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社會支持」，行諸政策，是針對「需要幫助的弱勢族群」。台電近乎壟斷電業市場，一年營收金額六、七千億元，完全無法歸類為「弱勢」，和「川普關稅」也根本扯不上關係。賴政府為了這筆無處安放的撥補，真是殫精竭慮。

換個角度看，說台電是弱勢，倒也不全然悖離事實。在民進黨「反核」神主牌下，台電將獲利最多、汙染最少、供電最穩的核電強行廢除，然後被迫以高價購買風電、光電。「肥綠電，瘦台電」的虧損苦果，台電只能自己吞。面對「綠色執政」，台電確實是任君擺布的弱勢。

但這種弱勢，畢竟不是需要社會支持的弱勢。能源政策錯誤，民進黨政府卻拒不調整，是咎由自取。要彌補虧損，應由民進黨支付，不能用人民納稅款支付。如果發電政策不扭曲，台電年年賺錢，哪裡需要補貼？

今年首季台電又虧損二百多億元，負債總額已達二．五兆元。賴政府用台電「弱勢」騙補助，自己洩了底。台電變弱勢，冤有頭債有主，請民進黨自己埋單。

先把中共當「敵人」召喚反中仇恨，又把他們當成「利箭」射向在野黨，最後還把他們當成「擋箭牌」來抵擋台灣民眾的不滿。賴清德這種神邏輯，簡直把中共當成「萬靈丹」，治自己所有執政病痛。得力於政治咒術之神效，民進黨把反中牌打得虎虎生風，各種執政的無能與難堪都能任意帶過。然而，並非所有民眾都如此痴騃，賴清德叫凱道民眾去「天安門」抗議時，他立即暴露了自己民主素養的下限。

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卻叫反對群眾去向另一個政權抗議，這到底是什麼痞子邏輯，虧賴清德說得出口。難道，只因為對岸有個專制政權，台灣元首就擁有「免於被監督」的特權？若果真如此，台灣還配稱為民主國家嗎？以賴清德的邏輯，只要三連任的習近平還在位，他自己再怎麼擅權踰法都無所謂，都不比對岸差。請問，台灣的民主，何時竟只能用對岸的專制當成「參考點」了？再說，賴清德不知道自己的專擅霸道，也和中共一樣，屬於同一等級了嗎？

和前總統蔡英文不同，賴清德僅獲得四成選票支持；連同民進黨在立法院退居第二大黨，這表示他必須更謙卑地執政，更耐心傾聽人民的聲音。然而，自詡「八字很重」的賴清德，卻要憑藉「少數民意」，當絕對的總統。因此，他不僅用一連串的覆議、釋憲來壓制在野黨的決議，更發動違反民主常情的「大罷免」意圖改變現狀，更不當利用司法四處壓制可能威脅他的力量。事實上，中華民國的憲政制衡，五院之中僅剩立法院還勉強撐住，其餘四院皆變成賴清德的鷹犬及東廠。至此，他的「獨裁」還需要多作爭辯嗎？

賴清德叫凱道民眾「去天安門示威」，與其說是失言，倒不如說是他的民主觀從來不是有根的價值信念，才會如此冷血狂妄。他不像民進黨第一代對抗過威權的前輩那麼具有熱情和理想，也不像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那麼關注法理平衡，賴清德更專注於自己「台獨金孫」的名號，並持續利用這個名號來欺壓民眾、在野黨乃至綠營同志。

二○一五年初，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時，即曾以議長李全教涉及議長賄選案為由，在司法未法辦前，拒絕進入議會長達二四六天。他因創下地方自治史上「官員集體不進議會」之惡例，遭到監察院彈劾。十年之後他身為總統，更故技重施，以覆議、釋憲手段癱瘓立法院的法案和決議，更推動大罷免要徹底將國會洗牌。這就是「賴式民主」：當市長時，以一人壓倒整個議會；當總統時，則以一人拉垮國會乃至整個憲政。

