教育部官員正視這個問題，當前我們面臨少子化的衝擊，教育部有一個重責大任，那就是要使得全國學生都對學習不感到痛苦。如果一個孩子很認真地讀書以後，卻仍然考不及格，他一定會對自己失去信心，或許認為自己將來不可能找到好工作。

我國有很多孩子很認真地念書，但無法進補習班，父母又無法替他們找家教或親自教他們；教育部有絕對的責任，使他們對學習不感到痛苦。（作者為清大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