簡言之，賴清德擁有絕對自我中心的人格，利用扭曲的政治論調破壞體制，你看不出他心中的民主堅持。雖然只是個四成民意的總統，他踐踏國會、濫用司法，毫無顧忌；當他向凱道民眾說出「去天安門抗議」時，他眼裡除了敵人，恐怕也沒有人民了。當一個民選總統拒絕面對民意時，人民還需要對他保持敬意嗎？最錯亂的是，當他忽而把中共當成箭，忽而當成自己擋箭牌；這種人，會有真誠的民主信念嗎？

川普的關稅政策最明顯的影響，就是直接衝擊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硬體製造供應鏈。儘管4月初暫停了部分對等關稅，但基本的10%稅率仍在，特別是針對中國的高達245%的關稅，已使美國企業如蘋果、亞馬遜深感壓力。蘋果在中國的組裝工廠原本就已面臨成本上漲壓力，現在更可能使得美國消費者承受高達四成的價格上漲；亞馬遜也因為倚重中國供應鏈的低價硬體產品而面臨成本大幅增加的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暫時豁免了半導體晶片的關稅，以保護本國晶片製造產業，從而確保美國在全球AI技術競爭中的地位。但這並不代表半導體產業完全避開風暴，事實上，川普政府對美國AI晶片龍頭輝達向中國市場的出口限制，再次凸顯其政策中的不一致性和政治動機。川普政府禁止輝達專為中國市場設計的H20晶片出口，這導致輝達55億美元的巨大損失。但這項政策的效用正逐步受到挑戰，因為中國正迅速增強自主晶片開發能力，如華為近日宣布透過自主研發的「Ascend」神經網路處理器，成功訓練出名為「盤古Ultra」的AI模型，其性能已逐漸追上美國先進晶片的表現水準。這種趨勢顯示，單純靠出口限制來遏制中國技術發展，長期看來效果可能有限，甚至可能反而加速中國自主技術的成熟。

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對於資料中心設備、伺服器、冷卻系統等AI基礎建設產品的高額關稅，使得在美國境內興建與營運AI資料中心的成本大幅提高，這不但可能降低美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更迫使英國和歐盟等，重新思考如何在本國建立獨立的AI基礎設施，以減少對美國設備和技術的依賴。因此全球AI的發展路徑正逐步從原本高度集中於美國，轉為多中心、多樣化的發展局面。

在此國際情勢變動下，台灣處於一個特別敏感的位置。一方面，作為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關鍵樞紐，台灣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顯著提高。川普政府推動晶片製造回流美國，並且透過出口管制將中國排除在先進晶片之外的政策，可能迫使台灣半導體巨擘如台積電，逐步調整其全球布局策略，加快美國廠房的建設速度。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情勢的變動也為台灣帶來了一些潛在的機遇。美國提高的關稅成本與中國自主晶片技術的快速發展，勢必導致其他國家及市場需要尋找新的供應商和技術合作夥伴，台灣憑藉既有的半導體製造優勢與穩定的產業鏈，可望吸引來自歐洲、中東與東南亞市場的關注與合作機會。未來全球科技產業對於可靠且中立的半導體技術夥伴需求將更為迫切，台灣要利用這個機會，強化自身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

此外，川普政府帶動的AI地緣政治競爭，也推動了新興的分散式AI訓練平台。這種新的訓練模式不再完全依賴集中式的大型資料中心，而是透過全球不同地點的GPU共同協作完成訓練。台灣若能善用既有的硬體整合能力，在分散式訓練平台的建置與硬體供應上提前布局，將有可能進一步鞏固並擴大其在國際科技產業鏈中的競爭力。

川普的關稅與出口管制政策，雖然表面看似短期且混亂，卻從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科技產業的競爭結構與未來的發展方向。台灣若要在此波變動中保持競爭力，不僅要警覺地緣政治上的風險，更需要主動調整產業策略，加強國際合作，並深化產業鏈內的技術創新。台灣正處於這個關鍵歷史時刻，如何在不確定的國際局勢中精準定位、妥善布局，將決定未來數十年台灣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成敗與影響力。

日本在半導體工業的設備和材料都相當領先，我國要發展半導體工業，也就因此輸入了大批日本的設備和材料。日本在工具機的領域中也有很大的成就，我們為了要使自己的工業產品相當精密，也就因此輸入了日本的精密機械設備和零組件。我們對日本的逆差，與關稅沒有任何關係，不論我們對日本課多少的進口稅，這種逆差仍然絕對會存在。

雖然我們對日本是逆差，可是這種逆差卻使得我們對很多別的國家有順差，所以我們對於貿易的平衡必須有宏觀的看法。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們對日本的逆差並不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因為日本在精密工業上是一個非常領先的國家，我們對他有逆差是很自然的。

我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是由於日本在很多工業技術方面領先我們，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工業技術上的差距，這個差距值得我們提高警惕。我們不僅對日本有這種差距，其實我們對很多先進國家也都有這種差距；也可以說，在工業水準方面，我們對很多先進國家是逆差的。

我們當然應該注意我國的貿易平衡問題，政府絕對有義務要使我國的產品可以外銷到世界各地。如果我們的國際貿易出了問題，會立刻影響到國人的就業，對我們的經濟當然是不利的。但是除此以外，政府更應該注意我國和先進國家的工業水準差距。

工業水準的逆差如果非常嚴重，對國家安全是不利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能夠縮小在工業水準上的逆差，工業產品就會有更好的競爭力，整個國家也就有更高的競爭力。工業水準逆差的減少，會使我國的輸出更好，也當然有助於我們的經濟發展。

國人應該有一種志氣，那就是，我們要有很多幾乎是獨霸全球的工業產品。如果真的如此，關稅對我們就沒什麼影響力了。當然，在短期之內我們不大容易到達這個境界，但是如果我們的確有這種野心，也有這種信心和耐心，我們就可能成為像日本、德國和瑞士這樣的國家，他們的工業產品常常是很難取代的。

讓我們捲起袖子努力吧！希望我們在「工業逆差」方面可以有很大的進步。

（作者為清大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這樣一支打在孩子身上的針，衛生體系給付多少錢？我告訴各位，一支就是一百塊錢。雖然還會收掛號費，但勞心又勞力的疫苗注射所獲得的報酬，可是遠少於健保看病。

對診所而言，付出的成本更是遠大於表面所見。必須要使用疫苗專用冰箱，一台售價六萬元以上，必須能廿四小時監測溫度，還要有高容量的不斷電系統，至少要三萬元以上，並且需要年度檢查，也經常要汰換。行政作業也十分繁瑣，不但要定期到衛生所領疫苗，並且將疫苗注射的資料詳實登載入國家疫苗系統，因為全台同仁戮力合作，台灣才能保持九十五％以上的疫苗注射率。

打疫苗既然不賺錢，為什麼小兒科診所還要做？答案可能不是因為「愛」，是因為怕病人跑去別間診所打針，然後就不回來了，這就是所謂的「囚徒困境」。衛生機關多年來無視兒童疫苗處置費每劑一百元的不合理，就是利用診所「不敢不打」的心理。相較於日本、南韓的疫苗注射給付，我們可是連人家的一半都不到！

近年來，醫院收不到年輕兒科住院醫師，甚至連兒科院長都需值班。政府以補助住院醫師薪水來解燃眉之急，但是不合理的給付沒有改善的話，終究不會有效果。

民國七十五年，我是陽明醫學院醫學系在台北榮總實習的醫學生，有一個月，奉命每天下班前，要到東院區地下一樓的某病房，幫忙那些長期臥床，且已經失去意識的病人換鼻胃管。在其他病房忙完後，按照護理師的指示，逐床作業。工作時，看著這些所謂的「植物人」，我的內心百感交集，覺得他們幾乎被社會甚至家人遺忘；這根餵食管，幾乎是他們與世界唯一的連結，不知道這樣活著，意義何在？

服完兵役，進入某醫院擔任內科住院醫師期間，曾經顧守加護病房，許多病情嚴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並且依靠呼吸器幫忙維生。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員工的母親，大約七十歲左右，因為中風失去意識，無法呼吸，根據電腦斷層顯示的腦部病變，顯然已經無法恢復意識，但是因為她身體其他臟器功能尚可，若是持續透過機器協助，應該可以長期延長生命。每次加護病房探病時間，見院內那位女同仁進來探望母親的樣子，真的令人動容。只是，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另一個要用珍貴醫療資源所維繫的「人情」。在當年沒有健保的年代，沒有任何人敢告訴自己的同仁，這樣下去不但費用昂貴，也是沒有意義的。

將近四十年過去了，醫療技術日新月異，不少當年無法醫治的病症，今日都很成功的被控制得很好。健保創立了，解決眾多家庭因病窮困的窘境。少子化成為趨勢，人口急劇老化；失去意識無法恢復的人，恐怕只會多不會少。我後來出國留學，返國後進入精神醫學領域，主要執業重點已經與這些植物人的照護無關。但僅靠著想像，也知道應該還是有不少這樣的案例。

「醫助死亡」是意識清楚的人，在醫師協助下選擇「主動」立即結束生命；所謂的安樂死，則是針對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人，在醫師注射致死藥物之下「被動」提早離世，這兩種狀況，都有著加速死亡的倫理意義。

撤除無意識病人的人工維生機制，無論是脫離呼吸器，甚至簡單的移除鼻胃管（這是沒有受過訓練的一般民眾都可以進行的動作），則是讓原本在自然狀況下無法生存的人回到原初的狀態，無法呼吸者當場就會死亡；可以呼吸但無法飲水進食者，則會在數小時、最長一周後自然凋亡。這樣做幾乎沒有任何倫理爭議，只是取決於家屬的情感抉擇。

身為醫師，我認為後者爭議不多，也可以大幅減少更多的無謂資源浪費。如果普遍施行，再來考慮讓醫師們掙扎的「醫助死亡」，不是更合理嗎？

台灣自1987年解嚴後，首度於台南、高雄與屏東爆發第一型登革病毒引起的跨縣市登革熱大流行，時任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流行病學組組長，以曾在印太區美國海軍醫學研究中心（NAMRU Indo Pacific）累積蚊媒傳染病研究經驗，主導建立「輕症與重症病例全面通報」的監測體系，此有別於東南亞「高度地方流行」（hyper-endemic）國長期僅通報「重症」，奠定我國以「實驗診斷」為核心的科學防疫基礎。

事實上，台灣在登革熱成功防疫經驗，有四強項值得他國借鏡：

一、整合偵測提升公共衛生效益。防疫成功首重「早期偵測」。然而，登革病毒感染者中有許多「不顯性症狀感染者」，未發病卻仍帶病毒，能經斑蚊傳播他人，所以僅靠病患通報，會有漏網之魚，致登革病毒持續在社區傳播擴大疫情。台灣採臨床病例通報、登革病毒血清抗體偵測、病毒偵測、病媒蚊偵測及環境偵測五箭齊發的「整合偵測」，不但及時掌握流行的登革病毒血清型，也能揪出未發病的隱性感染者。同時針對病媒蚊密度高風險區的蚊與環境出擊，能有效阻斷傳播鏈。

台灣登革偵測的特殊處是由防疫實務精益求精。早年推動「半主動偵測」(semi-active surveillance)，即社區出現首例本土病例時，立即對與此病例有流行病學關聯性的接觸者（如鄰居、同學、同事）及足跡重疊者（同觀光景點∕晨操公園∕夜市等），逐一採血檢測登革病毒IgM抗體，若發現抗體陽性者，馬上疫情調查全盤找出「感染源」，此積極偵測較往昔僅仰賴醫師通報的「被動偵測」，讓台灣至今免於步入如東南亞多國終年有登革熱的「地方性流行」。

2016年在屏東、高雄建立「風險因子為基石」的數位登革偵測系統（digital surveillance），納入每日天氣數據（如氣溫、累積雨量）、地勢低窪區等因子，提升防疫效能。結合感染者數位軌跡或活動史資料進行比對，能算村里風險分數。高雄市更將環境髒亂、乾淨陽性水溝、屋內地下室積水處、資源回收處、屋簷溝等病媒蚊孳生處，作為例行精準防疫查核依據。

台南在2023年大流行後的次年全無本土病例，關鍵在流行季之「前」，積極動員社區鄰里長，徹底執行「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此策略比「半主動偵測」，更具公共衛生效益。在星星之火，主動趕盡殺絕蚊媒，杜絕後患。

為了向下紮根，高雄市近年推動「社區」診所的「類登革熱與發燒症候群發生率變化」的監測，機場入境的不明發燒旅客續追蹤至社區，又即時掌握各鄰里的「類登革熱病例」是否有攀升趨勢，察看病媒蚊等相關風險因子，以防疫全貌提早前瞻掌控疫情走向。

二、以流行病學發現結果協助防疫。探研1998年台南、2001至2002年高雄及2009年高雄的登革重症，發現若防疫初期失守，經人－蚊－人傳播而擇選複製力強的登革病毒，致流行中、後期易增登革重症。因此一旦發現病例，首要防疫目標是迅速阻斷病毒傳播，期達快速降低重症∕死亡病例。

此外，由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與統計分析，知防疫宜優先聚焦在有登革熱群聚病例與人口密度高處，尤其是高齡人口數大的高風險區。換言之，在登革病例呈時空聚集熱區的高危險群的防疫格外重要。

三、改進病媒蚊偵測。台灣過去習於仰賴布氏指數評估病媒蚊密度，惜此法對人病例流行的預測力低。2015年台南、高雄等地大流行後，習新加坡之長，以誘卵桶監測病媒蚊變化，並以地理資訊系統繪製病媒蚊∕病例∕不同血清型登革病毒的分布圖，讓防疫人員即時掌握病例與病毒及環境的時空動態。

在防疫人力不足時，佐以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的「海豹部隊」專業團隊及無人機、下水道機器人噴藥、監測，有效涵蓋可能的盲區。

四、評估防疫的有效性。當疫情規模過大時，地方防疫人員往往疲於奔命，依台南2015年的成功評鑑防疫經驗，以最小統計區的「里」為每周追蹤評估，一旦某里的病例數未降，即刻追查未發現的感染源，因此在該年冬季降臨「前」，防疫已成功達標。

綜言之，台灣的登革防疫經驗可助他國降低重症與死亡。

賴清德上任十一個月餘，可謂是治國無能、一事無成，之所以如此，乃是賴清德的好鬥性格所致。對內鬥在野、對外鬥對岸；對在野立委發動大罷免，意圖翻轉朝小野大劣勢；對大陸則稱之為「境外敵對勢力」，意圖以反中、仇中為大罷免添柴火，心心念念都是政治操作。

對在野與大陸擺盡鬥雞的高姿態，不過對於美國，賴清德卻是另一副低三下四的面目。

在川普未宣布對等關稅之前，賴清德即主動送上台積電前往美國投資千億美元的大禮，希冀討得川普歡心，結果「賴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川普非但未對台灣有一絲善待，反而課以卅二％的高關稅，令台灣人民心寒；但賴清德還是「以德報怨」，非僅未曾據理力爭要求降低，反而聲稱將以零關稅「回報」川普的卅二％，這種被人打左臉還奉上右臉的阿Ｑ作風，真是叫人嘆為觀止，難怪有人嘲諷是卑躬屈膝。

如果，賴清德對大陸及在野黨也能如此「謙恭有禮」，相信台灣不但朝野同心，台海也不會波濤洶湧、險象環生；「護國神山」不必遠去美國設廠，台灣也不必擔心川普高關稅風暴。

基本而言，國家元首應具備誠信、寬厚、謙遜、有願景與良好溝通能力等特質，賴清德上任近一年，國人顯然看不到這些特質，這也是他主政滿意度每況愈下之故。

川普的高關稅風暴何時落幕，無人說得準，對於台灣經濟將是隨時可能引爆的不定時炸彈，包括中經院、台經院都下修了今年國內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中經院與台經院都預估，即使最樂觀的情況，今年台灣的經濟成長也保不了三％，最悲觀的情境則是中經院預估恐趨近於零。

若此，賴清德真的需要專心治國，並與在野及對岸和解，勿再搞大罷免，也勿再挑釁大陸，應讓台灣休養生息。

賴清德雖以少數當選總統，但他終究是全民的總統，而不只是民進黨的總統，更不是「台灣國的主人」，他必須改變執拗性格，調和朝野、團結全民，放棄仇中與大罷免，如此方能扭轉民意的支持。

呂秀蓮前副總統呼籲賴清德勿介入大罷免，以維持總統高度，結果淪為「狗吠火車」；盧秀燕這回勸解賴清德專心治國，會是狗吠火車、對牛彈琴？還是賴總統將痛改前非？就待五二○答案揭曉。

最直接的現象，莫過於執政黨指控反對者（六成的藍白支持者）為「中共同路人」，然而，目前被逮捕的共諜卻多藏身於府院黨，變成執政黨打臉自己，這就是「反綠共」的由來。當不支持執政黨的都變成「境內敵對勢力」、原本「百分百的言論自由」變成以台灣獨立為前提才能有言論自由，難道不是民主政治大幅衰退的現象嗎？

個人覺得「綠共」是個很奇怪的概念，但問題的癥結卻來自民進黨；要大家「反共」，卻同時汙名化當年反共保台的蔣中正，弔詭的是，常見政客還標舉蔣中正反共的「佳言」，用來攻擊反對者卻完全不顧其時空背景，這種做法能讓人心服口服嗎？當前到處瀰漫草木皆兵的恐懼，真正引發民眾憤怒的是，此刻大家的處境跟「你們所描寫的大陸社會」究竟有什麼不同？

賴清德總統說：「如果真正要戰獨裁，應該要去北京天安門。」當前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讓人民言論自由被緊縮的是民進黨政府，人民當然要來景福門抗議，為何要去天安門抗議？顯見賴總統並沒有把反對者當成自己的國民。

今天大家的共識應是「反台灣納粹化」。如果台灣社會已經簡化成「綠」與「非綠」的二元對立爭鬥，人心嚴重撕裂與不安，實非國家之福，但走到今天這種局面，是誰造成的呢？立委才剛當選滿一年餘就要面臨罷免，本身充滿荒謬。觀察四二六的遊行人數，「大罷免」真有可能成功嗎？此刻的大問題不是大罷免，而是來自美國的「大關稅」，產業正面臨存亡重大危機，國家禁得起這樣持續空轉？

內政部長劉世芳說「要讓賴清德做台灣國的主人」。國民黨朱立倫主席說「賴清德正在台灣進行文化大革命」；民眾黨黃國昌主席說「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賴清德身為總統，只有回歸「中華」與「民國」，認真當人民的僕人而不是主人，才能坐穩自己的位子。賴總統更應嚴肅思考，「立委的大罷免」不見得全然對民進黨有利，如果重選或可讓更多「非綠」候選人當選立委，到時就有可能真會發生「總統的大罷免」了。